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与阳明心学之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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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与阳明心学之渊薮
菩提心录陈元《西游记·序》云：旧有叙，余读一过。……其叙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八戒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今存百回本《西游记》最早的刊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世德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而此“世德堂本”问世前的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之间，正是王阳明心学最为昌盛、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时期。故自《西游记》诞生之初，强调《西游记》创作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并从心学角度探求作品之大旨就成为《西游记》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且在当代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近几十年间，从各个不同角度论证《西游记》与阳明心学关系的学者及相关论文论著逐年增多，以致《西游记》与“心学”成为了《西游记》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之一。本文拟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论述为界，将心学视野下的《西游记》研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对四百多年来《西游记》与阳明心学之关系研究作一系统梳理，以冀有裨于这一论题的深入研讨。一、明清时期：序跋评点中的《西游记》与心学研究明、清两代《西游记》研究者对于《西游记》主旨的认识基本一致，他们大都认为，《西游记》是一部阐发心性之学的“寓言”。也就是说，《西游记》是对心学解读的观点，几乎在《西游记》问世之初就已经产生了。只是由于《西游记》涉及的是一个宗教题材，而佛道两教也同样重视心性之学，故明清两代的《西游记》序跋评点中，在论述小说与心学关系时，多少会参杂些许宗教意蕴和近乎参禅谈玄的呓语，这应该说是这一时期《西游记》与心学关系研究的特点。但我们对这些序跋评点做一番平心静气的考察，就能拨云见日，明确明清两代的《西游记》研究者已经发现并认同了《西游记》与明代心学思潮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游记》的心学主旨。&金陵世德堂本所载明人陈元之《西游记序》堪称第一篇对《西游记》作出比较精到分析的文章。陈《序》云：“旧有叙，余读一过。……其叙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八戒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①显然，陈元之在这里是赞成原叙者对《西游记》的认识的。尽管这段文字将小说中主要形象的象征性一一比附，未免牵强，但其强调“心生”、“心摄”观念，认为作品旨在演说心性修养之道的观点是十分明显的。因此，《西游记》原叙和陈元之《序》当可看作《西游记》与心学关系研究的发端。&陈《序》之后，《西游记》的主旨关乎心性之学就成为明清《西游记》研究者的普遍认识。&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中便说：“盖《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指，即中间斜［科］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决不作寻常影响。”②所谓“关合陛命真宗”就是对《西游记》心性主旨的概括。&比陈元之稍晚的谢肇湖承此说并加以发挥，他在《五杂俎》中指出：“《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③这里谢氏更加明白直截地将《西游记》理解为“求放心之喻”，显然是把作品的主旨与其产生时代以主张“心外无理”、“致良知”、“来心上做工夫”的阳明心学为主的社会思潮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托名李贽的《西游记》评点者在《批点西游记序》和第十三回总批中都云：“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指出“一部《西游记》，只是如此，别无些子剩却矣。”④而此评点本所署幔亭过客袁于令之《西游记题词》亦云：“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未佛皆魔。……摧挫之极，心性不惊。此《西游》之所以作也。”⑤此二者的论述多少带有一点宗教倾向，但他们观点契合，都认为此书旨在阐发修养心性，战胜自我心中魔障之理。对此，徐朔方先生《李卓吾评本西游记前言》曾指出其评语用意之一就在于“阐明《西游记》的宗旨，即从心——人的内心与外界的交感，来探讨人生处世，并结合社会现实，寻求解脱。”⑥&清人张书坤的《新说西游记总批》直称《西游记》为“理学渊源”：“《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书，原证圣贤儒者之道。”⑦“《西游》一书，自始至终，皆言诚意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学，……上追洙泗之余风，下本程朱之正派。”⑧并说：“《西游记》是把《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明显易见，确然可据。不过借取经一事，以寓其意耳。”⑨&清人刘一明的《西游原旨读法》也云：“《西游》即孔子穷理尽性至命之学。”⑩&清人王韬序《新说〈西游记〉图像》称：“所历三灾八难，无非外魔。其足以召外魔者，由于六贼；其足以制六贼者，一心而已。一切魔劫，由心生，即由心灭。此其全书之大旨也。”(11)&清人尤侗《西游真诠序》中指出：“盖天下无治妖之法，惟有治心之法，心治则妖治。记西游者，传《华严》之心法也。”(12)&总观明清时期的《西游记》序跋评点，可见他们对《西游记》的儒释道内涵用力甚巨，以为《西游记》是一部修心的寓言，既包括儒家的“存心养性之学”，也包括道家的“修心炼性之功”和佛家的“明心见性之旨”（语见清人尤侗的《西游真诠序》）。但这毕竟已经构成《西游记》与心学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抛开表面的三教迷雾，我们也不难从这些评点序跋文字中厘出他们对于《西游记》所表现的主体意识的肯定和对作品主旨即人格自我完善的揭示。这无疑表明这些评点者已经从各自的角度发现并论证了《西游记》与明代心学思潮的关系。二、后鲁迅时代：渐入佳境的《西游记》与心学研究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谢肇淛等人的说法：“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之能禁，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13)并转引了《西游记》中唐僧与众僧们议论佛门定旨，谈及“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语句。可见，鲁迅先生在《西游记》与心学的关系方面也与前人有些许同感。不过，这种同感是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之上的，即鲁迅认为“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14)与鲁迅同时代的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极力反对“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认为《西游记》“并无‘微言大义’可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15)由于鲁迅、胡适等人对前人观点的批评，使得稍后的研究者大都视该书为游戏性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与心学的关系研究由此停滞了近半个世纪。因此，笔者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以上论述作为《西游记》与心学关系研究的前后两个阶段之分界点。&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学术界才重新开始留意心学对《西游记》的影响问题，使《西游记》与心学研究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学者们旧题新说，各抒己见，使《西游记》与心学研究渐入佳境，持《西游记》阐扬“心学”观点的学者有增无减，已经成为当代《西游记》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以下所引论文论著出处皆在正文和括号中标明，不再另做注释）近几十年间，对《西游记》与阳明心学关系做出综合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宋克夫的《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宋克夫及韩晓的《心学与文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许总主编的《理学文艺论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张锦池的《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刘勇强的《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记新说》（三联书店，1992年版）、陈文新及乐云的《〈西游记〉：彻悟人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相关论文有近四十篇之多。归纳起来，这些论文论著主要从《西游记》的主旨、人物形象、作者三个方面探讨作品与阳明心学之关系，下文拟分别述评之。（一）心学视野下的《西游记》主旨研究1982年，刘远达先生在《思想战线》第二期上撰文《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开始侧重探讨《西游记》与心学的关系，但主要是从心学对作品的负面影响立论的。他提出《西游记》“是一部用心学来指导人们修心的书”，“是王守仁‘心学’的艺术化，是‘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这里的“破心中贼”亦即从思想上瓦解农民起义。由于本文过分强调作品与政治的关系，因而曾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刘远达以后学者的论著论文则多侧重于从阳明心学对作品的积极影响方面探讨《西游记》的心学主旨。论著方面，刘勇强先生在其著作《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记新说》中就直接针对刘远达的观点进行立论，他认为：“心学并非仅仅是‘破心中贼’的哲学，在客观上还引发过思想解放。《西游记》受其影响，可以是其中强调个人主观的一面，小说极大地高扬了人的精神力量，充分表现了渴望摆脱自然和社会的种种束缚，追求不受任何辖制的绝对自由的意愿，正说明了这一点。”张锦池先生在《西游记考论》一书中，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提出《西游记》的创作主旨在于弘扬个性心灵解放，称该书为“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文艺开山作”。刘著和张著关于《西游记》与心学关系的观点虽可以说在这一论题上打开了思路，但却不甚全面。最早对《西游记》与阳明心学关系展开正面的专门化论述和全面系统探讨的著作是宋克夫教授早在1995年出版的《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及之后出版的《心学与文学论稿》，宋克夫先生在书中对《西游记》的心学主旨进行了专门讨论，他认为：《西游记》的“作者通过孙悟空形象所表明的《西游记》的主体主旨，就在于高度弘扬了主体人格的同时，又要求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这一思想显然来自于明代心学思潮。”应当说宋著的分析是较为客观和透彻的，在刘著和张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作品在“要求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方面与明代心学的契合之处，使读者更能理解《西游记》心学主旨的前后一致性。除此之外，许总主编的《理学文艺论纲》也专设“《西游记》：艺术化的心学”一节，详细探讨小说行文中所体现的心学意识和心学要素。而上世纪末，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指出“心学的基本思想是‘求放心’、‘致良知’，即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纵不羁的心，回归到良知的自觉境界。小说特别选用了‘心猿’这一典型的比喻躁动心灵的宗教用语来作为孙悟空的别称。”就是“想通过塑造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来宣扬‘明心见性’”。这样就比较正式地把《西游记》中所蕴涵的哲理“就是被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的观点写入了高校教材，自此，《西游记》与明代心学思潮的关系就得到了学术界广泛接受和认可。&论文方面，金紫千在《文史哲》1984年第2期上较早地撰文《也谈〈西游记〉的主题》，认为：“《西游记》是通过神话故事形象地喻明一个‘求放心’的道理”。王齐洲先生的《〈西游记〉与宋明理学》（《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一文研究了《西游记》与主张“明心见性”的王阳明心学的密切关系，指出《西游记》是艺术化的心学，但却比心学更为注重现实，肯定人欲，对抗社会政治和社会秩序。杨俊先生的《试论〈西游记〉与“心学”》（《云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提出：《西游记》的诞生过程与中国哲学史上的‘心学’的发展历程是同步的”“倘若寻求《西游记》思想意蕴的直接联系，阳明心学便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游记》不仅在大的框架、总体构思上依据了心学的基本思想，而且结合小说艺术的实际，在某种程度上突破和超越了心学”。应当说，金紫千、王齐洲、杨俊等人对于《西游记》与心学的关系只是有所涉及，并未展开论证，而宋克夫教授在《湖北大学学报》上撰写的《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1996年第1期）及《主体意识的弘扬与人格的自我完善》（2000年第2期）两篇文章仍应是较早正面、全面、专门探讨《西游记》心学主旨的学术论文。文章从《西游记》的作者考证和孙悟空形象分析入手，深入探讨了《西游记》的主旨及其与明代心学思潮的密切联系。黄霖教授在《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中对作品主题进行了主观和客观的分析，认为写定者在改造和加工西游故事时，“纳入了时尚的心学框架”，主观上是想宣扬“明心见性”的“心学”，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而客观上却“弘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除此而外，《运城高专学报》1997年第1期上的两篇文章：潘富恩教授的《谈阳明心学与〈西游记〉的心路历程》、冯巧英教授的《论〈西游记〉的心性说主题》及朱恒夫教授的《〈西游记〉：艺术化了的心学》（《东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毛晓阳的《修心与修命》（《福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易翔字的《心化“西游”——论明代阳明心学在〈西游记〉中的投影》（《五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等文章中都认为《西游记》是受到阳明心学影响的，“是对明代阳明心学的一种解读”。程毅中在《心经与心猿》（《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一文中虽不赞成《西游记》从一开始就是对王阳明心学的艺术解读，但指出在小说最后写定的过程中，还是融进了心学哲理的。杨国学在2006年连云港国际《西游记》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宋明理学心性论与〈西游记〉的心学观》一文从分析《西游记》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入手探讨了以阳明心学为主的宋明理学心性论对《西游记》的影响。&当然，当代学者中也有人对《西游记》的心学主旨提出质疑的，如石钟扬先生就撰文《“求放心”说有违百回本〈西游记〉之大旨》（《淮海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认为“求放心”说“不仅不是《西游记》大旨，而且有违百回本《西游记》之大旨”。不过他的这一观点很快遭到了学者的反对，王欢、竺洪波在《也说“求放心”说与百回本〈西游记〉之大旨》（《淮海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中就提出：“对心学与《西游记》的关系、‘求放心之喻’的主题观似不能作彻底否定。”&（二）心学视野下的《西游记》人物形象研究探讨《西游记》与阳明心学的关系，离不开对《西游记》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因此，这一阶段的许多学者，除了单纯挖掘作品的心学主旨外，还着力通过分析《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尤其是通过孙悟空的形象分析，来探讨作品与阳明心学的关系。&张锦池先生是较早地通过孙悟空形象的分析而把《西游记》放在明代心学思潮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考察的学者。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连续发表了《〈红楼梦〉与〈西游记〉人性观的比较研究》（《北方论丛》1985年第4期）、《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论孙悟空形象的演化与〈西游记〉的主题》（《学术交流》1987年第5期）、《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北方论丛》1991年第1、2期）等文章，认为《西游记》把孙悟空“写成具有‘童心’的‘真人’并从而寄寓了作者对人性问题的认识。”“孙悟空的形象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其血管里又最后注入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而产生的个性解放思潮的血。”“世德堂本实际上是‘童心者之自文’。它把美猴王写成‘自然人’形象，直到成为斗战胜佛亦不失其为天性，这在人性观上与《焚书·童心说》思想是吻合的。”&宋克夫教授对张锦池先生的观点给予了认同并对孙悟空的形象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他在《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及《主体意识的弘扬与人格的自我完善——孙悟空形象塑造新论》两篇文章中，认为“《西游记》通过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塑造，高度弘扬了主体意识，同时强调了主体人格的自我完善。”“这一思想显然来自于明代心学思潮。”在其著作《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及《心学与文学论稿》中也专列“孙悟空的主体意识”和“孙悟空的人格完善”进行论述。可以说，宋克夫教授的论述较之张锦池先生对于孙悟空形象与明代心学关系的涉及而言，显然更加深入系统，在正面讨论《西游记》人物与心学关系方面走在了前列。&除此之外，张晓在《孙悟空的人格与明代中后期人文主义思潮》（《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2期）中通过对以心学为代表的明代思想界所形成的思潮和《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分析，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所具有的自尊型人格，反映了那个时代提倡的……近代人文主义精神。”黄霖教授的大作《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也认为：“从孙悟空出世到大闹天宫，作品通过刻画一个恣意‘放心’的‘大圣’，在有限度而不自觉中赞颂了一种与明代文化思潮相合拍的追求个性和自由的精神。”朱匣夫教授在《〈西游记〉：艺术化了的心学》中指出：“孙悟空修性成功的事例亦表现了王阳明人人皆可成圣的心学思想。”&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一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停滞，张小龙的《个体生命意识的激荡》（《钦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孙悟空的“善生”“恶死”与当时心学思潮的强大影响力和其形成的珍视个体生命的时代氛围有密切关系。李建栋、王丽珍的论文《从“天马行空”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对孙悟空前后六个名号进行了分析，认为孙悟空这一文学形象是在王氏心学思想的影响下诞生的。石麟教授在《孙悟空的多层文化解读》（《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中也提出：“孙悟空是人类心灵放纵与收束的象征”“孙悟空这只‘心猿’是在宋明心学的影响之下，又结合许许多多传统文化积淀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象征物。”&当然，心学视野下的《西游记》人物形象研究并不仅限于对孙悟空形象的探讨上，对猪八戒、唐僧等人物也有涉及。如邓轶芳《呆子的童真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猪八戒形象新论》和霍雅娟《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从猪八戒形象看明代市民意识》二文就从分析猪八戒形象入手，认为：“八戒形象明显地带有明代后期启蒙思想的印记”，正是在明代心学思潮的影响下，《西游记》在猪八戒身上表现了作者对人欲的宽容态度。对于唐僧，易翔宇在《心化“西游”——论明代阳明心学在〈西游记〉中的投影》中分析，唐僧的为善大都适得其反，“但从唐僧自己来看却是在本着自己的良知行事，这正合了王阳明对良知的论述。”杨俊先生的《试论〈西游记〉与“心学”》对作品中的这些人物形象进行了总体论述，指出：“唐僧师徒取经的核心，就是求得‘放心’，寻找失去的善良本心。孙悟空从猴王到孙行者、斗战胜佛，猪八戒从野猪精、悟能到净坛使者，唐僧从玄奘到旃檀功德佛，均形象地说明，西行取经的‘经’就是修心向善、格物致良知。”认为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来诠释心学基本思想的。&（三）心学视野下的《西游记》作者研究几乎和《西游记》与心学研究第二阶段同时，《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再次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由于争论的双方都没有足够说服对方的证据，故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学术界至今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不过，将学界的观点归纳起来分析，就会发现争论双方中都有很大一部分学者是把《西游记》的作者研究与心学挂上钩的，他们提出的《西游记》作者人选，几乎都与阳明心学关系密切。&首先是吴承恩说。最有代表性的是宋克夫教授的论文《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本文考察了吴承恩与心学人物的交游和《吴承恩诗文集》的主要创作倾向，明确了吴承恩、《西游记》与心学思潮的联系，从而在一个方面肯定了吴承恩的《西游记》著作权。关于这一观点，宋先生在其著作《心学与文学论稿》中也专列一节“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以追索吴承恩与心学人物之关联。宋克夫教授是学术界最早考证吴承恩与心学人物交往的学者。另外，笔者在《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吴承恩著〈西游记〉新证》，该文以《吴承恩诗文集》中的《赠张乐一》一诗为证，考查了《赠张乐一》、《西游记》与明代心学思潮在反对主体放纵、要求人格自我完善上的一致性，从而力主吴承恩说。稍后笔者还在《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上撰文《吴承恩与心学人物交游考证》，在宋克夫先生的考察基础上对吴承恩与心学人物胡宗宪的交游以及与心学人物钱德洪、罗洪先、唐顺之、蔡汝楠、薛应旗、邹守益、王慎中等的间接交往情况作进一步的考证与探讨。刘怀玉先生的新著《吴承恩与〈西游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也专列“接受心学，追求平等自由”一节，对吴承恩与心学的关系进行介绍。&其次是陈元之说。陈君谋在《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中从陈元之背景入手进行研究，提出：“序文作者陈元之，即校者华阳洞天主人，也即作者，三位一体。”首倡陈元之说。对之作出更深刻论述的是张锦池的长篇论文《论〈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尽管由于陈元之显非真名，其人究竟是谁，仍是一个谜，但是我们结合上文所列的金陵世德堂本所载陈元之《西游记序》中的那段文字，就不难发现陈元之与心学的关系是不能抹煞的。&再次是李春芳说。这一观点的提出者是沈承庆，他在著作《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中断定：“《西游记》的作者就是华阳洞天主人，亦即李春芳。”书中认真考查了“李春芳其人”，指出了其心学后学的身份及其心学思想，同时还认为“摄魔以‘明心’与摄魔以‘还理’之别，和从原‘叙’‘还理以归之太初’的性质看，与李春芳的‘心学’思想相合。”另外，关于《西游记》与李春芳的关系，苏兴也有他的观点，他虽然在作者问题上力主吴承恩说，但他认为“华阳洞天主人是吴承恩好友、有明一代宰辅李春芳的别号。”也把《西游记》与心学人物李春芳拉上关系。&最后还有一个王畿亲近说。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毛晓阳，他在《修心与修命》一文中，通过对比《西游记》主题之一的“心性修持”观与王畿的“性命合一”论，指出“虽然不能说王畿可能曾经加工整理过《西游记》，但至少可以这样认为，是一熟知王畿思想甚至与王畿有亲近关系的人利用王畿的‘性命合一’理论校改甚至是创作了《西游记》。”而王畿是王阳明的嫡传弟子，从阳明习心学，“得阳明学派之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综上所述，回首《西游记》与阳明心学之关系的研究历程，众多学者兢兢业业、孜孜不倦，致力于文本研究、时代背景研究和作者考证，既较好地继承了前人已有的成果，也提出了许多独具慧眼的创见。这些研究对于深入理解《西游记》这部小说名著是十分有益的，《西游记》与“心学”已经成为了《西游记》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之一，对这一论题的研讨还将继续深入下去。不过，对于《西游记》与心学关系的研究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仍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认真研究。一个是《西游记》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另一个则是《西游记》的成书时间问题。这两个难题如能得到最终解决，对于进一步推动《西游记》与阳明心学之关系研究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于此我们期待来者。【注释】①②③④⑤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316、315、245、223页。⑥徐朔方《李卓吾评本西游记》前言，《李卓吾评本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⑦⑧⑨⑩(11)(12)(13)(14)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28、323-324、346、365、318、384、384页。(15)胡适《西游记考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366-367页。◆◆◆◆来源/明清小说研究编辑/允厥中菩提局良缘｜良知｜良策早上打鱼，中午狩猎，晚上讨论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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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寓言——阐释与借鉴》之二一：《西游记》中的人格结构
《西游记》中的人格结构犁航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这是对人格的一种深层次认识，是精神领域的重要发现。从此，人类对自身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所以，有些西方学者把20世纪称之为“精神分析的世纪”。　　奇妙的是，对于人格结构认识，《西游记》从宏观和微观上都有完整的体现，笔者认为，《西游记》是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地运用人格结构理论的文学著作。　　吴承恩，明代中叶人，中年开始创作《西游记》，虽然他没有像弗洛伊德那样概括出人格理论的科学内涵，但是从个人人格的微观领域和社会人格的宏观领域两个方面出发，在比较自觉的状态下运用了人格理论的各个要素。运用的时间比弗洛伊德早了300多年（《西游记》约成书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弗洛伊德在1920年之后完成了精神结构的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吴承恩笔下的人物性格在小说中发生着嬗变，实现着由本我到自我，再到超我的转化和升华，与他们人生的三个阶段：取经前、取经中、取经后做了吻合性的对应。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四人及白龙马，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人格的升华。　　唐僧在西天听如来讲经，竟敢轻慢佛法，毫无自制，打起了磕睡。孙悟空任性撒野大闹天宫，猪八戒酒后无德调戏嫦娥，沙僧玩忽职守，损伤了王母娘娘的宝贝。白龙马性子桀骜不驯，触犯天条。可以看出，取经前，这些角色的人格结构很不完善，有待进一步提升。结合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论来说，他们尚处在人格结构的第一层次，最低层次，他们的人格属性还处在“本我”阶段，本我即原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本我的目标是求得个体的舒适。拿马克思的话说，这种人格还处于“自然属性”的底层，没有进入“社会性”的层面。从道德角度审视，“本我”人格结构远远没有进入道德控制的领域，还存在很大的缺陷，危害和威胁着社会。所以，这种性格导致的不规范行为应该受到社会强制力的约束，限制或者惩罚，让他们经受屈辱和折磨，充分磨砺，使之驶向较高层级的人格发展轨道。　　取经团体的形成，使这个团体的成员，有了向“自我”转化的平台。因为受了挫折，尽管他们极不情愿，但被规范在如来和观音菩萨勾画的取经大业中，反抗只能是螳臂当车，他们再也没有勇气和底气拿鸡蛋跟石头碰，战战兢兢地行走在屈从的命运中。人格的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们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制力面前屈服，不愿意继续挑战统治阶级的权威和社会规范。同时也开始了对自己的反省和认识，渐渐学会了忍耐，学会了相互尊重，最起码，他们为了实现自身价值，不敢妄自作为了，有了自我控制和约束。这正好符合了弗洛伊德的第二层级的人格结构——“自我”。“自我”，其德文原意即是指“自己”，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而同时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为本我服务。唐僧，甘愿受眼前的皮肉之苦，默默忍耐。孙悟空在紧箍咒的制约下，安分了许多，有了一些让人欣慰的人格转化，从内心产生了较高层次的人格向往。从他监督八戒的理智上看，他是继唐僧之后，第二个比较彻底地进入“自我”层次的人。猪八戒虽有点色心，但是已经没有色胆了，虽然口中嚷嚷要回高老庄，但却根本不敢付诸实际行动，对玉帝的惩戒还是心有余悸的。沙僧也基本上摆脱了玩忽职守的毛病，对一担行李慎重之极。白龙马连抱怨也没有，一言不发，默默改造。总之，他们有了相对的自制力，都懂得了自我约束和控制。　　取经成功，经历了八十一难的洗礼，他们的人格结构华丽转身，言行举止都符合最高统治阶级的明文规定或者约定俗成的潜规则，道德人格趋于完善，抵达了道德领域的高层，参照理论叙述，可以看作是进入了人格结构的顶峰——“超我”。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其机能主要是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师徒四人取回真经，渡过最后一劫，路过陈家庄，陈家庄众人便锁了门，哪里舍得放真佛走。“三藏悄悄的叫道：‘悟空，这里人家，识得我们道成事完了。自古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恐为久淹，失了大事。‘行者道：‘师父说得有理，我们趁此深夜，人皆熟睡，寂寂的去了罢。’八戒却也知觉，沙僧尽自分明，白马也能会意。”唐僧的稳重，悟空的通达，八戒的“知觉”，沙僧的“分明”，白马的“会意”，每个个体都默契万分。平日里唐僧的惊慌、悟空的急躁、八戒的斗嘴、沙僧的沉闷、白龙马的不谙世事，这时候统统没了痕迹，构成了一个真正和谐的小社会。这时候，他们每个个体的道德控制已经由外在强制转化为内在要求，已经通过内心审视达到高度自觉。　　宏观上，《西游记》更为鲜明地体现了人格结构理论。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把世界分为三部分，或者三级。分别为：地狱、人间、天界。这正好对应了三种人格结构，每一层级的世界，都有独具特征的代表人格，可以分别概括为“鬼格”，“人格”和“神格”。而这三种人格特征，又分别对应着弗洛伊德的理论，“鬼格”对应“本我”，“人格”对应“自我”，“神格”对应“超我”。地狱里充满邪恶和无序，冲动和欲望在这里赤裸裸地上演，没有自制，“鬼格”象征着“本我”阶段。人间是有道德秩序和礼教约束的世界，但是人的与生俱来的弱点和劣根性，人不可能有神仙那样高的精神素质和人格境界。所以，人格尚不完善，但是比地狱里的严重的道德失范要好得多。“人格”针对人格结构的第二阶段——“自我”。天界，这是道德规范的最高境地，完全符合“道德原则”。“神格”针对人格结构的最高部分——“超我”。无需外在强制，而是有着较为强烈的内在要求：诸如修身养性，要求向善，广种善缘，普渡众生等。　　这种分层级的人格倡导，最终目的是实现由地狱向人间的道德递进，再实现由人间向天堂的道德升华。　　《西游记》比较系统地运用了人格结构理论，是无意识地与理论运用还是有意识地研究尝试？总之，这部神奇的文学巨著，让人惊诧！　　【已发《潮州日报》“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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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航，文学杂志编辑，专栏作家。已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o海外版》《羊城晚报》《新民晚报》《读者》《意林》《特别关注》《小小说选刊》《中国青年》等两百多家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万字。作品入选数十种权威年度选本及中学语文试卷，常规出版《谁能逃出自己的手掌》，被列入“青少年读写范典丛书”全国发行，并获“第五届安康市政府文艺精品创作奖”一等奖。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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