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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讲述混在中国的日子：越来越难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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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讲述混在中国的日子：越来越难混
新民周刊第25期封面
　　老外混中国难了
　　当20年前，举国热议“北京人在纽约”时，所有人大概都不会想到，20年后，我们会热议“老外在中国”。
　　是啊，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想当年，只要天生一对蓝招子，外配一张一目了然的洋面孔，普通话带点儿化音，双臂最好金毛茸茸——那么，一个高视阔步的老外在中国简直如鱼得水甚至一举成名。但如今，混中国却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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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地位变了。中国的视野阔了。国人不再仰视洋人。倒过来，甚至因为“君子小人皆爱财”，老外反要仰视财大气粗、在欧美“见货就扫”的“中国扫民”。真所谓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世事实在难料哇！
　　曾记否，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更多的中国人见识了更多的老外，几千万中国游客，在世博会上与各色老外“抬头不见低头见，一个转身又相见”，那才叫零距离感受——“原来老外也有书生和痞子，也有精英和人渣呀？！”
　　西方金融危机爆发，西方一片无法掩饰的萧条，又让老外在部分国人眼里，从贵宾陡降为“淘金汉”。
　　大约1200年前，六祖惠能去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有幡被风吹动，因有二僧辩论风幡，一个说风动，一个说幡动，激辩不已。惠能想了想，便幽幽地插口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你们的心动！
　　是啊，其实老外还是老外，中国还是中国。只要我们的心，保持一颗大国之民的心——自信、博爱、淡定、理性、宽容，则无论仰我者、赞我者、笑我者、贬我者统统不过是风、是幡，环球世界，岂非同此凉热？！
　　老外们的“贵宾”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唯真正的中国心，不动！
　　(主笔 胡展奋)
　　老外变“坏”？
　　一向对“国际友人”和“外宾”怀有好奇心的中国人，开始琢磨：怎么周围出现了那么多低素质的老外甚至“洋垃圾”？是本性暴露，还是入乡随“俗”、橘枳之变？
　　记者—邵乐韵
　　一切争议，从一个猥琐老外在北京街头猥亵一名中国女子开始。紧接着，火车上一名俄罗斯大提琴手的脚丫和“臭”嘴激起了更大的公愤。仿佛是种“举证”的默契，一时间，全国多地陆续冒出了类似的“随手拍”：西安，公车上不肯让座还竖中指的外国人被赶下了车；宁波，两名外籍男子坐在草坪上嗑瓜子还随地吐壳，被劝阻后大言不惭“这是中国，谁都这样！”；广州，近百名黑人因为一起民事纠纷案而聚集示威，追打警察，这是继2009年后的又一次群聚事件……
　　与此同时，北京启动了清理“三非”行动：为有效维护首都涉外治安秩序，自5月15日至8月底，北京市公安局将集中开展清理“三非”外国人百日专项整治行动。其间，市民可对在京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的外国人进行举报，构成犯罪的外国人将被追究刑责。
　　一向对“国际友人”和“外宾”怀有好奇心的中国人，开始琢磨两个问题——
　　怎么周围出现了那么多低素质的老外甚至“洋垃圾”？
　　这些老外的不文明行为是本性暴露，还是入乡随“俗”、橘枳之变？
　　大门常开
　　不要尾随、围观外国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小学生守则》里有这样的规定。90年代中，美国人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协会”的一员来到中国长江边上的小镇涪陵教书的时候，像他这样的异域面孔，又搁在这样一个小地方，走到哪儿都会被围观。当时，全中国最有名气的草根外国人，是电视里那个会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加拿大人“大山”。
　　多年后，当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何伟”被更多中国人熟知的时候，他已经写出了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在《江城》中，他回忆起作为一个“洋鬼子”，初到中国小镇时所感到的令人心力交瘁的压力：“别人对我无关宏旨的关注，老是冲着我戏谑性地大喊大叫，我极力挣扎着要弄明白一个外国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这样的骚扰也有另外一面，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总会有些好奇和迷恋，一旦交谈起来，他们往往比一般人对我要好得多。”观察敏锐的何伟用丰富的笔触点出了中国当地人和外国人之间微妙奇特的感觉：互相怀有好奇、迷恋和恐惧。
　　2000年，何伟担任《纽约客》杂志第一任驻京记者的时候，中国的门户开放程度比起他初来乍到时已经大相径庭，外国人入境量达到1016万人次(1980年时仅74万人次)。进入新世纪以后，外国人入境人数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递增着。
　　截至2011年，外国人入出境总数达5412万人次，其中在华常住外国人(即居住半年以上者)近60万人，是30年前的30倍；在华就业的有22万人，主要为三资企业工作人员、教师、外企驻华机构代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来华外国人持续较快增长，入境目的和身份日益多样，在华活动广泛复杂，流动性强。”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说。根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2011年来华人数居前十位的国家是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蒙古、菲律宾、加拿大。除了观光休闲、访问、会议商务基本持平外，服务员工、就业都上升了数十万人次。
　　上海浦东机场、北京首都机场以及深圳罗湖口岸是历年外国人入出境人数最多的口岸。北京奥运期间，一句“我家大门常打开”概括了中国开放的程度。在北京接受第6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外籍人员人数仅次于广州、上海，容纳约3万常住韩侨的望京区成了名副其实的“韩国城”；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浙江县级城市义乌是非洲人和中东人眼中的生意宝地；而在上海这座海派城市，隐现着一张张异域文化地图，外籍人士很容易就找到家的感觉……
　　除了首都及沿海城市以外，中国内陆城市的大街上也不乏老外的身影，当“国际外宾”成为“隔壁邻居”，本地人不再少见多怪。甚至有人用亲身例子“告诫”同胞，这年头千万别以为老外不懂中文而乱讲话，说不定对方一开口就用倍儿溜的京片子或麻辣川话呛得你一愣一愣。在微博视频中一人分饰12角而一夜爆红的“Mike隋”虽然是中美混血，却也打着“老外屌丝”的旗号博取眼球无数。
　　泥沙俱下
　　盛况之下，一些“三非”外国人随着来华洪流进入，我国发生的涉外案件也明显增多，北上广等外贸发达地区尤其是来华外国人犯罪的高发地，涉及金融诈骗、走私贩毒等。广州街头就出现过少数外籍“行骗党”，诈称能用“神水”变出美钞；或声称曾在美军后勤部服役过，有美国政府从未公开发行过的大面额连号美钞兑换。
　　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各界发布了2010年系列审判白皮书，其中《金融犯罪审判白皮书》显示，金融票证犯罪案件中，外国人犯罪的案件呈上升趋势，占到一审案件的96%。且相关犯罪外籍人多来自东南亚国家。
　　此外，语言是外国人“淘金”的最便利手段。近年来，北京就查处过多起语言培训中心私自雇用无资质的“外教”事件。
　　除了普通的刑事、民事案件，涉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道德失范的事例也开始多见。6月9日，一条名为《上海地铁站口三个外国人围殴一个中国人》的帖子在某论坛网站上迅速传开。发帖人张先生称，6月8日下午1点左右，他和同事在地铁二号线北新泾站看到三名外国人对一名年轻人挥拳相向，张先生等人便上前劝阻，没想到双方就此发生肢体冲突。三名中方当事人不同程度受伤并已就医，而据他们所说，三名外国人都是未成年人。让他们气愤的是，直到11日，在笔录过程以及其他场合中，这三名欧美籍外国青年和他们的家长丝毫没有表现出歉意。张先生通过网络呼吁，“警方已经有了路面上的监控视频，希望能够找到在地铁站口的目击者，还原事实真相，用法律讨回公道。”
　　发生老外猥亵中国妇女的事件后，“童话大王”郑渊洁发微博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看中中国的机会，从而涌入中国。人多了难免鱼龙混杂，外国人和中国人争夺就业机会甚至犯罪。我认为政府应该与时俱进，提高外国人入境中国的门槛审查其经济实力。”他发起了一个民意调查，11533人参与投票，结果高达94.8%的人力挺“提高外国人入境中国的签证门槛，查外国人的存款、房产、有无工作”，只有5.2%的人支持“保持外国人入境中国签证的现状”。
　　2011年，全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不断加强口岸查处力度，严厉打击非法出入境活动，共查获偷渡人员2999人次，查处其他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人员4.9万人次，查获网上追逃人员1140人次。
　　南橘北枳？
　　3月30日，斯诺克球手奥沙利文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发布会上，当众抽烟引起在场中国记者的不满。“在英国，室内是严格禁烟的，但在中国，你可以随心所欲做你想做的事情。我喜欢这种风格。”奥沙利文这样辩解。
　　对此，世界斯诺克协会新闻官马特专门解释说，奥沙利文抽烟不是存心冒犯记者，而是因为感到很放松。
　　那些在中国闯红灯、耍流氓、吵架喧哗、寻衅滋事的老外，是不是也能用“感到很放松”作借口？中国网络电视台就两个老外在草坪乱吐瓜子壳一事，发起“为什么老外到了中国都跟着‘学坏’了”的民意调查，投票结果很有趣，持自省态度的人多过强烈谴责的。大多数人认为，“正人先正己，国人应警醒，不断提高素养”；“老外的话虽难听，但说的是事实”。少部分人觉得“老外不学好只学坏，说明其自身素质有问题”，“这只是个别现象，没必要小题大做”。
　　这样的结果表明，国人一方面认同外面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另一方面，也在关注自己的大环境，以及同胞应该负的责任。
　　来中国生活多年的法国籍歌手戴亮面对近期发生的“英国流氓”、“俄罗斯音乐家”等事件，并不反对对老外恶行的批评，不过，他也能体会，中国的环境很容易让老外们迷失。
　　“我晚上回家，路上经常有女孩子凑过来搭讪。你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在我们国家，这是不可想象的。”戴亮租住在都市繁华区，夜幕降临，一些“特殊”的女孩按时“上班”，站上街头。“我们国家也有，但不是在街上就能碰到的。外国人会留下什么印象？印象就是你们国家很开放，这个不违法，没什么大不了。”戴亮还说，中国的卡拉OK里，小姐招手即来，西方人没见识过卡拉OK，更没见识过如此方便的“服务”。在这样的环境里，有的老外变得肆无忌惮。
　　老外中间流传的另一个对中国的印象是：中国女孩很好骗。戴亮承认，一些老外在中国行为放纵，这是非常不好的，但需要追究的是，为何老外如此放纵？
　　戴亮向《新民周刊》讲述了他初到中国时的亲身经历。2000年到中国留学不久，戴亮背着吉他在学校的晚会上首次表演，刚下舞台，就有女孩找他。接下来，有3个女孩主动地邀约他。“我想学外语啊。”“你们法国人很浪漫啊。”戴亮很快发现，这些开场白，是女孩们主动约会的信号，这样的热情，让像他这样信奉男生追女生的西方人，有些招架不住。不过，适应了一段时间后，很多外国青年难以抵挡“进攻”，挽起了姑娘们的手。戴亮说，一些老外会认为，既然中国女孩如此主动和开放，那么，我随便一点也是没有关系的。
　　这一点，何伟在涪陵时也深有同感，好不容易，才摆脱“小姐”李佳丽的死缠烂打。
　　小姐的热情何尝不是一种社会缩影。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因历史和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微妙转变，从昔日的排斥、好奇、围观、恐惧，到一种似有刻意的好感、善待和崇拜。电视推销广告中，不乏挂“洋”头、请所谓“洋专家”现身说法的例子。曾有“洋托儿”告诉媒体记者，洋托儿也和国内演员一样，为了钱才去接拍广告，至于广告真伪、是否涉嫌虚假宣传，那是政府部门关心的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论上说，外国人在中国法律制度上不会享受超国民待遇，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日本人环球旅行者河源启一郎在武汉丢失自行车，3天内，警方帮他找回车子。警方很无奈地表示，并没有对日本游客区别对待。河源启一郎的一番话值得玩味：“武汉警察之所以对我丢车这件事上心，因为一个外国人在武汉丢了车是件没面子的事。‘面子’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我觉得它是个好东西，因为你会不断努力避免丢面子。”
　　至于“超国民待遇”，河源说当他用中文跟杂货店老板买东西时，店主往往态度很差，而当他改用日语、亮明外国人身份时，对方“态度会发生180度大转变，不但热情，还会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给我指路”。“中国人显然对外国人特别好，我希望中国人对彼此能更好一些。”
　　因清扫“洋垃圾”、赶走“洋泼妇”等激烈言辞而被部分外籍人士强烈指责的央视英语频道主持人杨锐事后也辩称：“对我不满的外国朋友冷静一下，博主对中外种族歧视和排外行为都持批评态度，讨厌洋混混，中国不是他们的天堂。”“扫洋垃圾必要，但也要警惕排外情绪，警惕义和拳运动的变异。反省一下自己，许多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也很严重，歧视自己，有自卑感，盲崇白人，对其他有色人种颇有微词。”
　　在武汉工作生活的法国小伙刘本恩(Benoit Cezard)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在任何一个国家，与移民有关的问题都是媒体的焦点和人们讨论的热点。对我而言，道德问题没有国界和种族之分，性骚扰和强奸这种恶行，放在任何一个国家背景之下都是令人愤怒的，而见义勇为的举动中国人也做过不少，不是吗？ 还有俄罗斯音乐家在火车上和那位中国妇女之间的冲突，在中国人之间也时有发生，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当事人是外国人而放大这个事件，而是应该让人们思考这种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便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道德问题。总的来说，这些人和这些事件都是个案，不应该上升到国家层面上。人分好人和坏人两种，而不是巴西好人或是英国坏人。”
　　管好外国人
　　北京此次展开的“三非”百日行动并非首创。据统计，2000年至200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三非”外国人12万余人，遣返4万余人；2011年，查处了2万“三非”外国人。据统计，“三非”案例中，非法居留的占到80%，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不了解中国法律规定而短期逾期滞留等情节轻微的人员，恶意非法居留占5%左右。
　　有数据显示，上海市查处的“三非”外国人案件，从2002年的485起猛增到了2009年上半年的1800余起。其中非法居留从437起增到1600余起，非法就业案件从30起升到了100多起，处罚的涉案外国人从525人次攀升到2000余名。
　　北京理工大学移民法学者刘国福认为：“从官方公布的数据看来，之前打击‘三非’的行动是有成效的。问题是，打击以后要根据所掌握的大量信息倒推管理环节上的漏洞，完善制度建设、形成有效的预防机制以及严密的司法制度，不然问题的根子没有解决，打一下过一段时间又会死灰复燃，问题会周而复始地出现。”
　　我国关于在华外国人的管理主要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以及实施细则、《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等。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是1985年代制定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也是1996年原劳动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多年未曾修改。
　　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现行法律法规的滞后问题已经显现。今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新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进行了二审，新法由《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与《中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合并而成的，特别是对“三非”外国人的处罚力度有了进一步提高，包括提高罚款数额，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一些非法外国人的拘押场所，加强对非法外国人的清理和遣返。刘国福说，新法案可能本月底就会通过，如果如期通过，这将是管理境内外国人最重要的法律。
混在中国的日子
日13:14&&新民周刊
　　老外戴亮说，外国人在中国的境遇，与中国人的态度有很大关系，而中国人如何看待老外，取决于他们怎么看待自己。老外们曾经的“贵宾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排斥与鄙视，同样是一种“畸形”。
　　记者—黄 祺
　　20年前，只要生一张一目了然的洋面孔，普通话带点儿化音，一个老外很容易在中国如鱼得水甚至一举成名。但如今，混中国越来越难。且看爱思考的老外，怎样解读自己身边的变化。
　　老外的黄金时代
　　普通中国人“认识”的第一个老外，是电视荧屏上的大山。这个加拿大留学生，1990年代初露面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在一档小品节目扮演名为“大山”的外国青年。大山一夜成名，此后多年，每逢中国佳节，大山都会出现在央视的节目中，表演相声、小品或者担当主持人。大山成为整个1990年代中国最有名的老外，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并喜爱的唯一一个老外。
　　今天看来，当时中国观众喜爱大山的原因，与其说是被他流利的普通话折服，还不如说是被他愿意效仿中国文化的态度折服。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大众的心态十分纠结，大家一方面对自身经济和物质的落后感到自卑，对“外面的世界”心存向往，另一方面，强大的民族自尊心，又期待着得到“别人”的认可。从大山身上，国人的复杂心态得到安慰：你看，老外也来学咱们了。
　　在大山之前，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来说，到中国去不是一个“正常”的选择，只有那种极其另类的角色，才会有勇气去封闭、贫穷的中国。但大山的成功，给外国人以启发，因此，除了公司委派、政府机构派驻等原因来到中国，很多年轻人开始通过留学、当志愿者等途径，试图到中国混出个模样。
　　尽管会遭遇被围观、被指指点点的困惑，但总的来说，整个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最初几年，是老外混中国的黄金时代。法国人戴亮2000年来到上海，对那时候外国人“如鱼得水”的境遇，他体会深刻。
　　“那个时候，老外很‘宝贵’。什么叫‘宝贵’，我慢慢跟你说。”戴亮的普通话绝对不比大山差，不过，他不靠这个吃饭，他那爱思考的脑子，比流利的嘴皮子更有价值。戴亮在中国生活近10年，现在是一名用中文创作和演唱的歌手。
　　到上海留学第三天，22岁的戴亮接到留学生宿舍管理老师的通知，下午有一家演艺经纪公司来招聘外国人做兼职。戴亮非常爱好文艺，接到通知就参加了经纪公司的面试。戴亮轻松过关，招聘的条件很简单，洋人面孔、会说普通话、长得“稍微帅一点”。
　　出身普通家庭，从未当过演员的戴亮，在到中国的第三天就接到了一次演出。第一次拍戏的地点是上海百乐门酒店，他扮演旧时代某国领事馆官员。从此以后，戴亮片约不断，生活也变得异常忙碌。“上午上课，下午拍戏。”
　　这样的兼职收入不菲。“跑龙套8小时400元，加班1小时加100元，如果有角色，元不等。”22岁的戴亮，生活骤然发生了改变。戴亮在老家也曾勤工俭学卖手机，这算是轻松的工作，但跟在中国当演员相比，卖手机来钱实在太慢了。
　　当时的中国演艺界，四处发掘洋人。“我背着吉他在路上走，会有骑摩托车的人停下来递名片给我，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去演出。”这样的遭遇，戴亮碰到不止一次。有才艺的外国人会被叫去上电视，没有才艺的，则被聘用为兼职“副经理”，为各种公司充门面。戴亮的不少留学生同学，就被叫去当“副经理”，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表演。
　　处处受优待，处处被照顾，还能赚不少的外快，生活向戴亮展现出诱人的一面。戴亮说，曾有一段时间，自己真的有些迷惑，生活变得“太简单了”。
　　如今30出头的戴亮回忆起那一段经历，庆幸自己没有迷失。因为他受到的教育，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因为母亲时常提醒，戴亮开始理解这一切都不太正常。让戴亮记忆犹新的一幕，是他在上海繁华的静安寺街头，看见自己做模特的广告，一家香港服装公司找他代言，让他登上20多米的巨幅广告墙。戴亮自认外形不错，但绝没有达到做服装模特的标准， “那一刻，我觉得很可笑。”
　　既是贵宾又是道具
　　从普通大学生到明星般的待遇，戴亮为期一年的中国留学生活就像梦境。幸好，戴亮一年后回到法国老家，远离五光十色的中国“梦境”，他有机会静下来好好想想。戴亮在法国用两年时间研读关于中国社会的各种资料，这让他对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有了更多的理解，也让他在重返中国并定居后，对自己的道路有着清晰的规划。
　　戴亮再次回到中国，从事自己喜欢的音乐工作。跟之前一样，2003年的中国演艺圈，依旧很喜欢老外，他常常受邀参加电视节目。在参加节目时，中国导演总是要求戴亮演唱中国歌曲，比如《月亮代表我的心》，最好还能说一段绕口令。戴亮明白，中国观众需要这个，老外唱中国歌，能让中国人的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不过，戴亮不喜欢这种“道具式”的表演，他用中文创作歌曲，带点摇滚风，他希望唱自己的歌，但这样的要求往往让导演不满。最后，戴亮只好妥协，唱一首中国歌，再唱一首自己的歌。
　　在很长的时间里，老外在中国既是“贵宾”，又是“道具”，越来越多的老外意识到这一点。
　　同样活跃在上海演艺圈的老外华波，名片上印着“多语主持人”的头衔，目前正在上海戏剧学院攻读播音主持专业的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将是中国播音主持专业唯一的外国籍硕士。
　　伊朗帅哥华波有着语言天赋，到中国仅6年时间，就满口成语、俗语、唐诗，他的普通话测试成绩是“二甲”，这个水平，大多数中国人都难以达到。华波参加过电视汉语大赛，其中的遭遇让他倍感屈辱。华波的汉语水平恐怕没几个老外比得过，但他还是很早就被淘汰。“最后进入前五名的一个老外，汉语特烂，只不过长得像足球明星。”比赛结束后，导演还要他们身着各国民族服装上台，以达到“各国人民齐聚中国”的舞台效果。
　　在这样的节目中，中国人对老外文化、宗教缺乏尊重，也让华波很无奈。汉语大赛中有一个评委向华波提问：“酒是谁发明的？”伊朗是一个绝大多数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信徒穆斯林禁酒。华波回答：“我不知道，我们不喝酒。”
　　作为“贵宾”，老外享受了高于国人的待遇；作为“道具”，老外们常常感到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这种复杂的感受，常常让外国人困惑。戴亮理解，那个时候，中国急于得到国际认可，所以电视节目里需要一个洋面孔来宣扬中国文化。
　　中国人的新态度
　　不过，戴亮发现，一切正在改变。
　　戴亮说，2005年左右开始，老外变得不像他刚来时那么“宝贵”，再没有人找他当模特，因为更多专业的外国模特进入中国。“中国人开始区分，这个老外是唱歌的，不是当模特的。”
　　这时候再上电视节目，当戴亮提出唱自己原创的中文歌曲，节目导演会说：“这个人有想法，唱唱看。”
　　到2010年以后，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让更多的中国人见识了更多的老外。记者采访2010上海世博会时发现，许多外国国家馆的工作人员都是中国通，这些人不仅汉语流利，还深谙中国交际之道。几千万中国游客，在世博会上与各色老外“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于出国机会不多的内地人来说，是难得的体验。
　　最近一两年，戴亮感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发生了进一步改变。“中国人发现，原来老外里也有好人、坏人。”特别是西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萧条，让中国人自信心膨胀，老外在一些人眼中，从“贵宾”沦落为淘金者。
　　这样的评价，让老外们原本享有的优待，变得越来越少。与10年前相比，戴亮的人生变得“正常”，这种生活让他感到踏实。他要为自己的演出奔波，要通过演出赢得更多人的喜爱，他必须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现在，一个老外来中国，如果他没什么本事，他就什么都不是。”戴亮庆幸自己来得比较早，比后来者更了解中国，而且有自己的特长。
　　如今的中国，越来越难混。
　　戴亮在上海管理一个非营利机构，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我现在需要招聘一名职员，我打算付给这个人每月5000元的工资。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法国人来应聘，我很可能要中国人。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他们外语水平很高，这个工资水平对他来说也还可以，而且中国人很勤奋。我为什么要招这个法国人呢？除了可以跟他用法语聊聊老家，他没有更多的优势。”
　　事实也的确如此，戴亮接纳过一个法国女孩做实习生，没多久，她就回国了。对于这个女孩来说，她在中国没什么优势，还不如回国过得自在。
　　华波同样知道，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会说绕口令就能成名的时代，他打算在硕士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他的目标不是与老外们竞争，而是与中国人竞争。
　　现在，中国人更能接受老外们的评价。七八年前，戴亮在电视上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喜欢中国吗”、“你怎么学中文的”，现在，他常被问“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法国，你们怎么看？”
　　日本人吉井忍，在中国媒体上撰写专栏，内容涉及在中国的生活，也偶有对中国社会现象的评价甚至批评。如果回到20年前，中国读者恐怕很难接受一个老外的“指手画脚”，更别说是一个日本人。
　　因《寻路中国》而被中国读者熟悉的美国人何伟，1990年代以志愿者身份到内地小城涪陵当老师，他描写中国生活的第一本书是《江城》，之前在台湾出版。《寻路中国》在中国内地风行以后，何伟发现，中国内地读者已经不再那么“脆弱”，他们不再回避他笔下的“社会阴暗面”，甚至对何伟挖掘的社会细节十分喜欢。《江城》简化字版终于在今年与内地读者见面，事实证明，并没有多少人反感这个老外对中国的的嬉笑怒骂。
　　正如戴亮所说，外国人在中国的境遇，与中国人的态度有很大关系，而中国人如何看待老外，取决于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看起来，老外们的“贵宾”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排斥与鄙视，同样是一种“畸形”。
　　采访结束，戴亮跨上白色助动车，融入上海淮海路涌动的人潮中，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老外注定越来越“平常”。
“老外当民工”的暗喻
日13:14&&新民周刊
　　“随着中国快速发展，未来中国的农民工将由西方人取代，所以他们得提前适应一下。”
　　记者—邵乐韵
　　近日，一组名为《中国2050》的摄影作品在网上被疯狂转载，片中的主角均是外国人，扮演着中国社会中的底层劳动者，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网友感叹，真盼望“外国民工”时代早日到来，自己也开个工厂专雇老外。
　　摄影创作者刘本恩(Benoit Cezard)是个法国人，2006年来到中国武汉当法语教师，“发自内心热爱这个国家”，并在3年前娶了武汉女孩刘学蔚为妻，夫从妻姓。摄影是刘本恩的业余爱好，《中国2050》是其2011年开始的一个摄影项目的一部分。
　　“21世纪初很多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经济超级大国。中国已让其大多数人口脱离了贫困，每一个人都获得了社会保障，他们过着惬意舒适的生活，拥有汽车和住房，并能够到海外旅行。而同时，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全面下滑，失业人口遽增，随着美国与欧洲的衰落以及中国的强劲发展，出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移民大潮，那些来自老旧超级大国的居民，怀着他们的‘中国梦’背井离乡来到这片土地适应各种工作。”刘本恩对创作意图的解释，很有“穿越感”。
　　对刘本恩来说，在武汉，一份外教的工作能够保证生活暂时衣食无忧——如果持有普通的消费观。但这些工作并不保险，一年续一次的合同让外国人提心吊胆——当然也可以让他们更加努力和用心地做好本职工作。
　　像他这样的外教，并没有中国教师所享有的年终分红和各项福利，每年三个月的寒暑假也只能得到一部分工资。“如果你只打算短期待在中国，这样的工作会让你很满足，如果你打算长期在中国待下去，特别是想在这里成家生小孩，那么你就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了。”
　　2009年与刘学蔚结婚后，刘本恩将生活重心放在了武汉。但是在中国买房子让这个法国小伙犯难，“外国人在中国买房子需要一次性付全款”。“还有一个让我们担心的问题是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我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之后，便失去了我在法国可以得到的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
　　在武汉生活多年，刘本恩说当地的中国人对他非常友好，虽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对老外持有好奇心，比如“想知道我从哪里来的，在这里干什么，每个月挣多少钱，结婚了没有”，但这种好奇心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动力，让他们尝试着和外国人交流，“如同我们在慢慢适应中国一样，他们也在尝试着慢慢地接受我们的存在”。
　　有一次，刘本恩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一位大婶，他把位置给她，后来大婶问他要电话号码，并问他可不可以和她的女儿见面。“我一开始还不明白，后来知道她可能觉得我是个好人，想让我和她的女儿约会，我只好告诉她我已经结婚了。”
　　刘本恩认识的大多数老外朋友都很喜欢中国，也尊重中国人的习惯习俗，当然也有一些人适应能力差点，爱抱怨，比如饮食啦、公共交通啦、噪音啦、空气污染啦等等。“我觉得偶尔抱怨一下可以理解，在中国待久了你肯定会想念自己家乡的食物和生活环境。但如果你持续抱怨，见人就说，我觉得你就是被自己的刻板印象所控制住了。”“说实话我是不太理解这些老外的，如果你不热爱中国，或者说不尝试着去热爱自己在中国的生活，那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但生活就是这样，并非只有黑白两种色彩，也不可能永远从一种角度去想问题。”
　　《中国2050》的内容包括《拆迁施工》、《洋环卫》、《摆地摊》、《经营边三轮》、《园林工人》等，照片中由老外扮演的中国底层劳动者的形象，让中国网友眼睛一亮，但刘本恩说，这照片要是放到法国，大家会觉得稀松平常。“卢梭等思想家产自法国，人人平等的思想在那里根深蒂固。因此就业平等、职业平等，在那边也就毫不奇怪。”
　　刘本恩认为，照片之所以对中国“观众”形成视觉冲击，还说明一个问题——目前在中国的外国人能够从事的职业非常有限，基本分布于金融、高教等高端领域。“也许将来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职业向外国人敞开，让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了解。要是有法国人来中国修马桶了，那就说明中国真正做到国际化，是一个成熟发达的国家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留学中国已悄然成为欧美青年的一种“时尚”？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愿意把他们的未来“赌在中国”？
　　记者—应 琛
　　6月，又到期末考试季，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考场上，插班就读的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同堂考试。十多名留学生坐在考场后排，对着考题一脸茫然，看起来，眼下这一门工科考试，对于他们来说太难。
　　2011年全年，来华留学规模稳步扩大，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总数首次突破29万，这个数字，是1978年留学生人数的236倍。留学生来自194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6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
　　2001年到2010年期间，来华留学生人数年均增长率超过20%。到2011年，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生源国家和地区数、中国接收留学生单位数及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人数四项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高。
　　“严格要求、热情帮助”
　　如果时间回到第一次接待留学生的1965年，退休教师秦湘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外国留学生会像今天这样“常见”。秦湘，1965年起从事留学生汉语教学与研究，至今已有47个年头。“从留学生的同龄人，做到妈妈的年龄，现在几乎可以当他们的奶奶了。”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坐在复旦大学光华楼15楼的咖啡厅，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退休教师秦湘教授向《新民周刊》诉说起了来华留学生的“前世今生”。
　　据秦湘介绍，复旦大学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历史已有半个多世纪。中国尚未向世界打开国门之际，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复旦大学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所，成为新中国最早客观认识世界的高等学府之一。
　　“1965年，我21周岁生日还没过，五年制大学只读了四年，学校就让我提前毕业，参加了外国留学生的教学工作。”秦相说，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指示，对外国留学生要“严格要求、热情帮助”。
留学中国的前世今生
日13:14&&新民周刊
　　1965年9月，有214名越南留学生到复旦学习汉语。在此之前，从1950年代开始，复旦大学零星接收过几名外国留学生。秦湘回忆，经学校领导多次研究决定，于8月成立“外国留学生办公室”，专门负责越南留学生教学和管理。
　　“其中一名研究生和一名进修生分别由后来的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华中一教授特别指导。”秦湘强调，当时留学生在中国更多等同于“外宾”，受到的待遇自然特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批留学生陆续回国。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后来自行解体。”
　　1974年，复旦大学恢复接收外国留学生。法国、英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第一批留学生纷至沓来。学校先后设立“校办外国留学生组”、“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外事办公室外国留学生组”、“外国留学生部”等留学生管理机构。
　　上一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夫人鲍雪侣、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丁大伟的儿子丁荷生等一些在日后颇有成就的人物，都曾经是秦湘班上的学生。
　　“培养留学生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民间外交的一种表达方式。特别是在中国国门打开之初，这种作用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正规的留学生来自我们的东邻日本，后来，这批留学生成为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初期阶段的中坚力量。”秦湘表示，早期的来华留学生几乎都是本国的“高富帅”或“白富美”，拥有一定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素质相对较高，“除了汉语学习以外，学校每年还要组织留学生去鲁迅的故乡绍兴参观，组织他们与农民座谈，从而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
　　到了1987年5月，为适应留学生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复旦大学正式组建“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当时的中国人甚少机会与外国人交往，留学生被当做了解外国文化的窗口。秦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的“三八妇女节”，学校给每位女老师发了一件棉毛衫作为节日的礼物，这一灵感来自一位外国女学生收到男友从国外寄来的胸罩。
　　“那时候，只要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走在路上，绝对是要引起围观的。而相对于改革开放不久的我们，老外们的思想真的是开放很多，他们会提出‘中国家长是如何进行性教育’之类的问题。”秦湘坦言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人，但在与留学生接触过后，这些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扩大规模，优化结构
　　进入80年代以后，来华的外国留学生人数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但事实上，相较于当时高校学生总人数，来华留学生所占比例还很低。据统计，直到2006年左右，我国长短期留学生的总数尚不足在校生总数的1%，而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的国际学生数量占在校生比例已经接近或超过10%。
　　同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各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为：美国58万，英国33万，德国26万，法国25万，澳大利亚20万，日本13万，俄罗斯8万，上述数据均为学历留学生人数。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郭鹏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尽管来华留学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很多不足。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来华留学生总体规模、层次与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还有专家表示，来华留学生的专业分布也不尽如人意，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来学习汉语言、中医、法律、经济等学科的留学生数量占到来华本科生总数的80%左右，而理、工、农等学科留学生数量较少；另外，一些学校面向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来华留学的宣传招生、促进毕业生留华工作方面较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有相当差距。
　　郭鹏指出，来华留学工作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国教育整体发展的现状与水平，尤其会受到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制约。
　　若按留学生类别统计，学历生118837名，占来华生总人数的40.61%，同比增长10.62%，高于来华留学生总人数增长速度。其中专科生和本科生占学历生总数74.44%；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分别占19.74%和5.83%。
　　“当然，这个数量，同留学美、英、德、法的学历生仍然存在差距。但就来上海的数据来看，2011年硕士与博士的数量同比增长都在20%左右。文学、管理、经济、医学和工学是最热门的五大专业。”秦湘给记者列出了几个数据，“其中，相比早前高达90%的比例，选文学的人数下降到了留学生总人数的六成左右。”
　　秦湘说，“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将是今后10年，我国对于来华留学生工作的指导方针。
　　“现在已经过了‘阿猫阿狗’都能来中国留学的年代。”秦湘表示，“优化结构”同原先的“提高层次”相比，内涵更为深刻和全面，“一段时期内，‘提高层次’被等同于努力扩大来华留学研究生(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数量。结构的优化则要求我们根据自己地区、学校的优势统筹考虑学位学历教育层次、专业分布、多元文化背景构成等诸多因素，寻找最优的发展战略。”
　　秦湘还透露，在留学生招生过程中，一些好的学校已经在考虑如何优化招生手段来招收优秀的人才。“就拿复旦来说，我们留办每年去国外做招生宣传，早就不是一味地‘推销’了。”
　　学费太低，奖学金太高？
　　2010年9月，中国教育部公布了面向未来10年的《留学中国计划》，对洋学生来华留学提出了宏伟的目标：到2020年，全年在内地就读的外国留学生人数达到50万人，其中接受高等学历教育者15万人。教育部门希望到2020年，使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地国家。
　　谈及是何原因导致各国来中国留学的人数持续增长，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来华处处长赵灵山认为，中国吸引留学生的硬件条件有两个：高校里越来越多的双语或全英文授课的研究生项目，对汉语基础不够好的留学生吸引力很大，除此之外，政府奖学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有报道称，中国将在即将到来的新学年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奖学金标准，人均奖学金标准有望提高到6万元人民币。同时，中国还将大幅度提高与外国来华留学生相关的其他各项投入，预计2012年投入将超过15亿元人民币。
　　按照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规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每月可以获得1400元、1700元和2000元的资助。同时，获得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还享受免交注册费、学费、实验费、实习费、基本教材费和住宿费等优惠，并由中国政府为其提供与中国学生同等的公费医疗服务、奖学金生活费和一次性安置补助费等。他们所在院校也可以根据实际条件给予奖学金获得者更多资助和优惠条件。
　　据赵灵山介绍，70%的中国政府奖学金提供给了发展中国家留学生，另外30%用来与发达国家互换奖学金。
　　此外，相比于本国高昂的学费，中国“低廉”的学费是吸引更多欧美国家学生来华留学的重要因素。以英国为例，普通高校一年的学费高达9000英镑(约合人民币9.1万元)。而在中国学习的话，每年学费不过2万至3万元。这其中的差价，估计数学再糟糕的人都算得清楚。
　　不过，过于丰厚的奖学金或许会让一些留学生患上“好高骛远”的毛病。一位高校负责留学工作的老师告诉记者：“尤其是一些来自落后地区的留学生，到了中国之后，看到这里样样都有，有的人不但不好好学习，还大手大脚花钱，常常抱怨钱不够用，申请更多的补助。”
　　与此同时，秦湘表示，留学生教育要看长远，我们不仅仅是语言教师，我们的人格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如何让留学生真正地融入中国的本土文化，也是值得思考的。”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言专业的副教授要英对此颇为赞同。从1995年开始从事留学生教育的要英发现，留学生课程内容相对枯燥，阅读、听说和写作是分为三门课来上的，虽然教材已经有所变化，但学生往往提不起兴趣。要英后来想了一个办法，为留学生讲读中国的新闻杂志，让留学生了解中国现状。
　　“班上的同学对这门课的热情颇高，有的人还特地做了PPT发言。他们说，通过对杂志的阅读既能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又能更全面地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要英告诉记者，给留学生上的课程必须跟上时代的节奏，“我们要提供更多的机会，让留学生接触中国活生生的社会、家庭，甚至是工作实习的岗位。唯有如此，中国的留学生教育才真正拥有对话国际社会的深厚基础。”
　　近年来，外国留学生们已不再满足于通过二手故事了解中国，而是更多选择和中国同学一起喝酒、吃烧烤、做项目，期望成为一个“中国通”。
　　以复旦留学生的居住情况来看，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留学生们必须居住在学校指定的宿舍内，理由是“保护留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复旦大就取消了留学生必须住在学校宿舍的规定，允许留学生在外租房。据不完全统计，复旦大学的留学生，特别是老生，90%以上租住在离校园几公里距离的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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