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四十多年的疑问：中美双方的利益是否有一天会真的一致？ - 汇率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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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四十多年的疑问：中美双方的利益是否有一天会真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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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岁高龄、近百次访华……12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样一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初，基辛格的一次秘密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从此，浩瀚的太平洋两岸，少了急风险浪，多了波澜壮阔。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已经过去了45年时间。45年间，中美关系虽经历风风雨雨，但总体不断向前发展。虽然早已离开华盛顿权力中枢，但基辛格从未远离美国政坛，一直以各种形式活跃在美国的外交舞台上，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12月2日，老朋友再次相见，恰逢美国政府换届、中美关系承上启下的特殊时机。习近平再次语重心长地谈起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针对美国“进入新旧政府更替阶段”，习近平在中美关系历史的见证者面前，以历史的角度切入：“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实践证明，中美之间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确保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并在新的起点上继续稳定发展，谱写新的篇章。”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会面中再次提及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他说：“中美双方要正确理解彼此战略意图，摒弃零和思维，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对于双方差异，习近平则表示，“要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两国间的一些不同看法和分歧。”近一个月以来，习近平通过同特朗普通电话、在秘鲁会见奥巴马等，多次就中美关系作出重要表态。对习近平主席传递的信息，基辛格积极评价：“我相信，推动美中关系持续、稳定、更好地发展，也会是美国新政府的期待。我愿继续为增进美中相互了解和交往合作积极发挥作用。”“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公开引用基辛格的封笔之作《世界秩序》。处在关键历史当口的中美关系，不仅聚焦着两国的目光，也承载着整个国际社会的期待。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合作才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期待中美关系排除干扰，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健康稳定发展。今天，库叔推荐基辛格著作《论中国》的一部分，让我们回顾四十多年前，基辛格的一次秘密访华。本文由t望智库摘编自亨利?基辛格著作《论中国》，中信出版社出版1&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最具戏剧性的事件是以近乎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尼克松认为，北京的外交之旅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保密。行动公开会启动美国政府内部的复杂的许可程序，更要咨询包括在内的世界各方的意见。这将迫使我们将北京之行的前景作抵押，而在我们去之前又无从了解北京方面的态度。公开透明是政府运作的根本原则之一；但是，建立更加和平的国际秩序这一历史机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于是我们一行经由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前往北京，代表总统进行一趟没有声张的发现之旅。我的随行人员除其他美国官员之外，还有一个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核心小组――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我本人，3个助手和两名秘密特工。由于最后一个目的地的戏剧性，我们必须在每个城市进行令人厌倦的停留，其日程特意设计为枯燥无味的例行公事，好让媒体不再跟踪报道我们的行动。在拉瓦尔品第，我们消失了48小时，对外宣称的理由是我要在巴基斯坦位于喜马拉雅山脚的一个山中避暑地修整一下（我佯装身体不适）但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北京。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首席助手亚历山大?黑格知道我真正的使命。当美国代表团在日抵达北京时，我们对微妙的中国式交流有所体验，但对与北京如何进行实质性谈判则毫无经验，更不用说中国的待客之道了。美国对共产主义外交的经验来自同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主要是同安德烈?葛罗米柯。他倾向于把外交变成一场对官僚意愿的测试。他在谈判中彬彬有礼但实质上毫不妥协一有时候人们会感到他正在强制克制自己。但中国在接待我们的秘密来访以及在之后的对话中完全没有强制克制的感觉。在之前的筹备工作中，他们在传递信息时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断断续续。现在则似乎没有任何事干扰到我们东道主的泰然自若，他们看起来就仿佛欢迎来自美国总统的特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件最最平常的事。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更接近中国传统外交风格，而非我们与其他共产国家谈判时见到的并且习惯了的装腔作势的风格。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家善于用款待、庆典和精心培育的私人关系来达到他们治国的目的。这种外交风格非常适合于中国传统的安全挑战――在周边不断的武装挑衅下保存一个平静的农业大国。中国生存下来，并且通过巧妙的平衡艺术运用恩威并施加上辉煌的文化熏陶保持长期的强盛。在我们这次行动中，接待服务不是在我们到达北京而是在沿途的伊斯兰堡就开始了。令我们惊奇的是，一群会说英语的外交官已经被派到巴基斯坦，随同我们旅行并在五小时的飞行途中帮助我们解除任何对不详目的地的紧张情绪。他们先我们登上飞机，让我们随行的安全特工吓了一大跳（译者注：差点拔枪），因为他们受训把穿毛式服装的人当作敌人。在途中，这队人开始验证他们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练习他们的外交举止，和为他们的总理收集我们使团个人性格方面的情报。这个团队是周在两年前亲手选拔的，那时与美国开放的想法刚刚萌生，在四位元帅的报告以后。中方陪同人员有唐龙彬（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前大使，外交部欧美和海洋事务专家）、毛的侄孙女王海容（外交部翻译）和能力非凡的唐闻生（南希）（布鲁克林出生，后随家回国参加革命，外交部翻译和咨政）。当我们的飞机在中午降落时，叶剑英元帅在北京机场欢迎我们，这象征着解放军支持新的中美关系。元帅用中国造长版高级（红旗）轿车载着我们一行，车窗挂着黑色窗帘，一路安静地驶向钓鱼台。这是一座位于北京西郊由红墙围着的皇家园林宫观，里面有以前皇帝钓鱼的湖，现在是国宾馆。叶建议我们稍事休息，四个小时以后周过来欢迎我们并进行第一轮谈话。周主动来见我们是一个相当礼貌的姿态。一般的外交礼节是访问代表团在一个东道主国的公共建筑里被接见，特别是当宾主的官衔等级相差很大的情况下（周是总理；而我是国家安全顾问，相当于内阁部长秘书，相差三级）。我们很快发现我们的中国主人给我们安排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游玩日程，好像告诉我们二十年的隔绝之后，他们现在并不特别着急搞定一个实质性的协议。我们计划在北京呆48小时。我们不能延长我们的逗留时间因为我们要赶到巴黎开越南方面的会议；我们也控制不了巴基斯坦的总统座机，它把我们带到北京。当我们看到日程表时，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四个小时的参观紫禁城节目，加上等周的四小时，八个小时就没了。事实上，第二天晚上，周还没有空儿，他要会见北朝鲜政治局的成员。这是预先定好的不能改变了――也许不是为了掩盖这一秘密之旅。如果再算上两个晚上16小时的睡眠，那么就剩不到24小时的时间供在过去二十年中有过战争、接近战争并且没有任何重大外交接触的两个国家举行第一次高层对话。事实上只安排了两次正式谈判：在我们到达当天下午4：30-11：30，7个小时；和第二天下午12：30-6：30PM，6个小时。第一次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按中国外交程序，由美国作临时“东道主”。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国作东道主。可以说中国表现出来的若无其事的态度是一种心理压力。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取得进展，尼克松将大为困窘。但如果过去两年里我们对中国外交活动的分析是正确的话，既然情况已经紧迫到促使毛泽东发出邀请，那么美国特使的拒绝也会让北京处于棘手境地。对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这正是我们出现在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于转移美国人对越南的注意力，毛的决定是为了迫使苏联在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之前投鼠忌器。双方都输不起。双方都知道此举所关系到的利益。在一次罕见的共同分析中，双方都决定要集中探索对方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既然这次访问的最终目的是开始探究两国之前的敌对外交政策是否可以达成一致，那么概念化的讨论，尽管有时听起来更像两个国际关系学教授而不是现任外交官在对话，其实是实用外交的终极表现。当天晚上，当周恩来总理抵达的时候，我们的握手――至少在尼克松抵达中国公开重复了这一历史性握手之前――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曾经在1954年的日内瓦大会上拒绝同周握手。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一间会议室，宾主在一张蒙着绿色桌面呢的会议桌旁分两边面对面坐下。这里，美国代表团第一次感受了这位半个世纪来跟随毛经受了革命、战争和动乱的传奇人物的风采。2&在我六十年的公众生涯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比周恩来更迷人的人物。中等身材（译者注：基辛格说他是小个），优雅，富于表情的面孔上嵌着一双黑宝石般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能够以超人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对手心理的细微变化，从而占主导地位。当我与他相遇时，他已经追随毛四十年并作了二十年的总理。他是毛和毛的宏伟规划中的群众份子之间不可缺少的调解人，他把毛的宏伟蓝图变成具体的项目。甚至，许多中国人感激他能把毛的规划过分之处调到可以容忍的幅度。这两位领袖的差异反映在性格上。只要有人群，毛就是以主导的巨人出现，而周是细雨润土式的。毛的激情能够压倒对手；而周的智慧能够说服或超越对手。毛是嘲笑式的；周入木三分。毛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周把自己当作管理者和谈判家。毛热心于加速历史进程；周满意于充分发挥现状。周经常说：“一个好舵手能够驾风乘浪。”当这两位伟人凑在一起时，分工是不言自明的，原因不是在正式职位的意义上，而是在周的性格行为的深层方面。周和我终于面对面坐下来共同探讨我们两个以前互有敌意的国家和解是否真正可能。周邀请我作为客人先讲两句开场白。我已经决定不提两国隔离的细节问题而把重点放在地理政治前景下的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我的开场白包含了一些华丽的词藻：“许多访问者都来到过这块美丽的，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神秘的土地……”在此，周打断说：“你很快就会发现她不神秘。你跟她熟悉以后，她就不像以前那样神秘了。”揭开对方的神秘面纱是定义我们面对的挑战的一个巧妙设计，但周更进了一步。在他面对二十年以来第一个美国使团的讲话中，他强调恢复友谊是新关系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跟他对美国乒乓球队说的一样。不过，这有点是一个硬脑壳的不带感情的友谊概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依然保持了一些传统的管理风格。在其中，对方会以被加入中国俱乐部的“老朋友”身份而受恭维，这一“哥们儿”姿态使分歧在感情上更加复杂化、对抗变得痛苦。但同时，个人关系的重要性超乎外交战术的意义。中国的外交从几千年的经历中汲取的教训是，在国际关系中，每个问题明显的解决方案通常是一堆相关问题的引子。因此，中国的外交家认为保持关系的连续性是一个重要任务，或许比文件更重要。与此相比较，美国外交倾向于把问题分解成自成一统的小单元，然后依其自身的优劣逐一解决。在这样的任务中，美国外交官也重视个人关系。差别是中国领导人不将“友谊”仅仅局限于个人资质而更是长期的文化、国家和历史联系；美国人则看重对方的个人资质。中国的友谊概念往往是通过培植非实体的利益保持关系的长久性；而美国的概念是通过社交接触促进正在进行的活动。有时，中国人肯为站在朋友一边的声誉花点价钱（当然不是无限的）――比如，毛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遭到反弹被迫辞职下台后仍邀请他到北京（此是后话）。一个经常被中国领导人应用的文化特点是他们的历史观――用与西方不同的时间范畴思考的能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领导人相比，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都只能代表一小段。中国过去的辉煌时期和规模给中国领导人披上历史永恒的衣钵。外国的会见人会被感受到他站在大自然的轨道中间而他的行动早已命中注定为中国历史的前进火车作缩写注脚。在我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一次交谈中，周大胆地断言美国的历史比中国长，似乎作为欢迎我们的礼帽姿态。不过，在接下来的话中，他又回到传统的观念：“我们是太平洋两岸的国家，你们有200年的历史，而我们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只有22年的历史。因此，我们比你们年轻。至于古代历史，每个国家都有――美国和墨西哥有印第安人，南美洲有印加帝国。遗憾的是他们的象形文字没有保存下来，丢失了。至于中国古代历史，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书写文字，根据历史文物记载，它包含了4000年的遗产。这对我们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有利。”周试图全面地寻求一个新的国际关系路线，强调从孔子学说到共产主义发展出来的新的道德规范：“毛主席多次说过我们绝不作超级大国。我们争取的是，所有的国家，大的小的，都一律平等。不仅仅是两个国家平等的问题。当然，我们两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判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可以交流看法，寻找共同点，和把我们的分歧摆在桌面上来。为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真正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国与国打交道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这是不容易的。”在第一次会晤时，周就一刀斩断这个“歌迪亚死结”。（译者注：这是源出于古希腊传说的成语，歌迪亚（Gordius）是公元前四世纪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国王，他把一辆牛车的车辕和车轭用一根绳子系了起来，打了一个找不到结头的死结，声称谁能打开这个难解的Gordianknot谁就可以称王亚洲。这个结一直没有人解开。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拔开身上的佩剑，一下子就把这个死结斩开了。）基辛格：我要问总理你要如何进行下去。我们可以二者选其一：我们可以双方先交换问题，保留答案在最后；也可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你觉得怎么样好？周：你的意见呢？基辛格：我不坚持。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因为周总理先表达了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我们也可以谈我们对印度问题的看法。然后，我告诉总理我对他的台湾声明如何反应，他再告诉我他对我的印度支那观点的反应。或者，我们一次讨论一个问题。周：怎么都行，你决定。你说什么都行。你可以先说台湾问题或印度支那，或一起来，因为也许你们认为它们是有联系的。基辛格：我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联系的。周没有坚持台湾问题是优先问题也没有坚持先决条件。最后，我们把从台湾撤军当作是解决印支战争的条件。周在台湾问题上的实质立场是我们以前在136次华沙会议上听到过的，他在第一天的长长的讨论中又措辞小心地重述过。美国政府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接受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情的自然逻辑”决定了美国必须“在一段有限时间内从台湾以及台湾海峡撤走全部武装部队和销毁它的军事设施。”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美国―台湾防卫条款最后就“不存在了。”对美国而言，问题不是承认一个中国，因为两边都如此宣称，而是把承认北京是“一个中国”的首都放进一个与国内政治需要相匹配的时间框架中去。这需要接下来几届总统的努力，小心地熟练地走一条平衡木，既要不断加深与北京的关系，又要创造条件保持台湾的经济繁荣和民主。秘密之旅仅是个开端。中国领导人，尽管强烈坚持他们的立场，但没有把它推向摊牌。周在越南问题上和我在台湾问题上一样，显得既不作出直接的承诺也不着急。周仔细听取我的演说并提出尖锐的问题；然而他又适可而止，没有施加一点道德上的鸭梨，更别说威胁了。好像中国对越南无论任何援助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而不是战略或意识形态上的，他解释道：“我们的祖先欠过他们的债。解放以后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因为我们推翻了旧制度。然而，我们对他们仍然感到深深的同情。”同情，当然，不等同于政治和军事支持；这是一个巧妙设计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中国不会军事介入和在外交上压我们。第二天下午的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举行，福建是一个省，在北京和台湾的行政区划分中，台湾和那些近海岛屿都属于这个省。会议开始，周表述了中国的战略藐视态度，即使所有能想到的敌人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你喜欢讲哲学。最坏的情况就是中国再次被分割。你们可以联合起来，苏联占领黄河以北，你们占领长江以南，之间东部地区可以留给日本……如果这样的大动作发生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会准备如何应对呢？我们准备用人民战争作艰苦卓绝的抵抗，与你们进行长期斗争知道最后取得胜利。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牺牲一些生命，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想。”据说，周是在毛的特别指示下“夸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担心苏联侵略，但他不想表达出忧心，更别说表现出有求于人了。对于天下大乱的描述是他试探美国态度的一招，避免了直接问会暗含忧心：把潜在威胁极致化和把中国抵抗的坚强意志明朗化。没有任何美国情报估计构想过这样一个催化性的偶发事件；没有一个美国政策制定者考虑过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冲突。然而在他的环视范围内没有确认明确的主要忧心问题――其实是苏联的进攻――这样中国就不是一个求情者。尽管表面上明白，周的演说是个微妙的路线，将话题引到关于战略合作的讨论。在大西洋地区，在若隐若现的威胁面前，我们与友好国家为盟。他们愿意将口头承诺变成法律义务以得到安心。中国领导人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如何准备孤力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即使在核威胁下，反对一切敌人的大联合是那个年代中国标准的口头禅。它的基本目的就是把自力更生变成一种武器，也是以战略平行为基础的相互支持的方式。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相互义务肯定不能写在法律文件上，而是寓于共同的战略看法之中。尽管中国没有要求外部支撑，但基于共同的战略考虑，它会自动起来，如果她的伙伴不以为然，中国也没必要跟他扯。在第二天会议要结束时，在必须会见他的北朝鲜同志之前，和我们不能更改的离别时间大约18小时前，周提到了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之前，我和周都相互瞟过，但有意回避先说，谁也不想应付拒绝或表现得像个求情者。周最后优雅地进入话题，就像它是个步骤问题（译者注：决定双方已经心照不宣）。周：你对访问的公告怎么想？基辛格：什么访问（译者注：装傻）？周：只提你或是也提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基辛格：我们可以宣告我的访华并且说毛主席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他接受了，在原则上或在明年春天一个固定的时间都可以。你喜欢那种？我认为两件事一起提好。周：那么，是不是能够叫我们两边召集些人在一起草拟公告呢？基辛格：就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草拟。周：两个访问。基辛格：那好。周：让我们试试……我6点有个约会到10点。我的办公室对你开放。或者你们回到住处讨论。你们可以吃晚饭，看个电影。基辛格：我们10点见。周：好的，我会去你们的住处。我们将工作到深夜。正如当时发生的，公告在当天晚上做不出来，因为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一边想让另一边看上去更积极。我们把分歧分开。草稿需要主席的同意，而毛已经睡了。毛最后批准了这样的说法：“获悉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愿望”，周恩来“发出正式邀请”，尼克松“欣然接受”。在星期天，7月11日下午，我们离开的飞机起飞前，我们终于完成了关于尼克松总统访华声明的草拟通稿。“我们的公告将震撼世界”，周说。代表团乘飞机返回，隐瞒着心中的兴奋等待世界被震撼。我在圣克莱门特号称“西部白宫”向尼克松作了汇报。7月15日，在北京和洛杉矶，同时地，秘密之旅和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公之于众。3&7个月后，日，尼克松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抵达了北京。对这位总统来说这是胜利一刻，这个死心塌地的反共者发现了一次地缘政治机遇并大胆地抓住了它。作为他所具有的坚韧品质的象征，也是他所开创的新时代的象征，尼克松希望独自走下“空军一号”与周恩来相见。周恩来身着笔挺的毛式服装，迎风在停机坪等候；中国军乐队演奏着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象征性的握手为周拂去了十八年前杜勒斯冷脸的不快。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整个过程过于悄然无息了。当尼克松的车队驶入北京时，路上完全没有旁观者。他的抵达在晚间新闻中作为最后一条播出。尽管开端本身非常具有革命意义，但双方当时尚未对最后的联合公报完全达成一致――特别是在台湾问题的关键段落上。庆祝还为时尚早，中国不想削弱自己在谈判桌上泰然自若的姿态。而且，中国领导人知道让尼克松脸上太有光彩更会使越南小兄弟暴跳如雷。在盟友的首都公开展现他们的敌人肯定会加重中越两国的紧张关系。作为补偿，我们的主人以邀请尼克松与毛会晤替代公开的欢迎。其实，“邀请”不是一个准确的词语描述毛怎么会见客人的。会晤从来不在日程表上安排；它就像从天而降。毛邀请尼克松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我们抵达之后不久，有人告诉我周要在接待室同我见面。他对我说：“毛主席想要见总统。”为了避免产生尼克松被传唤的印象，我询问了一些关于接见顺序安排的技术问题。周回答说：“既然主席邀请他，就希望很快见到他。”在尼克松中国之行刚刚开始的欢迎仪式上，早在谈判开始之前，毛就表现了他在批准国内和国际会晤方面的权威。在周的陪同下，我们乘坐中国产（红旗牌）轿车前往毛的住所。美国的安全特工不准随行，媒体也只能被事后通知。我们穿过一道位于北京的东西横贯线上的大门，来到了中南海。中南海里的路沿着湖边逶迤蜿蜒，湖的另一边坐落着高官的宅所。毛的居所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稍稍与其他房屋拉开距离。我们看不到岗哨或者其他权力的象征。小小的前厅几乎被一张乒乓球台完全占据了。我们被直接带到了毛的书房。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三面墙是书架，书架上杂乱无章地摆满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书。屋子的一角摆了一张简单的木床。毛从一组围成半圆的沙发中间站起身来，一个助手陪在他身边以防需要扶持。我们后来才知道几周前他因心脏和肺部患病而导致身体虚弱且行动困难。克服了行动不便之后，毛泽东展现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双手，对他露出了非常亲切的微笑。这张照片后来刊登在所有中国报纸上。中国人会非常熟练地运用毛的照片表达气氛和政策的方向。当毛阴沉着脸时，暴风雨就要来了。当毛用手指点客人时，这表示导师对他的“学生”有所保留。会见让我们第一次亲身体验毛的诙谐简约的谈话风格。大多数政治领袖用要点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想。毛以苏格拉底式风格推进他的想法。他一般以一个问题或观察开始邀请对方评论。然后，他又用另一个观察承接前者。最后，这一大堆问题、观察和讽刺性评论汇总到一个方向上，但通常不是一个有约束性的承诺。从一开始毛就不像要与尼克松谈论哲学或战略的样子。在从上海来北京的路上（因空军一号需在上海暂停，换上中国的领航员，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被派去陪伴总统一行）尼克松曾对乔冠华说过他很想跟主席谈哲学。毛知道在座只有我一人是哲学博士，他指着我说：“今天让他一个人主讲好了。”好像习以为常，毛在他的客人之间挑拨“矛盾”。毛也不想谈时政。尼克松把问题用如下语言组装起来：“比如，我们必须问自己为什么苏联在你们的边境有比在西欧边境多的军队？我们也必须问自己，日本的未来如何？日本是不是――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分歧――中立好一点，毫无防卫力量，或与美国有些关系？……（我的）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对的危险是苏联侵略还是美国侵略。”毛不上钩：“那些烦人的问题我可不想谈。”他建议那些可以跟总理谈。那么，毛到底想通过这一曲折拐弯的对话表达什么呢？也许最重要的信息都在不谈之中。第一点，经过二十年在台湾问题上锱铢必较以后，这一问题都没提出来。所有与台湾有关的话是如下进行的：毛：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同意我们见面。他叫我们“共匪。”他最近讲了话，你看到了吗？尼克松：蒋介石称毛主席是“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周：我们一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我们有时也叫他们“蒋匪”；轮到他们，就叫我们“共匪”。我们互相骂。毛：实际上，我们跟他的交情比你们跟他的长。没有威胁，没有要求，没有定期，没有提到过去的积怨。在一场战争，两次军事冲突，和136次僵局的大使级会谈之后，台湾问题不那么急迫了。它被置放一边了，至少是在当时。第二点，毛想表达的是尼克松是受欢迎的。第三点，毛想把中国对美国的任何威胁排除掉：“在目前，来自美国的侵略和来自中国的侵略不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目前形势下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你想把一部分军队撤回到你们的土地上；我们的不到国外去。”这句话隐含排除了在越南有像在朝鲜那样中国大规模出兵干涉的担忧。第四点，毛想表达的是他在对美国开放的过程中遇到过挑战但现在克服了。他给林彪送了一付嘲讽性的碑文，后者在日政变流产以后坐一架军用飞机逃离中国的山海关（译者注：原文指北京）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在我们国内也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对我们与你们接触。结果是他们登上了一架飞机飞往国外……至于苏联，他们最后去收尸去了，但他们什么也没说。”第五点，毛赞许加速双边合作和鼓励具体事情具体商量：“我们这边处理事情也很官僚。比如，你想有些私人层面上的人员交流那样的事情，还有贸易。不是决定具体事情，而是停滞在我们坚持不先解决大问题就不谈小问题。我自己就坚持那个立场。后来我看到你是对的，我们就打乒乓球。”第六点，他强调他对尼克松个人的好感，他说他个人喜欢跟右翼政府打交道因为他们更可靠。毛作出令人吃惊的表白：他投过尼克松“一票”，并且他“比较高兴右派掌权”（至少在西方）：尼克松：当主席说投我一票时，他是在两个魔头中挑小的。毛：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站在右边的；英国首相希斯也是右派。尼克松：还有戴高乐将军。毛：戴高乐是不同的问题。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民主党也是右边的。我比较高兴右派掌权。尽管如此，他说如果民主党在华盛顿得到权力，中国也会与他们建立联系。在开始的时候，毛显示出准备好了大方向，但没对将要开始的谈判有任何具体指示。还不知道在台湾问题上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的说法（其他问题好像基本上都解决了）。大方向定了，毛提醒如果我们达不成一致的联合公报，要有耐心克服困难。毛争辩说不要把后退当作失败而要努力赶上。眼前的大战略设计太重要了，它在其他所有问题之上――即使是台湾问题。毛劝告双方不要斤斤计较在一个谈判问题上：“谈得好就好，没有一致也好，如果我们只纠缠在死结上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我们非得达成一个结果呢？人们会说……如果我们第一次失败了，人们会讲我们为什么第一次没能成功呢？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走错了路。那我们第二次成功了，看他们怎么说。”也就是说，即使因为什么看不到的原因将要开始的谈判又成僵局，中国仍会坚持争取在将来与美国达成战略合作的理想结果。在会晤将要结束的时候，毛，这位继续革命的预言家，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总统强调意识形态再也不与两国关系相关了：毛：（毛指着基辛格）我认为，一般地说，像我这样的人就像大炮。（周大笑。）我讲那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毛接着吼吼大笑，暗指那些对这一在过去二十年贴满全中国的标语认真的人。毛最后以嘲讽、戏谑并令人安心的语言结束了谈话：“你不是我们要打倒的人。他（指基辛格）也不是。如果你们俩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在我们的个人安全得到长期保证和我们的非意识形态关系得到最高权威的批准的情况下，两边开始了长达五天的对话和宴会，又有观光旅游穿插其间。4&实质性的问题被分成三个范畴，第一个是双边合作反对霸权的长期目标―“霸权”不言而喻暗指苏联的词语。这一问题由周和尼克松，也包括我，讨论。我们每天下午至少见三个小时。第二个是一个讨论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的论坛，由两边的外交部长带头。最后一个是联合公报的草拟小组，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我领头。草拟工作会议每天在晚宴后进行。周和尼克松之间的会议是两国元首（在某种意义上）之间的特殊相遇。尼克松集中地把美国政策的概念路线图摊开在对手面前。鉴于双边的出发点，尼克松有必要让对方听到一个美国目标的权威性的可靠的指南。尼克松对这个角色再合适不过。作为谈判家，他不愿面对面地争执―甚至有意回避――这有时使意思模糊。但他言简意赅。在我认识的十几位美国总统中，他对长期的国际趋势有独到的把握。他利用这十五小时给周展示了他对中美关系景愿及其世界影响的构想。还在我进行秘密之旅的途中，尼克松就对驻台北大使简述了他的看法。这位大使将不得不十分痛苦地跟他的东道主解释美国在未来的几年将把政策脚步逐渐从台北移向北京：“我们必须记住，他们（台北）必须有准备面对事实，就是一步接一步地与那边――中国大陆――逐渐恢复正常关系。不是因为我们爱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在那……何况，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尼克松预言，尽管中国内乱和贫穷，她的人民的杰出能力终将中国推进世界大国的行列：“好吧，你就想一想，如果任何人用一个完美无暇的政府机制管理大陆。我的好上帝呀……世上无人能比，我的意思是，你让八亿人民在一个完美无瑕的体制下齐心尽力工作……他们肯定是世界领袖。”回到北京现在时，尼克松在正点上。无论他对共产体系有什么负面看法，他不是到中国来对他们的领导人灌输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企业原理――肯定也没用。尼克松在冷战中寻求的是一个在部满核武器的世界上的稳定国际秩序。这样，在第一次与周的会谈中，尼克松表达了对革命者真诚的敬意――尽管他早年认为他们的胜利是美国政策的失败：“我知道你们深深地相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深深地相信我们的。我们不要求你们在原则上让步，就像你们不会让我们让步一样。”尼克松承认他的原则让他如许多美国人支持反对中国的政策。但是世界变化了，现在美国利益要求华盛顿适应这些变化：“我的看法，因为我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工作过，那时与杜勒斯先生的相似。但是从那时起世界变化了，美国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也必须改变。正如总理在与基辛格博士谈话中说到，一个好舵手必须能够驾风乘浪，不然他就会被潮流吞噬。”尼克松提议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利益互惠基础上。假如双方的国家利益清楚并考虑到稳定的需要，或至少为了避免灾难，这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可预见性：“只在这里说，总理知道我也知道友谊――这点我感到我们个人之间有――不可能是一个有建树的关系的基础，至少友谊不是唯一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同意某些优雅的语言，但除非那种语言达成的协议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它不会有太大意义。”采取这样的路线，坦诚是真诚合作的门票。正如尼克松对周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坦诚相见并认识到我们不会做不符合我们双方利益的事情。”尼克松的批评者把这类话语称为一种自私的版本。然而，中国领导人经常引用这些原话作为美国可靠的保证，因为它们精确、可计算、而且是互惠的。在此基础上，尼克松提出一个美国在亚洲的长期作用――即使从越南大部分撤军以后。不一般的是他把它当作“相互利益”而表述。二十年来，中国的宣传攻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是殖民压迫并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它。但是尼克松在北京坚持地理政治当务之急超越意识形态――他人在北京这点就说明了问题。有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北京不再可能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上。他在这趟旅行之前就对我说过：“我们不要对美国的世界作用感到抱歉。过去不必，现在不必，将来也不必。我们也不必主动讲清楚美国将如何做。好的，换句话说，光着膀子（译者注：英语里常说：丢了衬衫，输光了的同义语），拍着胸脯，我们撤退，我们会这么做，那啥，还有其它的。因为我想我们必须说，好的，‘美国威胁谁了？你想让谁玩这个角色？’”尼克松诉求的国家利益在绝对意义上是很难用来规范国际秩序的。作为行动准则，定义国家利益的条件太广，解释幅度太大。需要价值认同相协调。当中国和美国隔着二十年的裂缝第一次打交道时，两边的价值明显不同，如果不是对立的话。在所有困难面前取得国家利益的共识就是最有意义的调和。意识形态只能使双方走向对抗，在广泛的边缘问题上互相角力。那么，实用主义够用吗？它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也可以很容易使冲突尖锐。每一方都比另一方更了解自己的目的。依其国内团结的地位，以实用主义角度作出的退让会被国内的反对派称为展示软弱。因此，每一方都想把价码抬高。在第一次与中国打交道时，问题是如何认同或使其认同利益的定义。尼克松-周的谈话提供了认同的总框架，上海联合公报是通向它的桥梁，但是在其中关于台湾的段落上有过相当的争论。5&通常地，联合公报的适用期很短。它只定义气氛而不是方向。但是总结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报不是这么回事。领导人都喜欢制造一个联合公报完全代表他们的想法和谈话的印象。最好双方领导同意每个标点符号，而且是通常努力如此的。富有经验的睿智的领袖知道怎么做好。尼克松和周都明白迫使领袖们在短期峰会内字字斟酌是无益的。通常，即使意志坚强的人在时间和媒体的压力下也不能解开死扣。因此，联合公报通常都由外交家事先大部分写好带到会议上来。故事回到1971年10月，我专为此行第二趟来到北京。当时行动的代码叫波罗-II（PoloII），因为在我们命名秘密之旅为波罗-I（PoloI）以后，我们就没有想象力了。波罗-II的主要目的就是同意一个在四个月以后尼克松访华结束时总统和中国领导人都能接受的联合公报。我们在北京政府结构刚刚经历了一次大震荡的时候到达北京。几个星期前，毛亲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被指控一个阴谋。当我和随从7月20日抵达北京时，危机的痕迹尚存。从机场到住地的途中，我们经过一些熟悉的标语“打倒帝国资本主义和它的走狗！”有些还是用英语写的。在国宾馆我们的房间里也有相同主题的传单。我让我的助手把他们收集起来交回给中国同级的官员，就说是前面的客人落下的。第二天，代理外交部长在陪我去人民大会堂见周的时候注意到了那些政治尴尬。他专门让我注意看墙上覆盖住旧标语的新标语，这回上面用英语写着：“欢迎亚非拉乒乓锦标赛！”其它的标语都被刷掉了。周提到那些笑笑对我们说，我们应该看实际行动，而不是言辞的“空炮”――几个月后，我们又从毛嘴里听到这个词。联合公报的讨论开始很平常。我先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尼克松看过同意的草稿。在那里，双方肯定将致力于和平并在一系列未决问题上加强合作。在台湾问题一节上是空白。周接收了草稿作为讨论的基础，并答应第二天早晨作出中国的改进和另种说法。下面发生的却不是我们合计好的。毛干预了，毛让周停止草拟这种“臭大粪的联合公报。”他可以把共产主义高调说成是“空炮”，但他显然不准备放弃它们作为共产干部的指南。他让周坚持在联合公报里加进共产正统信念作为中国的立场。毛革命一生的基本点就是和平只能在斗争中出现但不是它的终止。中国不怕对美国呛声。周按毛的指示作出了他的表述。他用了一些不妥协的语言阐述中国的立场，留出空页让美国阐述它的。（以下译者引用上海联合公报有关段落作比较如下：）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系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原来周的草稿（也是我的）是一种陈词滥调，就像跟苏联签的那种，双方既不认真也不执行。现在，起初我吓了一跳。后来，我反转一想，这种不正统的格体好像解决了两边的问题。每一方都可以重申他们的信念，这样对国内听众和不安的盟友也好交代。分歧在过去的二十年是人所共知的。对比正好凸显了共同取得的一致点。在没有外交代办或充分安全的通信渠道情况下，我无法跟华盛顿联络，但我有充分信心知道尼克松会怎么想。于是我相应加强了美国的立场：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这样，一个在中国土地上由中国新闻机构发布的联合公报让美国重申了它的承诺：“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并宣称了与韩国和日本的紧密关系。特别是提出了新国际秩序的看法，否定任何一个国家的霸权和允许各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发展自己。至此，最有意思也是最重要的条款是关于“霸权”的一条，它说道：――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没有明说，但联盟就建立了。在几近迂腐的修辞学掩饰下，结论是令人震惊的。不到6个月前还是敌人，现在声明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圈的任何进一步扩张。这是个的的确确的外交革命，下一步肯定将讨论抵制苏联野心的战略措施。当然，战略的持久性取决于台湾问题上的进步。到了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台湾问题已经被双方从各个角度加以探究过了。谈判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双方的外交家需要两者择其一。一个战术是先摆出最高的姿势，然后逐步下台阶，直到可以保持的最低姿态。这种战术喜欢被热衷于保护他的国内地位的谈判家采用。然而，尽管开始“坚强”，过程则表现出逐步放弃最初的叫牌而显得身段变软。另一方有可能被诱惑得寸进尺。这样，谈判就像一个拉力赛。避免强调过程而非实务，可取的路线是开叫就接近判断出来的最可维持的结果，“可维持”的定义在抽象意义上就是双方都有保持的利益。对台湾问题来说，这有点难度，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双边退让的空间比较窄。因此，从一开始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就提出我们判断是一个建设性的发展立场。尼克松在2月22日把从以前交流经验提炼出来的东西提升成五项原则。它们是全面性的但同时也是美国退让的底线。未来将在这个框架里行驶。这五项原则是：――肯定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不支持台湾内部的独立运动；――美国不鼓励日本插手台湾事务（鉴于历史原因，是中国特殊关心的）；――支持北京和台北之间的任何和平解决方案；――承诺继续关系正常化。在2月24日，尼克松解释了当美国遵循这些原则时台湾问题可能如何在国内演变。他的意图是，他确保，正常化在他的第二个选期完成，美国也将在那段时间里从台湾撤军――但他告诫他不处于作出正式承诺的位置上。周回应道，两边都有“困难”，没有“时间限制”。原则和务实主义就这样存在于一个模糊的平衡当中，乔冠华和我草拟了上海联合公报的最后部分。关键的地方就一个段落，但它花费了两个通宵才产生出来。它这样写道：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这一段落把几十年内战和敌意合折进一个肯定的一般性的原则之中，这一原则北京、台北和华盛顿都可以接受。美国以承认海峡两岸任一边的中国人信念来处理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一表达式的灵活性让美国在其后的几十年把自己的立场从“承认”移位到“支持”。台湾得到了经济和内部民主发展的机会。中国得到了对其在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核心利益”的承认。尽管有时出现过紧张，上海联合公报达到了目的。在它签字生效以来的四十多年中，中国和美国都没让这一问题中断两国关系发展的惯性。这是一个敏感的有时紧张的过程。整个期间，美国肯定了和平解决重要性的看法，而中国则强调了最终统一必然性的信念。每一边都采取了有克制的行动，并寻求避免强迫对方考验自己的意志强度。中国宣布了核心原则但在实施时间上保持灵活。美国一直是务实的，具体事情具体处理，有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内鸭梨影响。就整体来说，北京和华盛顿都以中美关系为重。尽管如此，任何人不能错把暂时的平衡当作永恒的状态。从来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放弃对最终统一的坚持，或可以期望如此。同样，不可预见美国领导人会放弃企望那一过程的和平方式的信念，或改变美国的看法。政治家需要防止政策漂移到双方不得不互相考验对方信念的性质和强度那一点。6&尼克松中国之行是为数不多的令国际事务出现重大改变的国事访问之一。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外交舞台，美国战略选择增加，从而令国际体系有了新的活力和弹性。尼克松访华之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和日本的领导人先后访问中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磋商的密集程度甚至在正式的盟国之间都是罕见的。接下的几个星期，美国有一种欢呼的情绪。许多美国人欢迎中国回到她原来所属的（确实是）国际大家庭，并把这一新的事态当作国际政治的一个永恒特征（其实不是）。尼克松（天性怀疑）和我都没有忘记中国执行以前政策的坚定性与当前一样，而且她的领袖即使现在如何优雅迷人地礼遇我们，不久之前在相反方向的事业上依然迈着坚定的步伐。我们也不能假定毛――或他的接班人――放弃他们奋斗一生的信念。未来中国的政策是一个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复合材料。对中国开放只是一个合作机会，在那里利益可以协调一致，分歧可以移开。在和解的时候，苏联的威胁是一个动力，但更深层的挑战是建立合作信任，使得其后几十年几代领导人有紧迫感。这同样促使美国方面的变化。中美和解的回报不是永久友谊或价值河蟹而是全球平衡的调整，这需要双方领导人不断地精心呵护，也许，总有一天，会达到价值和谐。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方都是自己利益的监护人。并且，每一方都把对方当作与莫斯科关系的杠杆。正如毛不厌其烦地指出，世界不是静止的；矛盾和不平衡是自然规律。反映这一观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尼克松访华描述成是中国“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加强自己”的一个实例。双方的利益是否有一天会真的一致呢？这些利益能否有一天让双方摆脱流行的意识形态，从而避免对立情绪造成的混乱？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为应对这些挑战打开了一扇门，但是这些挑战如今仍然存在。学术合作联系人：周邦民（微信号：i），添加时请注明：姓名+职称+单位库叔福利库叔的赠书活动一直都在！中信出版社为库叔提供下图所示书籍10本，以及15本知名经济类书籍赠予热心读者。每天都送，请大家在文章下评论（每条文章都可以评），点赞最高者（数量超过三十），库叔会在评论区回复并通知得奖。当然，评论的质量库叔会进行把控的。想和库叔聊天请添加库叔微信号（lwzkkushu），合作请联系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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