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重温“科学的春天”投身创新的时代
科技日报：重温“科学的春天”投身创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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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的全国科学大会，使神州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30年后，在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并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核心的背景下，再次聚焦当时的历史镜头，更加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2月1日，在科技日报主办的“纪念‘科学的春天’30周年座谈会”上，来自科技界的老领导、老专家，30年前全国科学大会的部分亲历者，回忆往昔，畅谈今朝，寄语创新中国的美好未来。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原中国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原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原科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高潮、原科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林自新、原国家外专局局长马俊如、原国家专利局副局长明廷华、原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王玉民、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于景元参加了会议并先后发言。座谈会由科技日报社社长张景安主持。 　　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具有非凡的意义。这天，被人们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等论断。这些在现在看来都已是共识的提法，在当时却争议很大。作为科学大会邓小平报告的起草者之一，吴明瑜回忆了当时起草讲话一波三折的过程。 　　吴明瑜说，在科学大会之前，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科学大会是改弦更张的大会，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更是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他看来，中国科技经历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1956年制定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中国走上现代化的轨道，“相当于踏进科学宫殿的门槛”；第二次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使中国“徜徉在科技的庭院之间”；第三次是当今时代的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才是真正的“登堂入室”。 　　“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人们也许对郭沫若《科学的春天》耳熟能详，却不知道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作为《科学的春天》的起草者，胡平介绍了当时的成稿过程。大会期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卧病在床，胡平临时受命，一夜激情如潮，文思奔涌，写就《科学的春天》。 　　 “全国科学大会解放的不仅仅是人，还有智慧！”当年参加大会的高潮说，中国今天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发展，跟1978年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时还在农村喂猪的陈佳洱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能有幸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回忆往事，陈佳洱仍热泪盈眶：“邓小平在经历十年‘文革’浩劫复出之后，就以巨大的勇气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科技事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科学大会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 　　于景元认为，“科学的春天”实际解放了科技生产力，也为改革奠定了基础，意义重大。从此以后，中国经历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力三个阶段。 　　在马俊如看来，“改革开放”四个字改变了中国。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现实意义何在？与会者纷纷建言献策。马俊如认为，30年前邓小平以科教改革为突破口，今天我们应该为海归们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科学大会报告起草人之一林自新提出，要重新审视我国的环境和生态保护，花大力气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事件；明廷华认为，邓小平复出后首抓科教，并将其作为治国方略，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今天科技事业蓬勃发展，但科技资源如何有效配置、如何培养世界一流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如何克服心浮气躁风气、遏制学术腐败、净化学术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30年的变化远远超出科技界本身。”王玉民说，全国科学大会实际上是从科技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入手，探讨科技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总体关系，重新肯定了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肯定了人才是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 　　“‘科学的春天’带来了科技巨变，但现在还没有进入‘姹紫嫣红的盛夏’，我们在创新文化等方面还不够完善。”……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满头银发的老领导、老专家们激情满怀，围绕着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畅所欲言，讨论热烈。窗外虽是寒冬景色，但会议室里却洋溢着暖暖的春意。
（科技日报）彭加木：永不消失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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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27日电 （记者熊聪茹）“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这是彭加木请愿到新疆考察时写给郭沫若的一句话。　　1980年，身患两种癌症的彭加木带领科学考察队走进罗布泊腹地，并且永远留在了他钟爱的那片土地上。一生中，他都怀着那种“从荒野中踏出道路的勇气”，这种勇气直到今天仍然激励着无数科研工作者、探险者和青年人。　　彭加木原名彭加睦，广东番禺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怀着一腔热血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1956年，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分赴边疆各地调查资源，31岁的彭加木主动放弃出国学习机会，请求赴新疆考察。　　在此后的20多年中，彭加木先后15次到新疆进行科学考察，其间三次进入新疆南部的无人区――罗布泊进行探险。　　彭加木与罗布泊的第一次邂逅是1964年春天。为期20多天的科学考察中，彭加木和其他科研人员围绕罗布泊一周，采集了大量水样和矿物标本，并对流入罗布泊三条河流的水质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考察，彭加木初步判断，神秘的罗布泊是一块宝地，可能有钾盐、重水等稀有资源。重水是制造核能源不可缺少的物质，当时全国人民需要节衣缩食花费大量外汇从国外购买。如果能为祖国找到天然重水该有多好呀！　　1979年冬天，彭加木和几个科学工作者再次进入罗布泊。为期35天的考察取得了骄人的科研成果：为国家寻找到了许多稀有的矿藏，填补了一些重大科研领域空白，纠正了国外探险者对罗布泊的一些错误认识。当时，由于中国缺乏全面考察，人们对罗布泊的描述均出于外国探险者之口。这次考察后，彭加木实现了“为祖国和人民夺回对罗布泊发言权”的愿望。　　差不多半年后，彭加木带领着10人的科学考察队第三次来到罗布泊。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跋涉，科考队员首次由北向南纵贯450公里长的罗布泊湖盆，采集了众多生物、土壤标本和矿物化石，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打破了“无人敢与魔鬼之湖挑战”的神话。　　6月11日，已经完成任务的考察队休整后，准备沿古丝绸之路南线再次横贯罗布泊地区。途中考察队遭遇了骇人听闻的沙尘暴和无数次陷车，16日，考察队艰难地来到罗布泊东岸一处叫库木库都克的地方。此时，车上所带的汽油和水几乎耗尽，剩下的400公里路程不可能完成。在就地找水失败后，考察队向驻军发出求援电报。当时，驻军接受求援送水需要花费7000元的资金，当时这是一笔庞大的数目，彭加木觉得飞机运水价格太昂贵，如果能给国家节约就节约，于是决心继续寻找水源。　　17日上午，考察队员发现彭加木用铅笔留下一张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彭。17／6。10：30”。起初，队员认为彭加木在50℃的高温下不会走太远，再加上他有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相信不久后他就会回来。直到下午，彭加木还没有踪影。次日凌晨，科考队通过电波报告：6月17日上午，彭加木只身外出找水，不幸失踪！　　23日下午，新华通讯社对外发布新闻：“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在新疆的一次科学考察中失踪，已经7天没有音讯。”消息震动了全国。　　从酷暑盛夏到数九隆冬，随后展开的四次大规模地毯式搜救均无结果。人们苦苦寻找：彭加木，你在哪里？　　彭加木失踪后的第二年5月，他的老战友夏训诚带领考察队再进罗布泊。此后的26年里，夏训诚对罗布泊进行了25次考察。他说：“每一次考察都在寻找彭加木，在寻找一种科学的精神。”　　彭加木并没有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也不希望“用死亡来验证勇敢”，但后来许许多多探险家都回忆，自己从彭加木那里得到了勇气和激励。长江漂流第一位挑战者尧茂书说，彭加木的故事带给自己极大的激励，“彭加木能够牺牲，我也能。”　　如今，在彭加木长眠的土地上，经过研究人员和建设者不懈努力，罗布泊地理特征、环境变化、人类文明失落之谜正在解开；通向罗布泊的公路、铁路和通信线路正在建设；投资39.74亿元年产120万吨的大型钾肥项目已竣工投产……彭加木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责任编辑：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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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手机媒体《科学的春天》问世前的严峻斗争
现在已经解密的材料充分说明，这是一场严峻的斗争，战胜了仍然严重存在的“左”的流毒才取得如此宝贵的成果。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作重要讲话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科学领域的一次盛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等重大而深远的论断。在闭幕会上，播音员代郭沫若朗诵了《科学的春天》一文，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此后，崇尚科学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散了知识分子心中阴霾，全国人民深切感受到了：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然而，现在已经解密的材料充分说明，这是一场严峻的斗争，战胜了仍然严重存在的“左”的流毒才取得如此宝贵的成果。
在给科学技术大会起草文件时，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因为政策声明都在这两个稿子中体现。它们主要由吴明瑜、林自新等同志负责执笔。
他们俩在写作之前有这样的设想，邓小平的讲话是从他作为科学教育主管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党的科学工作政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邓小平讲话稿中的重要观点，很多是根据邓小平同志当时一系列讲话精神。邓小平在1977年作过很有名的“8月8号讲话”，对科学、教育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并鲜明地提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他特别强调，要把这类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他们深刻领会小平同志对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又很熟悉科技界的情况，所以写得很顺手，很有分量。特别是小平同志的讲话，内容十分深刻，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有重大突破，是科技战线拨乱反正、反对极“左”路线的纲领性文件。
文件起草组给华国锋同志起草的讲话内容，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加速发展科学技术当作一个国策，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因为他当时是国家的首席领导人，那么他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吴明瑜和林自新商量后，决定去看望一下胡耀邦，当时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他非常关心科学工作。胡耀邦同志建议华国锋在讲话讲一讲科教兴国或者科教建国。他说，在旧社会里面，很多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提出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都不成功，为什么？因为政治没有改变，政权还在反动分子手上，它根本不会去推动科学工作的发展，更不可能来教育兴国。现在条件有了，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叫科教兴国或者叫科教救国。吴明瑜和林自新一听这个设想非常好，和邓小平当时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就是说要科教兴国，要搞四个现代化，突破口就是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在于教育，要培养人才。所以，吴明瑜和林自新接受耀邦同志的建议，回来后按精神把两个稿子起草完了。
这两个讲话稿同时送上去，最后都由中央政治局审议修改后才能印发。小平同志的讲话很快得到反响，因体现了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和多次讲话精神，小平同志只在段落上和个别字句作了些调整。当时中央有一位领导同志看了邓小平的讲话稿，竟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
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要不要根据这位领导的意见再作些修改。
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干脆：“一个字也不要改！”
这时，又接到宣传口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请转告方毅，有两点修改意见：一是要改一个标点符号。二是要把讲话稿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方毅很明确地表示报告邓小平裁定。
邓小平的回答依然十分干脆：“第一条意见（改一个标点），我们接受；第二条意见，不改。”
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据《邓小平年谱》中记载，邓小平看后说：“科委给我起草的讲话稿，我看写得很好，文字也很流畅，多半都是我讲过的话。”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深刻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革命力量；指出科技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从而彻底批判了“四人帮”污蔑科学技术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第二，他全面论证和肯定了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科技人员是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支又红又专的队伍，从而粉碎了“四人帮”所谓科技人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的反动谬论。第三，关于科研机构的领导体制问题。小平同志指出，所谓“外行领导内行”是不正确的。有的领导人自己不懂科学，还要瞎指挥，花了很多冤枉钱，出了很多事故，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了。小平同志提出，以后科研机构要实行所长负责制，党的领导应该是政治方针上的领导，具体的研究工作，党委就不要干预了。第四，他批判了“四人帮”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污蔑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反动观点，提出要敞开国门、对外开放，派出去，请进来，认真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小平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雷鸣般掌声。大家欢欣鼓舞，感到自己解放了，人民解放了，科学解放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科学大会上邓小平讲话后，反应非常热烈。南京天文台的台长张钰哲，那时候70多岁了，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老泪纵横。确实，过去都把知识分子当作异端，现在成为领导阶级的一部分，成为自己人了。农科院院长金善宝激动地说：“我今年82岁了，但此时此刻，我心中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我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
但是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却一直没有回复，开会日期日益逼近，吴明瑜非常着急。直到大会开始，华国锋的讲话稿还没有退回来，方毅只好亲自给华国锋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是否安排华主席3月21日讲话。华国锋的秘书答复：请示华主席，华主席的讲话时间暂时不定，看了稿子再说，现在还没有看到稿子。方毅很奇怪，稿子不是早送过去了吗？直到华国锋讲话前一天，突然接到华办的电话，说华主席的讲话稿已定，请大会安排讲话。谁知，拿到华国锋的讲话稿一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华国锋已另请“高人”，重新起草了份讲话稿，报送的原稿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吴明瑜和林自新看过新的讲话稿，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报送的那份讲话稿，融合了胡耀邦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次新的长征的思想，提出科教兴国的方针，华国锋没有接受，于是另起炉灶，请他人操笔。
华国锋的讲话稿仍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仍然强调要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说我们需要的现代化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现代化。指出对知识分子需要继续进行改造，要继续执行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等等。在他的讲话中还是强调，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要帮助和教育他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是不从整体上来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
华国锋讲话后，大会的气氛有所变化。与会代表明显地觉察到，两个领导人的讲话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广大与会代表原本满腔热忱地期待大会能开成一个有突破性历史意义的大会，而现在看来希望有可能落空了。在这个情况下，会议很快就要结束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会议领导经过研究，最后决定让郭沫若的讲话再一次掀起会议的高潮。
打倒“四人帮”以后，郭沫若写过一首痛斥“四人帮”的诗：“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这首诗反映了民意，当时流传很广，所以请他来讲是很合适的。但他此时正重病住院，不能亲自到会，只能写一篇书面讲话。这篇讲话难度很大，请谁来写呢？只有三四天大会就要闭幕了，大家都很着急。参加大会工作的原中宣部的胡平同志建议请徐迟来写，徐迟刚发表《歌德巴赫猜想》，他感情丰富，文笔流畅，一定能把这篇讲话写好。领导同意后，胡平就赶到徐迟所住的友谊宾馆去请他。徐迟很高兴，当即说：“我写，明天下午来取稿。”但第二天下午把稿子取回来一看，大家觉得不合适。主要是稿子写得比较散，有些空洞。作为诗人，徐迟的个人稿件可以在诗刊上发表，但作为大会的闭幕词，就不大合适了。大会决定不采用，派人向他作了解释。徐迟很开通，表示同意和理解。
但这篇文章再请谁来写呢？大家又难住了。最后童大林决定说：“不行了，没有时间了，不要到外面去找人了，就从我们内部找人来写吧。”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互相推荐。最后吴明瑜提名：“那就让老胡来写吧。”
为庆祝全国科学大会的胜利召开，日发行《全国科学大会》纪念邮票一套，共三枚。&
图中自左至右为：第一枚，科学的春天；第二枚，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第三枚，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胡平连忙说：“我不行，真的不行。”
童大林说：“行，我同意。就是你了，别推了。一天交稿。迟了下面的工作就没法做了。”
胡平原来在中宣部工作时也写过一些东西，笔头还算快，而且有些深度，一般不写套话，所以大家都赞成由他来写。最后胡平也只好答应下来。因为他对科技工作的确不熟悉，就向吴明瑜请教。吴明瑜说：“你可以考虑一下科学的特点。科学是讲求实际的，但科学更需要幻想。有了幻想，才能打破思想禁锢，才能创新，这是科学的特点，要抓住这一点。”他的话给了胡平很大的启发。
当天下午，胡平带着沉重的心情，夹着一个破书包坐上公共汽车回家。一路上，他闭目沉思，苦苦思索文章的主题和结构。这时已是早春季节，柳树叶已经发绿泛青。胡平偶然张开眼睛，透过公共汽车的车窗，看到路旁青青的柳树叶在飘来飘去。他突然一震，好像一种力量重重地敲打在他的心上。“啊！春天到了！”半年来，他住在宾馆，埋头在文山会海里，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景色了。他突然感到，这个春天来得真是恰逢其时。打倒“四人帮”，批判极“左”路线，国家获得了生机，人民解除了枷锁，科学获得了解放。这个春天不仅是自然界的春天，而且是革命的春天，是人民的春天，是科学的春天！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好！就抓住这个题目——春天，《科学的春天》文章的主题就这样定下来了。
但是光定下题目不行，还要思考结构和内容。胡平仔细分析了郭沫若的历史身份和性格特点。首先，郭沫若是国务活动家、人大副委员长，也是大革命时代的老共产党员，他的讲话应该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其次，他是科学家，从年轻时代起就研究过古青铜时代、甲骨文，后来又研究中国的历史分期，研究中国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也包括某些自然科学领域。所以，他具备一定的科学家素质。第三，他还是个诗人，才华横溢，性格浪漫，从年轻时代起就写出过不少感情奔放、文字优美的诗篇和文学作品。他是经历过三个时代、具有三种性格特征的三位一体的历史性人物，他的讲话一定要体现出这些特点。
有了这样的思路，下笔就比较容易了。一些需要特别突出的问题，如近百年来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艰辛道路和历史经验，对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培养人才、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等等，都写出来了。文章可以结束了。但是胡平觉得意犹未尽，还需要一小段富于诗情画意的文字，来渲染讲话人的感情色彩。于是他写下最后一段话：“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稿子写完了，天也大亮了。他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时把稿子送交领导。这篇稿子先在文件起草组中传看。大家看完后，不约而同地说：“不错啊，老胡，挺有新意啊。”接着童大林、吴明瑜等领导看了以后，也相继表态，觉得还不错。吴明瑜同志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饰和润色，最后就定稿付排了。稿子印成清样后，送给卧病在床的郭沫若同志亲阅审定。他看过之后很高兴，要了一支笔，在个别句子中加了两个词——“有限”和“无限”，然后在文章题目的下面签上名字，就正式付印了。
郭沫若充满激情和诗人气质的讲话，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对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这个讲话是他献给科学事业的“绝唱”。本来，他在医院住院，身体十分虚弱，是不能出席科学大会的。无论医生怎样劝阻，他都要坚持去参加开幕式。他说，他是科学院院长，这样重要的会议不能不去，一定要去！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只允许参加半个小时。3月18日，郭沫若坐在轮椅上出席了这次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
在闭幕会上，郭老没能讲话，讲话稿是由电台的播音员代为宣读的。播音员朗诵得十分精彩，感情高昂，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代表们群情振奋，掌声不断。据播音员后来回忆，说当时都念不下去了，念几句就被下面停不下来的掌声打断。全国科学大会就是在这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胜利闭幕了。
后来有人问胡平，怎样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写出这样一篇有分量的文稿？胡平说，他觉得这不是他个人写的，而是时代的召唤。他个人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个人的激情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激情，凝结在一起了，有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他去写。因而它是时代召唤的产物，是集体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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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明瑜说，在科学大会之前，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科学大会是改弦更张的大会，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更是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他看来，中国科技经历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1956年制定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中国走上现代化的轨道，“相当于踏进科学宫殿的门槛”；第二次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使中国“徜徉在科技的庭院之间”；第三次是当今时代的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才是真正的“登堂入室”。
　　“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人们也许对郭沫若《科学的春天》耳熟能详，却不知道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作为《科学的春天》的起草者，胡平介绍了当时的成稿过程。大会期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卧病在床，胡平临时受命，一夜激情如潮，文思奔涌，写就《科学的春天》。
　　“全国科学大会解放的不仅仅是人，还有智慧！”当年参加大会的高潮说，中国今天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发展，跟1978年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时还在农村喂猪的陈佳洱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能有幸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回忆往事，陈佳洱仍热泪盈眶：“邓小平在经历十年‘文革’浩劫复出之后，就以巨大的勇气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科技事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科学大会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
　　于景元认为，“科学的春天”实际解放了科技生产力，也为改革奠定了基础，意义重大。从此以后，中国经历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力三个阶段。
　　在马俊如看来，“改革开放”四个字改变了中国。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现实意义何在？与会者纷纷建言献策。马俊如认为，30年前邓小平以科教改革为突破口，今天我们应该为海归们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科学大会报告起草人之一林自新提出，要重新审视我国的环境和生态保护，花大力气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事件；明廷华认为，邓小平复出后首抓科教，并将其作为治国方略，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今天科技事业蓬勃发展，但科技资源如何有效配置、如何培养世界一流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如何克服心浮气躁风气、遏制学术腐败、净化学术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30年的变化远远超出科技界本身。”王玉民说，全国科学大会实际上是从科技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入手，探讨科技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总体关系，重新肯定了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肯定了人才是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
　　“‘科学的春天’带来了科技巨变，但现在还没有进入‘姹紫嫣红的盛夏’，我们在创新文化等方面还不够完善。”……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满头银发的老领导、老专家们激情满怀，围绕着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畅所欲言，讨论热烈。窗外虽是寒冬景色，但会议室里却洋溢着暖暖的春意。
来源：科技日报
责任编辑：刘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