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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作品赏析武王周公巡守祭山川百神。时：语助。迈：行。邦：指诸侯的国家。实：作语助。右序：皆助也。薄：甫，动。指动之以威。震叠：震动；恐惧。怀：来。柔：安。乔岳：一说高山。明昭：明见。肆：遂；故。夏：华夏。指中国。引自《轻松学诗经》http://cuixidong.下次自动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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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公谏征犬戎原文及翻译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奕世戴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
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椁，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周穆王将征伐犬戎，祭公谋父劝阻说：“不行。先王显示德行而不炫耀武力。兵力是储存起来到一定时候动用的，一动用就使人畏惧；炫耀武力就会滥用，滥用就不能使人畏惧。所以周文公的《·周颂·时迈》说：‘将兵器好好收藏，将弓箭藏在皮囊；我们君王寻求美德，施予这华夏之邦。君王定能保持天命久长。’先王对于百姓，努力端正他们的德行，使他们的性情更加宽厚；扩大他们的财源，改进他们的工具；指明利害的方向，用礼法整顿他们，使他们追求利益而避免祸害，怀念恩德而畏惧威力，所以能保证周王室世代相承，日益壮大。
从前我们先王世代做农官之长，服事虞、夏两朝。到夏朝衰落的时候，废除了农官，不再致力于农业，我们先王不窋，因而失去了官职，隐藏到戎狄中间。他仍然不敢怠慢祖业，时常称道祖先的功德，继续完成祖先留下的事业，研习祖先的训令和典章；早晚谨慎勤恳，忠实地遵守，诚恳地奉行，世代继承祖先的功德，不辱前人。到了武王，发扬前代光明的德行，再加上仁慈与温和，事奉神灵，保养百姓，莫不欢欣喜悦。商王帝辛，大为百姓所憎恶，百姓不能忍受，欣然拥戴武王，在商朝国都郊外的牧野地方作战。这不是先王致力于武力，而是为了尽力体恤百姓的痛苦，除掉他们的祸害。
先王的制度：王畿以内五百里的地方称甸服，王畿以外五百里的地方称侯服，侯服以外至卫服以内的地方称宾服，宾服以外的蛮、夷地方称要服，要服以外的戎、狄地方称荒服。甸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祖父、父亲的祭品，侯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高、曾祖的祭品，宾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祀远祖的祭品，要服地方的诸侯供给天子祭神的祭品，荒服地方的诸侯则朝见天子。祭祖父、父亲的祭品一日一次，祭高、曾祖的祭品一月一次，祭远祖的祭品一季一次，祭神的祭品一年一次，朝见天子一生一次。这是先王的遗训。
如有不逐日进贡的，天子就修省内心；有不按月进贡的，天子就修明法令；有不按季进贡的，天子就修明礼仪；有不进岁贡的，天子就修明尊卑名分；有不朝见的，天子就修明德行。这几个方面依次做到而仍有不来的，天子就修明刑法。这时就有惩罚不逐日进贡的，讨伐不按月进贡的，征讨不按季进贡的，责备不进岁贡的，晓谕不来朝见的。这时也就有惩治的法律，有攻伐的军队，有征讨的装备，有严厉谴责的命令，有用文字晓喻的文告。发布命令，公布文告，而再有不来的，天子就在德行上增强修养，不让百姓到远方去受苦。
所以近处的诸侯无不听命，远方的诸侯无不归顺。现在大毕、伯士一去世，新即位的犬戎国君就带着贡品前来朝见，天子却说：‘我一定要以不享的罪名征讨他’，并且向他炫耀武力，这样做恐怕会废弃先王的遗训，而使朝见天子之礼濒于破坏吧？我听说那犬戎国君秉性敦厚，能遵循祖先的遗德，遵守终生朝见一次之礼，专一不二，他们会有防御我们的准备的。”穆王不听，去征战犬戎，只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带回来了。从此以后，荒服地方的诸侯就不来朝见了。
①穆王:周天子，名满。康王之孙，昭王的儿子。犬戎：我国古代西方民族名，即昆戎。商朝和周朝时，在今陕西泾水渭水流域游牧。
②祭公谋父周穆王的大臣，封于祭，故叫祭公。谋父是他的字。祭（zhài），父（fǔ）。
③戢（jí）：聚集，收藏。时动：按照一定的季节行动。如春夏务家，冬于讲武。
④震:惧怕。
⑤周文公：即周公，“文”是他的谥号。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名旦，也称叔旦。
⑥载：语助词，无义。干戈：兵器名。
⑦櫜（gao）：古时收藏弓箭的袋子。这里用作动词，把弓箭收藏起来。
⑧懿德：美德。
⑨时：是，这。夏：中国。
⑩允：信，相信。王：指周武王。
⑾茂：通“懋”，勉励。德，道德。
⑿阜（fu）：大，多。
⒀乡（xiang）：所在。
⒁滋：增益，加多。
【上篇】【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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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类最新文章对于《秦誓》在何时加入，传统说法认为在孔子删《诗；但《礼记?大学》一篇却引述了《秦誓》中的大段文字；《礼记?大学》所引《秦誓》，说明《秦誓》最晚在战；如果孔安国《尚书序》不伪，则今天散于各篇篇首的《；在正史中，首次提到孔子序《书》的是《史记?孔子世；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是这样的：；《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撰焉，上
对于《秦誓》在何时加入，传统说法认为在孔子删《诗》《书》之时，《秦誓》即已在《尚书》之中。而对此质疑的观点不少，有学者甚至判断《秦誓》加入的时间可能晚至秦统一之后。判断的依据之一就是《秦誓》应为秦国官方文件，不可能在秦统一以前就以《尚书》之一的身份出现在齐鲁之地。
但《礼记?大学》一篇却引述了《秦誓》中的大段文字。按照传统观点《大学》一篇为子思所作，这样就和上述推断相矛盾。因此，如果要坚持上述判断，只能将《礼记?大学》一篇的成文时间向后推移，但《大学》一篇中又引有《楚书》，其成文时间绝不可能晚于秦焚书的。而且《大学》一篇同时又曾引用舅犯的话，其时间不应距离春秋时间很远。因此《大学》一篇成书于战国前期的子思之手应无可怀疑。
《礼记?大学》所引《秦誓》，说明《秦誓》最晚在战国早期已经在齐鲁流传。那么《秦誓》当时是否已经加入《尚书》了呢？从《大学》引用其他文献的情况看，除一处引汤《盘铭》，一处引《楚书》外，其余均出自《诗》《书》，《秦誓》当时已在《尚书》之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这仅仅是一种判断，我们仍需寻找更确凿的证据。
如果孔安国《尚书序》不伪，则今天散于各篇篇首的《书序》应也不伪。孔安国《尚书序》曾明确提到将《书序》拆开散置于各篇。《书序》向来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这给我们以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
在正史中，首次提到孔子序《书》的是《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穆），编次其事。
《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是这样的：
《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撰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对于《史记?孔子世家》中“序《书传》”之“序”，有学者认为“序”在此处未必解为“作序”之“序”，而应是“编次其事”的意思。但这样一来，“序《书传》”的“传”字就无有着落。因为，上纪唐虞，下至秦缪，仅仅是“编次其事”的话，那么说“序《书》”即可。说“序《书传》”意味着孔子是留下过一些说明文字的。而传世《尚书》中散于各篇的《书序》，司马迁在《殷本纪》中就曾引用过。可见司马迁在此处的确是在说孔子为《尚书》作序。
在前面，我们曾专门论述过孔安国《尚书序》的真实性。如果说孔安国《尚书序》为真，则一个重要的推论就是目前散于传世《尚书》各篇的《书序》亦为真（后面我们将单独根据《书序》的文字给出一个独立的证明）。而《书序》终止于《秦誓》本身，就说明了《秦誓》最晚在孔子之时已经加入《尚书》。
那么，《秦誓》是孔子所加的么？从种种迹象判断，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的。从孔安国《尚书序》有这样一段文字：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殳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
这恐怕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关孔子删诗书的文字。但孔安国距离孔子时代已有几个世纪，他的说法是否可靠仍是一个问题。而孔子是否删过诗书，《左传》倒提供了一些证据。《左传》中不仅提到了《诗经》中大量的单篇篇名，《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一节还提到了《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等集名。对照《诗经?国风》可以看出除《曹风》未提及外，其余都列出来了。而且其次序前一半和《国风》完全一致。《襄公二十九年》在《国风》以后，还提及了《小雅》、《大雅》和《颂》，其次序正是《诗经》的排列次序。而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八岁，可见当时《诗经》已经和今本《诗经》非常相似了。
《襄公四年》穆叔如晋的记载中则提到了《肆夏》、《文王》、《鹿鸣》。《肆夏》不见于《诗经》。《文王》、《鹿鸣》则是《大雅》、《小雅》中组诗的名称。可见《诗经》中《文王之什》《鹿鸣之什》这种编排结构在孔子以前就已经存在。而《肆夏》一组不见于《诗经》应可看作是孔子删诗书的一个例证。
除此以外，《左传》的一些记载也表明，今本《诗经》于孔子以前时有所不同。《宣公十二年》有：
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补浮Ｎ仪筌驳拢劣谑毕模释醣Ｖ?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
这里的“载戢干戈”见于《清R之什?r~》，“耆定尔功”见于《臣工之什?武》，“铺时绎思，我徂求定”见于《h予小子之什?l》(《诗经》作“敷r[思。我徂S求定”)，“绥万邦”见于《h予小子之什?桓》。
另外，《左传》同年(宣公十二年)稍早的荀林父救郑的记载中有：“《武》曰：?无竞惟烈。?”。而“无竞惟烈”见于《清R之什?谈》。
从上引楚王的话来看，武王克商所作的《颂》显然是有其自己的结构，并且所引的都在《周颂》中出现了。但楚王口中的武王克商之《颂》的结构和《诗经》不能完全吻合。这应该可以看作今本《诗经》是经人编辑过的证据。
《论语?为政》记载孔子对弟子所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显示今本《诗经》是经过孔子根据自己的标准筛选过的。
对于与《诗》并称的《书》，《左传》并无证据证实孔子删过诗书。但《左传》的记载明确显示，在孔子以前《书》的结构已经具备了《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等几大部分，可见《书》在孔子以前就有。但正史记载也表明孔子是《尚书》成书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孔子《书序》即是证据。那么孔子在《尚书》成书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呢？从孔子删《诗》、
笔削《春秋》(这一点可以从今本《春秋》中找出许多证据，此处不赘)的记录判断，孔子很可能也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尚书》进行筛选。
孔安国在《尚书序》中写下那段文字，当有他自己的根据。而我们今天从其他线索分析的结果可以证实孔子的确删过《诗》，并且很可能也删过《书》。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孔安国所言应属事实。
《左传》中有两处引用了《郑书》，分别为《襄公三十年》(《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和《昭公二十八年》(《郑书》有之：?恶直丑正，实蕃有徒。?)。郑国历史不长，《郑书》的出现当在春秋时期。前面我们也曾提到《礼记》中曾引《楚书》。这些新兴的“诸侯之文”是否可能混入当时的《书》呢？在春秋礼崩乐坏的时代，周王的权威下降，而各强势诸侯国的地位上升，这些“诸侯之文”混入当时的《书》是很有可能的。今本《尚书》中，《文侯之命》因与平王有关，是否算是“诸侯之文”仍有可讨论的余地。但《费誓》同《秦誓》一样，显然也属于“诸侯之文”，并且从篇序看，《费誓》有可能在春秋时期才加入(如果孔子没有对《书》的篇序进行较大的调整的话)。《费誓》《秦誓》在《尚书》中出现，似可看成是当时各种新诗、新书大量涌现加入《诗》《书》的结果。从《大学》引用《秦誓》判断，《秦誓》很可能因为和儒家价值观念相符合，而成为大量被删“诸侯之文”中幸存下来的删余作品。
十三、《禹贡》史辞与《书序》
《尚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禹贡》一篇了。这不仅因为《禹贡》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农学和地理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因为顾颉刚先生曾对《禹贡》作过大量细致分析，揭示了传世《禹贡》成书过程中的部分真相。也因此促成了对《禹贡》成文过程从多种角度的深入研究。
《禹贡》在伏生二十八篇中就已出现，其真实性应无可置疑。《史记?夏本纪》中有大段文字源于《禹贡》，几乎覆盖全篇。这也说明，在司马迁时代就已存在和传世《禹贡》文字类似的版本。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司马迁亦从安国问古文。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据此判断，司马迁所参照的很可能是《古文尚书》。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因此《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在共有的二十八篇中，相差不大。文字相异加上脱字约八百余字，占全部二十八篇约一万七千五百余字的百分之四、五。当然，从前面诸篇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差异之所以很小乃是孔安国在补缀过程中参较了伏生本的缘故。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可判断《禹贡》传世文本和汉初伏生本文字上差别不大。
但先秦时代的《禹贡》就是今天这样的模样么？我们知道无论伏生本还是孔壁本都曾经壁藏，《禹贡》文本有所破损是极有可能的，但伏生和孔安国在修复时，除了可能造成部分文字缺讹以外，他们有没有可能出过其他差错呢？
问题的起因在于东汉马融、郑玄所注的《书序》中曾提到古文虞夏书中有《九共》一篇。据清人所辑的版本，伏生在《尚书大传》中说：“《九共》以诸侯来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恶，人民好恶，为之贡赋、政教。”对照今本《禹贡》的内容，可以发现《禹贡》前三分之一的
九州部分其内容和《尚书大传》所说恰好吻合。换句话说，按伏生的说法，《九共》的内容和《禹贡》九州部分内容相同。但《尚书》中不可能有不同的两篇同时叙述“诸侯来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恶，人民好恶，为之贡赋、政教”的。一个很自然的猜测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禹贡》会不会原来被称为《九共》呢？按“共”“贡”相通，《九共》也可解作“九州之贡”。对此，王世舜先生就判断马融、郑玄所提及的《九共》应为《禹贡》九州部分，并可能是独立成篇的(王世舜：《略论〈尚书〉的整理与研究》，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
但这是一个令人将信将疑的结果。单凭清人所辑《尚书大传》中的只言片语，就得出这一重大结论，难免给人以不可靠的感觉。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将视线转向《书序》时，却发现那里面的确别有洞天。
按照孔安国自己在《尚书序》中所述，孔安国将本来是单独成篇的《书序》拆散，分别加到各篇的篇首。目的是使解释各篇“作意”的《书序》和各篇更近，这样可以更方便理解。
今本《禹贡》的篇首是这样开头的：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前人曾经指出，《禹贡》首尾的文字是后来史官的“史辞”。宋?傅寅《禹贡说断》卷一曾引张氏(可能是张九成)语云：“此一篇以为史官所记邪？而其间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窃意?禹敷土，随山X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辞也。”但《禹贡》“史辞”并非孔子《书序》。孔子《书序》的惯例要提到所作篇名，唯一例外是《仲虺之诰》，但也提到“仲虺作诰”。而《禹贡》史辞显然不合此例。据此判断，《禹贡》一篇很有可能是没有《书序》的。但《禹贡》在伏生本中就有，其真实性无可怀疑。这很自然地令我们猜测孔安国在将单独成篇的《书序》分散到各篇时，可能出了什么差错。
然而在《舜典》的后面，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和《书序》同一格式的文字：
帝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饫》。
这段文字是《九共》的《书序》应无异议。仔细对照《禹贡》“史辞”和《九共》的《书序》，可以发现“帝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和“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之间有很直接的渊源关系。这种吻合绝非巧合，恰恰是今本《禹贡》九州部分原来就是《九共》的直接证据。
那么《九共》的《书序》中提到的《汩作》、《饫》又是什么呢？“汩”字的本义作治水、疏通解；《说文》有：“汩，治水也。”《国语?周语》也有：“决汩九川”。可见《汩作》一篇很可能与治水有关。巧合的是，今本《禹贡》中间三分之一的九山九川部分所述的正是山川疏导，与《汩作》篇名暗合。而“”字本义为禾秆（《说文》：“，秆也。”），“饫”字本义为吃饱(《广雅》：饫，饱也，厌也。)，但也可表示肥美之物，如“饫肥鲜者”(刘基《卖柑者言》)。这样，《饫》也可以解释为甸服以内所纳的贡物，换句话说，《饫》也可以和《禹贡》后三分之一的五服部分联系起来。从这些迹象判断，今本《禹贡》是将先秦《汩作》、《九共》、《饫》三篇合并而成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从篇幅上看，今本《禹贡》约一千二百余字，约为今文二十八篇平均字数的一倍，在《尚书》中可算宏篇巨制(王世舜：《略论〈尚书〉的整
理与研究》)。如果《禹贡》是三篇合并而成，这一现象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似可判断，在伏生从壁藏中收拾残简时，《尚书》部分残篇的篇名与分界已不可分辨，结果造成《汩作》、《九共》、《饫》三篇被意外合并为一篇。到了孔安国补缀的时候，因为《禹贡》一篇在今文经中已经确定，当然不敢贸然改动。况且孔安国从孔壁所得的《禹贡》残简，很可能比伏生本更为残破，这样孔安国只有增补的可能，显然不会对今文《禹贡》作分篇这样大规模的改动。当孔安国将《书序》拆散分至各篇时，当然也不会将《九共》的《书序》归为《禹贡》，只能附于《舜典》之后备考了。这里，我们看到了和《汤誓》类似的另一个例子，即《今文尚书》整理中的错误，直接影响到了《古文尚书》的整理。
在这里我们要指出，《九共》的《书序》与《禹贡》“史辞”的渊源关系，不仅证实了《禹贡》为《汩作》、《九共》、《饫》三篇合成这一推断，同时也证实了《书序》本身的真实性。因为，如果《书序》是伪造的话，那么《九共》之《书序》源自《禹贡》“史辞”的事实，说明伪造者是知道《九共》之《书序》和《禹贡》的关系的，但那样就不会将其附于《舜典》之后，而应将其置于《禹贡》篇首。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书序》只能为真。应该注意到，这一证明过程是完全独立于孔安国《尚书序》的。可见传世《书序》除经孔安国补缀以外，应为孔子所作。而这一结论的一个直接推论就是：《禹贡》成文的时间必定在孔子之前。
十四、再探《书序》兼议《尚书》篇数
前面已经证明了《书序》的真实性，但这并不表示今天我们看到的《书序》就是先秦原貌。前面已经指出《咸有一德》一篇在先秦应为《尹诰》，可见今《书序》中的“伊尹作《咸有一德》”应为孔安国所补。《史记?殷本纪》中将“伊尹作咸有一德”列于“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与“咎单作明居”之间，为此《索隐》提出疑问：“尚书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时，太史公记之於斯，谓成汤之日，其言又失次序。”司马迁的上述文字显然来自“从安国问古文”的结果，这说明当时“伊尹作《咸有一德》”应在《汤诰》与《明居》之间。但《书序》初出孔壁时本为单独的一篇，不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篇序。结合《咸有一德》文字在《礼记?缁衣》(以及郭店楚简本)中被称为引之《尹诰》，可以判断《咸有一德》在今本《尚书》和《殷本纪》中的不同位置，说明孔安国自己也曾经不清楚《咸有一德》究竟应放何处。
《咸有一德》篇名为孔安国所拟，那么初出孔壁还是单独成篇的《书序》中就必然无此篇序。如果继续将《书序》单列，显然在当时会造成许多争议。但如果直接修改《书序》，孔安国未必会接受这一方案。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孔安国当初将《书序》拆散分至各篇的真正目的：尽可能避免其他人对他的修补工作提出质疑。
这样一来，虽然我们可以判断我们今天所见的《书序》基本不伪，但我们仍无法保证现在位于各篇之首的文字均出自先秦版本。从“伊尹作《咸有一德》”一条只字不提成文背景这一情况判断，我们似乎可以假设孔安国在补拟《书序》时，还是相当谨慎的。而现存各篇篇首文字中，仅有少数几篇未提成文背景，它们分别是《咸有一德》、《明居》、《无逸》、《立政》。造成无一字提及成文背景的原因可能有三种：先秦版本原文如此；有关成文背景的文字在壁藏中遭残损；该条文字为孔安国所补。从《书序》的体例及其原本单独成篇的事实判断，第一种情况可能性不大。仅仅提及某篇为谁所作，而不提成文背景，在单独成篇的《书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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