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不仅是一种心理疾病--科技--人民网
强迫症，不仅是一种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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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领域有共识认为，越严重的精神障碍，生物学因素所占的比重就越大。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出门反复检查是否带了手机；上班必须开着微博、QQ；已经很累了，但还是要玩游戏、看电视剧到很晚……近日，有网友总结了所谓“职场强迫症”的症状，不少都市白领纷纷表示“中枪”。不过，医学上的“强迫症”可不是如此草率诊断的。强迫状态与强迫症是明显不同的，而且，真正的强迫症是存在生理基础的。
强迫状态≠强迫症
在你周围同事中间，恐怕没有人离得开手机。他们可能因为害怕丢掉重要客户而不敢关机，总在期待电话带来最新信息，时不时地会反复查看手机，有人甚至会经常出现手机幻听现象。在职场生活中，人们或多或少存在某种强迫的行为，但这绝不是医学上所谓的“强迫症”。
北京安定医院心理危机与压力管理中心主任西英俊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国际精神病学诊断标准所确定的强迫症，指的是以强迫观念、强迫冲动或者强迫行为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神经症。
患者会反复而持久地思考某些并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比如，患者在出门前反复怀疑自己是否锁好门窗，或者，当患者看到或听到某一事物时，就出现与其相关的不可停止的联想等等。
而强迫行为常见的强迫洗手、洗衣；每次外出都反反复复检查电视机是否关好、电源是否切断、门是否锁好等才能出门；在街上总要数电线杆数，上台阶要数台阶数等。
“不过，强迫症区别于强迫状态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对立。”西英俊表示，所谓的对立，指的是，患者知道这些强迫的观念、冲动或者行为是源于自己的，并不是外界逼迫自己做的，但同时，这些体验又不是患者自愿产生的。
“这也意味着，患者明明知道这么做没有意义，甚至很过分，而且他们努力想去抵抗，但却发现，越抵抗它的力量越强大，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因此，强迫症患者在这种内心的矛盾中会觉得非常痛苦。”他进一步解释，“白领们网购成瘾、整天把玩手机，这些行为是他们乐此不疲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内心是没有冲突的。因此，这些行为并不能概括成‘强迫症’。”
强迫症也是生理疾病
记者在一些医疗网站上发现，有不少强迫症患者询问，这种精神疾病是否仅仅是社会心理因素造成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对此，西英俊解释，精神疾病按照分类诊断标准，从高级到低级可分为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神经症等，其中，恐惧症、惊恐发作、广泛性焦虑、强迫症等就包含在神经症中。
“而精神科领域有共识认为，越严重的精神障碍，生物学因素所占的比重就越大。”西英俊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此前，精神疾病多被认为是功能性疾病，而后，医学上逐渐认为精神分裂症其实是一种大脑发育障碍，还有诸多精神疾病涉及神经传导通路、神经递质等问题。事实上，在此基础上研发的药物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病情稳定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因此，精神疾病也跟生理因素息息相关。
西英俊表示，在对一些强迫症患者追溯病史时发现，他们曾经遭遇过脑损伤，比如脑炎、癫痫、颞叶损伤等等。
神经解剖学早就发现，前脑、基底节及下丘脑，与认知、行为的调节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基底节的两个基本功能是感觉闸门作用和运动控制作用，它是最基本的刻板行为方式和习惯系统的解剖定位。下丘脑―边缘结构，可能在介导和调节焦虑情绪中起重要作用。而强迫症恰恰与这些大脑区域的功能异常相关。
此外，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王传跃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中表示，目前，对于强迫症的生物学研究最充分的是5－羟色胺这种神经递质。“5－羟色胺在强迫症患者大脑中的浓度含量普遍低于正常人，而患者在服用了5－羟色胺回收抑制剂（SSRI），使5－羟色胺含量提升后，疗效显著。”因此，他指出，强迫症跟5－羟色胺功能异常有着密切关系。
中科院心理所副研究员祝卓宏也在《强迫症5－羟色胺功能异常的神经解剖学基础》一文中提到，有研究表明，对强迫症患者的尸检显示，在海马、扣带回、杏仁复合体、前额皮质、黑质、基底节及下丘脑等脑区内，5－羟色胺受体的浓度高于正常人。
王传跃解释，受体水平的上调，正是为了弥补5－羟色胺含量的缺乏。他还指出，由于5－羟色胺浓度的变化，使得5－羟色胺能神经元纤维投射分布的这些大脑区域出现功能异常，从而影响人的认知、行为。
此外，麻省理工学院大脑与认知科学系McGovern大脑研究所教授冯国平曾在研究谷氨酸神经递质时发现，在敲除了Sapap3这种基因的实验小鼠身上，居然出现了类似人类强迫症的行为――小鼠反复抓自己的脸。而一旦让这种蛋白重新回到纹状体中，小鼠马上就停止了抓脸，焦虑症状也减轻了。
如今，多巴胺神经转运系统也被认为参与了强迫症生理病理机制。
尽管如此，专家们在采访中均表示，强迫症原发的神经解剖定位仍然不确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强迫症患者神经生物学上的功能异常跟遗传基因有密切关系，而且是多基因遗传决定的。有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的双亲患有强迫症的概率约为5%～7%，这较一般人更高。目前，候选基因有60多个，比如5－羟色胺、多巴胺转运体和受体基因，还有其他神经递质基因等。
强迫症往往源于强迫的个性
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模式已经从完全的生物学模式转变成来自生物、心理、社会的综合模式。西英俊认为，对于强迫症的病因还是更需要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考虑。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强迫症患者的个性特征往往显示出内向、神经质的特点，他们在人格发育上显得不那么成熟。在解决问题方面，是用一种相对比较幼稚的防御机制或者方法去应对的。他们极度追求完美，但自我认同感不强，缺乏足够的自尊，人际关系的建设上也存在不足，所以，总是处于焦虑的状态。
在西英俊看来，有的强迫症就是源于患者的强迫型人格。他们整日忧心忡忡、惶恐不安，做事小心谨慎、反复思考，总在担忧未来、检点过去，从而形成了某种固化的思考和行为模式。
这种性格或者人格类型的人，在遭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应激事件时，就可能造成过度的担心，呈现出反复考虑、反复检查的状态，但同时，他们又试图控制内心原始的想法，于是就出现了强迫的症状。
例如，一位技术型专家，在维修区域光缆时，由于紧张，设备烧坏，致使区域内通信全部中断，损失重大。自此，他每次谈话必须录音，经常反复记忆发生过的每一个细节，无休止地检查每项工作。有时，甚至因为没法录音，而在卫生间躲着不肯出去见人。　（胡珉琦）
来源：《中国科学报》
(责编：席旭（实习）、赵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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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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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一个“强迫症”男子的司法救赎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梅贤明 杨建玲 卞文林
　　童年阴影惹惨祸
　　现代社会中，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不少成年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强迫症的表现。例如出门时反复检查门锁了没有，临睡前要检查好几次煤气关了没有……强迫症不只是成年人才会患上的心理疾病，有的孩子从小就患有强迫症。
　　从倪惠霄6岁时开始，家人和邻居就发现他与平常的孩子不一样：他写字一点笔画都不能出格；反复检查自己作业的对错情况；见到路灯、电线杆、台阶或窗户格等就抑制不住地反复地数；每天用过的笔都要清洗一遍；别人坐过的凳子坚决不坐；洗澡时间超乎寻常的长……倪惠霄的父母和邻居都认为他的这些举动是性格孤僻、内向的表现，实际上他是患上了儿童强迫症。
　　儿童强迫症是一种反复呈现的观念、情绪或行为。按理说，孩子应该是活泼开朗的，没有什么烦心事的。怎么会出现儿童强迫症呢？这和倪惠霄童年缺乏母爱，家庭不幸息息相关。
　　倪惠霄1979年出生于福建省顺昌县洋墩乡秀溪村，父母是典型的农民，淳朴善良。只是由于父亲好酒，常常喝得醉如烂泥，每当父亲在外喝醉酒，回来总要和母亲打架。母亲挨打后总是哭着拿倪惠霄出气：“我前世是造了什么孽，欠你们倪家恶债，要不是你这个小拖油瓶，我早外出打工了。”每当这时候，倪惠霄总是钻到被窝里瑟瑟发抖。
　　由于父亲嗜酒如命，长期对母亲拳打脚踢，加上农村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母亲对婚姻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唯一让母亲欣慰的是，倪惠霄的书念得不错。母亲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倪惠霄的身上，希望倪惠霄将来考上一个名牌大学，远离顺昌，远离洋墩乡，远离这个给她带来噩梦的家庭，跟随孩子到城市去生活。因此她对倪惠霄的要求十分苛刻，如不允许在河边玩，不允许离开她视线3米之外，不允许和其他小朋友玩耍。在生活上刻板规矩，要完全按照她的要求行事，只要倪惠霄的学习成绩一次达不到全班第1名，她就会棍棒相加，并辅之以涕泪交加，哭诉自己的不幸、自己对孩子的付出、对孩子的期望。每当这时，倪惠霄总会手足无措，低头不语。他喜欢放学时独自跑到村里的后山去和青草鸟儿对话，这时的他没有了父母的吵骂声、母亲的呵斥声、同学的讥笑声，他的心灵从来没有这么释放过。
　　1986年的一天，他因母亲的呵斥又跑到后山玩，由于小便较急，他就此“方便”了，发现玩弄生殖器的快感后，就经常独自一个人上山玩耍。有一回，他正在玩耍自己的生殖器时，恰好同村的小伙伴林某经过，便嘲笑他“羞羞鬼”，并将他看到的情形在村里同伴中广为传播，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倪惠霄在村后山“手淫”的事便在全村传开了，他们一家也成了全村人的笑柄。
　　缺乏母爱和家庭温暖的倪惠霄，在同伴林某在村中散播他的“丑闻”之后，更加感觉抬不起头来，认为唯有发奋读书才有出路。
　　青年时代阴霾浓
　　学生时代的倪惠霄学习十分勤奋，经常“头悬梁、锥刺骨”，苦读到深夜，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年级前茅。然而，进入高三以后，他自己经常感到焦虑不安、心情苦闷、胡思乱想，注意力很不集中，每天都食欲不振、失眠、头晕、心悸，从而严重地影响到学习和生活。他花在功课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每次做完作业，他总是要反复检查，却总也检查不好，心里越来越乱。
　　高中毕业班繁重的学习任务令他感到压力很大，面对学习上的压力，他整天忧心忡忡，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有时候忧虑自己会生病，有时候担心自己在回家的路上会出车祸。高三下学期的某一天，他偶然在报刊上看到某大学校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凶杀案。从那天后，这起凶杀案在他的头脑中一直盘旋无法挥去，使他更为担忧的是，自己还有杀人的念头，而且害怕这种念头真的会变成杀人的行为。于是，他整天待在家里不敢上学，感到自己极端的恐惧和痛苦。总之，从那天以后他没有一天往好的方面想。夜里不是失眠，就是噩梦不断：父亲烂醉如泥、母亲歇斯底里、村民窃窃私语的场景交织出现在他的梦里。
　　在噩梦连连的日子，他的学习成绩直线下滑，1998年高考时，他只考了个地区大专——南平师专中文系。这和他的预期设想相差太远了。大学期间，男女同学成双成对，而他由于外表欠佳，性格孤僻，没有女生愿意和他交往，更加自闭和自卑。他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上课由于注意力无法集中，经常感觉到头痛，自感实在无法完成学业，在读了半学期的大学后，就退学回家了。
　　从南平师专退学后，倪惠霄终日惴惴不安，遇人总是低着头，很是害羞的样子，与人相处时常常脸红，总觉得别人在注视自己、议论自己，胡思乱想，脑子不由自己控制。他的父母将其带到福建闽清精神病防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强迫症。住院期间他仍是低头少语,双眉紧锁,不主动与人交往,住院三个月，花费近万元，也没什么效果而自动出院。
　　返家两年多，他几乎足不出户，在家坐卧不宁，看什么都不顺眼，好发脾气，常流露出生不如死，有自杀之念。亲人紧张无奈，只好四处为其寻找工作，先后帮助他联系到上海、深圳打工。在深圳打工的日子里，他认识了同一公司的女工陈某，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后，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那一段时间倪惠霄表现得似乎挺正常。然而和女友浓情蜜意之时，他却发现自己怎么努力都无法完成一个男人的“使命”，女友陈某说了一句：“你到底有没有病？”他一急之下就掐住女友的脖子，差点把女友掐死。经历了这可怕的一劫，女友以他“脑子有病、生理缺陷”为由提出了分手。他的精神更加走向崩溃，同事很快发现倪惠霄“脑子有病”，比如明明可以两三个小时完成的工作，倪惠霄却需一两天完成。因为他总是担心工作没有完成好，需要反复地检查。
　　他的工友曾某、何某说：“他晚上有时不怎么睡，趴在床上一直摸枕头，有时会胡言乱语，不懂说什么。”工友将他的情况向单位领导反映后，单位领导只好让他回家“休息”。
　　身陷囹圄终生悔
　　自女友提出分手，倪惠霄又被公司辞退回到老家顺昌，倪惠霄精神极端痛苦，整天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事业和女朋友都没了，人生很失败，就想杀人，杀了人被枪毙就可以解脱了。他曾看了相关强迫症的书籍，强迫症和儿童时期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他认为自己的病症与小时候遭邻居林某的嘲笑有关，而其三岁的儿子林博轩经常来他家玩耍，倪惠霄决定找个适当时机把他杀了。理由是：一方面自己被判死刑可以了结这痛苦的人生，另一方面也报了小时候被林某嘲笑之仇。
　　日上午11时，倪惠霄的家人都上山采橘子去了。倪惠霄趁侄儿倪某与林博轩在他家吃午饭之机，将林博轩骗到自己的卧室，将其掐死后把尸体塞进床铺底下。倪惠霄走出卧室时见侄儿倪某站在卧室门口，就对倪某说：“如果有人问起林博轩就说不知道。”
　　倪惠霄对侄儿倪某说完这番话以后就跑到山上躲起来了。这天下午1时许，倪惠霄的哥哥在山上采完橘子回到家中时，发现家中大门和卧室的门都紧闭着，也不见弟弟人影。他到倪惠霄卧室寻找弟弟时，发现邻居小孩林博轩躺在床铺下面，一直喊他的名字也没有反应，赶忙拨打110报警。两天后，警方从山上将倪惠霄抓获归案。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时认为，被告人倪惠霄因悲观厌世而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倪惠霄虽被诊断为强迫症，但作案时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只因自身悲观厌世，便无端杀害3岁幼童，以达到求死目的，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应予严惩，辩护人提出倪惠霄杀人动机不明的意见不能成立。因被告人系初犯，无前科劣迹，认罪态度尚好，有一定悔罪表现，在量刑时予以酌情考虑，但辩护人提出判处有期徒刑的意见，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法院最终作出判处被告人倪惠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一审判决，并经调解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林某、张某经济损失人民币14.7万元。
　　倪惠霄因强迫症，在人生处处碰壁之时，不是积极寻求治疗方法，而是自感生无可恋，无端杀害3岁幼童，给被害人的家庭带来无尽的伤痛。倪惠霄的犯罪行为也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了伤害，他的父母为赔偿被害人四处举债，只为法院能对他从轻量刑。
　　法官调解解心结
　　被害人林博轩是林家三代单传的孙子，上面只有一个患有轻度智障的姐姐，他是林家的希望所在。
　　案发后，愤怒的被害人亲属冲进被告人倪惠霄的父母和哥哥家，把人打伤，财产毁坏，两幢房屋一片狼藉，还不解恨的被害人家属将灵堂设在被告人父亲家中，把骨灰放在其大厅的案头上。
　　被告人的亲属失去了居所，也失去了收入来源，被迫举家外出生活，不断上访，要求解决生活困难，处理打砸的肇事者。被害人亲属也不断向办案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尽快对凶手处以极刑，并赔偿20万元。两家关系剑拔弩张，原来平静的小山村，原本和谐的村民关系，因两家的仇恨而分崩离析。
　　仇恨不能化解仇恨，只有宽容才能解开心结。南平中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审判，通过调解化解矛盾、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方案，从裁判说理、思想沟通和社会宣传方面三管齐下，争取最大限度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他们首先从解决赔偿的问题开始，这也是调解的基础。20万元对失去孩子、遭受痛苦的父母来说，并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但被告人父母年迈，没有经济基础，希望就落到被告人的哥哥身上。开庭审理时，面对被告人倪惠霄，时隔一年之久，被害人母亲张某仍难忍失去儿子的痛苦，失声痛哭，情绪异常激动，数次昏倒过去，坚持不愿意进行民事调解，被害人父亲林某也对调解不予理会。被告人哥哥以背井离乡，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为由，表示无力代偿。被告人倪惠霄更是表示希望法庭尽快判他极刑。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法官通过电话反复沟通，耐心解释法律、刑事政策及民事调解与量刑的关系，讲法理、说人情、论世故，鼓励双方的家属向前看，开始新的生活。终于林家夫妻和被告人的哥哥同意到中院进行调解。可是在调解中，被害人母亲张某还沉浸在伤心之中，坚持要求被告人亲属全额赔偿，否则要求判处被告人极刑。而被告人倪惠霄的哥哥出于经济能力考虑，愿意代赔部分经济损失，但要求法院在有期徒刑十年左右量刑。双方差距太大，不欢而散。
　　法官没有气馁，仍持续通过代理人、辩护人做双方当事人家属的思想工作。同时，通过当地党委、政府和基层组织了解双方的生活状况，稳定他们的思想情绪。
　　2011年春节后刚上班，南平中院领导又亲自主持调解，帮助当事人认清形势和分析调解的利弊，当事人强烈感受到中院的法官是真诚替他们考虑问题，双方的态度均有所缓和，达成初步的意见：被告人倪惠霄的哥哥将所经营的一片约值10万元的自留山林转让给他人，再筹集4.7万元，共赔给被害方14.7万元，被害方不再坚持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被告人的哥哥为筹集赔偿款，回村处理相关事务，不料被被害人家属撞见，被害人父母的丧子之痛再次被触及，态度出现反复，被害人祖父坚持血债血偿，坚决不同意调解，并联合族内亲戚，毁坏了被告人哥哥的柑橘园。势单力薄的被告人家属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极力要求公安机关严惩肇事者。双方强硬的态度让此前调解的成果付之东流。
　　考虑到案件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南平中院将该案的情况及时向南平市委政法委作了汇报，政法委领导高度重视，协调从市、县两级被害人救助基金中拨付3万元，补助给被害人家属。林家夫妇被中院法官的诚心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深深打动，表示同意接受代偿款，支持中院依法判决，也表示协同做通其父亲的思想工作。
　　根据调解的结果，南平中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倪惠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被害人父母搬到了条件更好的乡镇生活，被告人的哥哥和父母结束了一年多背井离乡的生活，回到了小村庄，恢复了几近荒废的果林、竹林的管理。
　　小山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责任编辑：陈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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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全国法院2013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并对案例进行了详细解读。最高人民法院...&&nbsp一个普通人离杀人犯有多远？ - 壹心理
一个普通人离杀人犯有多远？
发表于 08:02:19
壹心理导读：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会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挥刀乱砍的恶人？推动善恶不断摇摆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在三个月之内，胡图族人杀死了大概80万到100万的图西族人，是三个月的时间死了将近100万人，凶器是一些大砍刀跟狼牙棒，这很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被忽略，但是又最残暴的一桩大屠杀。
这个屠杀的发生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这两族人是混居在一起的，他们很多就是邻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老师跟学生，是医生跟病人，是这样一个关系，是公司里面的伙伴、同事，学校里面的同学。一夜之间，政府告诉胡图族人说图西人是坏蛋，你们拿起武器，然后军人来了发武器给他们，去把他们统统杀光。
这忽然间在你隔壁的，就坐在你身旁的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就拿起了刀砍向了你的头，然后他们会怎么砍法呢？他们会把一个家庭的父母都砍死，而砍死的这些凶手里面包括一些女人。这个其中有一位胡图族当年的凶手，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后来回忆她怎么样杀死一个邻居的小女孩。她说既然她父母都死光了，我就只好把这个小女孩也解决了，要不然留下她，她不是更痛苦吗，我也是为了她好。但是她还记得那个小女孩被她的刀子砍下去劈她的头之前，那个惊讶的哀求的眼神。
在这场屠杀里面还有大量的轮暴事件，这些轮暴事件有时候是这样的，是一群凶手逼着一个家庭，要这个12岁的小孩当着全家人的面去强奸他自己的妈妈。然后跟着把刀交给这个小孩，叫他把他全家人都杀光，只剩下他这个妈妈，然后他妈妈再在这个小孩面前被这些凶手一个一个去轮暴。
为什么我们人类可以犯下这样的错误，当我们大部分人在面对这样的图景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至少我们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这场屠杀的教训就是原来非常平静，种族关系不算特别紧张，就你的好朋友，你的好兄弟，你的好邻居，居然可以一夜间就变成这样一个残酷残暴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这几年来相当受重视，非常重要的着作《》，副标题叫做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这本书的作者叫做菲利浦·津巴多。这位作者现在是全世界心理学界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心理学家，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有名，是因为他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做过一个实验，那个实验后来几乎没有人敢原样的重复再做的实验，就是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他去找了一帮志愿者都是一些学生，过来愿意做一个研究对象。这个实验基本上就是在学校的校园里面把一个教学楼改装成一个监狱，布置成一个监狱环境，然后这些来接受实验的学生经历一个非常逼真的逮捕过程，还真的是有地方警察帮忙的一个逮捕过程，把这些志愿的这些学生抓进来。抓进来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些被抓进来的学生就成了囚犯，而另一些学生是随机的被选择当这个狱警，然后就关两个礼拜。
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看在这两个礼拜之内，这些原来都是普通年轻有为的大学生、研究生的这些好孩子们这些年轻人们，当他们有些人扮演囚犯，有些人扮演狱警之后，双方的互动会怎么样，这个环境跟这个制度又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结果这个实验的结果非常骇人，乃至于这个实验根本还做不到一个礼拜，就要被迫终止。
后来成为全世界一个着名的新闻话题，无数的新闻媒体、电视剧、电影都曾经重复的演绎这个故事，而当年那个实验对他的所有的参与者，包括这位津巴多教授，对他们都造成了很重要的影响，固然使他们出名，可是也使他们一辈子背负一个良心上的罪责。
这个实验到底是怎么回事？里面到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答案就在这本书。这本书是这个实验结束了三十多年之后，这个教授才重新整理，根据当时的笔记写出来，而在这三十多年之间，他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可以回答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为什么卢旺达大屠杀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研究，他其实要指出的一个主题非常简单，这个主题就是人为什么会变坏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我们说他杀人，比如说前一阵子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去校园里面屠杀一些无辜的小孩。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些坏蛋、这些坏分子他残暴不仁，他太没有人性了，仿佛我们把罪恶当成某种人的特质，我们把残忍当成某种人的性格。
这时候呢，对我们来讲好像舒服一点，我们平常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治安的方法就是把少数坏分子隔离开去，知道有谁会犯罪，我们就先抓他。这以前讲犯罪学很讲究这点，就看什么人像是犯罪分子。可是呢也有一些学者从完全不同的路径来探讨这个课题，这就是社会心理学。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讲法，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会变得很变态并不是这个人的性格特质的问题。相反的一个非常善良的平常非常温厚的人也可以是个凶手。在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些故事我们早就听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是一些情景，是某种的情景，某种的环境，某种的背景使得一个人为恶，使得一个人忽然堕落，堕落成为撒旦，所以这本书叫做《路西法效应》。路西法Lucifer，撒旦的另一个名字嘛。
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觉得这本书很震撼的地方，就是这个研究是很有名的，很多人听过。但是我第一次这么仔细的知道这整个研究的过程。原来在1971年他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你就会一步一步的看到这些学生，这些原来很纯真的学生，怎么样忽然之间有人适应了囚犯，有人变成了魔鬼般的狱警。
请记住这个年代，正好是美国六十年代火红年代之后没多久。这些学生全部都经过嬉皮士运动的洗礼，喜欢爱，喜欢做爱，反对战争，喜欢大麻，喜欢旅行，爱好和平，对所有的权威对所有的建制都抱着一种天然的反动跟不满。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几天之内就会变成那么顺从某种体制，比方说这个监狱的体制，那么顺从的扮演这个体制安排给他们的角色呢，答案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接着说。
我们今天继续接着说1970年代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的监狱实验，在那场实验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在实验开始的第一天，几乎所有人就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了。那么这个角色的安排是怎么样，我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这本《路西法效应》，作者菲利浦·津巴多。
他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首先所有的囚犯进到监狱之后，都要赤裸身体接受检查，然后换上一个囚犯的制服。跟着他们要开始报数，就每人安排一个号码，比如说1609啊，这样给他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这就表示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你不再是你原来那个人了，你只是一个囚犯，你被赋予了一个新名字，而这个名字就表示，你被剥夺了你原来的背景跟人性，进入了这个体制之内。
然后，这个几天的实验里面，他们反复的要求这些假装是囚犯的学生，不断的要报数说自己是几号几号，就是要加强他的印象，让他知道你已经不是学生了，你甚至不是在做实验，你是一个真正的囚犯，你所拥有的不是一个有姓有名的东西，而是一个号码。
另一方面，当狱警的那一帮，当狱卒的那帮学生又怎么样，其实他们很多一开始都特别厌恶做狱警，为什么？我昨天不是说了嘛，他们是很反叛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当囚犯要过瘾过了，而且他们觉得好端端的我跑来斯坦福大学念书，将来当狱警那多没出息呀。
可是当他们穿上狱警的制服，当他们戴上让别人看不到他眼神的太阳眼镜之后，他慢慢开始感觉到某种权威感来了，这个制服就开始使他改变。然后在一天之内，这个互动就已经出现微妙的变化，就是这些刚刚进来嬉戏闹闹的囚犯学生，饰演囚犯的学生们有时候会搞点小反叛，而这些狱警很迅速的就开始忘记了这只是个实验。
他觉得你这么不听我的话，其实是对我的这个身份对这个体制的不尊重，你在挑战我的权威，要好好镇压他们。到了第二天，这些饰演囚犯的学生就已经开始想策划叛乱，然后又被更残酷的镇压跟羞辱。这就让我马上想起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见到一些有微小权力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城管，他为什么有时候会变得那么凶暴，这并不表示他平时不是一个好爸爸，不是一个好亲戚好邻居，他可能也是。
但是只是在穿上制服在某个情景之中，他觉得任何一点对他的稍微的言语的冒犯，对他的说法不同意的东西，他都会火冒三丈，他就会觉得你这是在挑战我跟我背后体制的权威。他把他自己这个“我”投射的太大，他也把这个体制延伸的太长到自己的身子上了。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最怪异的是连外面来的人都居然能够慢慢适应这个监狱的情景，比方说这里面他们来安排一个，装模做样的安排了一个上诉委员会。就是说这些囚犯如果对我们这个监狱有什么安排不当的地方感到不满的话，你可以提出申诉。然后在这个上诉委员会里面有一个囚犯，被其他的囚犯推举为代表，他居然在当时的日记里面记录什么，他说他很高兴，很骄傲，居然被我的同伴推举我为犯人代表。他似乎开始很认真的觉得自己真是个犯人，而且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能够得到狱友们支持的犯人。
后来还有一天安排了家长、亲友会见日，那儿这就已经到了礼拜二的事，就是第三天，就有些父母可以被安排进来探望自己的子女。在这个探望过程里面太有意思了，你们知道美国人亲子一见面就有自然的拥抱，但在这个环境底下有一些父母居然看看守在旁边的那些狱卒说，我可以跟我的孩子握手吗？居然去跟孩子握手。
然后双方非常不自然的说话，而且在说话的过程里面，每次说到监狱对他们待遇并不太好的时候，这些狱警就在旁边“嗯”，走来走去，中断他们说话。而有趣的是连外头进来这些家长父母也都居然不敢吭声，不敢反对，似乎很多人都很快的进入了这一个场景里面。
只有少数几个犯人，比如说5486，他是拒绝投入的，他拒绝假装这是真正的监狱，他每次在说话的时候，他都强调这是个实验室，但是后来很快的，因为狱警的加强压迫，他也很快投入反叛行动。当他投入反叛行动的时候，他就跟他其他的一些想要造反的狱友们就一起被残酷的镇压，他就开始逐渐的相信自己果然是个囚犯。
例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叫416的犯人，他用绝食来抗议对他越来越残暴的那些家伙，那些家伙呢就用百般的性羞辱的方法来对待他。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这位教授他就说到后来美国在伊拉克那些恐怖的监狱里面虐待囚犯是怎么回事，完全在这个实验里面就能够找到端倪。你很自然的会想性羞辱那些人，要他们脱裤子，要他们假装互相鸡奸。
然后这些在这个实验过程里面，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们这位狱长，装作典狱长的这个教授，这个教授是有名的左翼教授，反战，搞越战大游行，学生们都很爱他，和蔼可亲，直到今天还老在抗议美军的种种暴行。但是当时他假装典狱长的时候，他完全无视这整个局面的变化，他不晓得这三四天里面已经发生一些超出控制的事情。
他非常投入他开始恨这里面某些的囚犯，觉得他们太不合作，太不听话，他开始注意有些狱警表现的相当好，非常凶悍，虽然好像有点太凶了，太过分了，但是他就想法设法的不让那些想离开这个实验的学生离开这座假装的监狱。然后这里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最后当整个实验中断之后，这里面其中一个饰演狱卒的学生叫博登，他的日记说，当菲利浦向我透露实验将要结束时我高兴极了，但也震惊的发现，其他狱卒非常失望，不只因为我们原来要得到的实验研究的薪水减少，而且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他们似乎很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呢，另外一个作风强硬的狱卒阿内特，他说两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第一个是对犯人沉浸在角色中的观察，留下来的犯人说，如果他们可以被释放的话，他们就愿意放弃他们的酬劳，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想是，犯人在后来的会议里面，就是大家已经结束了这个实验，互相交流的时候，这些犯人仍然很痛恨不可相信这些狱卒。
因为他觉得他们真是坏蛋，但是问题是他们就说我们其实不是坏蛋，我们只是很普通的学生，甚至这些学生里面有一些平常非常可爱，人缘非常好的学生，这时候也变得很凶悍。
我们一般人在看到一些惨案发生的时候，在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残酷的屠杀事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变成那样的坏蛋和凶手，我们通常很自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能力，很自信自己的坚强意志。可是千万不要太过自信，有没有想过像纳粹屠杀，像南京大屠杀，像卢旺达大屠杀。如果把你丢在那些谋杀者的屠杀者的角色里面，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可能顺从，你会不会可能也投入其中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路西法效应》，它的作者菲利浦·津巴多，正是想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使得我们变坏的是一些情景的效果，这些情景有时候是来自于像我们昨天讲的制服、监狱的环境、某种规则、某种秩序。
还有它是种群众压力，什么是群众压力？比如说像卢旺达大屠杀的例子里面，当你发现其他人都在这么干的时候，而你不动，你不干，你会担心自己会被人认为，我其实是同情这些图西族人的，我是不是和个胡图族人的胡奸呢？所以你觉得我也被迫要去杀人。
而当你开始杀人之后，你就会觉得既然我已经杀了，那我只好继续杀下去，我甚至杀人有时候是为了帮助那些受害者解脱，反正他们迟早要死，不如我爽快的让他们死。我是对他们好，你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解释。
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例子，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念一些这里面一些片断。这本书里面《路西法效应》特别强调纳粹当年的环境，纳粹当年有一种人叫做纳粹医生，我们知道，纳粹医生事实上很多人觉得很奇怪的一种人，这些人平常就是很好的医生，他的主要的工作，职业伦理要求就是救急扶伤要救人命，但是当他被派到集中营里面的时候，他要执行的任务却是释放毒气或毒针，让那些囚犯一个一个痛苦的死去。
他们进去的时候，一开始根据现在的调查研究，就说他们通常会觉得很困惑，这里的人怎么能够做的出这种事情呢？他们怎么可以受这样的痛苦呢？后来慢慢他会得出一个对自己来讲很合理的答案。这些囚犯现在住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在粪堆里面苟延残喘，我还不如给他一团毒气让他到天堂去，让他变得更好。慢慢的，这整个屠杀就变成不是屠杀了，而是一个有道义去完成的任务跟工作。
你怎么样把这个其实很邪恶的东西执行好，就变成你最关心的问题，这就像思想家海纳·阿伦特讲的平庸的邪恶，就在这里，你开始失去自主的判断能力，你开始在做一起其实平常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因为你觉得我只是在执行任务，就等如有人让我去告密，我的伙伴里面有谁有什么反动思想。
等于有人叫我去杀害敌方的某些某些人，我会把它说成我只是在一个组织里面，我这时候被迫牺牲掉我平常某些信念，但是其实我是为了大局，是组织要求的，这责任并不在我身上。然后这里面就提到，公开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产生认知失调，行为跟信念之间不一致，以及行动不是随着恰当态度而产生，都是认知失调出现的条件。
由于这些和个人信念不符的行动是这些人承诺要做的，于是狱卒们或者当年的纳粹医生便觉得需要赋予它意义，必须找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作出违背他们真正信念和道德主张的事，简单的讲也许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在这个欺骗过程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当年那些纳粹的医生时时刻刻摆荡在谋杀的残酷以及短暂的人事之间，然而这道鸿沟，无法弥平。
事实上，持续分裂就是使他们继续从事夺命任务的因素，分裂是维持总体心理平衡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分裂他难以弥合，所以他更需要去努力的让自己达到平衡，慢慢的你这个人，一个原来有自由意志的人，就逐渐被整合进了巨大、野蛮，而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一个集体产物。
那么后来受到这个研究的启发，又有别的心理学家做过其他的实验，效果也很惊人，也非常着名。比如说非常有名的米尔格伦实验，这是另一个社会学理学家做的实验。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找一帮学生，叫他们扮演老师，然后就骗他们说你们另外一帮受实验的学生呢，就扮演学生关在对面的房间里面。那儿你看不到他们的样子，只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里面那些扮演学生的那些受试者，跟你这个扮演老师的受试者之间有条电线，你这有个按纽，你一按那儿，他那边就会被电击，就会触电。那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就是你很简单问他一些问题，隔着这个扩音器问里面的学生问题，他答错了，你放电，他再错，这个电就更大一点。随着他错误的增加，这个电就不断的增强，达到450伏特的时候，他就会致命。
找来几十个学生，做这个实验，其实所有的学生都在扮演外头按纽的那个老师，里头的那些学生都不会真的被触电，里头的学生是米格尔伦教授安排的一些演员，是假装触电在里面尖叫的。但是这些学生受试者，这些扮演老师的人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以为里面真有一个自己的同学在里面做实验，假装是个学生，然后我按纽他会触电。
然后实验开始，一开始里面叫一下“哎呀，好痛”、“哎呀，好痒”，没什么继续问答。问答下来随着答错的情况增加之后，这个电流不断加强，终于到了里面那些人受不了了，开始喊叫“我受不了了，赶快结束放我出去”，到了这些时候，这些装老师的这些受试者怎么办呢？他会望一望实验室主管怎么办，这实验室主管非常冷酷的说，不用管那么多，没事的，继续。
然后他继续，他通过扩音器对里面的被电到的学生说，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忍一忍很快就好，但是不行，那个惨叫声越来越犀利，直到最后他们甚至开始觉得我只要把电压调到450伏特让他一死了之，就结束这痛苦就完了。
最后这个实验里面有2/3的受试者在短短一小时之内，都把电压调整到了足以让人致命的450伏特。当实验结束之后，他才知道里面没有这么一个同学，还好没有死人，但是在那一小时之内，这些原来善良的大学生，都准备好了要做杀人的准备。
也许大家看过一部电影，最近几年也很受欢迎叫做Die Welle浪潮（刚搜了下，暴风影音上有在线的），讲的是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美国中学的历史老师，他做了一个实验，跟学生们做，他怕学生不懂，为什么当年德国人会那么变态，支持纳粹党去屠杀犹太人。
于是他就要求这个同学里面，这个班级里面开始组织一些的仪式、口号、手势，特别招呼方法，把人群分成内跟外，他跟我，我者跟他者，这时候慢慢慢慢，这个仇恨就在校园里面弥漫出来，慢慢一个非常独裁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出来。这些原来很天真可爱的中学生就出现了一群非常残暴的，有狂热信念的一群人，然后这时候，这个老师宣布我们教学结束了，大家现在知道了吧，纳粹是怎么来的，纳粹就是这么来的。
从这个实验我们又可以说到一点，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的这个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监狱也许不一定需要是个真实的监狱，我们也许就已经活在一个监狱里面，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这本《路西法效应》，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也许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预警，它在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应该放纵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要尊重某种的权威与秩序，我们整个社会多多少少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实验室。
那这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自己都猜测不到的怪事，比如说这里面讲到，当年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试验，就是另外一对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比布·拉塔内，还有约翰·达利他们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跟纽约大学当教授，他们做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是研究什么？就他们发现那时候纽约特别多的这种事情，就一个女孩当街被强奸犯追着来强暴，在40多个人的围观底下，这个强奸犯就把她拉上楼梯给干了，也有一些人是在上百号人的目睹的情况下，在街上被人砍的满身是血，边跑边叫，叫救命，就没有人去管他，这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这个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越是多人目睹罪案的发生，这些人就越不会介入跟帮助。换句话说，如果当时只有三个人在场，这三个人说不定就会上去摁住凶徒，但是人一多的时候，大家反而不敢动，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不需要做什么，其他人会做，如果其他人都不做，那表示我更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人是一种服从的动物，我们人是一种群体的动物，我们总是对其他人有期盼，我们也总是希望满足其他人的期盼，于是这时候我们丧失自己的一个良知判断的能力。
于是津巴多教授在这里面提出，我们人要怎么样改善跟强化自己的良知跟自主能力呢？必须注意我们一般处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二元性，就是抽离跟沉静的对立，犬儒式的怀疑跟投入式的参与之间的对立，那么这个对立我们该怎么来理解他的一个典型人物呢。这个人物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这里边讲斯坦福实验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就是后来我们这位作者津巴多教授的太太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
那这个克里斯蒂娜她当年也是一个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她在这个实验进行到礼拜四的那天晚上来看她的这个男朋友，也就是主持实验的津巴多教授，说你们这个实验搞的怎么样，然后她就说了，她说她进去这个实验室，假装的监狱，她首先惊讶就这个地方搞的还真像监狱，然后她在其中的一个休息室里面跟其中一个等待要值班的这个学生，也就是等待要去值班假装是狱卒的学生谈话，说这个学生又亲切又有礼貌，怎么看都是大家公认的超级好人。
后来她忽然发现，透过这个监视机的镜头发现，刚才跟她聊天这个好孩子，居然就是这个录像机的镜头，监狱实验里面最恶名昭彰的一个狱卒，然后她就发现这个人才不过几分钟，就从头到脚换了个人，不但走路的姿态不同，讲话也完全不同，带着南方腔调，他正在大喊、叫骂犯人，命令他们报数，所有不在他规矩里行事的，都被视为对他的无礼和挑拨，后来这个克里斯蒂娜看着就哭了，她受不了，她大声谴责她这个男朋友，主持这个实验的教授津巴多，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这已经完全失控，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
这时候津巴多教授被她一骂，才恍然大悟，一下就吓醒了，他发现对整个事情已经失控了，我已经太沉浸在这个典狱长的角色里面，我本来应该做一个客观的研究人员，没想到我也开始享受这个过程了。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值得研究了，这位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她就在想，为什么当时她的反映跟所有参与研究人都不同？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是礼拜四才进入这个研究状况，所以她是一个外来者，作为一个外来者，一个局外人，她看这个局内的状况，当然会看的比较清楚，她的整个人也没有那么投入，所以人的某种相对抽离是重要的。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津巴多教授后来研究，他不具有一种所谓英雄行为的人格，真正的英雄行为是指人应该对于邪恶情境具有抵抗力，这个抵抗力来自哪里，除了刚才说了一个局外人的心态，跟你平常能不能够常常的保持警觉的意识自己的环境，常常去抽离出这些局势之外，还要注意一个特点，就是这种人往往都是一个平凡人，这里面最后就提到大部分成为恶性加害者的人，和可以做出这种英雄之举的人，直接相比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只是平凡人。
就像《辛德拉的名单》里面的那个有名的德国的良心商人，或者卢旺达大屠杀，当时帮助狱卒的这些好心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平常不见得特别了不起，不见得特别伟大，他只是一些平常人，相对于平庸的邪恶，也有一种善良的平庸。他们的特点在于他们做了正确的事，却丝毫不以英雄自居，认为自己只是表现了何为正派，何以言行的共同感受，而这种人其实还是很多的，只是对于他的情境具有一种敏感，他不会那么容易被他的情境屈服，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有一天自己变成一个凶手，就要做的事是让我们随时对自己的情境身边的环境，秩序所身处的社会或者机构保持一个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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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临床主治医师 诗人
上海市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医妇科兼心理科主治医师。自2002年开始学习心理学专业并已经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擅长婚姻情感，情绪管理，女性各方面的情绪困扰以及自信心培养，人际关系，亲子教育等方面问题的解决，并有催眠经验。感觉敏锐，情感细腻，亲和力较强是我的特点。
中科院心理学系函授2年心理学专业，并从事心理门诊工作6年时间，，已取得上海市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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