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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季羡林的翻译观探究
季羡林的翻译观探究
载《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季羡林先生不仅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大家。他通晓12国语言，不仅精通英文、德文、法文等现代外语，还掌握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他毕生投身于文化交流，著译等身，为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研究古代中外历史文化关系以及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长期的翻译实践当中积累的翻译经验和翻译观点，丰富了中国的传统译学理论。但是国内目前对于季先生翻译观和翻译思想的挖掘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比如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福康著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方梦之编的《译学辞典》、郭著章等编的《翻译名家研究》以及王秉钦著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等有关译史名家研究的书稿，不是对季先生的翻译成就只字未提，就是顶多只言片语，一笔带过。2005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孟昭毅、李载道两人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书中增辟了“季羡林与《罗摩衍那》的翻译”一节，专门论述季先生的翻译活动和成就以及他对翻译的一些主张。但对季羡林的翻译思想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此，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总结他独到而精辟的翻译观。本文试从季羡林有限的几篇译论文章中较系统地总结他的翻译观。
二、季羡林的翻译活动和成就
季羡林的外文学习和翻译活动最早可以追溯至他的中学时代。他10岁开始学英文。到了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又开始学习德文。同时受到时任国文老师、桐城派作家王崑玉先生的启发鼓励，开始对外国文学感兴趣。17岁开始在天津《益世报》和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上发表自己创作的散文和短篇小说。转学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后又得到当时的国文老师、翻译家董秋芳的垂青和鼓励，并尝试翻译发表了一些英美作家如吉卜林的短篇小说。1930年考上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为德文，主攻英国文学，并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和英文等。课余专心于散文创作和外国文学翻译，曾翻译并发表了德莱塞、屠格涅夫和史密斯等人的作品。大学期间，还选修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逐渐对佛经翻译文学有了兴趣。1935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与德国协议互派的交换研究生，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潜心钻研印度学，师从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E.
Waldschmidt）学习梵文、巴利文。后又师从著名语言学家西克（E.
Sieg）学习吠陀和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此外，还学习了“斯拉夫语句型学和文体学”、“斯拉夫语言的主要难点”、“高级俄文练习”和“译德为梵的翻译练习”等语言学和翻译课程（孟昭毅 李载道，2005：556），这种系统的语言学习为他日后的翻译活动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学基础。当时季羡林主要还是研究混合梵文，但“在德国十年，没有翻译过一篇梵文文学著作，也没有写过一篇论梵文文学的文章”（季羡林，2007：161）。季羡林走上翻译之路并非他的初衷，而是出于当时的无奈。他自己曾总结说：“至于搞文学翻译工作，那完全是出于无奈。我于1946年从德国回国以后，我在德国已经开了一个好头的研究工作，由于国内资料完全缺乏，被迫改弦更张。……想来想去，眼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搞翻译。我从德国的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译起，一直扩大到梵文和巴利文作品。最长最重要的一部翻译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季羡林，2000：371）。由于国内资料的缺乏，季羡林只好改行搞起了文学翻译的“副业”。从20世纪40年代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至今，季羡林一直致力于德文、英文、古典梵文、巴利文以及吐火罗文等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他先后翻译出版的有译自德文的马克思著《论印度》（1951，与曹葆华合译）、德国女小说家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的《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译自梵文的最多，包括印度迦梨陀娑（Kalidasa）的《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7卷，）以及一些零碎的佛本生故事（其中7篇收入《佛本生故事选》，郭良鋆、黄宝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最近的则有译自英文的印度梅特里耶·黛维夫人（Maitraye
Devi）的《家庭中的泰戈尔》（1985）。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也是他最重要的译著是他在“文革”期间偷偷翻译的《罗摩衍那》。这部印度长篇史诗即使精校本也长达近2万颂。文革期间，季羡林被贬坐门房。他克服各种困难，利用收发信件报纸和接传电话之余，凭一人之力，历经十年之久将这部鸿篇巨制译毕。其汉语译文洋洋9万行，总计达250多万字。“他先后发表、出版的译作有将近400万字之多”（孟昭毅 李载道，2005：557）。实可谓译作等身，成果显著。《罗摩衍那》汉译本以其高超的翻译艺术和出版质量荣获1994年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成为我国翻译史上的一大盛事。鉴于季羡林在翻译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2006年9月26日，中国翻译协会在庆祝国际翻译日暨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授予95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季羡林成为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翻译家，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三、季羡林的翻译观
从中学时代初试译笔至21世纪初，翻译几乎伴随着季羡林这位“东方之子”的整个学术生涯。季羡林的翻译主要以译介印度古典文学（包括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为主，兼有德文、英文作品译介。季羡林长期从事翻译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他却没有跃跃欲试去撰写什么翻译理论著作，或者标新立异创立什么翻译标准。他更多的是做一名翻译理论的传承者和实践者，踏踏实实地做着翻译工作。尽管如此，季羡林还是在不同时期发表了一些关于翻译的论文。我们今天要探究季羡林的翻译观，研究他的翻译思想，也只能从他发表的几篇有限的译论文中去梳理、总结。季羡林发表的第一篇译论是1947年刊载在《观察》第1卷第21期上的《谈翻译》一文。解放前，还发表了《中国人对音译梵字的解释》、《论梵文t、d的音译》、《论南传大藏经的翻译》、《谈梵文纯文学的翻译》等梵文翻译研究的论文（陈福康，2000：516）。解放初期，他发表了《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和《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两篇译论。七八十年代有《沙恭达罗》译本序和《罗摩衍那》译后记等一些被季羡林称作是翻译“杂感”的文章。80年代中期他又发表了与许国璋合写的《翻译》。最近的译论则是在季羡林先生卧病期间各界对他的一些访谈之类。在翻译理论方面，季羡林虽然着墨不多，但来自实践的翻译“杂感”更有说服力。季羡林先生的翻译观，综合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尊崇“信达雅”三字标准
对于洋洋大观的中外翻译理论和学说，季羡林自称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季羡林，2007：21）。他对各种西方翻译理论有兴趣，但又不盲目附庸崇拜。“到了近现代，西方的理论蜂拥而至，……有一些理论分析得非常细致，显得十分深奥；然而细究其实，却如绣花枕头，无补于实用”（同上）。季羡林在对西方某些深奥却非实用的翻译理论表示怀疑和批评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翻译标准主张。他赞成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
我认为，为一些人所非议的严又陵的一句话：“译事三难，信，达，雅”，仍然是可以信守的。道理十分简洁明确，然而又切中肯綮，真可谓“要言不烦”了。这三个字，缺一不可；多一个也似乎没有必要。能做到这三个字，也可以说是尽翻译之能事了。
我个人觉得，三个字中，以第一个“信”字为基础，为根本。这个字做不到，就根本谈不到翻译。我探讨翻译问题，评论翻译作品，首先就是看它信不信，也就是，看它是否忠实于原文。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不叫翻译，什么“达”，什么“雅”，就如无根之木，无本之草，无所附丽。（季羡林，2007：21-22）
可见，季羡林将“信”提高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他认为“信”是检验翻译质量高低的第一标准，是评价翻译作品好坏的第一要义，也是“达”和“雅”的根本前提。他进一步指出“信”、“达”、“雅”三者的对象分别是原作、读者、文学语言。他说：“‘信’是忠于原作，‘达’是忠于读者，‘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信、达、雅虽然只三个字，但体现了作品、读者、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季羡林，2007：4）。换言之，就是译者需要同时忠于三者：作品、读者和语言。对于“信”和“雅”这一对实际翻译中的矛盾以及取舍之难，季羡林深有感触。“对我来说，在翻译《罗摩衍那》的时候，信与雅的矛盾始终存在。我虽然最后被迫使用了五言或七言绝句式的顺口溜这种形式，念起来更接近新旧民歌；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形式，这种尝试是成功的。我的矛盾仍然存在，我那鱼与熊掌之感仍然存在”（季羡林，《罗摩衍那·战斗篇》附记，1984：990）。另外，对于译本的质量，季羡林也创造性地按三字标准进行了分类。“译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信’、‘达’、‘雅’都是合乎标准，这是上等。第二类，能‘信’而‘达’、‘雅’不足，这是中等。第三类，不‘信’，不‘达’，不‘雅’，这是下等”（季羡林，2007：23）。总之，季羡林继承发展了严复的三字标准，丰富了三字标准的内涵。
2．主张忠实于原文的直译观
中国翻译史一直存在着直译和意译之争。季羡林在与许国璋合写的《翻译》这篇文章里，对中国古代至近现代的翻译史进行了一番简要的梳理后得出结论：“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季羡林，2007：6）。而且，季羡林在他长期的翻译实践当中也是奉行这一原则的。文革期间，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原始的诗”，他主张直译原则，那么原文体裁是诗体，就必须忠实于原文，“以诗译诗”，不能译成散文。虽然解决了大的翻译原则问题，但是真要动手做起来其中困难不难想见。比如用什么样的诗体来对应《罗摩衍那》的输洛迦体（意译为颂，每颂2行，每行16个音节），季羡林可谓是用心良苦。“流行的白话诗，没有定于一尊的体裁或者格律，诗人们各行其是，所有的形式我都觉得不恰当。”“完全用旧诗来译，也有困难，一是不能做到‘信’，一是别人看不懂。反复考虑，我决定译成顺口溜似的民歌体。每行字数不要相差太多，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同上：78）。可见他译《罗摩衍那》的主要原则有三，一是“把原文的分两行写的三十二个音节的输洛迦译为四行”；二是“要押韵”，三是“每句长短相差不要太大”（季羡林，《罗摩衍那·战斗篇》附记，1984：988）。《罗摩衍那》全书的诗律几乎都是输洛迦体。季羡林尽可能地将其译成了通俗易懂的民歌体，每颂基本译成四行，每行字数基本整齐。但是季羡林并不满足于先前的文体处理，译到第六篇《战斗篇》下半部，他决定译成更加严格的文体，即每行限定为七言绝句（间或也有五言）这样更近乎民歌体的形式。试比较《战斗篇》第88章31到34颂的译文每行字数变化：
罗波那气得要命，
把那闪光的短枪，
对准罗什曼那投出，
他大声吼叫喧嚷。（6.88,31）
短枪迅猛地被投出，
响声象天帝释的霹雳；
短枪就在两军阵前，
对准罗什曼那奔去。（6.88.32）
那支短枪往下落，
罗摩口中就诅咒：
“罗什曼那受福祐，
你的努力全罢休。”（6.88.33）
短枪迅猛往前冲，
打中罗什曼那正当胸；
好像蛇王尖舌头，
浑身燃烧光熊熊。（6.88.34）(季羡林译，1984：772)①
《罗摩衍那》的翻译自《战斗篇》第88章33颂起，几乎全部采用了七言绝句这样字数更为工整、读音更为上口的形式。译文不但更加简洁精炼，还更好地保留了原史诗的韵律和节奏。为了做到押韵，他终日冥思苦想，夜不能寐。“有时候还要搜索枯肠，想找到一个合适的韵脚。严复说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是‘一脚（韵脚也）之找，失神落魄’。其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季羡林，2007：82）。以《战斗篇》第96章中5颂译文为例：
　　罗怙后裔发怒火，
　　胳膊粗壮勇罗摩；
　　猛将利刃置弦上，
　　力同毒蛇差不多；
　　砍中罗波那头颅，
　　连同耳环都砍落。（6.96.20）
　　魔王头颅被抛出，
　　三界神人共目睹；
　　头颅滚落大地上，
　　颈上又长一头颅。（6.96.21）
　　罗摩双手灵且巧，
　　做事迅速又利落；
　　又在阵前射飞箭，
　　射中魔头第二个。（6.96.22）
　　头颅刚刚被射断，
　　另一头颅又出现；
　　即使罗摩射飞箭，
　　疾飞迅驶如闪电。（6.96.23）
　　如此射掉一百个，
　　头颅个个差不多；
　　罗波那仍然不死，
　　依旧健壮又快活。（6.96.24）（季羡林译，1984：827-828）②
上述五颂摹绘的是罗摩与魔王罗波那之间的战斗情形。这几段译文叙事内容形象生动，读者读来如同亲临激烈的搏斗战场。音韵效果上，基本上做到了偶数行押韵，韵脚跳跃灵活，音韵协畅上口，译文达到了信与美的和谐统一，这种翻译效果势必是颇费一番心血才得来的。虽然“由于字数和语气的限制，句子中词与词之间语法关系有时候就有点模糊起来，含义有时候也朦胧起来”（季羡林，《罗摩衍那·战斗篇》附记，1984：989-990），似乎有“美言不信”之嫌疑，但其实不然。季羡林并没有因韵害意，反而是在以忠实直译这一根本前提下来追求文体之“雅”的。比读两个英译本（参见注释②中的英译），季译不但忠实地保留和传达了原诗的信息内容，还最大限度地做到了押大致上口的韵。概而言之，季羡林既主张直译，同时也认为应该考虑文体。这与后秦译经大师鸠摩罗什有关文体翻译的见解一致：“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转自陈福康，2000：17-18）。
季羡林主张的直译观还体现在《罗摩衍那》的音译问题上。为了保持忠实于原文，比较准确地选择译音。他仔细地研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丰富实践和长时期形成的翻译文化传统，“基本上使用了过去中国和外国和尚译经时使用的对音方法”（转自孟昭毅、李载道，2005：559）。“尽管他们的译音也不统一，但基本上都是符合印度人民的发音的，所争只在细微毫末之间。一直到今天，我们从印度人民口中决听不到‘腊玛雅那’一类的音，反而是那有点古香古色的‘罗摩衍那’更与原音接近”（同上）。季羡林所主张的直译，并不只是简单地“信”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还要“在汉语习惯允许范围之内，逐渐引进一些外国语法比较周密的表达方式，使我们祖国已经有了几千年历史、表达方式已经很丰富的语言更加丰富、更加有生命、更能适应我们的需要”（同上：561）。即是说，在汉语习惯和文法许可范围之内，适当引入欧化句法，逐步丰富汉语表达，这是符合语言文化交流的实际的，与鲁迅先生的“宁信而不顺”的直译主张不谋而合。
3．反对文学作品重译
这里所说的重译，指不通过原文，而是通过某国译文进行的二次翻译，即转译。重译在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鲁迅等人曾经提倡重译：
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转自王秉钦，2004：122-123）&&
因而，重译在当时特定形式下是一种“聊胜于无”的方法。但是梁实秋认为“转译究竟是不大好，尤其是转译富有文学意味的书。本来译书的人无论译笔怎样灵活巧妙，和原作比较，总像是搀了水或透了气的酒一般，味道多少变了。若是转译，与原作隔一层，当然气味变得更厉害一些”（转自郭著章，1999：199）。这就是说，从一国文字翻译成另一国文字，译文读者和原作已经隔了一层，再从另一国文字译本转译，则又隔了一层，翻译此时早已变了味。与鲁迅先生鲜明不同的是，季羡林反对重译。早在1947年发表的《谈翻译》一文中，季羡林就举例《晏子春秋·内篇》来说明翻译之变味：“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虽然“橘移到淮北，叶还能相似。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上味了”（季羡林，2007：11）。文学作品的翻译如此，那么重译更是如此。文学作品经翻译已经变了形，换了味，“但在中国却竟有许多人把移到淮北化成枳了、果子又变味的橘树再移远一次。……其实我们稍用点幻想力就可以想象到它会变成什么离奇古怪的东西”（同上：12）。因而，“我们只是反对一切的重译本，无论写明的也好，不写明的也好。……科学和哲学的著作不得已时当然可以重译，但文学作品则万万不能”（同上：13）。季羡林认为科学和哲学类著作必要时可以重译，但是文学作品则不行。在他看来，重译只是一个懒人办法。若想翻译人家的文学作品，真正的做法是要有勇气去学习掌握那一国的语言。
4．强调翻译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翻译是一种至为重要的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季羡林在不同场合都强调过翻译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写的序中明确指出“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季羡林，1997：1）。他进一步自信地指出：“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文化交流，人类就没有进步，就没有今天世界上这样繁荣兴旺的社会”（季羡林，2007：151）。换句话说，没有翻译，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就不能进步。在讲到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虽历经波折却始终绵延不绝蓬勃发展的原因时，季羡林把这归因于翻译的历史功用：
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1997：2)
季羡林还积极参与国内外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大讨论，认为我们中华文明既慷慨大度，又胸襟广阔，不但给世界送去了我们的文化成果，也尽力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同是“拿来主义”的受益者。因而，东西方两大文化体各具其长，互为补充，共同发展。他们之间遵循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发展规律（季羡林，2007：59）。就在西方文明弊端日显、人类生存危机渐现之际，季羡林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要利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济西方文化之穷（同上：59-60）。季羡林的这些话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积极反拨，无疑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5．强调翻译工作者修养问题与专业队伍建设
毋庸置疑，我们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一翻译大国，但是数量膨胀质量低下的翻译大国不值得追求。当下坊间翻译出版物名目繁多，但译著质量每况愈下，陷入了翻译的危机。季羡林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他在《翻译的危机》这篇文章里指出危机正出在很多译者不遵守“信”这个标准上（季羡林，2007：22）。“信”与“不信”的问题其实涉及到译者的外语基本功和译风译德问题。为什么译而不信？季羡林认为有两个基本条件或因素：“一是外语水平，一是工作态度”（同上：23）。一些译者外语基本功没有过关，急功近利搞起了翻译，难免粗制滥造，制造垃圾。更糟的是，有些人外语水平差工作态度又不好（季羡林将此类人的翻译归为下等的翻译），不是缺乏自知之明，就是投机取巧蒙混过关。这样的译才译德怎么会产生好译文？鉴于此，季羡林主张，想搞翻译的人，应该多学几门外语，学好外语，尤其是作为世界语的英语。为此，我们还需改革目前的大学外语教学法（同上：46-49）。同时，克服危机还需要加强翻译评论，加强监督（同上：25）。作为中国翻译协会创始人之一和中国译协名誉会长，季羡林非常关注《中国翻译》等杂志和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他说之所以接受担任中国译协名誉会长，“确实是为了更好地提意见的”（郭晓勇，2007：15）。他也确曾建议《中国翻译》杂志“多刊登一些评论翻译的文章”以加强今天的翻译监督（季羡林，2007：25）。鉴于目前翻译人才培养机制的弊端，他呼吁改进大学翻译教学，加强翻译的专业训练，重视翻译队伍建设，加强翻译学科建设，并多次呼吁政府部门尽快设立“国家翻译奖”（李景瑞，2005：31）。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季羡林先生毕生致力于印度学研究和梵文文学翻译，在很多重要的文化学术领域建树卓越，硕果累累。他边翻译，边考证，破解了众多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难题。季羡林自称自己的学术研究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事实上，季羡林先生是个学术研究多面手，其翻译观只不过是其学术宫殿的一雕栏，一画础。季羡林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译论，其译论既宏观又微观，既高屋建瓴又深入浅出，对中国译学界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挖掘研究他的翻译思想。
（http://www./hin/rys/rys6088.htm）
这五颂梵文原文（是：
&& （http://www./hin/rys/rys6096.htm）
K.M.K.Murthy[EB/OL].http://www.valmikiramayan.net/yuddha/sarga107/yuddha_107_frame.htm
6-107-54-556-96-20-21Thereupon, the great-armed Rama who augmented the
fame of the kings born in Raghu dynasty, stretching with anger, the
serpent-like arrow with his bow, chopped off the glorious head of
Ravana, which was graced with blazing ear-rings. Then, all the
three worlds saw that head, fallen on the ground.
6-107-566-96-22Another head, exactly similar to that head,
cropped up on the shoulders of Ravana. That second head was again
chopped off by Rama, possessing a swift hand and who was swift in
6-107-576-96-23The second head of Ravana was cut off by arrows in
that battle. Soon after that head was chopped off, it again rose
into view.
6-107-586-96-24Rama chopped off that head too with his arrows
looking like thunderbolts. In the same manner, a hundred of
Ravana’s heads of equal splendour were chopped off by
Ralph T. H. Griffith[EB/OL].
to his deadly string the pride
Of Raghu’s race a shaft applied.
Sharp as a serpent’s venomed fang
Straight to its mark the arrow sprang,
And from the giant’s body shred
With trenchant steel the monstrous head.
There might the triple world behold
That severed head adorned with gold.
But when all eyes were bent to view,
Swift in its stead another grew.
Again the shaft was pointed well:
But still as each to earth was cast
Another head succeeded fast.
A hundred, bright with fiery flame,
Fell low before the victor's aim,
Yet R&van by no sign betrayed
That death was near or strength decayed.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 郭晓勇. 如同野老话家常——聆听季羡林谈翻译、写作、和谐[J]. 对外大传播，2007（2）.
[3] 郭著章等. 翻译名家研究[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季羡林著,季羡林研究所编. 季羡林谈翻译[[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5] 季羡林.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季羡林. 中国翻译词典序[A]. 林煌天. 中国翻译词典[Z].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7] 李景瑞. 听季羡林谈翻译[J]. 中国翻译，2005（2）.
[8] 孟昭毅，李载道. 中国翻译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 王秉钦.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蚁垤著，季羡林译.
罗摩衍那·战斗篇[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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