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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关注)现在社会是男权主义,还是女权主义?
米饭wan17713
阿曜说：“女人们高喊着女权主义.权是什么,权是权利,女人想要享受正当的权利,这无可厚非.天下的权利本就应该是男女平分的,因为不论男女都是人,是人自然就应该享受得到平等的权利.可是我比较搞不懂的就是,往往高喊着女权主义的人,其目的并不是想获得与男人平等的权利,而是想通过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想通过在一些具体事例上做得比男人更出色,而证明自己是比男人更强的.如同与男人有仇一般,似乎想把所有的男人都给踩在脚底下,然后恶狠狠的喊一句.看吧,你们男人可以做的事,我们女人不但能做,而且做得更好.” 我说：女权主义和男权主义是对立的,如果你们不男权主义的话,我们又怎么会女权主义呢?我们女人想证明给你们看我们做的并不比你们差,那是因为不知道珍惜我们,不尊重我们,所以我们才要证明给你们看.试问有哪个女人不希望在家相夫教子,过着一家三口的其乐融融的日子?就算是女权主义者,就算我们很有才能,但如果你们能够养活我们,并且尊重我们.那我们为了你们-----心爱的丈夫,还有可爱的孩子.我们有也愿意放下一切做个家庭主妇.我们可以在早上做你的时钟叫你准时起床上班,并为你做好早点；中午为你煮好饭等你回来吃饭,晚上为你洗澡水都放好.我们在你的身后默默支持着你,可是你们男人呢?能做到尊重我们吗?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女人!你们有了成功的事业,有了钱,于是就隔三差四的不回家了,再就是发展到夜不归宿了,你们干什么去了?不说大家也知道.所以我们要证明给你们看啊,这叫挽回自尊,自强,这就是女权主义啊!这难道有错吗?这是你们有钱的男人的男权主义.而你们没钱的男人呢?女人要急匆匆的为你们煮饭,洗衣服,甚至还要带孩子,然后还要上班工作.当女人向你们抱怨苦,抱怨累的时候,你们又说了：人哪有不干活的,除非死了.当然女人和你们男人共同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一起拼搏,这也无可厚非.可是我们要工作,还要操持家务,再忙再累你们也不会染指家务,认为那是丢了你们男人的帽子.我们女权主义追求的只是公平,试问你们男人有几个能做到“你为我来打扫我为你把饭烧”.说到底你们男人就是没钱的时候就要让女人吃比你们更多的苦,有钱的时候就对老婆呼三喝四的,还要在外面养“小蜜”,包“二奶”.这就是你们的男权主义! 众所周知现在是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每个人都充满了欲望,特别是你们男人.充满了肉体的欲望,你们爱女人的原则就是先有欲后有爱,先发生关系再谈感情.你们在第一次遭到女人拒绝的时候往往威逼说“你到底爱不爱我,爱我就给我”.在分手的时候女人哭诉为你失身的时候,你又说,“难道你要我为了负责而娶你吗?”.你们有没有为女人想过?你的女人为了你浪费了几年的青春,为你堕了几次胎.她们为你付出了那么多,难道还不值得你们去娶她吗?去爱她去好好照顾她吗?你们有没有为她的以后考虑过?最气愤的是你们结婚的晚上又责怪不是处女的妻子.你们有资格吗?你们是处男吗?这就是你们的男权主义! 还有的男人好吃懒做,居然让自己的女友或者是老婆去卖淫,然后自己做老婆的后台专门收钱,等到赚了一笔钱后又一叫把女友或老婆踹开.你让老婆做鸡,这是没有人格,是畜生.然后再一脚踹开这叫没有道德,连畜生都不如.这就是你们的男权! 我强烈鄙视你们这些男人,也鄙视这种女人!你们就喜欢这种女人,这种女人好,没有女权主义.我再次强烈鄙视她们!你们为什么就不能自尊自爱呢?明知道他是个不负责的男人,不会实现他的承诺.为什么还有几次为他几次堕胎,为他赚钱呢? 我问天下的男人们,难道我们不需要这种女权主义吗?我们渴望得到尊重,我们想要公平这难道有错吗?你们有没有认真的关心过女人?如果没有你们的男权主义我们需要用女权主义来维护吗?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但很现实很真实的问题.就是农村弃婴的问题?在农村由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很多人都是为了想生儿子,而把已经生出的女儿扔掉送人,尤其是在80年代,那对孩子以后的心灵打击该有多大?就因为这样,女孩就会是个女权主义者,因为她应该让别人知道女孩并不比男孩差.所以她需要付出努力,其实她很苦很累,但她却不能松懈!难道你们觉得这应该值的指责吗?没有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又怎么会有女权主义呢? 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小县里,有一个小乡里,全乡的女孩都是初中毕业或者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做”鸡“.替家里赚钱,为哥哥弟弟盖房子,然后再嫁人.家家户户如此.对此我不知道是愤怒还是悲哀,男人们你们又怎么看呢?钱是女人赚的,然后嫁个男人好像还是依靠了那些男人,其实那些男人的家底也是自己的MM或者JJ赚来的,对此女人承受了多大的不公? 我代表全天下的女人对你们--男人说：中国五千年的男尊女卑思想毒渣的残留,使我们得不到真正的公平,我们也不奢望得到完全的公平!只希望你们能多关心我们一下,我们要的只是很简单的尊重.也对全天下的女人说：女人就是要自尊,自爱要有女权主义,就算没有男人我们也要活的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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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关注摘要：摄影有性别吗？对于一个女性主义者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但又并不简单。
女性主义类型学：摄影分析的基点
摄影有性别吗？对于一个女性主义者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但又并不简单。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问题，却容易被肤浅的“弱势论”的答案所囊括。女性主义所依托的“弱势论”基本命题是这样的：整个社会依附在男性化的权力结构上、女性的弱势是一种社会构成的前提，一种牺牲或一种原罪式的不平等。于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摄影——这个承载人类目光的视觉媒介，从被发明以来，就自然成为社会主体表达男性话语的权力工具。不过，一些女性主义者也意识到摄影并非完全是“男性视觉的附庸”，它可以被扭转为女性主义自我的注视和抗议。
毫无疑问，“摄影的性别和女性主义”在其被书写之前就被打上“女性弱势论”底子，似乎摄影的性别就是男人观看，女人被看，恰是这种陈腐观念汇聚成鹦鹉学舌的潮流，成为长期以来所谓女性主义者言必提及的陈词滥调。然而在不同的区域和种族所产生的女性主义思想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就像印度裔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莫汗娣（Chandra Talpade Mohanty，1955-）说的那样：“南亚的黄种女人跟北美的白种女人关心的女权是不一样的，但白种女人总以为她们的痛苦和抗争是普适的。”同样的，对摄影中女性主义的理解不能是同构的。在拼图完整的谱系之前，我们要辨识每一道女性主义的光谱，对女性主义思潮做以类型学式的大致分类。
简单地说，我们将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分为两大类：“关注身体系统”和“关注生产系统”，意在包容大部分的女性主义潮流，进而以此为基点，来梳理和把握女性主义和摄影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关注身体系统”包括身体形态的差别、身体的视觉消费、强奸和堕胎、争取性自由（如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杰梅茵o格里尔（Germaine Greer,1939-）和印度小说家萨哈（Sarojini Sahoo,1956-）的著述）、语言符号系统的权力倾斜（例如凯特o米勒特(Kate Millett，1934-)《性政治》和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1946-）对黄色书籍侮辱女性的批评）、以及同性恋和异性恋“两性对立”模式的确立和消解（如酷儿理论大师朱迪o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的著作《性别风波/Gender Trouble》）等等；而“关注生产系统”则包括男女由经济产出不同造成的就业歧视以及其他政治权利的差异（此时的女性主义往往同马克思主义进行混合，或同民权运动的结合，比如波伏瓦的著作）、弱势族裔的女性主义（例如黑人女性主义，其代表人物是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1946-）、全球化形成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西方机构用西方的女性主义模式来启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运动，结果却是一塌糊涂，因为争取的目标或者是优先序列完全不同，代表人物是前述的莫汗娣）、以及因全球化生产和竞争导致不同国家间女性生产者的敌视，从而形成的反西方女性传统结盟运动的后现代模式（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1944-）及其著作《人机复合宣言/A Cyborg Manifesto》）等等。
身体观看学：从激进到隐喻
女性主义思潮两大类的划分奠定了对影像结构主义分析的基本工具。以女性主义者最为厌恶的日本情色摄影师荒木经惟而论，是一个典型的以物化、弱化女性性别来达到凸现、强化男性地位的图像制造者。显然，他所引发的女性主义争议是属于身体系统的女性主义，是在凯特o米勒特、麦金农以及巴特勒之间打转的女性主义。荒木镜头下的女人，看上去似乎是等待强暴，抑或处于被强暴之中，大多青春貌美，温柔顺从，身着和服、校服等本土情调的衣饰，以示图像性别的“民族性”和“等待支配性”。荒木经惟的画册畅销的原因之一是，摄影师本人替男性消费者全力打造出“可欲”的视觉性消费产品。这一动机践踏了女性主义者的自尊，引发了如潮的批判和憎恨，很多女性主义者甚至求助于政府机构以控制荒木画册的风行。显然，这一做法有点类似于麦金农对黄色书籍发行的抨击，麦金农希望引入政府权力来遏制书籍等符号传播系统对女性的侮辱，但这一做法遭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大师巴特勒的嘲笑，她认为麦金农所引入政府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裁断式的父性权力，是一次弱者对更高男性权力的撒娇和求援。她表明“物化女性”的男性主义是无法持久地流行的，因为它没有满足不断升级和贪得无厌的男性视觉消费的持续性力量。巴特勒是对的，荒木看上去已经把这条道路走尽了，他的衣钵已经无法承接性地传下去了，极端“物化女人”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不仅在作为艺术品的图像中存在男性权力和物化女性的凸显问题，在商业图像制造者也会利用情色的视觉冲击力和其背后的性别争议来提升人们对广告画面的注意力。商业图像中最常见的内容就是女性形象，从林林总总的女模特、女明星、女名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男性目光的热切注视。这些表现女性的媚态或酷态的商业摄影，在拍摄技术或“光影修辞”方面有一整套模式。商业摄影师遵循男性观看、女性被看的视觉语法，创造出维护男性心中理想女性形象的视觉神话。然而这种情色策略并非是永远的屡试不爽，从意大利时装品牌SISLEY著名的广告图像的历年演变中可见一斑。自1999年以来，SISLEY品牌一直聘用擅长情色风格的时装摄影师泰诺o理查德森，拍摄以性暗示、性比喻，乃至直接的性活动为主题的品牌推广广告，尽管性别取向的花样繁多，但基本上以物化女性形象为拍摄思路的主线，以图像的侵犯性和争议性成为广告创意教科书的必谈案例。长期以来，SISLEY女装和男装品牌在消费者心中逐步形成性感出位，乃至黑暗猥琐的负面形象。终于在2008年春夏广告中，该品牌换掉了御用九年的摄影师，另聘北欧女时装摄影师Camilla Akrans，拍摄具有新古典主义审美的，强调高雅的女人味和体面的男人味的广告照片。这个案例说明性别和情色的商业图像策略同样不具有满足不断升级和贪得无厌的男性视觉消费的持续性力量。
如果说以上这些对“身体系统”观看都是男性摄影师所为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讨论女性摄影师如何理解“关注身体系统”的女性主义。已成为当代摄影的经典艺术家辛迪o雪曼(Cindy Sherman,1954-)在其成名作品《未命名电影剧照/Complete Untitled Film Stills, 》中（图01），以黑白剧照的形式摆拍了各种类型的电影中的女性角色，讽刺性的展示了主流男性所创造和欣赏的种种刻板女性的面孔。在她的照片中，女人柔弱美丽，还有几分空虚和疏离，在典型的场景中具有典型的衣着和表情，仿如电影定格，似乎隐藏着被窥视和被威胁的危险。在之后的作品中，雪曼以更为冷酷和黑暗的拍摄手法和内容，冲撞和冒犯主流社会约定俗成的视觉习惯，包括以裸体女郎的杂志插页形式拍摄的照片，以古怪滑稽的气质穿着高级时装的照片，对美术史上的肖像的模仿装扮，医用人体器官的摆拍，小丑的特写等多个系列的作品（图02）。多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由艺术家本人扮演，具有行为艺术般的身体体验性和思想批判性。
图01 cindy_sherman Untitled Film Still #48, 1979 
图02 cindy_sherman_Untitled #412, 2003
荷兰女摄影家迪克斯特拉（Rineke Dijkstra,1959-）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女性和男性的生物学基础差异上，这让人想起印度女性主义小说家萨哈的判断。萨哈认为，青春期、堕胎、成为母亲之后是女人身体属性的重要时刻，它对应的是女人身体慢慢被“驯服”，成为一种被规训的方式，而迪克斯特拉的工作恰恰是记录生完孩子的母亲和青春期、前青春期的女孩、参军前后的女童子军，这是女性摄影家对其自身身体属性的一重独特的对比性“叙事”（青春期前后、成为母亲前后、成为军人前后、被社会规训前后），它有意无意地表达出一种模糊的抗议，为女性主义“底盘”打上了非常隽永的亮色（图03）。而美国女摄影家安娜o卡斯克尔（Anna Gaskell,1969-）似乎对“性的政治”更感兴趣。她最著名的作品“兽皮（hide）”取材格林童话里面的故事：小女孩反抗父亲为其酌定的婚姻，逃亡出来，披着兽皮，像是一个惊恐的末路者。安娜o卡斯克尔的镜头下，一个充满恐惧的女孩在一个哥特式建筑中无休止地展现她的惊慌和恍惚，而哥特式建筑则隐喻阴森严峻的父权结构（图04）。
图03 RINEKE DIJKSTRA,1994
图04 Anna Gaskell，hide
生产主义观念、私空间和全球化
如果说摄影和“关注身体系统”的女性主义之间主要讲述的是与男性权力之间的抗议和争斗，那么摄影跟“关注生产系统”的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则宏阔复杂得多。在这里，“生产系统”一词源自于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本身就带有“意义符号的增殖和生长”的意思。关注生产系统的女性主义摄影家们所考虑的参照系不仅仅是传统的女权要求，同时还要考虑全球消费主义下的女性自我空间建构、跨国产业资本带来的劳动力报酬定价上的性别歧视、全球化下的弱势族裔和国家的女性主义运动策略、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和世俗传统的微妙关系等等。
女性主义和全球消费体验主义之间最好的例证就是如《欲望都市》、《绝望的主妇》、《女人帮》等热播美剧中的以强势女人为主角的情节。她们大都有自己的小团体，喜爱聚在一起讨论男人和商品带给她们的“体验”。她们显然已经拿到了女性主义要求的“所有必须该拥有的平等”，于是，她们开始像男人一样追求“个人选择的平等”。这种女性主义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生活方式女性主义”，即在生活优越的西方白人中产阶层女性中间，对所谓女性主义追求的着眼点已放在个人选择上而沦为无病呻吟。于是，一些摄影师开始抓住那些来之不易的温馨，希望能够准确反映社会进步所达成的“和解”。比如美国女摄影师提娜o巴尼（Tina Barney,1945-）以自己出身优越的家人和朋友作为故事角色，表现西方社会中产以上阶层的女性和男人之间一种静谧的生活、圆融的社交、慢节奏的态度以及和解式的气息。这些有丰富细节的大尺寸照片在社会学上的信息度已经非常弱化和含糊，这意味着白人女性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心满意足、无力可使”的境地（图05）。
图05 Tina Barney The Watch, 1985
图06 Sophie Calle
法国女艺术家索菲o卡尔(Sophie Calle,1953-)和英国女艺术家吉莉安o韦英（Gillian Wearing,1963-）似乎希望改变这种境地。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女性主义在权利诉求方面已几乎得到完全满足，她们不约而同地将视觉的坐标放在“臆想型的社会交往中”，希望能探索出新式不平等的蛛丝马迹。索菲o卡尔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打电话给陌生男女，询问他们内心的私密（或者是他们随口虚构的私密），然后根据被访者的口风，来“配图”（配齐相应的元素进行拍摄）（图06）。而吉莉安o韦英“发掘”了一个叫特芮泽，以做三个男人的情人来生存的女酒鬼。因为特芮泽拒绝和韦英谈自己，韦英就让那三个男人分别写出对这个女人的看法，做了一个名为"特芮泽和..."（Theresa and ...1998）摄影组照。这三个男人在照片中各自表现不同，有的男人和特芮泽深情拥抱，认为她是个不错的爱人，有的男人则凶恶地掐住特芮泽的喉咙并描述她为怪异的女巫。这些冲突的影像和描述的碎片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形象，并非来自主体本身，而是从相关的他者的语言和行为中得来的图像，可以说是比主体更为真实的“拟实”或“臆想”（图07）。
图07 家庭照相薄 吉莉安·韦英摄，2003
如果说摄影在白人女性主义那里疲倦而失去准星，那么它在黑人或者第三世界国家女性主义那里却似乎方兴未艾。黑人女性主义者Alice Walker说“黑女人承担的痛苦跟白女人是不同的”，这是一个沉痛的道白。而编辑过著名黑人女性注意诗集《Home Girls》的芭芭拉o史密斯认为，“黑人女人一直顺从大局，因为黑人男人在为族裔争取权力，所以自己的问题就是从属问题、次要矛盾，于是就可以为了大局，牺牲小我。”而这也体现在黑人女摄影家Faith Goodin和Andrea davis kronlund（1965-）的镜头里。例如在Andrea davis kronlund的《假发第5号》中，女人为了族裔，向男人表达了一种“放弃自身”的忧伤；而在《耐心等待》里，浴池里黑女人的裸体背影象征一种宽厚的等待、一种大局观下的坚忍的和解。美国男性摄影师罗伯特o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似乎也觉察到了那个时代的黑人女性主义的坚韧和柔美，但他似乎并不想拉大这种悲怆，而是用一种“拉平”的方法来处理这种权利诉求上的落差。梅普尔索普将黑人男体柔美化、降低其人种学上野性的勃勃生气。他的黑人体照片大多采用极其柔和的光线和细腻的影调反差，充满一种阳刚和阴柔的混合之美（图08）。而他另一部摄影集《Lady Lisa Lyon》拍摄的则是具有男性肌体力量的美丽女人（图09）。梅普尔索普的摄影可以看作是一种致敬——不仅向一个族裔的身体属性，也向黑人女性主义致敬。
图08 梅普尔索普摄
图09 Lisa Lyon,梅普尔索普摄
女性主义在第三世界或者跨种族领域得到了新的更为理性的支撑。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的吸盘、也是一个价值重估的容器，它将大部分国家、族裔、传统道德以及社会规范都卷了进去，撕裂和分化、中心和边缘、对立与消解每时每刻都在上演。这也使得女性主义图像变成一种历史性的记录，不仅仅反映女性权利诉求，同时也反映一类群体的挣扎。例如摩洛哥的女摄影师拉拉o艾瑟耶帝（Lalla essaydi,1956）和荷兰女摄影师Céline van Balen(1965-)镜头下的穆斯林的长袍女人，用一种抗拒的眼神逼视人心（图10）。而韩国的妮基oS.李(Nikki S. Lee,1970-)的影像则透露出全球化运动下第三世界国家的优胜者是如何突然之间涌现出跟西方类似的复杂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朋克、双性恋、摇摆歌手、拉丁混子、HIP-HOP歌手、滑板族，暴走客、女同性恋、不屑传统的韩国学校女生（图11）。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女性主义是摇摆的：看上去它们应该跟随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但是却更愿意靠拢“关注身体的女性主义”，更愿意接纳性自由、消费主义和体验平等这样一些目标。这清晰地说明，非西方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是很容易分化和嬗变的，它们没有确定的时代秩序、它们也没有一个中心的母题，但是它们从来不缺乏内在的激情和力量。
图10 Céline van Balen，Figen, from the series“Islamic Girls”，1998
图11 Nikki S. Lee 2003
从身体的观看到生产的全球化，女性主义的思潮从来都处于混杂多元，百花齐放的状态，作为社会和人类的映射——图像和摄影媒介，也呈现出多样复杂的面貌。尽管包括辛迪o雪曼在内的大多数女性艺术家和摄影家，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也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有意对某些女性主义思想做一体现，然而作为艺术品的图像或作为商业工具的图像，仍然或多或少的显现或隐含性别的释义，成为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思想家推崇或诟病的话靶。同时，与时俱进的新一轮女性主义的著作和思潮，也多少会给图像制造者以指引和启示。
本文发表于《中国摄影》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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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上网 登录发帖女性主义可否是“男性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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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可否是“男性的”主义
——读《男人的声音：16位“性别平等男”讲故事》一书在当今中国，提到“女性主义”一词并不陌生。女性主义是由英文“feminism”演化而来的舶来品，但在我国亦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从全球范围来看，女性主义最早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经过20世纪早期“第一次浪潮”与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逐渐发展成熟，并演分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存在女性主义、多元文化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新女性主义等众多学术流派。诚如李银河所说，纵观女性主义理论，有些激烈如火，有些平静如水，有些主张做绝死抗争，有些认可退让妥协，但是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即女性主义思想泰斗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李银河，2005）
女性主义反对的是男权制/父权制，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一书中考证：男权制在西方学术话语中被称为父权制（patriarchy)，原因大约在于从词根上讲男权制与父系的（patrilineal）、男性家长（patriarch）同源，相对于母系的（matrilineal）、女性家长的（matriarch），表示一种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两性不平等的制度。但是从众多的关于父权制的定义来看，父权制与男权制完全重叠，应当可以通假，视为同义词。（李，2005）在此延伸出一个问题：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可能吗？何以可能？
这个问题也许很多女性的女性主义者从未有所意识，但却给怀有性别平等意识的男性带来巨大的困扰。方刚与朱雪琴主编的《男人的声音：16位“性别平等男”讲故事》一书以演讲实录的方式收录了16位在传统父权社会中略显“异样”的男性的性别故事。他们中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男性的女性主义学者、有致力于改变妇女儿童生存状况的公益活动家、有幼儿园男老师、有中国第一个“本科男护士”、有同志权益活动家、也有性别多元的实践者，如变性人、双性恋者、酷儿……他们不认同传统的男性角色，或从理论，或从实践，反思、颠覆传统的角色划分，重新构筑与女人与世界的关系。但是在践行性别多元平等的生活方式中，女性世界或某些女性主义世界依然将他们视为“非我族类”，使其常常游弋于自卑和自信之间。
主编方刚在这本书里，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的男性学者方刚，在旗帜树立之初遭到连珠炮般的攻击，具体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男人在父权制的位置与责任应该是怎样的？二、生理男人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三、男人在性别平等中是否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吁求？
男人到底在父权制中扮演什么角色？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全部男人都是父权制的建设者，都是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父权制就等于男权制，父权制就是男人，说父权制压迫女人，就是男人在压迫女人。
方刚在2005年提出:父权制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建构者有男人也有女人，不能做简单的二元划分。男人既可能是父权体制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这种体制当中的被压迫者。男人和女人同时都可能是这个体制的建构者、受益者、受压迫者。例如在不同的阶层当中，很明显上一阶层的女性会比下一阶层的男性拥有更多的特权与资源，在这里，高阶层的女性无形中成为父权制的同谋造成对下等阶层男性的压迫。
第二个争论的焦点是生理男性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当时（21世纪初期）许多中国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是不可能的。她们认为男人要做的是深刻的反省，必须对女性进行诚挚的道歉，向受压迫者的女性忏悔……方刚认为：男性的社会性别觉悟过程，确实是反省、道歉、忏悔的过程。但是当我们强调一个男人很难成为女性主义者时，同样是以生理二元做了简单粗暴的划分。
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弱化两性的界限，以量的差异代替质的划分，从根本上反对两分的思维模式。与过去两分世界的对立政治不同，这种立场主张差异政治：人有各种差异，但是不一定是对立和截然两分的状况，而是一个以黑白为两级的充满各种间色的色谱样系统。……性别问题不再是简单的两极分化，而被视为一个复杂的、多侧面的、动态的体系。这一观点的好处是男女界限不清，是故难分高低，规避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男女相同”还是“男女不同”，“男尊女卑”还是“女尊男卑”的争论。过分强调差异确实具有危险性，差异有可能演变为“不如”，强调差异曾是法西斯主义把人分为等级的基础。（李银河，2005）而父权制恰恰是一种倡导“非黑即白”性别二元对立的文化体制，是故在本书中，方刚坚定的认为，生理男人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这时第三个问题接踵而出，如果一个生理男人是女性主义者，那他要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男人在性别平等中是否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吁求？
典型的观点是，男人可以在性别平等中呼吁支持平等，维护女性的权益。正如很多地方政府提出“关爱母亲，保护女童”此类具有明显自上而下政治倾向的口号。
但是方刚主张，男人自身也要从父权体制中解放出来。我们应该让男人意识到，其实他们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他们应该反思父权制，一起来推翻它才能使他们自己，以及使女人从中受益。也就是说，更有效地推动男人挑战父权制的策略是，从男人自身的吁求着手，推动男性参与到颠覆父权制的过程中。当然，同时我们也要教育男性认识到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致力于改变女性在父权制中的处境。
方刚提出男性觉悟和男性解放两个概念。男性觉悟，是男性觉悟到父权体制对男人和女人都进行着压迫，尽管女人受的压迫更深，但是男人也同样受着压迫；男性解放，就是要从这样的压迫中自我解放出来。而女性主义恰恰是唤醒男性觉悟、解放男性压迫的一剂良药。
事实上，女性主义在学术研究、生活领域以及私领域都给男性打开了更广阔的认识空间。
“典型”的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在本书中，有一部分男性的自身经历，比较符合我们对于一个支持性别平等的男性的典型想象。比如反家暴警察欧阳艳文。欧阳艳文是湖南警察学院副教授，他开设了全国高校第一门反家暴专门课程；主持有联合国“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案件实际操作规范研究”项目；参与公安部、全国妇联《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工作手册》编写；并多次应邀赴全国各地讲学，对警察、妇联干部等家庭暴力干预者做反家暴培训。
在多年的反家暴研究与实践中，欧阳艳文发现“性别不平等”是家暴之根源。从表面上看，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是生活中的具体事情，但其实背后真正的目的是施暴者想控制对方。考虑到家暴的施暴者往往是家庭中的男性，受害者往往是女性，这其中不乏男女不平等的传统观念及其社会机制作祟。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贯弘扬阳刚阴柔，男性以“刚强”为教育核心。极端刚强的表征便是暴力，很多施暴者正是觉得自己男性气概不足，不够阳刚，才以家暴来证明。
除了对暴力强有力说“不”的男性警察，普通男性亦可以在“告别暴力，远离共谋”中贡献一份力量。比如中国白丝带志愿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张智慧。他自觉地将自身的成长经历纳入女性主义分析视角进行检视，籍此树立了自己的世界观与研究领域。自2013年开始参与“中国白丝带男性公益热线”的值机工作，张智慧一直在为受暴妇女以及施暴对象提供咨询与帮助，并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践行性别平等。张智慧认为性别平等既要志存高远又要落实在日常实践中，因为“日常生活是性别政治的舞台，而不是远离它的避难所”。
无独有偶，公益活动家邓飞凭借调查记者工作的敏感性，关注农村妇女、儿童的命运，在寻常生活中做了一系列不寻常的有益活动。2011年邓飞利用移动互联网工具，先后发起“微博打拐”、“免费午餐”、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暖流计划”、“女童保护”、“让候鸟飞”、“中国水安全计划”等多个公益项目，并创建“e农计划”社会型企业，在乡村儿童、乡村环保和乡村经济三个板块致力帮助中国乡村儿童获取基本公平，支持乡村有尊严地成长。邓飞多次获得湖南省妇联的表彰，曾被称为“关爱妇女的保护神”。
持有性别平等观念的男性，不论他是否自视为女性主义者，他的所作所为、日常实践都释放出对女性的尊重与关爱。他们愿意动用自己在父权制中的特权与优势，自上而下地实惠于女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获得了平等的人际关系与性灵的自由。
女性主义视角为学术研究打开一扇门除了日常实践，女性主义理论更为男性学者的专业领域提供了革命性的研究导向。
以在书中讲故事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科学史教授刘兵为例。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史、科学文化传播，因科学史研究而接触女性主义学术，从而使科学与性别的研究及其他相关的女性主义研究成为他突出关注的研究方向之一。
刘兵教授从学理上分析，很多传统学科研究经历了很长时间，想要发现新视角、新内容变的十分困难。女性主义的出现，从根本上提出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开发出大量的空间可供新的学术探讨。性别立场的变化，不但会改变一个学者的学术观点，更因为其与日常生活理念息息相关，进而使得学术研究成为一项有创造性的、享受性的事业，刘兵教授受惠于此甘之如饴。
心理学家陶勑恒自称为性别平等主义者，在他眼里性别平等是一个人权问题。针对近几年来出现的“拯救男孩”的社会观点，陶教授从性别平等角度提出有力的反击：中小学教育主要要解决“人”的问题，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性别问题。中小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危害，不仅伤害男孩，也同样伤害女孩。不从整个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出发，只从社会功利视角出发，有性别利益争斗之嫌。只“救”男孩，必然伤及女孩，关键的是，这不仅救不了男孩，还会给男孩和女孩——所有未成年人的发展带来伤害。
来自台湾的性别研究学者洪文龙，将profeministmasculinity（支持女性主义的男性气概）作为自己的研究专题，在男性理论与男性解放的社会实践中取得不凡成就。
作为人类思想文化共同结晶的女性主义，对学术界的认知主体与客体、客观与主观、理性与感性、价值中立、二元划分、经验、立场、身体、公私等核心概念都进行了重新厘定，女性与性别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知识增长点，对学术领域的冲击可类比为一场全球范围的地震。（畅）女性主义就好似阿基米德手中的杠杆，学者们可以用它撬起一个星球。
男性在生活领域的女性主义实践家庭主夫、幼儿园男老师、本科学历的男护士，当男性致力于传统女性社会分工的角色，他们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他们能够胜任吗？他们如何面对压力？他们获得了什么？
《男人的声音》一书中收录了“家庭主夫”崔玉亮、幼教男老师王明荣、男护士徐国彬三位男性的声音，从他们的心路历程与切身经历中，我们得窥男性在生活领域的性别平等之路。
崔玉亮，一名普通工人，初中毕业，妻子是高级工程师。为了支持妻子事业的发展，结婚10多年来，崔玉亮承担了包括照顾女儿在内的几乎全部家务。在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状态中，崔玉亮不仅仅是承担家庭中的工作，更是出彩的成就家庭中的工作，做饭烧菜满堂喝彩，整理家务井井有条，照顾孩子无微不至……崔玉亮的事迹颠覆了“男主外，女主内”、“男人适合在外闯荡，女人天生会做家务”的传统观点，男性、女性通过努力和学习都可以掌握做家务的技能，而细心、温柔作为美好的品质在男性身上也可以大放异彩，建立成就感。
当然女外男内的婚姻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在社会交往中难免遭遇周围朋友的不理解，使崔玉亮与他的妻子感到压力；在工作中，崔玉亮因为照顾家庭，多次放弃提升机会，久而久之他的社交网络、工作平台也在逐渐缩小，这与许多以家庭为重的女性所面临的局面是一样的。正如缺少对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支持性政策，我们的社会也缺少对男性回归家庭的鼓励和支持的政策与措施。只有政府、社会在资源分配、文化传统、公共设施建设（比如设立父婴室）等诸方面都给予支持，多元家庭的出现与繁荣才能成为可能。只有打开男性通向生活的道路，才能释放女性在事业上的潜能，从两性角度来说，这无疑是双向的解放。
幼教老师、医院护士这两个在传统观念中专属于女性的工种，介入其中的男性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启发。幼儿园教师王明荣被小孩子们称为“小白龙哥哥”，他从事幼儿教育是为了实现他“幼儿发展更自由、更快乐、更幸福”的理念。与许多幼教机构为“男老师”所做的广告——“带给孩子更强更有力更阳刚的教育影响”不同，小白龙哥哥在孩子面前并不是一味的“阳刚”，他虽然会震天一声吼，但更多的时候语气温柔像个妈妈，絮絮叨叨像个老人，蹦蹦跳跳像个孩子。他袒露出真实的自己，得到了所有孩子的喜爱，走到哪里都欢呼声一片。王明荣最终意识到，所谓更自由、更快乐、更幸福的人性发展，正是每个幼儿、成人都能做到自我解放，不被传统的性别角色压抑，而“坚持自我”正是一个幼儿园老师所能带给孩子最好的言传身教。
作为中国第一位本科男护士的徐国彬自述摇摆于纠结与坚持当中，护士工作辛苦、责任重，工作早期，因为社会偏见徐护士想找个女朋友都很难。在“放弃”的念头中一路坚持，徐国彬一步步成长为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主任护师，南京医科大学硕士生导师，他编写了专业教材、主持有研究项目、发表论文数篇、获得许多荣誉。
徐国彬在工作中感悟，没有所谓的某种行业适合某一性别，只有不同的专业训练带来不同的专业结果。在一些欧美国家与香港，男护士的比例已经达到20～30%。总体来讲，在男性加入护理群体之后，新的护理理论层出不穷，所以西方国家的护理业发展得非常快。徐国彬认为，这是两种性别优势互补的结果。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并不缺乏本科女护士、硕士女护士，甚至博士女护士也出现了，但为什么男性护士的比例增长更有利于新的护理理论的出现？再者，男性护士虽然总体人数不多，但在护理群体中更容易走向管理岗位与研究领域，这其中是否反映出不论一个岗位在传统观点中更倾向于男性或女性，置身其中的男性总是更容易获得家庭与社会的支持而走向高层地位。
女性主义在私领域带来的变革与解放
《男人的声音》、女性的主义，我们一直在探讨男与女，但地球上的物种如此丰富，人类真的只能或必须被划分为男女两性吗？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部分人不论从身体上、思想上、性情上有着与众不同的感受，比如同时拥有两套生殖系统的生理双性人、比如天生有男性性器官但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女性的变性人、比如即想尝试男性性别也想获得女性体验的“酷儿”、比如压根不在意性别这回事在性取向上既爱女性也爱男性的双性恋者……私人领域的少数者作为弱势群体天生受到女性主义阵营的庇护，后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汉娜·阿伦特反对把性与性别纳入二元对立的硬性身份划分。
福柯指出，现代知识是用一套正规标准来规训个人和群体，促使我们自我监视，以符合这些标准。（Chafetz，27）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恰恰批判了“现代知识”也就是男性中心认识论，或名之父权制认识论。女性主义提出立场理论（standpointtheory），特别指出应当将以下五种因素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加进认识的主体中去，它们是：性别、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倾向。（李银河，2005）
当我们按照周围群体的伦理规范生活时，一般很难感觉到父权制认识论对个人的压迫，但当我们想实践一些很个人的思想与认识时，就会发现这股可怕力量所产生的阻力。
比如裙装“酷儿”曹靖。曹靖是六十年代北京生人，在成长的道路中，他逐渐形成自己的审美趣味，他最喜欢的服饰是裙子。大学时，曹靖无意中看到一张古希腊陶瓷瓶的画作《海岛战士》，画中古希腊风格的青年男子身着短裙优雅“美感”，触动了曹靖内心深处对男性沙文主义二元划分世界的反抗。曹靖的“酷儿”美学观点是：一、个体的身体在公共场合里要有实际的支配权；二、“美性”，不仅是针对女性，而且要针对男性，男性也有权利审美。
自2006年5月，曹靖开始在公共场合穿起裙装，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的“兼性”美学与反对“刻板性别印象”的生活方式。刚开始曹靖只是遭到周围人的白眼或躲闪，但有一次因为健身跑时摔伤了腿需要动手术，在医院中受到冷漠和延迟对待，使曹靖感受到了因为社会歧视所产生的对个体生命权置之不理的残酷暴力。
虽然经受了一系列挫折，但是曹靖并没有放弃自己“跨性别主义”的言行，依然我行我素，日常穿着短裙跑步健身，以健美身体和乐观主义的心态生活思考。
如果说曹靖的跨性别生活是自觉选择后的有意为之，变性人依依的成长经历则是由内而外不可遏制的必然转变。依依曾经是出生在山东的一位普通男孩，但是自小到大他从未意识或认同自己为男性，他的着装风格是女性化的，他的恋爱对象是帅气的男生，他曾经有一份在银行的白领工作，但是因为强烈的变性意愿，他毅然辞去压抑的正式工作，在夜场作扮装表演，挣钱积累变性手术的费用。2003年依依变性成功，接受中国最大的变性网站的站长邀请成为手术版块的版主，为这个版块的姐妹提供了长达几年的无偿无私的咨询服务。依依在线上的工作重之又重，但在现实生活中，工作难觅，爱情短暂，体会了许多变性人才能知晓的心酸。
从父权制认识论的角度很难理解变性人，在父权制占统治地位的近二百年间，西方医学界、心理学界发明了众多方法用于治疗部分人所谓的“性别倒错”；在当今社会，父母也往往会强行为具有两套生殖系统的新生儿实施手术以选择一个性别。事实上，根据不同的视角，人类的性别可以在6个层次上进行划分，分别是：基因性别、染色体性别、性腺性别、生殖器性别、心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前四种划分又可以概括为生理性别。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性别起码由三个层面决定，即生理性别、心理性别、社会性别。如果一个人三个层面的实际情况与认知都相统一，他或她就可以被划分为传统的男性与女性。但如果一个人在三个层面上不相统一，以依依为例，她的生理性别为男性，心理性别为女性，社会性别也就是家人、朋友、周围人群、社会结构和法律机关认定她为男性。在依依成年之后，依依通过变性手术改变了自己的生理性别，并通过司法认可获得了女性身份证。但我们的社会环境对她并不是十分友好，变性人无法拥有以前作为男性时的学历、工作经历，找工作会比较困难。外加社会舆论不宽容，变性人纵然找到爱人，往往也很难突破阻力相伴终生。
在生物学中，性别是指雌雄等多种性别的区别，并非单一两种。例如，粘菌有500种以上的性别，四膜虫有七种性别，鸟类的某些品系如鸸鹋有三种性别，并且可以人工诱导。自然界进化出如此丰富的物种可能性，就种的意义言，生理性别是缤纷多彩、各式各样的，无法用教条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加以切割、划分。所以说它是多元存在的。尽管各类性别的人数有多有少，但不该因此有优劣上下之分。（林红）在某些国家与地区的某个历史阶段也确实对间性人持有更公正的态度，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前（1950年）的原住民，其社会性别有男女和双性三种。兼性人作为“第三性别”得到社会认可，完全无需为自己模棱两可的性别而烦恼。巴布亚新几内亚东方高地上的森巴人也认同“间性人”的存在。印度的“海吉拉”们（Hijras）作为“第三性别”有着悠久的历史。（林红，2008）处于对待间性人态度更宽容地区的间性人比例会更高，可见持有性别二元划分观点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干涉了个体的自我选择权甚至剥夺了一部分少数派个体的生存权。
纵观全书，男性的女性主义声音振聋发聩。女性主义作为全人类思想文化的共同结晶，已经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理论资源。女性主义多元化与多样性的发展，使得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女性”的主义，它的奋斗目标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差异与自由选择的权利，模糊人与人之间的性别界限，消除因为性别而遭受的歧视，摒弃对立，走向和谐，改造父权文化与制度，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规律，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人性的释放。（畅引婷，2015）也许，当“女性主义”这一名词不复存在的那一天，正是女性主义或人性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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