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禁令”何时不再被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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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消费”何时不再被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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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消费”何时不再被热议?》
官方公共微信  “公务接待费(含外宾、内宾及退休人员招待费):6.72万元”,在复旦大学2009年度图书馆经费使用情况支出分类表中,列着这样一栏。
  这是在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力主下,复旦大学图书馆公布的“公务招待费”。今年两会期间,葛剑雄委员的做法经中国青年报独家报道后,引起强烈反响,赢得一片赞誉声。
  3月12日,葛剑雄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两会结束后,他将公布复旦大学图书馆2010年的各项开支,其中包括“公务接待费”。他说,其实这是政府早就要求的,像教育部就一直要求各学校财务要公开,国外的大学公布的财务报表更详细,只是国内的大学还没做到而已。
  近年来,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年年都是热点,但却年年破题乏力。“三公消费”何时不再被热议?这甚至成为新闻报道的标题,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遭遇的困境。
  然而,种种新迹象表明,目前,中央政府已经看到了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将加大治理的力度,公车改革将有大动作,而公款出国、公款吃喝也日益引起重视,并首先将从信息公开着手治理。从今年起,借“三公消费”挥霍公款的现象,有望得到全社会切实有效的监督。
  中央以身作则成表率
  2010年12月底,北京为治理拥堵,推出了汽车限购令: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人士通过摇号购车,全年机动车总量控制在24万辆。
  这一政策引起了广泛热议。反对的声音认为,北京的拥堵缘于公车太多,要限制应该首先限制公车。
  叶晓静是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日,她向北京市公安局、财政局、交通委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公车确切数量。
  让她不曾预料的是,北京市很快作出回复,表示将公开公车数量。今年两会上,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再次回应称,北京将在3月底向社会公布北京市的公务用车数量。
  “在我寄出申请表没几天,北京市财政局就给我打来电话,态度很好,说申请已经收到,将作出书面回复,后来又打了两个电话进行沟通,态度也很好。后来我收到的书面回复也是说,3月底将公开数量。”叶晓静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没想到会回复,更没想到会公开,这是一大进步”。
  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听到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规范公务用车配备管理并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时,非常兴奋。一直倡导公车改革的他在3月6日的微博上记录道:“吃早饭时,代表们纷纷与我讨论总理谈到的公车改革问题,绝大多数赞成。大家十分关心车改。这是没有想到的。”
  更让叶青代表没有心理准备的是,3月8日,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戴柏华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访谈时表示:“财政部将公开2011年中央预算部门出国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经费预算总体情况,中央预算部门相应公开本部门出国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经费预算。”
  “在我的印象中,中央部门提出要公布‘三公消费’,这还是第一次。”叶青代表说。
  长期关注预算公开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也将这个消息视为重大进步,“中央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是财政透明成败的关键。这种带头示范效应,我认为也会给各级财政、地方财政形成压力,促使他们公开‘三公消费’”。
  以透明和民主监督应对挥霍
  去年两会前,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的联合访谈时,有网友提问: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现象为什么管不住?治理“三公消费”真的那么难?
  确实有难度。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教授刘应明委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国社会是个很讲人情、关系的社会,公务接待是各地干部的重要工作,请吃、请喝现象随处可见,公款接待的规格越来越高,公款消费存在相互攀比的现象。
  他说,很多人也意识到,像公务接待这种费用要干脆利落地处理得一步到位,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但奢侈浪费地挥霍公款现象实在对不起人民,所以,首先应该把“三公消费”公布出来,看到底花了多少钱,为什么要这样花,这样才能有所约束。“即使不全面取消公务接待费,对总量进行封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葛剑雄表示,2009年复旦大学图书馆的6.72万元“公务接待费”,也有人说公布出来会不会被质疑,“很多人劝我不要公布,我说没什么不能公开的,你该接待就接待,该花钱就花钱。正常的开销不能公开,就会有更加惊人的情况,有什么怕公开的呢?”
  事实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上述网友的提问时,也这样回答道:对于“三公消费”,“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
  蒋洪评价说,温总理说到的两点确实是关键,所以他非常欢迎财政部要公开“三公消费”的决定,“这是一个积极的举措,由不公开到公开,由被动公开到主动公开,确实有进步。”
  记者注意到,这几年的两会上,像蒋洪这样呼吁治理“三公消费”的呼声并不少,甚至有些是政府官员。今年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就呼吁强力推进公务用车改革。他列举的理由中,就有“奢侈浪费较严重”和“公车私用较突出”两点。他援引数据说,“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有些地区的主要领导一人配两台专车。”“公车使用有3个‘三分之一’: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国政协委员、某省原政协副主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也痛心于“三公消费”的挥霍现状,甚至表示,如果要进行公车改革,“可以先从我身上改起”。
  这位委员说,公车闲置、错用、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像他现在已经退休了,虽然上医院、去银行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需要用车,但专门为他配专车和专职司机的做法“没有必要,纯属浪费”。
  他跟记者探讨道,一些政府部门可不可以成立一个司机班,让司机们根据需要灵活出车?或者将相关业务外包给租车公司?“这样都将省去很多费用”。他说,各级政府不应该配太多公车,“现在连乡长和村长都有专车了,都在当自己家车开,国家就应当鼓励公务员自己买车开车,适当给予补贴”。
  这位委员说,在私下交流中,他了解到,其实很多干部也希望能够压缩公款消费,用于国计民生,“比如请客吃饭,现在不达到一定规格好像就不尊重人家似的,互相攀比,但有可能请吃饭的人和被请吃饭的人都不愿意这样浪费,如果有了政策的刚性约束和支出的公开透明,他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制止挥霍公款了”。
  不能让“秘密”成为不公开的借口
  越来越多的财政公开推行后,也有人感到高兴。2010年3月,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推行了“裸账”,公布全部支出,甚至小到一张打印纸的支出也一目了然,迎来送往的消费账目当然一一在列。
  然而,“裸账”后,上级领导来得少了许多,该乡在水、电、路等问题向上争取项目和资金也少见回音,白庙乡成了异类。
  叶青说,“三公消费”越来越多地公开,大家慢慢就会习以为常,不会像现在,公开反倒成了“另类”。
  不过,叶青认为,公开的表态只是第一步,公开程度、公开范围和公开效果,还有待在正式公开后进一步观察,他把解决“三公消费”监督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全社会的一起推动,“全社会都应当像关注民生问题和三农问题一样关注‘三公消费’,这样才能越来越公开,越来越透明”。
  蒋洪认为,“三公消费”不仅仅是公开的事情,还看怎么公开。这些消费,有可能出现在预算科目中,也可能出现在其他的支出方面,公开“三公消费”不仅仅是公开预算科目的数目,而且要公开其他支出方面的情况,但现在各级政府公开的财政预算报告线条还有些粗,只有大账和中账,没有细账和小账,不利于监督。
  他也担心,行政机关虽然将“三公消费”项目支出公开了,但把另一部分这类支出转嫁到国有企业身上去了,“如果要全面接受社会监督,就应当把不论显性的还是隐形的,不论账内的还是账外的都统计进去”。
  蒋洪还特别关注“除涉密以外全部公开”的“秘密”部分,“秘密范围很大,公开的部分就没有意义,秘密以外究竟还有多少信息量。社会公众关注的是细化到什么程度,所以要对秘密进行界定,不能让它成为不公开的借口。”本报记者 叶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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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消费”何时不再被热议?
15:58:07   来源:南风窗在线&尹鸿伟               
 &&&&每年的“三公消费”到底有多少?其实,早在2006年3月,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就在《学习时报》上撰文:“2004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三者相加为9000亿元。”  
  实际上,当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真正准确地拿出当地及全国的“三公消费”的数据,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学者邹啸鸣解释说:“因为当前的财政预算报告,都把这些费用混在农业、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大项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很难看出来,公众更是一头雾水。”  
  中央政府已经看到了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的严重危害,目前的措施目标是争取不再增速。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民盟中央收入分配改革调研组成员郑功成在2011年1月表示,“三公消费”是阻滞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越禁越多  
  “为了应付上级领导和各种名目的检查评比,我马不停蹄奔走于一个又一个晚宴,陪上级领导喝酒吃饭,一个晚上竟然陪了8顿饭,喝的酒就数不清多少了……”西部一个县委书记最近向《半月谈》倾诉苦恼,仅市级领导就有30多个,市直部门百十来个,这些领导到了县里,书记只要在就得去陪。  
  而外界的人却希望知道:一个县委书记每年要吃掉多少钱?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又要吃掉多少钱?全国各种有机会花公款,以各样名目、形式进行吃喝的单位到底用了多少钱?  
  当然,“吃”还只是其一,其二还有“公车”,其三还有“旅游”,都在花着公共财政的钱。“三公消费”危害之烈已经引得无数不满之词。目前,公务用车位居“三公消费”之首,更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发达国家。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为200多万辆,每年消费支出1500亿至2000亿元;也有学者认为全国公车数量约为300万至350万辆,每年消费支出约为3000亿至4000亿元。2011年1月,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谈到公务车过多的问题时就表示,“公务车太多了,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有的股长屁股后面都‘冒烟’。”  
  另外,不仅仅是在全国各地的旅游点,应该说地球上任何一个有人类活动的地区,几乎都可以看见各种中国游客的身影,他们中肯定有人享受的是“公款”。  
  深圳市知名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海归博士吴君亮谈及这样的事例:一名交通局长好喝酒,最近一次性买了800瓶茅台,当问该局长是用自己的钱还是用公款买的,局长笑答“这个就不要问了嘛”。还有一个银行的行长,酒量豪放,也尤喜茅台,据说他个人一年就要消费两三百瓶。  
  吴君亮说:“这样的事情在欧美国家,甚至在中国香港都是匪夷所思的。为何出现‘越打压越严重’的局面?我认为目前国家并没有从制度上、从根本上来打压。”  
  邹啸鸣表示,享受“三公消费”的主体是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其中往往是单位有决策权的“一把手”,“反对‘三公消费’的当然是纳税人”。  
  “目前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政府的税收增长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政府手上总是‘有钱花’,而其中很大的比例就花到‘三公消费’上去了,却未必会提高行政效率。”他说,“由此政府又再出台更多的提高税率和开征新税的政策,结果使得更多的GDP向政府倾斜。”  
  时下,公务接待已成为各地基层干部的“重要工作”之一。事实上,许多基层干部对整天在饭局中生活,或说泛滥的公务接待已经不胜其烦,“请吃、请喝,陪吃、陪喝已经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否则资金、资源、项目、政策优惠甚至升迁机会都不会得到安排,于是公款接待的规格越来越高,财政开支和行政成本越来越大”。  
  从“吃喝无罪”到“吃喝嫖赌全报销”,显然这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已经无人能挡,反之将障碍不断。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推行了“裸账”,把迎来送往的消费账目全部公开,有效降低了公务接待方面的开支,但该乡就当地水、电、路等问题向上争取项目和资金却也少见了回音。  
  另外,名目繁多、浮夸铺张的会议也是造成“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财政部、外交部在2011年2月联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通知》,其中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不配备生活用品,不发会议纪念品,不赠送礼品,不组织公款游览、参观等。会议用餐以自助餐为主,可安排一次冷餐宴请,不再另外安排迎送宴请。外方参会人员除特邀代表外,其他人员往返路费及食宿费一律自理。不得承诺提供任何免费服务”。  
  “三公消费”之所以出现“越打压越严重”的局面,显然是因为想控制它在合理范围内增长的纳税人,并没有真正控制的手段和途径。邹啸鸣说:“实际上有能力控制的机构没有实施有效的控制。最近几年来,每年底一些单位都要‘突击花钱’,因为后者没有花完,第二年的用钱指标就会被扣减。”  
  有评论指出,官员财产与“三公消费”公示,被认为是行政成本最小、最公平的反腐措施,比法律法规都更有效果。各政府部门与官员对于财产与“三公消费”信息公示的回避心态,官民双方在这个问题反复对峙,恰恰将改革该从何入手这一问题的答案,清晰地呈现出来。   
  为何失控  
  “‘三公消费’的深部底层色彩是公有制。一开始只是‘二公’,也就是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80年代后期又开始出现公费出国的现象。”吴君亮说,“起初是从政府的供给制衍生或说是异化而来的。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国家的制度设计上缺乏对掌握权力的人的制约和压力,一些手中有权的人,就渐渐地把供给制的边缘往私利这一方拉了。”  
  邹啸鸣认为“三公消费”有三个特点:动用的是纳税人缴纳的税收;使用的主体是公务员中的官员;纳税人难以实施监督。“这三个特点导致一个结果:出钱的纳税人没有真正有效的监督手段和渠道,导致‘三公消费’异常高昂,占行政经费的比例特别高,占税收的比例特别高。”   
有些地方开始实行部门预算上网公开,但对于“三公消费”预算没有被明确公开的质疑,“有关部门”的解释是,不是预算的问题,而是目前财务制度的问题,因为现行的财务报表里没有设“公款招待”、“公费旅游”等项目,林林总总的项目经费目前都被包括在“公务经费”里。  
  目前,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共有19类,类下面是款,共有199款,款下面是项,项下面是目,2010年的财政预算支出只公布到“款”层次。吴君亮表示,公开的预算线条太粗,没有到“项”和“目”,“就是只从大账到中账,还没走到细账、小账,而老百姓最需要看到的,就是细账和小账”。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指出,下一步财政预算编制要精细化、简明化,要构建部门预算支出明细表,让预算落实到项、目,“目前推行财政预算明细表的时机正在成熟,可以将社会热议的‘三公消费’涵盖其中”。  
  中纪委在2010年底透露,各地区各部门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等三项经费的财政预算,在2009年缩减158.06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又压缩57.51亿元,其中出国(境)费压缩4.15亿元、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压缩17.02亿元、公务接待费压缩36.34亿元。国家预防腐败局也在2011年2月透露,2010年全国党政干部因公出国(境)团组、人次和经费数与三年平均数相比分别下降47.1%、43.9%和32.6%,但其中人数与经费分别是多少仍然没有公布,被网民形容为“犹抱琵琶半遮面”。  
  实质是特权问题  
  对于“三公消费”,温家宝总理表示,“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他回答提问的网友说:“其实,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是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我曾经引过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他提的是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其实也关系到整个反腐败。”  
  众所周知,“三公消费”问题实质是特权问题,而且这种特权已经不限于“三公消费”。  
  “三公消费”的原意是为了公务而进行的消费,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之所以演变到今天的地步,是因为对公共财政和政府的监督的长期不到位。吴君亮认为,要从制度建设入手,“首要做到的是详尽的预算公共公开、开支明细公开、公车数量公开,比如将所有的政府公用车打上‘公务车’字样。”  
  “如果做到这样,我认为第一年就可以从不当的‘三公消费’中节省3000亿元人民币。5年之内,‘三公消费’就可被基本控制住。”他说,“看看推动详尽的公共预算公开是多么的有意义,多么的重要,希望大家都来做详尽的公共预算公开的推动者。”  
  邹啸鸣表示,“三公消费”和“预算内行政管理费”还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但是相关性很强,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但前者最惹人注目,最挑动纳税人情绪的概念,也是纳税人最希望行使监督权控制其增长的部分”。在他看来,除了完善基础性的预算制度,需要把税收增速不能高于GDP增速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立下来。纳税人只能“依法纳税”,而不能是由政府实施“按计划收税”,即政府的预算收入应该有个笼子框死,让政府的收入约束真正有效起来。  
  正如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公车改革不见得需要特别高明的设计,它最需要的就是触碰既得利益的改革决心与魄力。”显然,其它“两公消费”的情况也一样。  
(责任编辑: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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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门不理国务院公布三公消费命令
各部门对“三公消费”欲说还休,与公众的期待值距离尚远。图/东方IC本报讯 去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489.18万元,今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162.62万,比去年实际支出缩减超过三成。昨天,中国工程院发布去年三公经费决算数据和今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成为继科技部之后又一个响应国务院号召晒三公经费账本的中央部门。其所公布的去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据,则是中央部门第一份曝光的三公经费决算数据。
昨天傍晚,中国工程院在官方网站首页贴出“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情况表”,共分2010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两栏。 决算数据显示,中国工程院去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489.1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239.09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58.5万元,公务接待费91.59万元。 2011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则只公布了因公出国(境)经费一项,总计为162.62万元,相比去年该项经费的实际支出,今年预算缩减超过三成。今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两项数据空缺。 记者昨晚致电中国工程院有关负责人,咨询预算表中两项经费数据空缺的含义,没有得到相关解答。 今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这在中国工程院此次公布的情况表上得以显现。 在中国工程院此前公布的本年度财政预算中,支出仅有外交、科学技术、住房保障三项,三公经费未予体现。此次可谓针对三公经费的专门发布。 中国工程院在备注中特别说明,表中“决算财政拨款支出数”是实际支出数,包括使用当年预算、上年结转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不包括当年国库集中支付结余数,与预算执行数口径不同。而“财政拨款预算数”则指当年申请的财政拨款。■记者观察公布三公消费多数部门爽约针对备受瞩目的三公经费,国务院曾三令五申要求中央部门压缩预算,并明令要求各中央部门务必于今年6月将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向社会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日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中央政府履约,首次向全国人大报告三公支出情况。 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支出合计94.7亿元。 专家认为,此举意味着我国三公费用逐渐迈向透明化。然而,中央部门各自的决算及预算的透明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在国务院要求公开三公费用不久,科技部就率先响应号召,在财政拨款支出说明中以文字的形式公布了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然而,科技部的积极响应并没有得到其他部门的追随,反而变成“孤家寡人”,至今鲜有部门效仿。 不过,中国工程院的公开之举也打破了“今年尚无中央部门公开各自2010年三公决算”的纪录,使这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成为今年第一家公开自己三公决算的中央部门。 对于中央各部门三公经费的公开问题,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6月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报告时表示,中央各部门2010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由本部门向社会公开。 按照国务院制定的时间表,第一家公开2010年三公决算数的中央部门已经迟到一周,也就是说,除科技部之外的其他中央部门对此承诺纷纷爽约。 由此看来,处于舆论重压之下的三公经费,从暗室走向室外仍有很大距离。对于公众一直期待透明公开的三公经费,至此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本报记者商西 孙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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