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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中西方文化比较》章节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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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文明和现代文明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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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是生产力的不同,现代社会高与原始社会,第2就是社会文明的不同,这点很难说清楚,比如封建社会,它的社会文明有的要远高与现代,中国历朝历代不都有人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吗!我认为：研究人类发展,生产力这个东西定性越单一,越纯粹越好,而生产关系,社会文明这些则越广泛,越复杂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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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准点前来，早出晚归，堪比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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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听一个古代文学教授的报告会，谈了几部古典名著，多次讲“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和压制”&&&&&&不由得想起上小学和中学时老师的讲解，都把清到秦朝之间的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到现在都没有变。
　　这段历史严格来讲，是中央集权社会，但从五四一直到现在，大多数人还是笼统以“封建”称谓，这直接反应中国社会学科研究的一大硬伤，理性与推理欠缺，大多数人的认识模糊。下面展开讨论。
　　马克思将社会形态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乃至于共产主义社会”几个从低到高的阶段廓分，并用这个从低到高的顺序解释人类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流程。
　　现在我们回到理性的立场来考虑，用这个标准不加分析，直接来廓分中国的社会发展流程，是有问题的。
　　西方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一直以商业交换经济生活为主――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是如此；中国进入文明之后主要以农业（先是半渔猎半农耕，农耕主要是农奴主管理的农奴作业，到大秦之后，进入明晰的以农耕为主、以家庭为生产单元的自给自足经济时代）为主，以之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与发展流程，与西方社会形态与流程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用西方马克思社会形态观点直接来界定与廓分中国的社会形态，是有很大问题的。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世代经商的家族之生活实况、理念和世代务农的家族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硬套，会出问题的。
　　即使用此观点廓分西方的社会形态发展，也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就是划分标准混乱――到底以什么为标准来划分？其次就是划分不周延。
　　原始社会用于划分任何社会形态基本没有多大问题，因为任何社会的形成都有一个“前文明”阶段――这是从“非文明人”向“文明人”发展的必然阶段。当然，半路进入的除外――比如美国。
　　中国与西方的原始社会的差别在于什么时间“原始”才结束了？或者换个说法就是中国与西方是各自什么时间进入文明的？这也是社会学界的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你划分了文明与非文明的界限，那么难道非文明社会就没有文明，而是一夜之间直接从非文明状态直接飞跃到文明状态的？
　　界定永远避免不了绝对的失误，这想必也是社会学界的一大尴尬。
　　一、标准。
　　如果确实要划开文明与非文明的界限，那按照什么标准来进行呢？这不仅是划开界限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以之为标准划开“非文明”与“文明”的界限之后、在界定文明社会诸种社会形态之时，也必须要贯穿，不然就发生了逻辑上的混乱。
　　马克思在界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正是犯了这个错误，一会儿用政权归属为标准划分、一会儿用经济模式划分，一会儿则是以感情好恶与没有验证的设想来划分。
　　我觉得划定社会形态，主要还是要看政权模式或者归属――这是一个社会或者国家最为明显的标志。应该尽量去除感情因素，而回到理性的立场。
　　二、具体社会形态讨论。
　　第一、“奴隶社会”。奴隶与自由人、奴隶主，这在任何时代都有，不是绝对的，差别主要在程度的不同。
　　马克思所描述的西方“奴隶社会”，事实上已经从早期民主社会衰落，而进入混乱时期――罗马帝国时期――大量自由人失去了自由，沦为奴隶&&&& 如果这也能当做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的话，那么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些政权混乱的社会也以之为划分依据。
　　美国的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早期希腊政权机构由早期氏族之酋长组成，“人民是自由的，制度是民主的”，可理解为粗糙的“民主”政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氏族政治已不能适应经济之需，从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公元前776年）至雅典克里斯提尼的立法改革（公元前509年），希腊一直致力于政治制度的改革，力求以地域与财产兼顾而设置政权模式。中间经历种种困难，最终，雅典基本建立了这种社会结构（与交换经济形式相配的政权模式）。大约相同时期，希腊西边与希腊隔海相望的意大利半岛随着拉丁人的进入，也开始从氏族政治向比较民主的政治过渡，罗慕洛设立元老院（早期议会，主要考虑财产），召开库里亚大会（库里亚是胞族单位，主要考虑地域因素），设立勒克斯（军事统帅），这是雏形的三权分立，和后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不太一样，在中央的三权之外还设立市政级别的地方长官；直到公元前六世纪塞尔维&图里阿（大约公元前576年继勒克斯之位）的改革，才建立了比较民主的以地域与财产兼顾的政权模式。但是，其政权之内，财产因素远胜于地域因素，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古代，势必如此。
　　――出自拙作《两百年中国》
　　所以， 用“奴隶社会”界定社会形态，把暂时的现象用于界定一个社会形态，这已经犯了唯物主义者所反对的以孤立与静止现象观照动态与整体社会的错误。并且已经直接越过了西方最为值得称道的早期民主社会――而这是西方的文明之源，事实上，西方在中世纪晚期与之后，一直在努力接续早期民主社会（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的经济模式、政权模式、思想体系内容与模式。
　　其次，奴隶社会的界定，也有“感情用事”之嫌，人一有感情好恶参与理性分析，必然要出问题。
　　而我们中国的学者，就开始模仿马克思的奴隶社会，把西周以及之前的社会称之为奴隶社会！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那已经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第二，我们看看封建社会。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封建的意思是“封土建邦”，就是分封国土、建立诸侯，把天下分成若干块，每一块有一个国君，对“王”负责，但必须看到这种负责更多是名义上的“尊”和上贡，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于思想，基本由国君自治，只要不超出天下整体的大框架就行。
　　我觉得这个提法是站在很高的高度来提出的――相对于中国来说，其超过了马克思的界定。
　　可惜的是，中国“五&四”以来，尤其是“文革”时间，认为古代的东西是毒草、糟粕，一概打倒&&&&
　　就中国来说，由于大禹治水的成功，以前的散居部落被空前动员与集中，所以之后的朝代国家――夏的建立就有了基础。他的儿子启也打破了早期“禅让”的政权传承传统，而直接世袭。
　　“封建”确实是中国自夏朝开始，而到西周、东周中期之前的社会形态，而我们却通常把这段社会形态，称之为奴隶社会！
　　至于中国的“封建”社会之前，则明显是散居部落时代，又可称之为“共主”时代――散居部落共同推举一个共主，作为名义上的天下之王，比如尧舜禹。
　　至于西方的历史流程，我不是很熟悉，但是如果按照“封建”的标准划分的话，应该是在中世纪――至少欧洲大陆开始形成许多小国家，并遵行于一个大的“宗主”。
　　第三，中央集权社会。
　　从理论上看，西周时，真正的封建社会结构形成――普及的农业使得各诸侯疆域固定，广大劳动者被固定在土地上劳作；从结构最底层向上依次是劳者、士或家臣、卿大夫、诸侯、王。这在理想上是一个无比稳固的金字塔结构，然而实质上，这个结构从最底层的经济层面就充满变数。
　　一开始，农耕经济的主体――“劳者”被动地为土地的所有者、管理者劳动，随着农耕范围的扩大、人丁的增多，慢慢地就会自己另外垦荒以养家糊口或增加收入，同时，一块土地的所有者也会有变动，在土地传承、还有天灾人祸等方面都充满了变化。这样的话，“劳者”就逐渐地普遍拥有一点土地――模糊的农耕经济向明晰的家庭“自给自足”经济转化；家臣与士阶层会私占“卿”、“大夫”的土地，“卿”、“大夫”强占国君的土地，各国国君也逐渐不对王负多少责了。随着土地占有的紊乱，金字塔的政权结构、社会结构也开始松动。而王权本身也在不断的征伐中衰落：
　　周昭王南伐荆楚“丧六师于汉”， 周昭王也“南巡不反（返）。 ――《竹书纪年&周纪》。
　　之后，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结果“荒服者（以前臣服于西周的蛮荒民族）不至（前来朝贡）。” ――《史记&周本纪》。
　　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 ――《汉书&匈奴传》。
　　“厉王无道，淮夷入寇。” ――《后汉书&东夷传》
　　“厉王无道，戎狄寇掠。” ――《后汉书&西羌传》
　　昭王是西周第四代王，穆王是第五代，懿王是第七代，厉王是第十代，之后周室共和执政了14年，宣王即位，决定打破“井田”状的私田围绕公田的生产情况。我猜测在西周的前三四代里，人口猛增，田地范围空前扩大，同时，从昭王开始，西周王室由于不断对外作战、对内炫耀武力，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这也是一种需要，所以王权势力开始走下坡路。
　　综合以上因素，使得整个经济层面的情况突变：
　　“宣王即位，不藉(凭、借)千亩。”――《国语&周语》
　　由于“伐姜氏之戎”战败，“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国语&周语》
　　西周第十一代王宣王即位的时候，面对经济层面的变化、和王权的衰落状态，决定对原有的“公田”制予以改正――不想再笼统，而要清楚土地的面积、产量、归属；同时想要切实地掌握人口数目。想要清晰地掌握土地、人口，当然这在当时不能做到，相关机构的业务能力首先就不能跟上。
　　西周的政权状况既然每况愈下，向东周的继续变乱就成了必然。国与国之间、卿大夫之间、乃至家臣之间关于土地的争斗，也愈斗愈烈。春秋后期，孔子曾就“阳虎之乱”而极为哀伤悲叹，阳虎是一个家臣，势力竟发展到威胁一个国家的程度；晋国也被韩、赵、魏三家分割。我们相信，这些都是由来自对土地的占有而引起的。
　　那么，这种社会激变的实质是什么？
　　那就是封建社会的金字塔政权结构面临崩溃，经济层面由模糊农耕向明晰的自给自足生产转化。
　　在各义上讲，封建社会的最高领袖是“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实质上，这种情况只有在夏、商、周刚建立时，才基本可以保证。那时，“王”有无上的权威，主要由一支强大的军队保证，同时，王畿之地远远大于和富庶于其他诸侯国，更何况，刚封出去的诸侯大多是自己的亲信、亲族，信得过也会极大地服从。
　　西周初期，封建社会结构达到了顶峰，而内中衍生的因素也开始促使整个封建社会结构的解构。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全面普及的模糊农耕必得向明晰的农户生产转变。理想的封建社会，具体的经济单元极不明确，西周最有名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劳者在耕种周边的私田之外，还要耕种私田中央的公田。私田的实际情况如何，我们很难说清，不可能每家每户都有土地。黄仁宇说，私田可能来自于地主的馈赠，我猜想那时的土地封主的思想还没有上升到如此之高的境界，更实际的情况是，封主尽可能多地占有肥沃与广大的土地，而劳者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在周边开一点荒而已，就算是“私田”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之上，那实际上的封建社会就被认为是“奴隶”社会，我们将其定为“封建”，是因为那个社会根本不注重经济层面的现实，而只在乎土地逐级分封的形式――社会结构重理想的稳固而忽视实际的松动。定义一个社会形式，政权结构是首要考虑的对象，集中体现在国家权力的分配上，而非主观感情上的奴役情况，其实真正的封建社会的“王”也没有考虑到奴役这一层。
　　那整个“井田”之外呢？人丁增多之后呢？再说“公田”本身其权责就相当含糊，时过境迁，公田的管理者往往会将公田据为己有或不断割取，而这一切具况都不在诸侯的计算之内。井田制与封建制非常相似，都可以看出封建社会从经济到社会注重感性与理想的端倪。王权确实与天下最基层的经济层面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王与各个诸侯国的经济层面是如此，而王与王畿之内的经济层面、诸侯与自己封地之内的经济联系也是如此。
　　为了维持天下的安定，让诸侯间互相节制，王只得不断地割取王畿之地分赏下去。因为总是浪费国力，东征西讨的状况实在是没法一直保持的。王畿渐渐变小，军队情况也只能缩水，而诸侯的欲望是无尽的，最终“王”就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空架子。
　　当人口逐渐增多，于是诸侯国之间原先的许多中间地带便会充斥人丁，这将直接引起两国的界限之争，即便不会这样，诸侯之间为了各种利益的攻伐从没停过，并且愈演愈烈。同时，土地权的反复变更、人口的不断迁变增长，家户自己拥有土地而不是同时耕种所谓的公田（这是诸侯的土地或是卿大夫的还是家臣的，很难说清，应当只有诸侯的土地才算公田，但土地如此之大，诸侯也得分封才能管理，在卿大夫来说，也是这样分封给士与家臣阶层），已成为一种大局。
　　应当说，封建社会结构解构的趋势一开始就已注定。西周中后期，“王”节制诸侯的力量削弱就是证明，再而到东周王畿土地锐减又是一次严重削弱，春秋时，五霸交替登上历史舞台，实质上威权已超过“王”甚多，到战国时，“七雄”出现之后，有国君相继称王――魏王、齐王&&&&&&原先的周王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名词。
　　诸侯在多年的攻伐兼并中，历史舞台的主角不断更替，强烈的竞争刺激智者的反思，既然攻伐与杀戮不可避免，那么，到底如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增强国家经济能力的基础上，同时使国君能有效快速地抽调人力、物力――削除中间阶层，发展自给自足的家庭农耕经济，国君集中国家权力。春秋战国各国的变法都围绕这条主线展开。而这条主线的实质就是：封建的社会结构向中央集权社会结构转变。
　　春秋时，管仲在齐国倡导“相地而催征”； 鲁国、郑国开始“履田”、“作赋”，李悝在魏国探讨小民个产与国家的密切利益关系――“尽地力之教”，各国都有深度不等的变法。最重要的是秦国商鞅的变法，前后两次，基本让秦国百姓家户自己拥有了土地并极力发展农业；基本扫除了中间阶层而让国君能直接向万民抽税，同时抽调人力。其他国家则在这方面做的远远不如秦国，个中原因除过秦国国君先后几代勇敢果决，始终如一地削弱贵族等中间阶层外，另外，我猜想秦国的中间阶层是否也便于削弱：农民自己占有土地的范围大，中间阶层力量势必不是十分强大。秦国疆域接近少数民族，社会结构肯定受其影响，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比从事于农业的社会结构简单而紧凑，经济情况简单，归属分明。
　　假如秦国面临晋国后期的状况――韩、赵、魏三家把持国家政权，那么即使秦孝公和商鞅驾临晋国，变法也绝难进行。
　　总之，秦国由于削除了中间阶层的力量而让农民自己拥有土地，一方面，生产的主动性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实力大增，同时由于国君削除特权阶层而集权，所以便于抽调人力、物力――这样社会结构就紧凑而强大。另外，秦国有肥沃广大的土地，郑国渠灌溉八百里秦川，秦国有接近少数民族的便利，在获取马匹、牲口方面又占了优势，一方面人们耕地轻松，同时作战时又有轻快的骑兵，另外，在冶铁方面，其似乎也走在其他各国的前面。所有条件均已具备，秦不统一天下看来都不行了。
　　秦国完成结构的蜕变，其关键是清除中间阶层，发展农户生产，使经济实力大增，同时使得国家能很好地控制经济情况，从而使社会结构变得整肃，这和秦国数位国君，尤其是秦孝公厉行果敢，又广纳人才是分不开的。
　　这次社会结构转变的结果是，国家承认小自耕农户的土地所有权，其与最高统治者――皇帝“直接”联系，由各级皇权的执行机构维持这种联系，保证中央向各地调配人力、物力。在科技不发达的中国古代，这是万民最钟情的经济生活方式与相应的社会结构。所以，虽然后来社会反复历经剧变，但最大多数人从未想过真正改变。
　　从实质讲，民间总会出现各种天灾人祸、土地迁移转让的各种变化，地方的氏族大姓和有势力的人总会想方设法集中土地而放债收租；此外，皇权的执行机构总会被专权阶层控制，造成权责不明的情况，对民间逐渐失控。两方面的原因结合，就会破坏中央集权社会的结构。中国在大秦之后的历代社会结构的解构，都是这种情况。
　　从理论上说，封建社会结构是金字塔状，这个结构感性有余，理性不足；过于理想化，实际操作性欠缺。王与诸侯之间靠礼仪规范维持，而欠缺实质的管束服从，如此的社会结构是由特定的时代决定的，是民族生活模式从渔猎到半农耕、再到全农耕的必然产物，也是国家政权模式由部落模式转化发展的结果。到西周时，全农耕的生活方式确立，封建的社会结构发展到顶峰。
　　但是，起真正而基础作用的经济形式不会停滞，因为西周的农耕虽已普及，但是呈现模糊的状态，由于逐级分封造成田地没有明确产权；理想金字塔的社会结构的原因，注重理想，忽视实质，管理经验不足。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动摇封建社会结构，而向中央集权社会的社会结构过渡。
　　这中间变化的两条基本线索是：
　　一 、经济层面：土地生产者的不明晰状态向小自耕农户拥有土地的明晰状态过渡，自给自足的小自耕农户生产必将为万民尊从，这种主流经济的模式还将小手工业、乃至于商业，也影响成“自给自足”的情况。“自给自足”成了整个中央集权社会经济的灵魂。
　　二 、政权结构：由封建的金字塔结构向巨大的薄饼状过渡，最高统治者打破中间阶层而与整个民间――以小自耕农户为主的经济层面直接联系，中间由各级政权机构保证执行，以便有效快速的抽调人力、物力，政权机构执行的皇权，这与封建的各级封主的执权情况是有本质不同的。
　　从春秋到战国的各国改革都在努力做到以上两点，而只有秦国做得最为彻底。承认小民个产就会激发万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经济实力；打破中间阶层可以使国君站实，这样，国家的社会结构就会坚固和强大――国君能快速抽调强大的人力、物力。国力的强盛离开两点中的任何一点都不行。后来宋朝的富而弱就是一个例证，用统治小自耕农户的模式去管理不是小自耕农户为主的多元经济现实，中央就没有办法与基层经济保持联系，没有办法调配人力、物力，所以宋民间繁富，但社会整体异常乏力。
　　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模式确立之后，保持了两千多年，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结构的经济与政权线索在秦始皇以前就完全没有，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就完全消失。经济模式、经济观念、社会观念不是说有就有，说没就没的东西，我们的许多著作截然生硬地划分这些东西，真是坐而论道，不解实际的表现。经济形式、社会结构、社会观念，其产生与消亡都有一个过程。历史从来都是一条洪流，哪里有断过啊！
　　中央集权社会与封建社会在本质上不同的，可悲的是，我们似乎一直把中国的中央集权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而把实质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称之为奴隶社会。
　　第四、资本主义社会。
　　至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描述更是含糊，资本主义只是描述经济模式的概念，马克思却用它描述社会形态。
　　“资本主义社会”，其实质是市场交换经济的各行业、生产各单元用货币充当交换中介――而刺激价值的公平流通，然后以剩余资本进行投资，刺激经济各行业、生产各单元作进一步的发展。
　　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描述经济模式的中性词，其与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模式的两种描述而已。但是在马克思那儿戴上了感情排斥的阴影――他一生都在找这种经济模式的漏洞，并进而批判以这种经济模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剥削性。正是受到如此的主观感情的影响，使得中国迟迟不能发展市场经济。
　　其实，西方与发达国家到现在为止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尚且还没有进入健康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已经验证的经济模式，尚且看不到一种经济模式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一切超过“资本主义”预想的经济模式都没有经过验证，可视为一种空想。
　　第四、社会主义社会。
　　至于社会主义，现在需要重新界定，我想“社会主义”更多是要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比之于西方更加公平的民主政权、更加重视人而非金钱的思想体系，如此的社会形态。
　　关于我对于社会主义的界定，请参照我的博文：重提政治体制改革，重看“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应该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形态，而非空想。就中国的社会主义来说，必须要兼顾市场经济、民主政权，以及相应的思想内容这些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东西，而站在更高的高度来构架。
　　我们不能用早已过时的产生于西方背景之下的社会形态划分中国社会形态流程，并一成不变地认识我们的历史。因为那种观点即使在西方也不准确。任何理论绝对化都是有问题的，马克思理论也是如此，好在马克思讲辩证发展，而很多马克思信徒却不讲辩证发展，这是对马克思本身的背叛。
　　如果硬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教条来划分中国的话，就会将中国最为主要的社会形态――中央集权社会（大秦到大清）划出去或者模糊；并且，就西方自己来说，也会将其最为重要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淡化。而实际上，西方与中国最为重要的的文化积淀、基本精神的形成，就在这两个时间段&&&&&&
　　如果严格按照政权归属来划分社会形态的话，西方的社会形态流程就是：原始社会――早期民主社会――封建社会――近现代民主社会。
　　而中国的社会形态流程就是：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社会――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社会。
　　虽然做了如此划分，但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是不相同的，中国要构建的民主社会与西方的民主社会也是不相同的。
　　中国与西方就没有相同的社会形态――因为经济基础及模式、政权形态、思想体系都有本质区别&&&&&
　　中国在大清的时候，中央集权社会的三条主线：以农耕为主的自给自足经济、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绝对皇权为标榜的中央集权政权、以儒家与法家为主流的庞大思想体系，后两条线索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也走到了尽头，即使没有外力的压迫，中国的社会形态也必然发生变化。
　　十九世纪中期之后，西方与日本、俄罗斯等力量开始影响中国，给中国的社会变化增加了更多不稳定与游移因素。
　　内外因综合，中国走成今天的状态。
　　尤其要说的是，我们把本来是中央集权社会的时段，说成封建社会，而把真正的封建社会，说成奴隶社会，这种说法超过百年，学届也很少有人予以反思，更不要说站出来反驳，这不能不说是学术之悲，也可见社会学科乃至于整个学术领域的逻辑欠缺。
　　直到现在，中小学乃至于大学课本上学习一篇古文或涉及古代近代的文章，老师在总结中心思想或评论的时候，动辄“揭露了封建的腐朽&&&对人性压抑&&&对封建社会予以无情的鞭挞和批判&&&”，殊不知，他说的，其实是中央集权社会啊。
　　作者邵旭峰： 青年学者、独立时政评论者。
　　著作：《来龙去脉看中国》、《两百年中国――从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中期》、《世界主要社会形态及走向》。 提出“人的社会的相对论”――社会是外在的社会结构（经济与政治的双螺旋线结构）与内在的思想体系（三个方面：自然、社会、“统摄”，三个层次：全民具体观念知识、抽象出来的理论思想、再抽象得到的民族精神）的双变合体。
　　社会时政、历史文化、军事动态、国际形势等各类文章散见海内外媒体，刊载、转载，必须本人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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