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穆斯林对我是穆斯林的认同感往往超过了民族甚至国家的认同
问题纯属好奇，并无任何恶意。 本人背景：工科狗，同学中有不少少数民族。在平时大家聊天，微博空间动态中明显感觉穆斯林同学对自己是穆斯林的认同感特别强，往往超过了我是中国人和我是维族人的认同感。 认同感指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
为什么穆斯林对我是穆斯林的认同感往往超过了民族甚至国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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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00:00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14.2
内容摘要：摘要：作为民族个体能否认同一个民族？而将民族主义的美好愿望引向现实的唯一路径,当然是国家与民族的共同建设，从而达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局面，既确保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又促进民族的团结与繁荣。
关键词：民族;和谐;民族国家;政治;政治基础
作者简介：
&　【内容提要】 作为民族个体能否认同一个民族？或归属于民族？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具有一定的认同基础，并且，民族认同的强烈程度和持久长度往往与其基础是否夯实有着一种正相关的关联性。一般而言，民族认同的基础有三种，即族裔基础、文化基础和政治基础。在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能否和谐共生？依据民族认同基础理论，关键在于认同基础的建设，即可通过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促使各民族在保持原有的民族认同的基础上达成政治共识、文化共识和国族共识。　　【关 键 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认同基础/民族建设/国家建设　　一、引言　　依据当前民族学界关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一般观点，尽管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非绝对彼此对立的矛盾体[1]已成为一种共识，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又有和谐共生的另一面，但是，当面临思量如何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问题时，无论是从微观层面所作出的一些实证分析，[2]还是就宏观层面的一种理论论证，[3]都仍旧停留在对于事物的外在现象的直观观察，并未深入事物的内在关联性的独到洞见。简言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何以能够和谐共生？其根基究竟何在？纵览学术界的讨论，还未见富有启迪性的探究文献。　　诚然，令我们感觉到：构建和谐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不仅显得困难多多，而且似乎无从着手。之所以会令人如此焦虑，原因或许还在于我们所采用的惯常思维方式，即仅仅关注两者的对立关系(或仍然坚持对立的观点，设法让民族认同从属于国家认同)，而无暇顾及其可能和谐的一面的内在根据。假如，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直处于一种对抗的紧张关系中，那么，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也就永远成为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景，然而，世界上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几乎难以寻找，多民族国家反而成为了当下的一种常态。为何如此呢？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该从何处寻求比较理想的答案？诸多的问题促使我们必须开辟一条新的路径，或许才有惊喜的发现。的确，当我们试着从民族自身发展的视角审视后不难发现：每个民族都有着其强烈的分享国家政治权利的追求，各民族参与国家的治理不仅是一种政治愿望，而且是一种内在需要。那么，一个没有政治庇护的民族，能否保全该民族呢？历史的一般结论是，失去政治屋檐的民族将退回到族群的地位，并很快淡出历史的舞台；反之，得到政治保护的民族将生生不息，且永葆民族的青春！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正是由于各个民族之间起码的共同政治需求才构筑了各民族联结成为一体的基础，从而促使民族国家的生成并壮大。显见，看待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不仅要看到其可能存在和谐的一面的外部现象，而且要考量其和谐的可能性的本质究竟何在？换言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何以可能？恰恰蕴涵在民族认同基础理论中。为此，本文从民族认同基础理论的分析来探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生或许成为一种十分有益的尝试。　　二、民族认同的基础　　作为民族个体能否认同一个民族？或归属于民族？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具有一定的认同基础，并且，民族认同的强烈程度和持久长度往往与其基础是否夯实有着一种正相关的关联性。换言之，没有一定基础的民族认同是永远不存在的。那么，民族认同有哪些基础呢？一般而言，主要有族裔基础、文化基础和政治基础等三种。　　(一)族裔基础：族裔认同　　无论是生物原生主义或文化原生主义都强调民族性的重要作用，将血统与文化联系起来定义民族，视民族为“血统和文化的共同体”，[4]民族认同乃一种原生性的族裔认同。今天，民族认同之所以能够保持其持久的生命力，或许正在于“民族主义将民族呈现为家族群体的一种隐喻”，[5]或把放大后的家族——氏族作为民族成长的基点，其子嗣通过迷信始祖神话、追寻血缘血亲，而坚守祖宗之根，期望子后有人。因而，民族认同“强调血和土地，同时也借用根深才叶茂的比喻。通过强调根、土地、祖国这些自然的比喻，民族认同不仅形成了一种植根的感觉，而且还产生了排外感——它只可能属于一棵民族的谱系树。”[6]尽管民族认同的确因有了民族文化的底蕴以及文化认同的再生功能才得以强化并持续给力，但是基于族裔认同的民族认同“尤其适合作为‘认同的原始焦点’，因为它是基于归属(belonging)，而不是基于养成(acomplishment)”。[7]　　可见，起源认同实属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核心，[8]这缘于“建立在一种关于同宗、同源、拥有共同祖先的传说基础上”[9]的族裔纽带的形成与“人群以共同族源来凝聚认同，而认同变迁又由改变族源来完成”[10]的客观事实。因而，族裔认同，体现了民族由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这一形成的过程与规律，揭示了民族认同的源(基点)。尽管，由民族之源到民族之流，因民族的历史变迁而致使现代民族与原始民族有着迥异的差距，原始民族认同的族裔基础的明显表征被现代民族认同的政治基础所替代，但是，现代民族所延续下来的追根溯源、寻宗祭祖，又将活人与死者联系在一起，如同现代传媒的快速发展后而致使时间与空间的压缩一样，明显地拉近了先人与后人的距离。于是，民族主义惯用家系的思维方式，“它强调‘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比，并且，尽管在其内部可能是追求平等和普遍性的，在关系到其他民族的时候却支持排他主义。”[11]随着“我们”与“他们”这一对立词组的产生，相应地，“异族意识”与“本族意识”，“族群边缘”与“族群核心”等概念也随后出现。[12]尤其是，“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人群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族的‘边界’以排除他人。”[13]显然，在多民族国家，当少数民族长期经受主体民族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文化歧视时，因追寻民族的起源、找回民族的传统的强烈心态的作祟，而刻意加深了民族的族裔认同，巩固了民族的族裔基础。在多元文化主义复兴的当今社会。一旦少数民族权利难以保障时，该民族就深感被政治边缘化，民族认同的强化和地方族裔民族主义动员的民族主义运动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　　显见，民族认同的强化的内在因素，乃民族荣光的反照，“民族认同起源于被人们遗忘已久、今日几乎无法想象的环境和需要，它继续存在是因为内在于民族性之中的心理奖赏，是因为它能提高人们的地位。”[14]自然，一旦走入极端的民族认同也将为加入流血征战提供了理由。[15]民族认同的外部的原因恰是社会压力在民族心理上的反映，比如今天“在一个无人性的全球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民族认同——尤其是在与某种种族团结感相重合的情况下——提供了某种用于认同和政治安全以实现稳定的精神支柱。”[16]　　(二)文化基础：文化认同　　寻根溯源和祭祀宗祖的结果无疑将先人与后人紧紧捆绑在一起，那么，究竟是什么联结了祖先与后嗣？因为对于“共同的价值观”的民族认同尚存质疑，[17]所以，那些信奉永存主义的解释者们始终视“民族认同的根源在于大众的情感和文化”。[18]无论是对于种族和血缘的深信不疑，还是只能经由寻宗祭祖的自我慰藉，族裔认同的延续都依赖于民族文化的支撑。正是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才提供了民族认同的不竭动力，并彰显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与持久生命力。显然，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依托，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19]　　为何民族认同的基础在于民族文化？因为民族认同属于民族意识范畴，植根于民族文化，并且，民族认同强弱与民族意识、民族意志、民族精神密切相关。而民族文化是民族意识、民族意志、民族精神的载体，所以民族文化一经生成后就不断作用着民族认同的强烈程度与持续长度。[20]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民族认同则是“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21]　　既然，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22]那么，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就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劳动中，因社会交流的必要性而形成或创造了属于该民族的语言，其兼具有民族性和实践性。经由某民族的使用并普遍推广后的语言，无疑会加深民众之间的友谊和个体对于民族的认同情感。民族语言，既是民族之间区别的一种标志，又成为民族繁荣昌盛的精神纽带。尤其是那些发展成熟的语言，成为了自我认同的根本要素，“才是建立一条无形的、比地域性更少专横性、比种族性更少排外性的民族边界的根本要素。”[23]为此，语言被作为民族识别的一个标准[24]有着其特殊的意义。即使一个人会因诸多原因离开故土或漂泊他乡，但母语或地方方言的痕迹总会流露在他的言说中，如同贺知章诗句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25]所描述的一样。同样，宗教信仰，无论对于普通民众，还是对于统治阶级，都成为塑造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虽然宗教起源于蒙昧时代先人们关于社会中所谓高贵等级对于低贱等级的残酷压迫的愤恨，而试探着寻找其能够至少从心灵上(或精神上)获得解放的一种道路。于是利用神话、幻想夹杂些天真的愿望而塑造一些圣者们让人们去顶礼膜拜。久而久之，就在人们心灵深处产生了对于神圣、永恒、道德、高尚的“信仰”的种子，通过“祈祷”这种表象形式来表达人们的美好心愿。这样，宗教就成了受苦大众离不开的精神支柱，更是成为那些“受压迫族裔赎罪的保证人，或者是过去的族裔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修复者”，[26]便取得了特殊的地位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被统治者利用后越来越权威化。这样看来，为何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民族认同建立的基础是宗教和文化(语言)的解释就不难不令人信服了。[27]　　(三)政治基础：政治认同　　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构成国家的民众(人民)就已经属于一个既定的政治单位(国家或政党)，而国家(政党)通过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行使有效的国家治理，形塑国家权威符号、构建国家公民身份和打造国家国际形象。现代国家之间疆域的清晰既是通过国际法的公认形式(划分明确的界标)得以确定；又是经由国家公民对于国家的忠诚和认同，并通过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遵守国家宪法与法律、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等方式长期保持。为此，亨廷顿断言，“现代国家取代封建公国，对国家的忠诚超越了对教会和王朝的忠诚。”[28]如果一个民族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没有得到国际(其他国家)的承认，那么，该国就可能与世隔绝而孤立无援，尤其是面临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而诉诸战争威胁时，更可能如同浮巢之卵，顷刻之间就可灭亡。即使已经获致国际公认的国家，若没有民众的支持，现存政府也很难统治人民。譬如，1931年“9·18事件”后，日本在中国东北曾建立的以溥仪为傀儡皇帝的伪满洲国，又有哪个有良心的中国(东北)人民心悦诚服过？显然，如果没有国民高度的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感，要实现国泰民安是何等困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赞同卡赞斯坦的关于“国家认同的形成，受到它们所根植的国际国内社会背景强有力的影响”[29]的观点。　　现代国家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认同成为国家认同的基本特征。政治认同的对象多种多样，主要有国家、阶级、政党，此外还有政治理想、政治制度、政策法规等。为此，政治认同往往表征了一种国家意识、阶级意识、政党意识，并通过信仰的坚定、组织的忠诚、法规的遵守来体现。如，1937年，在沦陷后的上海，对于工作在白色恐怖地区的一名地下共产党员来说，他或她将面临何种艰难与困境呢？作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既要具有民族国家兴亡的大局意识，牢记民族利益大于党派利益，又要具有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历史使命，铭记党的宗旨与要求；既要与国民党真诚合作共同抗击日寇，以此实现抗战的彻底胜利，又要防范因党派斗争而给本党带来的不必要损失，确保党的领导地位。何以不辱使命？方能完成党交给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任务呢？除了不畏惧困难，不畏惧牺牲外，忠诚于党，信仰中国，是最重要的精神慰藉，而信仰中国和忠诚中国共产党，正是一种高度的政治认同的表现。　　政治认同作为现代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在形塑一种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国公民，遵守法纪、保家卫国既是责任又是义务。公民纽带不仅是来自扩大的邻里关系而形成的一定地域，而且“也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个人和集团为共同利益所联系，彼此之间负有责任。”[30]如此，热爱祖国的情谊，报效祖国的能力，建设祖国的行动，就成为爱国主义的必要因素。千百年来，世界各国正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的召引下，并融入民族个体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以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团结友爱等体现出来，从而凝练出一种国家民族精神，涵化于政治文化之中，永世传承、经久不息。　　三、民族认同基础理论　　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中，依次呈现出，族裔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三个层次。而且，族裔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都可能既属于显见的认同，如同实物一样，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被我们的感觉所明显感知；又是潜在的认同，因暂时隐身、遁形，只能浮现在我们的想象中。何时显见？何时潜在？不仅由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而且跟民族发展的主观要求与国家满足其要求的程度相关。由于民族既是文化的民族而具有文化属性，又是政治的民族而具有政治属性，并且，由文化民族发展到政治民族始终是一种客观趋势，[31]那么，作为民族认同的政治基础(政治认同)，有朝一日，从那潜在变为这显见不仅十分可能，而且势在必行。缘由何在？可以从民族自身的演进历程得以说明。　　随着民族的发展，民族认同的基础开始发生可能的内部结构变化，由族裔基础到文化基础到政治基础的转变，即族裔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这既反映了民族属性的强度的位移，即由生物属性转向社会属性，既彰显了民族的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并存关系，又体现了民族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由文化民族成长到政治民族的客观事实。如此，当民族的壮大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时，民族试图建立自己的国家就迫在眉睫。这正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实质所在，也解释了那些一再宣称“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国家”(a nation， a culture， a state)的理论主张的合理性依据。但是，由于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的事实所导致各民族占有国家资源的不平等现状，并且单一民族国家仅仅成为一种理想主义的梦想和多民族国家乃一种常态的当今社会，否弃了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理想国家的可能性。尽管如此，民族对于政治权益的一般要求，不仅是民族成长的内在需要，也是民族保存的外部条件。　　民族认同基础的被剥蚀，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自上向下，或从外到内；一是自下向上，或从内到外。前者属于外力作用的结果，比如民族之间的相互挤压所引发的民族关系的紧张；后者则是内部原因所致，如若族民之间的彼此争斗所产生的民族团结的欠缺。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如此，夯实民族认同基础，也有两个方向，即要么从外部着手，即通过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要么自内部进行，即通过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　　可见，如同任何高楼大厦都始于稳固的地基一样，相对于民族认同的族裔基础、文化基础和政治基础，虽是显见或潜在的存在，却成为支撑民族认同的共同根基，只要基础永在，民族认同就会一直长存。民族认同的延续和深化，有待于基础的综合合力作用，其体现在相应的族裔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强化与彼此之间的张力。反之，亦然。从政治认同到文化认同到族裔认同，伴随基础的层层剥离，即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族裔基础的逐渐侵蚀，如同一座雄伟建筑在抽去地基后会轰然倒塌一样，民族认同也会随之弱化，淡化后的民族认同感，如果一再低迷，势必走向消亡。民族认同消亡后的体征就是该民族的彻底消失。一个民族从历史上的退隐或不复存在，在民族本不该消亡的历史阶段，却是该民族的一个悲剧，并非民族进步的幸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所谓国家消亡、民族消亡之前，一个民族是有必要确保其民族特性，即通过完善民族属性，从而发展和壮大该民族的合理要求。显然，即使秉持“世界主义欧洲”思想积极从事“欧洲一体化”建设的理论主张，但是“民族特性并未被否定和取消，而是得到承认”，[32]为此，那些视“民族即将被超越的预测是愚蠢的”，[33]是不现实的。　　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何以和谐共生　　(一)如何看待民族认同(认同民族)与国家认同(认同国家)　　第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对立？还是统一？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究竟如何？学术界长期聚讼、争论不休。一派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完全对立的，以族裔认同为基点的民族认同怎能与以政治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和谐一致呢？将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事物放在一起，并吹嘘共生共荣，岂不是天方夜谭、滑稽可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族群冲突的加剧，尤其前南斯拉夫地区、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族群清洗运动，卢旺达的胡图族(Hutu)对图西族(Tutsi)的族群灭绝，达尔富尔地区的族群骚乱，等等，[34]更为此提供了铁一般的证据。　　的确，抗拒性是民族认同的持久动力。民族认同，始终处于与国家认同的博弈之中。尤其是，全球化催生了民族认同危机后，更加剧了民族认同的抗拒性。全球化的“同一化”和“标准化”，促使世界的“麦当劳化”(美国化)，同时，地方族裔民族主义在备受压力的激励下，以民族精英分子的鼓噪与蛊惑而激发了民族的认同情感，不得不放弃对于国家的依恋与效忠。如此，“民族认同开始挑战曾经作为唯一认同的国籍认同”[35]也不足为奇。并且，“如果较大的政治群体和联合体从上面对民族的国家构成挑战，那么较小的文化群体的要求就从下面对它的民族认同和政治团结的内在纽带构成威胁。”[36]反之，加强国家认同，难免削弱民族认同，恰如“一个真正的欧洲统一和认同只能以牺牲民族的认同来实现”[37]一样。　　然而，另一派则坚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能够实现统一，并不能以历史上的族群矛盾来以偏概全，在歪曲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都在诉求分裂或分离的真象时，更缺乏充足理由以此说明当今世界仍然以多民族国家存在的雄辩事实。其实，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矛盾，又同一，永远处于一种辩证的关系中。[38]尽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都彼此独立存在，但并不完全对立，而是可以和谐共生，因为作为民族个体或群体的认同具有多重性，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分属不同层级的认同，相比较而言，仅有地位与作用的差异。　　族裔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既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存在，又成为民族认同内容的一部分；而民族认同的政治基础所生发的政治认同本就属于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如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非天然的一对矛盾体。事实上，我们所观察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或许仅仅看到了事件的表面现象而已，然而，外显的冲突、对立，实质上是一个民族认同的政治基础的扩张后给另一个民族(往往视主体民族或主导民族)认同的政治基础所带来的威胁，反映的是不同民族的政治共识的盲区。既然，多民族国家由不同民族共同组成，不同民族共享共治成为其明显的治理模式特征，那么，哪一个民族(即使是主体民族)都没有特权压制、剥削其他民族的任何理由。虽然，苏联解体后，各共和国纷纷独立，但是，成立的各共和国，“不是为了宣布共和国的领土属于‘主体民族’，使其他民族处于受屈辱的地位，限制其他民族的公民权利。”[39]为此，民族间关系的协调、政治资源的合理分配，成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生的关键因素。　　第二，认同民族与认同国家：谁难？抑或谁易？　　认同民族与认同国家，究竟谁更加困难？谁更加容易？尽管该问题还未见诸学术界的公开讨论，但不可否认，似乎有人真的开始琢磨，企图从中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对症下药。该问题是如何生发的？为了解开迷思，不妨从民族认同的形成开启。　　民族认同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互动的结果。因为，“民族之间的交往是民族认同发生的前提”，并且，“民族交往还决定着民族认同发生的强弱程度”[40]。所以，认同一个民族，可能是通过与他民族的不断接触、相互往来、彼此交流的过程中对本民族更加关注、特意重视的结果，或许是由于异族的过分傲慢、偏见、鄙视以及所主导的剥削思想、实施的压制策略而对我族逐渐强化的一种反省与自觉过程。[41]　　为此，民族的“认同”与“识异”并行不悖。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是民族的基本特性，由于这种差异性才促使民族在比较中发现本民族的独特性，才生发了对于“我族”的认同心理，正所谓“差异构成了认同”[42]。一个民族的“认同”过程，也是该民族的“识异”过程。民族主义所构建的民族共同体，“通过一整套象征、价值和传统使一个共同体实现自我认同，并与他者有别。”[43]基于此，我们可以解释所谓仇外思想的产生根源，并将“对他人的恐惧”也视为“一种相互认可的表现”。[44]由于民族发展的不同步性往往导致民族具有先进性，或落后性，那么，马克思所谓的“革命民族”与“反革命民族”的分野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国家认同，是基于国家民族(国族)的形塑，伴随国家公民形成过程中，民族个体或群体，既共享国家(国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又共塑国家形象；既享有国家公民权利，又承担国家公民义务。显而易见，国家认同的实质是一种政治认同，对于国家的忠诚体现在遵守既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由此，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政治共识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点。而政治共识的达成，不仅需要各民族开诚布公的交流与协商，通过协商政治解决现代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而且要求主导民族更加开明与宽容，能够将已经掌控的政治资源分配给其他民族，让少数民族真正履行民族自治的权利，管理好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或事务。　　由此可见，认同民族与认同国家，并没有谁难与谁易的问题。当各民族达成高度的政治共识，形成和谐的民族关系时，一种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也随之生发；反之，民族会转向以族裔认同为核心的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立即升温。显然，由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转变民族认同也乃理所当然。于是，“经由‘寻回失落的祖先后裔’，一个族群调整其边界以容纳另一族群。”同样，“经由‘寻回被遗忘的祖先’，一个族群改变其认同。”[45]　　(二)关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生的思考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能否和谐共生？依据民族认同基础理论，关键在于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族裔基础的建设，即可通过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促使各民族在保持原有的民族认同的基础上达成政治共识、文化共识和国族共识。然而，为了避免把强者的意志强加于弱者身上而达成所谓的形同于压制的共识(consensus)，[46]我们应该遵循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的原则，建立“间主体性”，[47]确保我们所崇尚的民主精神在民族国家的彻底贯彻。　　第一，国家建设。现代国家之所以超越封建帝国，关键在于国家制度的逐步确立并得以进一步发展，既发挥了其作为“限制行为，塑造偏好、目标和战略，乃至建构身份认同”[48]的巨大作用，又彰显了法治取代人治后的治国模式的实效性。那么，何谓国家建设(构建)？借用福山的话说，“就是在强化现有的国家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49]即以科学的制度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　　在多民族国家，尽管各民族参与国家治理成为民主政治的核心命题，但是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导致主体民族执掌一国政权的长期存在的事实，为我们思考诸如：如何建设国家？何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政治利益并共享政治成果？等等问题时，就更加需要主体民族主动考虑如何将自己曾掌控的政治资源进行合理再分配，或重新分配。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人都向往一种美好的生活，但美好目标的实现往往取决于必要物质资源的拥有权与处置权，“仅当我们不因为经济的窘迫、不因为获取谋生的必要资源而被迫接受他人强加的条件，我们才能够不受制于他人的要求去追求我们最重要的人生目标。”[50]　　由不同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其可能性在于不同民族的政治认同的达成，即相同或相似的政治基础。历史上，民族由不同部落或部落联盟而形成的事实正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共享同一政治的夙愿得以实现。只不过，对于原始民族而言，统一不同部落的基本理由是暂时达成共同军事的战略目标。尽管，批评者认为，原始部落首领的实际目的(野心)在于部落的牢固统治，但是，部落与部落之间因争夺必要的生存资源而诉诸武力而引发战争比比皆是，这就致使本就十分脆弱的社会秩序失去控制而难以进一步维持，为了获得比较安定的一种社会生活，某些部落联合成为统一战线而防御其他部落(共同的敌人)既是一种权宜之计，又是比较理性的时下选择。由此，给予我们的启发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能否整合在一起而形成一个真正的国家民族，关键在于主体民族能否满足其他民族的政治权利要求，即共同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共同分担治理国家的义务。反之，如果主体民族总是压制、剥夺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其后果必然是因少数民族所享受的有限的政治空间的逐渐被挤压而导致它们渐趋被边缘化，[51]最后要么是只能忍气吞声退回到事实上的族群地位，要么因愤怒的激发而脱离原来国家。这两种结果都不利于既有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前者往往引发民族间的冲突导致民族关系的异常紧张，后者势必将部分少数民族拖向分裂国家的危险局面。如果主体民族存在不同党派，因党派的民族政策的各异而导致少数民族选择自身出路时也往往考虑的是谁在政治上的开明与包容。譬如：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的暂时不抵抗政策，并视各少数民族为部族，不承认其合法的民族地位，且一再剥蚀其所拥有的本就十分罕见的政治权利，导致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的缺失。然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因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重视民族的政治权利，从而赢得了各民族的拥戴与真诚合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军阀混战、国破家亡的关键时期重新实现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的真正原因所在。　　国家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显然不是实现某个民族利益的最大化，更不是主导民族统治或同化少数民族，而是“保护个人就不同的优良生活观的价值进行判断的能力，并且，在人们之间就权利与资源进行公平的分配以使他们能够按自己所愿追求自己的善观念。”[52]可见，化解当前紧张的民族关系的有效方式，除了期望或奢望少数民族的理解与谅解，更加可取的思路就是主导民族的自我反思，即通过让渡政治权利的办法来实现。事实上，我们需要注意到：不仅少数民族对于政治权利的要求与经济利益的期望直接关系到该民族是否认同国家(忠诚国家)的重要因素，“一旦少数民族认为他们的利益无法在现存国家中得到安排，他们就会考虑分离”，[53]而且因民主、自由和平等等价值理念逐渐成为今日世界人们的共同追求并正在付诸实践之中所导致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并且，让渡部分政治权利不仅不会削弱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反之可能调动各少数民族参与国家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或许有人会担心因大量民众的参政将妨碍国家政府的正常运作，然而，“大众参与政治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众控制政府”，[54]可见，如此的忧虑纯属子虚乌有。同时，让渡更多的政治权利，是民族国家实现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对于那些自称所谓的自由民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如果民主缺失，“世界主义的人类空间就是虚无”，[55]而对于像我们这样将共产主义作为崇高信念的国家而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56]显见，政治权利的合理让渡或科学分配，能促使各民族更加认同政治，从而扩大政治认同范围，增强政治共识，夯实民族认同的政治基础。随着政治基础的扩展而稳固，文化基础相应地扩展而稳固；起初，或许不同民族认同的政治基础还是一种交叠状态，文化基础之间也彼此隔绝，伴随政治基础扩展的过程，文化基础间的距离将拉近，甚至开始彼此交错，如果这样的趋势不断进行下去，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不同民族认同的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族裔基础就几乎重叠。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重叠后的民族认同三基础，并非完全等同，没有丝毫差异，而是达致一种数或质上的基本一致。此时，不同民族认同的族裔基础，并没有实质的改变，而是从各民族对待族性特质的心理视角观察，诸如种族、血亲、姻亲、氏族等生物性因素不再是主要和最根本的变量，只是对于族裔认同发生了由重视种族因素到更加关注民族感受、情感、体验、想象等心理因素的转向，民族成了“想象的政治共同体”[57]。依次推论，各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并非各民族文化实现了完全的同质化，而是融进了更多的文化共识，整合成为一种各民族都能理解、学习、传承的国家民族文化。同理，基于共同政治认同的各民族，并非政治观点完全雷同，彻底放弃自己的独到政治见解和意见，而是为了同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文明和和谐，在履行参政的责任和义务时，都有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而献计献策的神圣使命。那么，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又何来的民族分裂与分离呢？　　第二，民族建设。在多民族国家，就少数民族来讲，加强民族自身建设同样十分紧要。民族建设，既有通过民族的发展促使民族族体增大后民族强大的愿望；又有民族主动参与建国的一般政治需求。无论是民族的自身发展，还是民族的政治建国，都要求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性。显然，民族建设的未来(终极)目标乃是构建国家民族，某种意义上，“意指向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国族范式方向积极同化和标准化的过程”。[58]为此，民族建设，既要发展民族文化，保持民族的独有文化属性，又需要参与国家政治，增强民族的应有政治属性。　　当一个民族诞生后，其原生的种族特性与族内婚(如同欧洲的皇族和种姓制的印度[59]和中国西南部分彝族[60]那样)的严格限制必定保持着直接的关联性，但随着族际交往的广泛而开始的族际婚姻的普遍化后，民族后裔们仅能沿着本民族的血缘脉络与民族的神话传说方可构筑该民族的共同始祖，于是，民族特性逐渐涵化于作为民族延续的载体——文化，并在后人的文化的再造或重塑的过程中重新凝聚了民族的团结、强化了民族的认同。为此，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所积淀的本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价值理念、组织制度、人文精神的凝聚和荟萃，是该民族存在的生命形式。显然，在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民族文化的差异无疑会加剧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与歧视，将各民族文化整合为一种国族文化不仅是国家建设的必要内容，也成为民族自身建设的分内之事。这就需要我们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形塑共识的理念打造起各民族都认同的国家民族文化，因为对于国家而言，“当一个政治实体对于文化差异变得更加宽容的时候，它就减少了民族不稳定的风险。”[61]　　如果一个民族仅仅坚守民族文化而保持民族的文化属性，是否就生生不息且永葆青春呢？换言之，民族除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要求外，是否还有政治建国的其他需求呢？显然，每个民族都有建国的追求与向往，有由文化民族成长到政治民族的强烈愿望。当民族遭受政治权利的剥夺而失去政治属性时，不仅只能享有既定的文化权利而保持有限的文化属性，而且渐趋退出民族的阵容，要么沦落到族群的地位，要么被他族同化后而消亡。这早已被历史所见证。譬如，中国古代北方的鲜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曾一时强大并意欲跨越黄河称霸中原，但与当时更加强势的汉民族相遇时，连连的战争失利不仅很快打消了独立建国的野心，而且被儒家文化的巨大教化力量所征服，只能被迫选择学习汉文化而融入汉民族，随之鲜卑族淡出了历史上的舞台。然而，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等10个民族，其民族文化的根在于《古兰经》，文化精神要体现《古兰经》的宗旨，日常生活要围绕《古兰经》。《古兰经》不仅是穆斯林民族文化的精华的体现，而且是伊斯兰教教旨的所在。为此，《古兰经》蕴含了基本的伊斯兰宗教思想，是一种伊斯兰宗教文化。对于生长在中国的穆斯林民族，不仅认同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而且更认同伊斯兰宗教文化的精神和宗旨。每年一度的开斋节和古尔邦节，穆斯林民族(男性)都会主动集中到附近的清真寺聆听阿訇的教导、学习伊斯兰的基本教义。尽管，穆斯林民族早期都必须避免与儒教的冲突以及可能被汉化的危险，但因他们既始终坚守《古兰经》，按照圣训来处理日常事务，又秉持“忠主顺君”、“争教不争国”、“救国救教”、“爱国爱教”等理念，如此不仅保持了该民族的文化属性，而且一贯认同国家并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促使其民族的政治属性同样得以保存，故而穆斯林民族在中国能够立足并有了各自民族发展的佳话。这就是为何一些民族在历史上正在崛起，而另一些民族正在消失的真正原因所在。　　民族政治属性的最集中体现是国家的创建，“只要存在没有国家的民族，民族认同的迷思(myth)就能够持续激发虔信者前赴后继，推动创建一个国家。”[62]的确，也许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政治主张并视为一种长远目标，但是，“要求立国只是许多民族主义者的一个目标，尽管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此外，他们还有其他许多目标，比如民族的统一和民族的认同”。[63]而且，对于那些已然加入既定国家并成为其组成部分的民族而言，忠诚祖国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确有意欲分裂国家的民族不仅难以获得其他民族的支持，而且往往被视为叛国者成为共同诛讨的对象。如此，假若一个民族不愿再留在原有的国度，意欲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显而易见的是，该民族与原国家的主体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已无任何政治认同可言。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讲，没有谁愿意看到国家的四分五裂。哪怕是出现分裂的微弱迹象，各民族都会想方设法去极力阻止，甚至以诉诸武力的方式维持既有的国家统一。如果，某民族试图铤而走险，必定会致使该民族尝试战争之苦，给族民们带来生命和财产的巨大灾难。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分裂为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等6个国家，不就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和生灵涂炭吗？显然，从民族本身的演进规律与一般的要求出发，化解民族问题的理想途径，就是满足民族的合理政治建国的主张，让各民族都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增进政治共识，扩大各民族认同的政治基础。譬如：今天，在中国台湾，还存在一些原始部落民族，尽管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殖民化和边缘化，但是因他们不间断地政治的诉求，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民族都走向了现代化。部落化和现代化的同时迈进，既反映了某些原始部落民族维持原有民族特性的民族认同心理的惯性，也彰显了一个民族发展的强烈政治要求。　　通观世界历史，我们发现：除了少数蓄意分离国家的分裂分子的阴谋外，族民们都希望留在既有的国家，毕竟独立建国需要冒更大的风险，并且建国后是否能够如愿以偿，更是难以预料。既然，北爱尔兰今天已经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其“族群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冲突，因为双方在合法政府问题上达不成共识”，[64]如果英国真诚地解决了所谓的政治纠纷问题，那么，北爱尔兰人就真的愿意重新并入爱尔兰或组建一个独立爱尔兰国家吗？同样，在中国，藏族真的愿意建立达赖所谓的大藏区吗？维吾尔民族真的愿意成立一个新的斯坦国家吗？之所以存在“藏独”与“疆独”，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殖民主义的历史后遗症带给帝国主义攻击社会主义中国的口实，忧虑中国的强大与崛起，想方设法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西化”和“分化”的策略。　　五、结语　　在全球化肆虐的当今时代，地方族裔主义的不断复兴，与其说是所谓血亲、血缘认同的进一步强化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多元文化的强势作用，导致地方民族通过“反思性”[65]思考，更加清晰地看到本民族的政治权利的被剥夺，所作出的一种非理性甚至极端的民族心理反应。　　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既然主体民族往往掌控着国家的政治主导权、引领着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那么，各少数民族的选择路径要么是服从现状、俯首听令，要么是奋起反抗、争夺权利。前者对应于前民族国家(或由封建王朝国家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时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奴役关系，后者对应于民族国家遭遇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所导致的地方族裔主义的复苏阶段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今天，如果主体民族仍然坚持通过限制少数民族参与政治生活的范围，剥夺应有的政治权利，那么，随着少数民族认同的政治基础的逐渐剥蚀，该民族自身的发展将受到威胁，要么退回到完全丧失政治性的族群的领域，要么只能诉诸武力斗争夺取必要的政治权利而巩固已有的民族地位。显见，妥协与抗争都是保全民族族体稳定的有效方式，其共同目标都指向政治认同这一核心要素。然而，对于国家来讲，采取强硬的措施迫使少数民族屈服能否化解可能出现的民族紧张关系呢？同样，对于少数民族而言，适当的妥协是否就意味着完全放弃政治权利的所有要求呢？都并非如此。所谓的民族认同的强化，实质上就是族裔认同的进一步加强，即族裔基础的进一步坚固，彰显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抗争既有和平的方式，即通过合理的政治权利的要求，获得必要的自治权利，重建政治基础，增强政治认同；也有武力的形式，即通过武装斗争对抗国家权威政府，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虽然前者相较于后者更加温和，如果国家不主动满足少数民族的相关权益的诉求，民族主义往往情愿铤而走险去尝试后者，冒更大的风险与国家抗争。无论是哪种途径，都意味着原有国家的国家认同遭受威胁，国家面临可能的分裂。如此的糟糕局面，又有哪些国家的民族愿意看到呢？　　所以，在国家政府积极寻求国家建设的同时，各民族也需主动着手民族建设，既可满足少数民族的必要政治权利，又可培育各民族的政治共识、文化共识与国族共识。借用罗尔斯所谓的反思性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66]理论，即通过共同协商的形式而达成非强制性的共识，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又实现了民族的权力与利益，还奠定了国家民族的基础与根底，更形塑了民族国家的权威与形象。　　无疑，民族与国家乃命运攸关的关系体。有了民族的支撑，国家才能强大；同样，强大后的国家，又成为民族发展的保障。当民族思想作为国家的必要基础时，集体的民族意志必将在国家里体现，基于此，“民族和国家构成了一个共生现象”。[67]同时，我们可以如是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把国家概念和民族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68]而将民族主义的美好愿望引向现实的唯一路径，当然是国家与民族的共同建设，从而达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局面，既确保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又促进民族的团结与繁荣。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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