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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科学落后的历史根源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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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危机如何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10-01-25 &匿名提问
目前我国教导应对存在着种种树立，高校盲目扩大、盲目扩招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应当建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观，采用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外延式发展为辅的发展模式，在教导应对“大众化”的浪潮中器重“精英”应对，从而进步教导应对的质量和效益。教导院校的数量扩大带来了一系列成果。在资源供给相对不足的条件下，扩大引起了应对平均质量的降落。由于不良勉励机制的存在，使得进步教师质量日益艰苦。与其他可选择的职业相比，教师的工资广泛较低。教师工资的进步受制于官僚性的人事制度。在教导院校中，那种以嘉奖教师的优良事迹为导向的勉励机制，很少被用来作为分配报酬的根据。我国的教导院校在发扬学术自由传统方面做得非常不够。广泛存在的官僚政治和腐烂影响了学生和教师的选择，同样也影响了教师的待遇和学生的质量。许多学生在吸收教导应对之前，并未做好必要的学术筹备，甚至在他们吸收教导应对之后，也非常缺乏基础的学术训练和较好的专业知识与文化程度。许多硕士研究生也是如此，他们缺乏做学问的基础、能力、精力。由于师资筹备的不足，生源质量的较大差别和降落，对学生不同请求的迁就，以及校舍、设备、资金的不足等，高校扩招后的质量必定有所降落。这与当今发达国家教导应对的时代主流不太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教导应对在二战后经过了大约30年的发展，在 20世纪80年代以落后入了以进步质量为中心目标的时代。法国在1984年通过的《教导应对法》中强调，“法国政府认为，教导应对现代化的核心是进步应对质量”。1984年“美国高质量教导应对研究小组”指出：“倘若美国教导应对沉沦于不求进取的状态，倘若容许寻求高校文凭而不学习，那么各级应对都会深受其害。”因此，“教导学校要全力以赴地进步应对质量”。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三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四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唯物辩证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及时研究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你要的要义应该是第3点可持续发展概念，最初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环境与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它所强调的是，环境与自然资源的长期承载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改善生活质量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它主张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其战略目的主要在于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和区域之间、代际之间的矛盾。随着这一理论被世界各国的学者、有识之士和政府首脑的广泛接受和认同，它迅速成为当代主流社会发展的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它试图克服工业化以来的单纯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的旧模式，转向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从以物的发展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从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转向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的内涵不再囿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而是把它理解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和促进，以及人们生活方式、心理层面与价值系统的重建，它既包含了社会各子系统横向展开具有协调性，又包含了社会发展具有可连续性。就经济发展方面而言，由把发展视为数量指标的增大转向注重经济内含量和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培养；就主体方面而言，打破了旧发展观把人视为经济动物，把人的发展等同于生活条件改善的局限，从人的全面现代化角度去理解发展，发展意味着人们从体力到智力、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到科学文化知识及道德修养各个方面的质的提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意味着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它必将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也产生重要影响。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人与人关系的矛盾。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内涵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和发展。忽视自然的社会发展和没有人的自在自然的发展都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应有含义。应该说，可持续发展既是人的发展又是自然的发展，它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以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以生态的发展为条件，三者不可偏废，其最终目标都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一般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我们从狭义的社会层面来界定可持续发展，它主要是指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是人口趋于稳定、经济稳定、政治安定、社会秩序井然的一种社会发展，其基本内涵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这既包括满足人们对各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享受的需要，又包括满足人们对劳动环境、生活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等的生态需求；既包括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又包括逐步提高生存与生活质量，做到适度消费和生活方式文明，使人、社会与自然保持协调关系和良性循环，从而使社会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共同繁荣。第二，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它强调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不断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整人口结构，真正把现代发展转移到提高人的素质轨道上来，实现人口与社会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只有国民素质提高了，许多社会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因此，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从而形成社会系统全面进步和不断更新的持续发展能力。第三，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消除贫困与公平分配财富。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不会把现存的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永远继续下去，它当然也不会允许贫穷永远存在。不公平性会助长社会发展的非持续性，只有公平性才能保证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可持续社会发展应是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以公平分配，消除贫困，共同富裕为宗旨的社会进步过程。可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推动社会整体全面进步，其终极目的是使人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早年提出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针对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相结合。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已主导现代世界发展方向的今天，我们更应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全面发展。但是，人的全面发展并非是指人们的每一种能力都同样突出，达到均衡水平，也不意味着一个人是万能型的，没有任何缺陷和不足。它不单指人的生理、心理、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水平本身的协调发展，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集体、自我与他人、个人自身的各方面发展处于协调一致、同步运行状态之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人作为主体，其实践活动、社会关系、人的需要、各种能力、潜能素质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永远追求过程，没有终点。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全面发展主要是针对当今社会过度地、片面地强调人的物质需要的合理性。这种单纯地以效率、物质利益为中心的价值操作系统容易引发社会各方面的不良反应，如法律虚悬、官员腐败、社会不公、贫穷与犯罪、黑色经济等。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看，它也是一种主体片面性的表现，它把人的发展单向化、简单化为物的发展，从而把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联系、有机统一破坏了。这种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所导致的人的片面、畸形发展必须得到纠正，否则将使人类陷于深刻的生存发展危机之中，既没有社会的持续发展，也没有人类自身的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系统发展观。它对发展的诠释可分为如下层次：一是既要当前发展，又要协调永续发展，这是发展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二是既要经济发展，又要相应的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这是各个发展要素的相互联系与整体的协调；三是既要人和社会的发展，又要自然、环境的相应发展。自然界的平衡、再生也是一种发展，也就是说，把宇宙、地球与人类，把社会经济与科技文化，把物质领域、精神领域与自然领域都置入在一个动态的系统中，寻求达到整个系统的最佳选择和结果，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全面进步。这种社会系统的全方位发展必然要求人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就个体而言，只有人的智力、体力、才能、创造力以及各种潜能得到持久的充分发展，才能推动社会持续发展。从关系角度说，人的全面发展应当体现出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把握和处理，能够充分认识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它们协调一致。主体在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中，能够不断意识到自身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自身的片面发展对自然的破坏性，从而能够自觉、能动地对自身的发展进行自我约束和控制，求得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种自我约束和控制既表现在对人口数量的控制上，也表现在对人的质量的提升上。一方面要求人们自觉地控制人口数量，以达到人口数量与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另一方面通过教育，促进主体个体的科学、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面发展，提高主体个体全面的实践能力。因此，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应全面开展对人的素质教育，全面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审美教育、包括生态道德、生态文化等全方位教育，使人的道德修养、文化水准、行为规范得到全面提高。从中国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应重点提高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变人口压力为人口动力。可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求的人不仅要有现代科学技术，而且要有自觉的道德意识，任何个体都不是一个仅仅为了物质财富的“经济人”，而是一个为了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努力工作的全面发展的人。可持续发展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的一个新的发展观。它的提出是应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是 1987年由布伦特兰夫人担任主席的世界环发委员会提出来的。但其理念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的《寂静的春天》、“太空飞船理论”和罗马俱乐部等。１９８９年５月举行的第１５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期间，经过反复磋商，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　　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还意味着维护、合理使用并且提高自然资源基础，这种基础支撑着生态抗压力及经济的增长。可持续的发展还意味着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与考虑，而不代表在援助或发展资助方面的一种新形式的附加条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它特别关注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资源、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给予鼓励，反之则应予摈弃。　　所谓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和纲领，是多个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称，它要使各方面的发展目标，尤其是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目标相协调。１９９２年６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召开，会议提出并通过了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２１世纪议程》，并且要求各国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对策。１９９４年７月４日，国务院批准了我国的第一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２１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称为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 P61　　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认识到自己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应尽的责任。 P61　　面对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国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都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P61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人类应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损害他人和后代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保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个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同样拥有发展的条件和机会。　　补充：可持续发展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可持续发展”亦称“持续发展”。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接受，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我国有的学者对这一定义作了如下补充：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需求又未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还有从“三维结构复合系统”出发定义可持续发展的。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教授则认为，“持续发展是一种具有经济含义的生态概念……一个持续社会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结构，应是自然资源和生命系统能够持续维持的结构。”　　可持续发展包含两个基本要素或两个关键组成部分：“需要”和对需要的“ 限制”。满足需要，首先是要满足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对需要的限制主要是指对未来环境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限制，这种能力一旦被突破，必将危及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如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决定两个要素的关键性因素是：(1)收入再分配以保证不会为了短期存在需要而被迫耗尽自然资源；(2)降低主要是穷人对遭受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暴跌等损害的脆弱性；(3)普遍提供可持续生存的基本条件，如卫生、教育、水和新鲜空气，保护和满足社会最脆弱人群的基本需要，为全体人民，特别是为贫困人民提供发展的平等机会和选择自由。　　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下具有可持续性的综合国力。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社会发展能力、政府调控能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等各方面的综合体现。　　从可持续发展意义上考察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需要分析当前该国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能力，而且需要研究支撑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变化趋势。　　关于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研究，是以可持续发展战略理念、条件、机制和准则为据，全方位考察和分析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各构成要素在国家间的对比关系及其各要素对综合国力的影响，系统分析和评价综合国力及各分力水平，对比分析并找出不足，同时提出相应对策和实施方案，以期不断提升综合国力，达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　　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去衡量综合国力，使综合国力竞争统一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框架内，从而适应社会、经济、自然协同发展的需要，就必须从观念、作用、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综合国力进行全面的再认识。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价值准则是国家在保持其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推动包括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内的广义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显然，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内涵决定了在提升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过程中，科技创新是关键手段，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是基础，经济系统的健康发展是条件，社会系统的持续进步是保障。　　当代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向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既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目标,也使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综合国力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难度。在目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要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都无法回避科技、经济、资源、生态环境同社会的协调与整合。因而详细考察这些要素在综合国力系统中的功能行为及相互适应机制，进而为国家制订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尤为重要。　　随着社会知识化、科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人类世界将进入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时代。谁在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上占据优势，谁便能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奠定更为牢靠的基础与保障，创造更大的时空与机遇。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将成为争取未来国际地位的重要基础和为人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这样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需要把握决定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需要清楚自身的地位和处境、优势和不足，需要检验已有的同时制定新的竞争和发展战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的总体战略目标.　　它的要求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到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的应负的责任，并有与之相应相应的道德水准。　　我国人口基数大，今后十五年还将增加近两亿人口，这对农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整个经济建设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大力提高人口质量。我国耕地、水和矿产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比较低。今后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对资源总量的需求更多，环境保护的难度更大。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要根据我国国情，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克服各种浪费现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综合利用资源，加强污染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总之，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由柳洪平创建。29                      全党开展一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集中教育活动中央决定，从2008年9月起，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分三批，自上而下在全党开展一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集中教育活动。根据省委统一部署和要求，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参加全省第一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目前，我局学习实践活动已全面展开。按照实施方案的部署安排，为使我局扎实有效地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准确掌握影响和制约我省质监系统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切实做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省质监工作，进一步提升质监工作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改善民生突出问题的能力，提高全省产品总体质量水平，增强云南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在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提高有效性和贡献率，现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全省质监系统和省局机关在践行科学发展观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找准问题，理清思路，全面履行职能职责，服务社会。意见和建议可通过实名或匿名的形式，登录征求意见邮箱的方式进行反馈。我局对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将虚心采纳，以期不断改进；对反映的问题将逐一核实，及时处理。衷心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配合！一、财政立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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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危机，我们必须认真检讨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模式。中国政府和社会大众都应认识到：高等教育的危机关系到国家的兴亡盛衰。高等教育的危机是国家的危机，是民族的危机。要在这种危机感的感召下，充分重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认真进行教育改革，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克服危机，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 一、具体发展模式：内涵式发展为主，外延式发展为辅 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可以根据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靠要素投入的发展还是靠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分为外延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所谓内涵式发展，是指通过挖掘现有学校的潜力，优化教育结构，提高现有学校的内部效率和质量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模式；所谓外延式发展，则是指通过增设新学校、扩大招生规模、扩大学校面积等措施来扩大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的发展模式。由于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不仅会影响到高等教育体系的内部结构，而且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质量、学术水平以及社会经济效益，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是一个战略问题，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兴衰成败，不可不察。 外延式发展主要是通过发展数量、增加新校、扩大规模来实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都采取了外延扩展型的教育发展模式，呈现出高等教育的激增趋势。我国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高校合并和高校扩招以及高校“圈地运动”均属外延式增长。 内涵式发展要求通过办学手段和方式创新来优化教育结构、改革和完善学科及专业设置、开发利用教育要素的潜在优势，提高高等院校的教学和学术水平，提高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高等院校整体的质量和水平。 我国的高等教育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不论是在学术水平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应用实践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国的高校近几十年来，在拥有和培养学术大师、思想家等方面，成绩非常不乐观；在培养能工巧匠（指技术性、职业性方面的人才）方面，成绩也不理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学习研究科学的高等院校，同样缺乏科学的发展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通过高等学校的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来实现的，是以外延式增长为主的发展模式。这种外延式发展模式的主要缺点，是高校、系科专业在各省区重复设置、平均用力、小型分散、低水平重复、效益不高、质量不高，等等。最近几年来，随着高等学校的大规模扩招、“大学城建设”、“教育产业化”等等，这种外延式发展模式的弊端显得更为严重。外延式增长过程中存在的许多弊端,需要通过改革，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来解决。 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必须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狠抓质量，采取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外延式发展为辅的发展模式。 外延式发展，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数量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缓解了高等教育的入学压力。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导致了一些严重问题的产生。 高等教育发展过快，不仅占用教育经费的比例太多，并且大大超过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扩招幅度过大，导致了大学生的质量相对下降。学生质量下降，会对教师的教学与科研产生消极影响。 高等院校的数量扩张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在资源供给相对不足的条件下，扩张引起了教育平均质量的下降。由于不良激励机制的存在，使得提高教师质量日益困难。与其他可选择的职业相比，教师的工资普遍较低。教师工资的提高受制于官僚性的人事制度。在高等院校中，那种以奖励教师的优秀业绩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很少被用来作为分配报酬的依据。我国的高等院校在发扬学术自由传统方面做得非常不够。普遍存在的官僚政治和腐败影响了学生和教师的选择，同样也影响了教师的待遇和学生的质量。许多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并未做好必要的学术准备，甚至在他们接受高等教育之后，也非常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和较好的专业知识与文化水平。许多硕士研究生也是如此，他们缺乏做学问的基础、能力、精神。由于师资准备的不足，生源质量的较大差异和下降，对学生不同要求的迁就，以及校舍、设备、资金的不足等，高校扩招后的质量必然有所下降。这与当今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时代主流不太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在二战后经过了大约30年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了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目标的时代。法国在1984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中强调，“法国政府认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提高教育质量”。1984年“美国高质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组”指出：“倘若美国高等教育沉湎于不求进取的状态，倘若允许追求高校文凭而不学习，那么各级教育都会深受其害。”因此，“高等学校要全力以赴地提高教育质量”。高校一方面在扩招，而最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很难，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找不到工作。2002年大陆高校毕业学生为145万人，2003年为212万人，2004年为280万人，2005年将有338万人。2004年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3%（2004年9月）。2005年的就业问题将更加严重。这说明我国的大学生已相对生产过剩，即供给大于需求，供需矛盾突出。这种情况还会对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产生消极影响。相当一部农村中小学生及其家长对考大学的兴趣和热情已经有所减退。大学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魅力。特别是当他们考虑到花了很多学费上大学而毕业后又找不到工作时更是如此。 大学毕业生相对生产过剩还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高鸿业曾提出过这样的警告：“大学毕业生过多往往会成为妨碍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一部分人上不了大学和大学毕业而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同样都会感到不满，可能影响社会安定。但后者（一批自认为是社会精英的分子——大学毕业生）的能量大得多，其不满的危险更大。要警惕盲目发展高等教育而培养出一批社会的反对者。”[2]（P71-72）此话发人深省。历史上许多王朝的造反运动（如农民起义）大多有失意的或者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参与组织发动和领导。 高等教育的盲目膨胀，必将导致质量下降，必将造成严重的浪费，甚至会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取得的成绩，破坏现有的基础。同时，高等教育的膨胀还会使已经紧张的经费更显不足。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发展高等教育，就不得不把经济负担转嫁到学生及其家长身上。许多穷人家的子弟可能因为贫穷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或者因为贫穷使大学学习受到严重影响。高校的盲目扩招和高收费使高校的贫困学生激增。当然，这与广大底层民众的收入较低也是有关系的。贫困生问题已是高校一个不轻的伤痛。那种把高校扩招当作“扩大内需”的手段的理论和行为实在是误教、误民、误国！正是高校的盲目扩招和高收费缩小（降低）了许多大学生家庭的“内需”。 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弊端的教训值得我国认真借鉴。我国应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弊端之覆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增加教育机会是发达国家的主要政策目标，这推动了教育的大众化和民主化，受高等教育者的数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种数量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忽视质量为代价的。以机会均等为原则的高等教育民主化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一些新矛盾：如英才教育与大众教育、增加数量与保证和提高质量、机会均等与结果均等、教育平等与社会平等、扩大高等教育与政府的财政能力及劳动力市场的吸纳能力等等矛盾。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教育质量问题日益突出，而且人们把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力素质下降同教育质量问题联系起来；加上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使扩充教育数量的压力减轻，这些因素促使发达国家把教育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特别是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各国政府普遍开始削减高等教育支出，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日益严重，从而使各国不得不调整高等教育的方针。如美国自1980年开始在强调继续扩大高等教育数量的同时，提出要“全力以赴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法国1981年提出高等教育在坚持民主化原则的同时，还必须贯彻现代化和职业化的原则，以提高质量。许多国家的历史都说明了高等教育经历了数量增长→质量下降→控制数量→提高质量这样的发展过程由于基础较好，经得起“质量下降”的折腾和冲击，但中国由于高等教育的质量本身就存在严重问题，因此经不起“质量下降”的折腾和冲击。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急于要改变落后面貌，竟违背教育的客观规律，急功近利，急躁冒进，搞短期行为，不顾本国客观条件发展教育事业。例如印度在年间，教育支出增长了13.4倍，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8%增至2.8%，高等学校在校生从40万增至261万，增加5.5倍。然而在教育急剧发展的同时，印度的就业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日趋严重，失业人数持续增长。据印度经济学家估算，在印度的失业者中，近2/3具有一定文化教育水平。不仅受教育者的失业率高于文盲，而且学历越高，失业率也越高。如1974年具有大学本科以下学历者失业率为13%，而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的失业率却高达15%。这种急躁冒进的行为必然导致教育效益差、质量低的后果。印度的这一教训值得我国认真吸取。    高等教育的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永恒主题。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切忌盲目冒进，违背教育规律，一定要重视质量，坚持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外延式发展为辅的模式。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中，质量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进行监控，有必要及时确立科学的、具有时代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并建立相应的质量评价体系，以此来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 人们已经感受到了近几年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带来的弊端，并预感到将出现的严重问题，但为什么一些人仍然还在盲目追求高速发展呢？实在令人深思。坏的市场经济导致了教育被产业化、商业化。高等教育的盲目扩招正是高等教育产业化、商业化的结果。高等教育的盲目扩招很有可能培养出更多的社会反叛者，而不大可能培养出更多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最近几年来，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说，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一方面，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却人才紧缺。 内涵式发展为主、外延式发展为辅的发展模式，也是一种有效发展模式。所谓有效发展，是一种着眼于发展的质量和有效性、强调发展过程平稳递进而不是盲目冒进的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表明，从提高高等教育资源使用效率的角度看，要提高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应该走一条“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即主要通过挖掘现有学校的办学潜力，优化教育结构，提高现有学校的内部效率和质量，适当扩大现有学校的招生数量来实现总体规模的扩张。但同时必须认识到，学校规模的扩张并不必然就带来内部效率的提高，在扩张规模时必须注意防止质量下滑。 我国高等教育的关键问题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教育质量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生命线，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水平。办学必须讲究质量和效益，没有质量和效益就是严重的浪费和损失。质量与效益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 与外延式发展模式注重发展的规模、数量、速度不同，内涵式发展模式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有效性，即在一定条件下，使发展产生最好的质量和效益。它的重点是质量和效益，而不是速度和规模。高速度增长不一定是有质量、有效的发展，低速度的增长也不一定是有质量、有效的发展，高低速度之间的平均速度，同样不一定是有质量、有效的发展。内涵式发展模式的立足点已超越了速度问题，它以更为合理的思路来把握发展与速度、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它把速度看作一个外在的东西，而并非发展本身。速度是由发展的质量和有效性所决定的。没有质量和效益的速度不能导致发展，相反，只会导致倒退和某种破坏。有质量和效益的速度才是发展。内涵式发展模式追求的是质量和效益，并且是较高的质量和效益。它既可以节约高等教育投资，又可改善现有办学条件，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模式应该贯彻国家提出的“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讲求效益”的方针，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应该采取内涵式发展模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高等院校有着不同于经济或物质生产部门的许多特性。高等院校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规模并不等于有效益。高等学校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导致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而只是为这种提高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如果扩大后的高等院校仅仅是原有小规模、低水平的高等院校的简单合并或复制放大，高等院校的内部资源在分配和使用上不合理，那么规模在改善办学条件上的积极作用将被抵消。 高等教育的有效发展模式要求高等教育必须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即资源的配置要有利于提高效益。对于处在经费严重短缺状态之中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资源的有效配置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国家在对高等教育进行拨款投资的时候，应该认真考虑拨款投资的效益问题，并采取适当手段，在拨款投资方式中引入激励机制，鼓励高等院校追求质量和效益，惩罚那些质量差、效益差的院校。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应适当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倾斜。地方政府也应当加大对高等院校的投入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兴办教育比盖高楼大厦（宾馆、酒店之类）、修铁路、高速公路、大型水（火）电站更重要。 追求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也不能不考虑高等教育的规模问题。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巨大的适龄人口压力，由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及加入WTO后的形势，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相对于我国的人口和大国地位而言，还是比较小的，质量也是比较差的。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在质量方面，而且在规模方面都还需要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相对水平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并产生出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但是，注意规模问题，并不是高等院校要盲目扩地盘、盖大楼、争博士和硕士学位点、比学生数量、比有多少博士、有多少硕士。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要采取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外延式发展为辅的发展模式。 高等院校也要树立科学的、理性的人才观，而不能唯学历、唯文凭、唯职称、唯资历，要唯才唯德。按照今天某些大学选用教师的文凭要求，陈寅恪这样的人进不了清华大学，也进不了云南大学，梁漱溟这样的人进不了北京大学，也进不了云南大学。高校如持重文凭学历而不重学术学问的用人观，永远没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希望。 二、在“大众化”潮流中更要重视精英（英才）教育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幅度扩招，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大众化”的潮流。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今天，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2000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超过19%。”[4]（P3）中国高等教育在实现了“大众化”之后，依然不能放弃“精英教育”，而是更要重视“精英教育”，也就是说，要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培养精英（英才）。 所谓精英人才（英才），就是指在各自的专业、职业领域有突出建树，有创新、有发明的杰出人才。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几十年来正是在精英人才的培养方面显得明显不足。正因为这样，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过程中，在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的形势下，中国更要重视精英教育，扭转中国高等院校本身缺乏精英、缺乏学术大师，几十年来培养的精英、培养的大师甚少的局面。精英教育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培养具有崇高的创造精神和杰出的创新能力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至少也要为这样的精英人才的产生提供基础条件。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欧洲国家大约在1970年左右开始步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美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普及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类型的高等学校相辅相成的、有美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中，社区学院作为一种集大学基础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社区文教服务及成人教育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短期高等教育机构，在增加高等教育机会、满足社会多样化教育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从1950年到1960年的10年间，美国2年制学院的学生数增加了1倍多，从1960年到1970年增加了2.6倍。可见，社区学院在促进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目前美国的3638所高等学校，从办学模式和层次上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研究型大学——学术水平很高，重视教学和科学研究，重视精英教育，约有130余所；（2）拥有博士授予权的大学—— 一般规模较大，学生人数较多，约有400余所；（3）综合型大学——学科比较齐全，拥有硕士授予权，约有600余所；（4）普通4年制学院——学校规模较小，以文理科为主，有学士授予权，约有500多所；（5）社区学院及专科学校—— 一般为2年制，社区学院部分学科可授予准学士学位，这类学校在美国有2000多所。[5](P9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教育的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我国对高级人才特别是对精英人才的需求将持续扩大并更加迫切。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必须重视精英教育。我们不应当将“大众化”和“精英教育”对立起来，而应统一起来。这二者是互动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能为“精英教育”扩大更广阔和深厚的基础，可以扩大选拔培养精英的范围。精英教育发展了，又可以提高“大众化”的水平。 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国家的富强，需要一批又一批的精英人才。没有精英人才，中国将迅速衰落。高等教育通过“大众化”，将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知识水平。但是，由于在“大众化”过程中更多地是培养工具型、职业型、技术型等方面的普通实用型人才，我国要比在“精英教育阶段（时期）”更重视精英教育。 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自然会对我国的精英教育形成压力和挑战。我们必须积极迎接挑战，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英才教育经验，改革我国传统的英才教育模式，在“大众化”的浪潮中，构建新的英才教育模式，积极创造英才成长的良好和谐环境，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造就大批英才。
参考文献： [1]刘尧：新世纪高等教育评论[M]，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2]转引自周贝隆：试以效益眼光看教育[M]，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3]房剑森：高等教育发展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周济：谋划改革的新突破  实现发展的新跨越[J]，中国高等教育，2004,(17).[5]国家高等教育研究中心：2001年中国教育绿皮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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