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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物理学哲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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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北史·崔光传》：“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沈浮，自得而已。”而在此之前，《韩非子·内储》：“王曰，慈惠，行善也。”即以慈爱优惠来做善事。直接释义大约是“以慈行善”。
既然是“以慈行善”，其重点则在于对“慈”的理解。
“慈”，《说文》只注二字：“爱也。”《左传》：“宣慈惠和”，做疏注的人发挥道：“慈者爱，出於心，恩被于物也。”这就把中国古代对慈及爱的理解讲得比较清楚了：慈，是一种发自内心世界的爱，她的恩惠要遍施于万物，当然首先是人。汉代贾谊讲；“恻隐怜人，谓之慈。”对人，要有侧隐同情之心，将别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将别人的危难当做自己的危难。及至北宋张载，更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伦理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希望爱一切人如同爱同胞手足一样，乃至“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在儒家看来，这样的襟怀，这样的推己及人，才能称得上真慈真爱。
自从两汉之际(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慈善”二字便与之结下不解之缘。最常见的说法是“大慈大悲”，即最崇高的最宽泛的慈爱与悲悯。佛学要典《大智度论》第二七《释初品·大慈大悲义》解释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使一切生命体感到快乐，称为“大慈”；使一切生命体脱离痛苦，称为“大悲”。这种解释与中国固有传统中对“慈”的解释如“恩被於物”、“侧隐怜人”不仅毫无冲突，而且显现出相互融合的深厚基础。在佛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相融合的过程中，慈悲意识与慈善事业一起得到了推广和发展。在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前，中国的大量慈善事业都是与佛教慈悲意识分不开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佛教将“善恶因果业报”的观念引入慈善事业，对于推动更多的人们以“行善事、得好报’的广义功利目的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慈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至今仍在沿用的一个褒义词“功德无量”，恰好蕴涵着深刻的佛教业报思想。实际上，许许多多人正是为了“功德无量”的慈善事业，不惜献出巨额财产、不惜献出悠悠此生。历史上曾有人对此提出批评：“务施不关周急，归德必在于己。”认为哪怕是为了来世的果报，也是本质自私的行为。这种批评不免过于苛刻，不近人情。其实，如果不去计较信仰观念，客观上为社会做奉献的积极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
与儒家的“民胞物与”的观念相应，佛家提倡“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认为最崇高的慈爱是无条件的，最宽泛的悲悯是无分别的，果报已不再是慈善的目的。当然，比起一般的“行善得报”，这已是另一番境界，而照佛家说，这才真是“功德无量”的。《金刚经》明载：“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所谓“不住相布施”，是指“三轮体空”，即以施者、受者及所施之财作为“三轮”，“施者反观体空，本无一物’，称作“理空”；“受者观身无相，观法无名；身尚不有，物从何受”，称作“受空”；“施受既空，彼此无妄，其物自空”，称作“物空”。“三轮”所指都是“有为法”，如果不把心挂系在因“有为法”而获之福上，便不受“生、住、异、灭”的局限，那么当然就是“功穗无量”了。
与儒释两家相呼应，道家也曾对慈善大加倡导。最为著名的是《太上感应篇》，被称为“道家劝善之书”，“其文，尚朴不事浮华；其言，举事以明功罪。”从此书所劝善行来看，大多是为救济当时社会贫苦民众的。例如：“一、收街市弃儿，雇人代养。……二、每冬十一月初一，收贫人入本宅养济院。……三、普济应验汤药。……七、赈济穷民。……八、修造桥梁，开河铺路。……”《太上感应篇》，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百万，命工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尽管其中大致是依照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的老模式，以因果报应作为思维逻辑的基础，向普通民众做深入浅出的推广，常常受到鄙夷俚俗者的讥讽，但一千多年来，这种传播影响之下所形成的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却是值得予以高度评价的。佛道两家虽有各自的理论体系，但在慈善积德方面却是一致的，半个世纪之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亲自作序褒扬，而就在四五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加以影印。重新勘阅，细品古今仁人用心之良苦，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总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儒、释、道三家都对“慈善”给予了应有的推崇和重视，并以其各自的不断阐扬和不断实践，丰富了“慈善”的内涵。赵朴初先生在对比中西方文化中的处世伦理时，曾睿智地指出，西方人讲“爱心”，只要讲LOVE就可以了；而中国人，却喜欢讲“慈爱”：KIND
LOVE。这是传统慈善观念在民众中造成的深刻的潜意识，尽管时代不同了，某些在旧日认为合情合理的方式，如今早已不合时宜，但倡慈劝善的传统却永远不会是过时的，永远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就现实而言，似乎应从传统中汲取精华，以便给“慈善”的内涵注入内在的活力。回首传统，可以看到“慈善”之内涵的清晰结构：最核心的部分是培育“侧隐之心”，启发“本有佛性”，倡导“民胞物与”、“大慈大悲”的襟怀；而在可操作性上，则应顺应人们的功利意识，将一己之私利与他人之福利建立在一种平衡协调、良性互动的观念定式中，在人们中造成一种只要有能力就应该投入慈善事业的社会趋向，在历史上，无论从基本理念还是从可操作性而言，以公平中介的形象出现的宗教都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今的慈善事业中，宗教肯定还会发挥相当的作用。而与此同时，作为非宗教的那部分慈善事业，如何从“慈善”的传统内涵中找到可借鉴的成分，从而形成从核心理念到可操作性，表里呼应、行之有效的新结构，将是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有趣的新课题。
简而言之，使“慈善”这个概念从古老变成新鲜，它的现实意义便将变成历史意义。
一、从释迦世尊正觉缘起谈世界和平
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发展到消亡，都是因缘条件组合、安住与分离的过程。从时间上看，是因果序列、前后相续的必然性；从空间上看，即表现为彼此相即不离、对立统一的因待性；从存在于时空的运动来看，即是刹那不住、无常变异的空寂性。这是佛陀观察宇宙人生所得出的结论。“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说明了世间相待而存在的法则。若遵循佛陀揭示的因果法则来理解人类的相依共存，就可以发现世界和平与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个体、家庭、民族、社会、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尊重生命的平等性、神圣性与不可侵犯性，以慈悲、智慧、宽容的胸襟，化干戈、怨恨、戾气为玉帛、慈爱、祥和，才能维护人类社会的和平环境，在发展中努力建设无诤无瞋、自他相依、和谐共处、互惠互利的地球共同体。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释迦世尊，舍弃了王者的权位、勘破家庭私有制的染著而出家。从解脱自我的束缚中，自觉觉他，自悯悯人，将自己的痛苦与众生的痛苦打成一片，终于在深彻的慧照中，正觉缘起法性而成佛。《增一阿含经·力品》中释尊曾说：“为家忘一人，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为身忘世间。”这“为身忘世”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忘却我所有的世间，勘破自我，不从自我的立场看世间，才能真正的理解世间，促进世间的和乐善生。
释尊为国际非战主义者，是倡导世界和平的使者。据《长阿含经·游行经》记载：摩竭陀国阿阇世王准备讨伐邻国跋祇族，派遣雨势大臣拜访佛陀，佛陀借此机缘说服并阻止了这场战争。一次，释迦族同邻族克萨喇人因使用灌田的沟渠引起争执，相持不下，几乎酿成灾祸。佛陀得知此事后，即刻前往劝阻，解决了争端，使两族和睦相处。当琉璃王发动战争攻打迦毗罗卫国的时候，释尊曾安祥地坐在一株没有枝叶覆蔽的舍夷树下，以他大慈无畏的精神感动了琉璃王，从而化解了一场残酷的杀戮。“战胜增怨敌，战败卧不安，胜败两俱舍，卧觉寂静乐。”这是佛陀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圣训。
二、当今世界的全球一体与恐怖主义
人类闯入二十一世纪的网络时代，世界忽然变得小了起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类克隆自己成为可能。不满足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开始奢想着把家安到外太空去。就连南极的企鹅，也可从基因的转化而改变它们的生存环境。由此，科学家们深信自己的发明创造能为人类带来幸福安乐，大多数人也常常错误地认为依靠自然科学的进步能够解决世间的一切问题。
事实上，恐怖主义、霸权主义正在利用现代科技，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汽车炸弹爆炸、自杀性爆炸、纽约世贸中心大楼被炸，以及生物化学武器、核武器等尖端技术的泛滥，必将给人类留下深重的灾难。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使得国际社会息息相关，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WTO的游戏规则之中，竞争日趋激烈。瞬息万变的经济指数，在红与绿的升降中风起云涌，痛苦与惘然交织在一起，汇集成现代人类的新版《长恨歌》。贪欲的炽盛，瞋恚的恶毒，愚痴的陷阱，是根源于人类自身的痼疾。经济的悬殊，思想的差异，文化的胜劣，构筑起一道道富足与贫穷、开放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的社会鸿沟。发达国家和地区，凭藉着自己的优势，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攫取与掠夺资源，同时把环境污染、森林破坏、能源枯竭等灾害，转嫁给贫困国家，使那里的人民生活雪上加霜。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整个世界动乱不安的根本因素。
世界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部分的过度发达，必将导致重心的偏移。人类内心的嫉妒、怨恨、憍慢等烦恼，从未有止息过的一天。所以在这缘起相待的世界里，只有各方面均衡地发展，使人类在同存共荣、相互依赖、慈悲平等的生活环境中，从内心的净化开始，真正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才能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三、佛教和平观在今日世界的作用与价值
今日世界是一个文化多元、结构多变、形式多样的缘生体。在和平的环境中谋求人类共同发展，是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主题。佛教能否一如既往地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为人类的和乐善生而奉献，关键在于把握时代发展的方向与脉搏，从缘起论的核心思想“诸法无我”中，契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地开展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倡导慈悲仁爱、戒杀止暴、净心行善的人类德行，才能化解人类的思想矛盾、斗争冲突、恐怖暴力等行径，实现人类永久的和平与人间净土的圆成。
从佛教缘起论的思想立场来观察世界：和平与战争、恩情与怨仇、善良与暴恶皆源于人心。《说无垢称经·声闻品》云：“心杂染故，有情杂染；心清净故，有情清净。”由此可知，净化人心，提升人的品质，实为世界和平的活水源头。人类无始以来，内心即为贪欲、瞋恚、愚痴、憍慢、狐疑、恶见等蒙蔽，对财物、美色、名闻、权势、地位等产生强烈的自我归属感与无尽的占有欲。《中阿含经》说：“以欲为本故，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子、兄弟、亲族展转共诤。……以欲为本故，王王共诤……民民共诤，国国共诤。彼因斗诤共相憎故，以种种器仗转相加害，或以拳叉石掷，或以杖打刀斫。”这种家族、社会、国际间的争斗，自古以来就在人类世界重复上演，酿造了多少惨祸、屠戮、战争。今日世界的矛盾、对抗、冲突以欲为本故，已转化成航空母舰、洲际导弹等足以毁灭整个地球的高科技武器。总之，古今事本同，只要人类的欲望得不到遏制，内心得不到净化，世界就没有真正的和平。
“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这是佛陀对弟子们的教导。戒是人类道德伦理的规范，定是调剂身心平衡的方法，慧是明辨是非邪正的能力。只有提倡道德、净化人心、增进智慧，才能转化瞋恚、忿怒、敌视、仇恨、怨结、残酷等迷妄的心行为正觉的德行。戒定慧三无漏学是佛法的总纲，是转迷成悟的根本。戒能防非止恶，定能降伏散乱，慧能照破痴暗。因此佛教是今日人类世界根除三毒所必须的一剂良药，是维护和平、缓和冲突、化解暴力、制止战争的积极因素。
四、如何落实佛教的和平观于今日世界
人人渴望和平，世界需要和平，但和平并不是从空洞的愿望中得来，也不是从消极的等待中得来，更不是从赔款割地中换来，缺乏理智的和平，反而会招致更为野蛮的战争。真正的和平应以慈悲、智慧、平等、无我为核心和出发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倚强凌弱、以大欺小；面对时时发生的纷争与冲突，不应因情绪高涨而以武力对抗制造祸端，而应通过对话代替对抗、交流代替冲突的方式，维护世界的和平。
和平是由善良、道德、真诚、仁爱等无数个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条件和因素构成的。所以，缔造和平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种宗教信仰的事情，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但是，我们绝不能把和平的责任推卸给他人，而去等待将来或寄希望于和平女神的安排。一切都要靠我们人类自己，从身边的善事做起，用善行感化他人，哪怕是一句关心的话语、一分微薄的施舍、一次意外的救助、一件谦让的小事、一点爱心的支持……都会凝聚成一条通向和平的阳光大道。
世界和平是以人类的心地和平为基础，是一个止恶、行善、净心的漫长过程。一个佛教徒奉行五戒、十善业道，即是促进人类和平的根本。尊重生命个体的神圣性、平等性，不杀生是第一大戒。珍爱每一个有情生命，包括人类自己以及其他飞禽、走兽、游鱼等动物，在生态平衡的链条中，人与动物是一个不断轮回的过程。从因果法则的整体来看，杀心不除是世界无法和平的要素。有一首戒杀诗说：“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这就是说杀生是战争的因行，只有坚持不杀生，世界才能得到和平。但不杀生决非消极的“不”。譬如有一恶人将要进行恐怖主义，使无数有情因此遭受苦迫，如不惩罚这个恶人，无量有情会遭受更大惨祸，那么这个恶人势必咎由自取，他的恶行即应得到制止。偷盗、邪淫、妄语、绮语、两舌、恶口等不正行，使世间混乱不安、诤讼不断；饮酒则能迷心乱性，引发烦恼，造成杀、盗、淫、妄的恶行。所以，五戒是人类和平的基础。
五、内外因缘的净化铸就人类永久和平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一直在聚散离合、忧悲苦恼的流转中徘徊。财富的积聚与消散、名利的角逐与失落、民族的兴旺与衰败、社会的文明与愚昧、国家的和平与战争，这一切都在缘起相对的世界中发生、发展以致消亡。检索人类历史，就会发现世界是苦聚的集合，而这种“苦”是依着人类本身而存在的。在生理方面，人生有生、老、病、死的痛苦；在社会方面，有政治纠纷、社会动乱和战争破坏造成的爱别离与怨憎会的痛苦；在自然方面，有风雨失时、旱涝频仍、谷物不丰等导致的求不得苦。佛陀把世间的一切大苦归结为五蕴炽盛苦。
色、受、想、行、识构成有情生命的自体。在这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体中，人类直觉认为有个真实的自我。于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以我所有为半径，勾勒出一幅似乎真实不虚的我相。我见、我爱、我慢、我痴此四大根本烦恼，是世界动乱的根源。由于人类固有的成见、偏见、倒见、邪见等自我意识作祟，自是非他，聚讼纷纭，论诤不休。物质的欲爱、男女的贪爱等使人类自身陷入欲望的深渊，不能自拔。仗着自己的权势、财富、知识、智能等超过别人，而恃己凌他、藐视一切、傲慢无礼、狂妄自大。这见、爱、慢烦恼的深隐处，是人类自我意欲的蒙昧、颠倒、错乱，是人人都直觉有我的痴病。世界正是因为有我，人类才不得安宁。因此我们说：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人类虽有着自身的缺陷和根本烦恼的迷乱，但并非无药可救，佛陀给世界和平开出了良方。并且呼吁在政治体制上建立一个和平、民主、文明的良好社会秩序；在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等领域，保持财利的均衡、发展的同步、素质的提高；在法制教育等思想领域里一律平等。政治、经济、法制三大体系的平等性、无碍性、统一性，是人类和平的基本条件。若更进一步地寻求最极究竟的和平，那一定得从净化自心、净化众生、净化世界中完成。《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告诉我们“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涅槃是止、息、寂灭、安稳的意思，究竟涅槃是心地最极清净、最极和平的境界，一切的烦恼、瞋慢、贪欲、执见等皆消归于平等的法性之中，从而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
生活中总有种种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磨擦，从而产生烦恼。如果用法师的生活禅语：“以包容的心和谐自他”来处理，就不会产生烦恼了。法师生活禅语：“以包容的心和谐自他”是佛教的四无量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清净大喜、平等大舍的现代诠释。只有具足四无量心（特别是平等大舍心）的人才能做到“以包容的心和谐自他”。
　　什么是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呢？《般涅槃经》云：“为诸众生除无利益是名大慈。欲与众生无量利乐是名大悲。于诸众生心生欢喜是名大喜。无所拥护名为大舍。若不见我法相己身。见一切法平等无二。是名大舍。自舍己乐施与他人。是名大舍。”
《般涅槃经》又云：“夫修慈者能断贪欲。修悲心者能断嗔恚。修喜心者能断不乐。修舍心者能断贪欲嗔恚众生。”在经文中我们知道平等大舍要具足无所对立；无我相；无法相；要对一切法平等无二；还有舍己为人。
　　也就是《金刚经》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同样在三祖大师的《信心铭》的第一句就是：“至道无难，唯嫌捡择……”我们只有破了一切相，才能创建一切相。只有破除了一切的对立，才能实现统一，而要破除这些就需要靠我们的平等大舍之心。从这看出修平等大舍的重要性。只有具有平等大舍心的人才能放弃己见，登上更高一层楼，以更远大的目光对待事物，实现自他的和谐。促进事物的顺利发展。法师经常说的“将个人融化于大众”就是现代版的平等大舍。只有真正将自己融入大众的人才能做到“以包容的心和谐自他”。
　　事物本身是缘起性空的并不存在平等或不平等、好或者坏的分别的。我们之所以看到事物有好有坏，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不平等不和谐所致。我们人的特点就是生活在自己的自我的观念里，凡是不由自主地从“我”的角度去考虑一件事是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等：对自己有好处的就喜欢，对自己有害的不喜欢的等等对立。比如下一场雨，有的人喜欢，有的人悲哀，有的人无所谓等等。“雨”是因为冷热空气相遇等各种条件集合到一起而致，这个世界本身并没有“雨”这种东西存在，只是权且有“雨”这个叫法，这就是这场雨的特点，也叫空性。
　　因为我们认为有“雨”这种东西存在，认为“雨”能带来什么好处或坏处，所以有人欢喜有人忧，其实是庸人自扰，我们没有必要高兴也没有必要悲哀。在生活中若能经常思维事物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就能去除掉对自我的执著而发现世界的真谛，用善法去面对承当，这样你做事就占据了主动，这样你才能最高效率地去做事情。我们只有舍掉我们对事物的偏见，我们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事物，才能用自己的智慧去解决问题。
　　经过这种训练，我们慢慢就会有颗平常和谐的心包容万事万物，包容各种各样的人。当你有了颗和谐包容的心，你就能容受别人对你的误解甚至辱骂，能明白他人对你的好心；你才能从容地面对一切；你才能发现你所面对的世界是这样的美好，才能和谐自他。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戒、定、慧”的修证过程，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会得心应手。
　　所以修行舍心很重要。我们只有舍弃对立，我们才能做到象永嘉大师说的：“心与空相应，则讥毁赞誉，何忧何喜？身与空相应，则刀割香涂，何苦何乐？依报与空相应，则施与劫夺，何得何失？心与空不空相应，则爱见都忘，慈悲普救。身与空不空相应，则内同枯木，外现威仪。依报与空不空相应，则永绝贪求，资财给济。心与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应，则实相初明，开佛知见。
　　身与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应，则一尘入正受，诸尘三昧起。依报与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应，则香台宝阁，严土化生。”整个修行舍心的过程就是修“戒、定、慧”的过程。我们只有舍掉我执，才能守好我们的戒体；舍掉我见，才能生定；舍掉我曼，才能发慧。我们只有舍掉过去，才能轻松面对现在，从而攀登明天。才真正能做到“将个人融化于大众”。才能“以包容的心和谐自他”。
　　生活中我们从做事和对人两个方面慢慢训练自己有颗包容的心。首先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来面对世界，认识到没有他人就没有自己，应当认识到自己的一切成就离不开这个世界。在做事上从大方面考虑，求同存异，以海纳百川的胸心吸取各种不同意见。“海”之所以能“纳百川”，是因为海的地平面是最低的，做人也一样，只有把自己放到最低处，才能真正听取别人的意见，才能有博大的胸襟。在对待他人方面要明白正是有他人的存在才有“我”的存在，“他”的存在是“我”存在的条件，“我”的存在也是为“他”存在而服务的。也就是没有“你”就没有“我”，没有“他”，你我他是相互倚赖相互包容的，这就是佛教的缘起观。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以一颗包容“你”包容“他”的心与“你”“他”和谐相处，从内心里以感恩的心善待生命，和谐自他，成为播种和谐的种子，当然也成为享受和谐的最大受益者。
　　在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就是按照这样平等的大舍来生活的。如果我们做不到平等大舍，那么我们就做不到六和敬。身和同居；口和无争；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就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只有真正做到平等大舍，彼此感恩，我们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真正地和谐自他关系，使我们的事业顺利地发展。
　　孔子说：“三人行则必有我师”。赵州禅师说：七岁小儿胜过我者，我向他学。百岁老翁不如我者，我将教他。这都是前圣的伟大的包容之心的写照。
从以上看来，当我们有了包容之心的时候，才能全面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且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来做事情，不违背规律做事自然能使事情朝和谐的方面发展。所以包容不但能和谐自他关系，还能促进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是我们为人处世的绝好方式。
历史悠悠，长河漫漫，佛光普照，世界祥和。二千五百余次的年轮更迭，佛教始终以其耀眼的光芒，照彻世界各地，在启迪昏蒙、开发智慧、指导人生、净化社会等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历史跨入21世纪，人类文明前进的号角吹出了更为强劲的音符，科学昌明发达，技术突飞猛进，社会财富急剧增长，思想文化日趋繁荣。与此同时，恐怖战争、地区摩擦、种族冲突、单边主义等现象，作为人类文明前进的代价，影响着人类健康发展的进程，威胁着人类世界的安定。人心和睦、社会安宁、世界和谐，成为人类共同的心声。和谐、和平、平等、慈悲、中道、智慧、因果、缘起、圆融的佛法理念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热切关注。“和”之一字，道尽了佛法的根本旨趣。响应着历史的潮流，关切着人类的呼声，佛法可望大有作为。
　　发扬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优良传统，精进不懈地弘扬慈悲、智慧、和平的佛法理念，实现人心和善、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共生吉祥，是佛教立足社会无可推卸的责任。佛教之于和谐世界的意义，重在其自身内蕴的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
　　（一）“心安众生安”，佛教在净化人心、服务社会方面具有强烈的主动性。“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教始终把觉悟世间、改造世间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菩萨心肠曾让千千万万的受苦生灵得到庇护，无论是资金援助还是物力相帮，体现的都是佛教主动关心社会、安抚社会、改造社会的入世情怀。佛教先天地内蕴着一整套改善世道人心、净化社会风气的理念，力主去除贪、瞋、痴三毒，以平等心、公平心、公正心看待一切人和事。在肯定主体意识的前提下，佛教主张将单个的人置身于社会洪流之中，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同心协力，共同构筑合理有序的新型的“平等、民主、文明”的理想社会。
　　（二）“心净国土净”，佛教的道德提升理念，有助于人类道德的养成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佛教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性宗教，佛教的基本道德范畴——五戒、十善普为社会所认同，而《阿含经》所确立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更是把止恶扬善与净化心灵视作整个佛教的理论基石，而大乘佛教“广行六度”的要求又将普通的道德水准作了以开发无上智慧为最终目的的提升。在处理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时，佛教主张以
“四摄法”进行处理：非但“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即便“己所欲亦肯施予人”；在语言交流方面注意到他人的感受，尽可能对所有人都不构成伤害；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能兼顾他人利益，甚至为了大众的利益可以舍弃一己私利；个人、民族、国家相互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亲如一家，共同进步。
　　（三）“心平天下平”，面对着种族歧视、民族对立、宗教矛盾、局部战争、恐怖暴力的社会缺陷，佛教的缘起和慈悲理念有利于化解仇恨、息灭纷争、维护世界的安宁与和谐。佛教缘起论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存在都是依缘而起、没有实体、不可执著的，人生如此，物质世界同样如此。基于缘起的理念，佛教要求人们息灭贪欲、瞋恚、愚痴等不健康的心理，倡导宁静淡泊而行于中道；在日常行事中，佛教力主开发人类潜在的无上智慧，彻底清除人类思想中丑陋、污秽的成分，以纯洁、美妙、清净的智慧去观照世间的一切，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地替他人着想，以慈悲之心与乐拔苦，以行“八正道”严于律己。只有个人心平气和，才有家庭的平静和睦；只有国家和谐安宁，才有世界和平的希望；只有人人明了缘起、践行慈悲，世界才有永久的和平。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当和平世界受到不平等、不和谐的威胁时，世界文明发展再次赋予佛教以重任，佛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责无旁贷。　
　　（一）以平等为基础谋求人类和谐
　　和平文化的培植与社会素质的养成，必须以社会平等与价值相当为基础。在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族以及各个文化价值体系之间，不能达成彼此平等的共识，便很难获致世界的和平。一个人如果不能征服自己的贪、愚痴，一个国家不能够真正地平衡自己的利益与欲求，就不可能拥有慈悲喜舍的胸怀，就不可能主动维护世界的和平。只有胸怀慈悲心，以平等观念对待世界上的一切，才能够彻底摒弃自私和执著，平等共荣；只有人我互易、异地互惠的平等方式，才能够共容共存、同体共生，从而在人我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不同的宗教之间，再现和平的希望。　
　　（二）以智慧为依托创造永久和谐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的芦苇”，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人类表达自己的观念、情感以及欲望的方法，既可以带来和谐与平静，也可能因思想的偏激导致行为的激进。因此，智慧的和谐，实质上也是心灵和谐的重要层面。佛教的和谐理念充满着智慧的特性，以智悲圆满、信行一体为基础，通过现实内心的转变，实现缘起性空的“和谐”与“和合”本质。
　　（三）以慈悲为出发点呵护世界和平
　　“一切法若无慈悲，皆为魔法；一切法若有慈悲，则皆佛法。”慈悲是佛法的根本。无限的慈悲、无情的慈悲、无缘的慈悲、无求的慈悲、无相的慈悲、积极的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是真正的慈悲。唯有平等慈悲，人类共生共荣的持久和平才有可能。以四摄法施行慈悲、实践慈悲，并用慈悲的眼光平等看待一切众生，用慈悲的语言、慈悲的面容、慈悲的音声化导有情，从而让慈悲精神走进人们内心深处，注入社会和国家肌体之中，踏踏实实地构筑起人类和谐的坚实基础。
　　（四）以全球为着眼点构建和谐世界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增长，人类对大自然的恶性攫取日益严重，环境污染与日俱增，生态平衡受到极大破坏。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由关注人类自身逐步过渡到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佛教的缘起理论与戒杀实践对当今的生态及环境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借助于一系列宣传教育和身体力行措施的推行，佛教界可以尽己所能，带动全社会共建健康有序的文明世界，从而以全球为着眼点构筑起和谐世界的大厦。
　　“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为佛教界参与和谐社会构建提出了新的努力方向。根据和谐社会的要求，结合笔者所在地区佛教的实践，我认为佛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可以从下列六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一)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佛教品格，积极宣传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努力发掘传统教义中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深刻内涵。
　　佛教的发展与社会的前进息息相关，社会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佛教的变化，先进的社会理念与传统的佛教观念激烈碰撞，不时发出引人注目的火花，促使佛教在不断变革中向前发展。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佛教，而开放的佛教对佛教界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对近年来全国各地蓬勃兴起的弘法文化事业的考察，佛教信徒对佛教文化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仅就而言，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团体纷纷从各自实际出发，举办了一系列旨在满足广大佛教信徒对佛教文化的需求的弘法文化活动，玉佛寺的梵乐团、《觉群》杂志、《觉群丛书》、《觉群译丛》、弘一图书馆、觉群学院、觉群编译馆等系列文化品牌，龙华寺的《华林》杂志、华林佛学院，真如寺的《真如丛书》等佛教文化形式的创立，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以宗教场所为平台，以积极健康的佛教文化为内容，挖掘潜力，为社会的和谐做更多的事情，是社会对佛教的必然要求。
　　(二)充分发挥佛教理论中积极的心理调适功能，以期能“心安众生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竞争空前激烈，人们的生存压力日益加大，物欲化、粗俗化、冷漠化、无责任化、虚假化的社会现象滋生蔓延，给社会的稳定和安宁构成了威胁。为此，我们应该借助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弘扬健康向上的佛教文化，倡导以平常心对待一切事物和现象，以正常而又健康的心态看待社会发生的变化和自身境遇的变革。与此同时，还应该积极组织专门研究，深挖导致各种心理疾病产生的根源，加强社会道德整合功能，通过有效的心理疏导和教育，逐步抑制心理不健康人群的上升势头。
　　(三)大力弘扬慈悲济世、乐于奉献的大乘菩萨精神，倡导广行布施、助人为乐的理念，积极支持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为社会的稳定和谐、为塑造平等、友爱、正义、文明的社会大同精神而不遗余力。上海佛教界在关注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方面，有着光荣的传统。多年来，全市各寺院团体，本着慈悲济世、利乐有情的胸怀，积极支持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和救济工作，在赈灾济贫、赡老抚幼、帮困助残、希望工程等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根据中央开发开放中西部地区的总体战略，佛教界积极响应党中央“兴边富民，支援西部”的决策，将全市佛教界社会公益事业的重点，放在了在西部建立希望小学、帮助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提高综合发展能力方面；包括玉佛寺在内的一些佛教，还作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员单位，设立慈善基金或以其他形式参与的慈善。2004年起，玉佛寺每年11月都要举办“蓝天下的至爱——觉群之光”慈善演唱会，义演所得全部捐献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用于各类社会慈善事业。佛教界积极回报社会、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善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叹，对社会的稳定和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强化广大佛教徒的社会道德意识，培植“诚实守信”的精神风貌。诚实守信，是佛教徒修学生活的基本原则，也是判别一个佛教徒是否具有虔诚信仰的标尺。佛教五戒明令禁止欺骗和妄语。因此，我们可以从宣传五戒思想入手，积极弘扬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厉行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类的事情，诚实做人、谦虚做事，以佛教徒的真诚和信誉带动整个社会诚信风气的普及。
　　(五)发挥的窗口作用，加强与海外侨胞以及海外华人佛教界的联谊工作，进一步开辟和发展同、和佛教界一脉相承的法缘、血缘、亲缘情谊，共同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和谐出力。
　　(六)积极倡导佛教戒杀护生、热爱自然的理念，以实际行动支持社会公益环保事业。从缘起缘生的角度提醒社会在开发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可能充分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慈悲、平等、护生的角度，宣扬生态平衡的重大意义；从少欲知足的角度，劝导人们爱惜生灵、保护环境；倡导健康向上的文明行为以扭转社会的不良习俗，为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而积极努力。
　　人人渴望和谐，个个向往幸福；世界呼唤慈爱，人类倡导平等。永恒的和谐、不朽的安宁，是千百年来人类梦寐以求的美景。然而和谐环境不会凭空到来，也不可能形成于一夜之间。未来的恒久和谐，需要我们从心灵净化做起，踏实践行佛教的智慧、慈悲、平等、一体精神，以无私无畏的气概、以推己及人的胸襟，置身于社会洪流之中，自行化他、普度众生，凝聚全社会之力，共建和谐美好世界。
传统的藏传佛教仪式&&
巫师驱魔的民间信仰在一些民族地区依然存在&
　　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安定有序、公平正义、政通人和、经济繁荣、诚信友爱、人民安居乐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这表达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太平社会、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受到各族人民的衷心欢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民族宗教工作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只有实现民族宗教的和谐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和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宗教关系的状态如何，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极大。对于我国许多民族而言，民族与宗教紧密结合在一起，宗教处在民族文化的核心位置，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关系着亿万人民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而民族与宗教的多样性、差异性，既造就了我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同时也形成民族宗教关系的复杂性。从国际政治数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看，民族与宗教的结合，可以释放出强大的能量，如要健康发展，便是文明进步的动力；如果介入族群冲突，便会造成巨大的破坏。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国内外的复杂因素，民族宗教矛盾激化为对抗，不仅社会和谐安宁化为泡影，而且引起流血冲突与战争，有的导致国家分崩离析，人民则饱受苦难的折磨，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就告诉我们，没有民族与宗教的和谐，便不会有全社会的和谐；维护和促进民族与宗教的和谐，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对于多民族多宗教的中国，情形尤其如此。
　　目前我国的民族关系和宗教态势总体上是好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宗教也在调整和创新中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和现代化事业。与世界上许多陷于民族纷争和宗教冲突的国家、地区相比，我国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是当今地球上最为安宁而富有朝气的国家之一。我国各族人民以前经历过长期战乱和动荡的岁月，对于当前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是倍加珍惜的。
　　但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并及时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隐患，面对新的情况新的挑战，在理论和实践上要努力开拓创新，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大好局面。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我们应当永远记取这一名言。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和掩盖矛盾的社会，而是能够协调矛盾、化解冲突、有力量有办法在发展中不断解决各种问题的动态社会。在民族宗教方面，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继续处理外，又会出现许多新情况需要正确面对。第一，苏东剧变以来，国际上出现新的民族主义浪潮，民族矛盾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民族宗教冲突有加剧之势，民族分离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比较活跃，这些对我国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第二，我国正处在现代化事业飞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它给各族人民带来富裕和进步，同时也难免发生利益的冲突、心理的失衡以及民族宗教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需要有新的协调。第三，“文革”和“冷战”结束以后，政治意识形态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有所淡化，民族意识有所增强，宗教感情有所复苏，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受到空前重视。第四，在改革开放的推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复兴，世界文明成果在传播，我国进入一个多样性文化互动的时代，民众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有了更广阔的自由选择空间，民族宗教也因此而变化发展。总的看来，民族宗教及其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提高了，影响增大了，引起全社会空前的关注。
　　更新观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宗教理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与宗教的理论要与时俱进，结合我国的国情，不断加以发展。
　　首先，要进一步认清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性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明确否定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认为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是正常现象，将长期存在；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和宗教问题中出现的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确认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认为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和其他违法破坏，要依法惩治，不能扩大化。在宗教问题上，要继续澄清“宗教鸦片基石论”和“宗教落后论”带来的思想混乱，全面看待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与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尤其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宗教属性与作用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及其作为文化资源、文化力量的价值，改变视宗教为异己力量的观点。宗教有扬善抑恶、净化心灵、启迪智慧、抚慰痛苦、消解怨仇、使信众得以安身立命的特殊功能，有助于社会教化和稳定。“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的重大创造，“相适应”就是相和谐，发挥宗教服务社会、有益民众的积极作用，减少其负面作用。事实证明，只要社会主义者与宗教界双方共同努力，就能建立起和谐关系，避免磨擦与冲突。
　　其次，要进一步认清民族宗教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构成格局是多元一体。与此相对应，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宗教也是多元一体的。大体说来，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尊天敬祖信仰和儒、佛、道三教彼此互相渗透，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文化，起着核心和纽带的作用，以其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影响着我国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其他民族民间信仰。同时，各民族在历史发展、地理分布、语言文学、经济文化类型等方面的众多差异，也造成民族宗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一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上有明显不同。汉族的民众是多神崇拜，信仰杂而多端，正式教徒占人口比重较少，而学者信仰偏重哲学与道德理性，其文化精神强调以人为本、以现实为重，祭神也是为了求福消灾。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众占人口比重较大，信仰比较虔诚专一，宗教的民族性明显，宗教传统牢固，其文化精神偏向于以神为本、以来世为重。除个别民族外，上述状态至今未有大的变化。大半个世纪以来，无神论思想在汉族中得到广泛传播，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信仰上的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其二是少数民族宗教之间也有巨大差异。大体上有3种类型：一类是信仰世界宗教：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一类是信仰民族民间宗教，如萨满教、东巴教、本主教、苯教、毕摩教、师公教等，它们是原生型宗教，同时有跨时代跨文化的特征；一类是传统的多神崇拜，如土地崇拜、天体崇拜、动植物崇拜、鬼魂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灵物崇拜等，具有较多的原始信仰特征，广泛弥漫在民俗风习之中。每一类信仰内部也是异彩纷呈，各有不同。
　　我国各民族在宗教信仰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主流社会和管理阶层必须正视和关注的。以前人们多从进化论的角度去评判其高下雅俗，并分别予以对待，这有其历史的理由。现在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看，多样性的民族宗教各有自身的特色和存在的价值，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它们是守法的、文明的，在文化权利上都是平等的。树立文化多样性的观念，建立信仰之间的互相尊重，这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要条件。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宗教之间、教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宗教信仰者和非宗教信仰者之间也要互相尊重。既要防止伤害宗教感情导致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也要提倡民族理性和宗教理性，抑制宗教狂热与偏激，以利于民族团结与宗教和睦。在我国，汉族是主体民族，人口最多而信教者较少，容易出现对宗教的偏见，发生歧视宗教和不尊重民族宗教风俗禁忌的行为，这是特别需要警惕和加以克服的。为此，在汉族中提倡对民族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和增强文化包容精神是非常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绝不是一个在思想文化上清一色的社会，而应是文化领域多元和谐的社会。一方面，社会在政治原则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统一和尊严；另一方面，社会又能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给各族人民的特色文化提供自由健康发展的宽松环境，使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继承民族宗教文化优良传统，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传统是历史的，法制是现代的；传统道德的深厚性与现代法制的规范性相结合，便会形成巨大的合力，有利于社会的调控与和谐。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文明，其宗教文化自古就形成多元和谐的传统、重生尚德的传统和爱国进步的传统。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原生型宗教和创生型宗教，都能和平共处在中华大地上，形成良性文化生态；而且宗教界重视道德教化，协调政教关系，推动文明进步，参与国际宗教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各教的主体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繁荣是做出了贡献的，在人民群众中有良好的形象。我国宗教有较强的人文理性和宽厚性格，形成深厚的传统，使极端行为和宗教仇杀不易滋生。我国宗教界积累了与主流社会磨合的丰富经验，善于把自身的教义、与国家利益、社会进步协调起来，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中，宗教界的主流是爱国的，起了积极配合的作用。我国民族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文化宽容精神，它为现代社会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历史前提与思想基础。
　　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存在着民族压迫与宗教歧视，它的政治文化有重人治轻法治、重义务轻权利的偏向，在观念和体制上皆与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不合，其消极影响仍需继续加以清理。我们要努力推动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提倡法制观念、民主观念、人权观念，把优秀文化传统纳入现代政治体制之中，形成统一的行为规则，这对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宪法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根据宪法的原则，我国又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宗教事务条例》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是国家处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法律依据，也是各民族人民实现民主权利和信仰自由的法律保障，它贯穿着平等、和睦、独立、自由的伟大精神，体现了我们国家以人为本、以民为主的社会性质。当前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认真学习和努力贯彻落实，在民族宗教工作上逐步完成从行政指令式管理向法制化轨道的转变，并结合各地情况尽快制定更细致的规则，以便于具体操作。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一部分人群头脑中，法制观念还比较薄弱，干部队伍中长期形成的用行政命令代替依法办事的习惯还不易扭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屡见不鲜，既缺少法律神圣的观念，又缺少法制运作的程序，有些民族宗教方面存在的问题久拖不决或矛盾激化，其缘由盖在于此。我们要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在出现侵犯民族和宗教人权及非法犯罪行为时，人们要学会并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与之进行斗争，不能默认纵容，也不能用违法的方式对付非法行为，那样会使问题复杂化并使自己陷入非法。
　　为官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民族和宗教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宗教信仰者和非宗教信仰者一律平等，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一律平等。社会越是平等，民族便越能团结，社会便越加和谐，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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