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财贵读经教育合理吗教授的子女

王财贵先生回应质疑:心忧?何求?——敬答刘勇先生
转载者的话:
  经典诵读工程影响深远,王财贵教授是全球儿童读经教育首倡者,值得赞叹!读经的结果有好有坏本很正常,参与者宜自己多反省,任何托付心态均不会有好结果,不仅仅是诵读经典。教育首先是家庭的责任!有批评不是坏事,只是批评发心要正,对事不对人为宜。
  附上正方、反方的答辩文字,请诸君自己裁定。
  刘欣堂
  日  
  【王财贵】心忧?何求?——敬答刘勇先生  
  心忧?何求?——敬答刘勇先生
  作者:王财贵
  来源:作者惠赐
  原刊:深圳商报&
  作者简介:王财贵,男,民国三十八年(西历一九四九年)生,台湾省台南县山上乡人。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曾师事掌牧民先生、王恺和先生、牟宗三先生。历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师,鹅湖月刊社主编、社长,台中师范学院语教系教授、华山书院院长、台湾汉学教育协会理事长。全球儿童读经教育首倡者。
  【按:6月9日《深圳商报》刊登王财贵先生文章《心忧?何求?——敬答刘勇先生》,以答覆5月30日刘勇先生《揭开王财贵追随者之虚伪面纱》一文。】
  《深圳商报》于5月30日刊出刘勇先生《揭开王财贵追随者之虚伪面纱》一文,为儿童教育苦思焦虑,提醒家长要有眼光,呼吁教师要有良心,深怕有一孩子不得善教,不能善成。见得作者对人生对社会之悲悯,对教育对文化之关怀,令人赞叹,令我动容。我不禁想:如果像刘先生这样有学问又有热诚关心教育之仁贤,出来从事读经推广或读经教学,真是国家教育之大幸,天下学子之厚福也。
  我推广读经教育二十年以来,没有别的想法,只是一心想要让中国近百年来的教育,甚至让西方近两三百年来的教育,回归其本质,也就是回归到人性之常。
  要在客观的教育理论上回归本质、回归人性是比较容易的,但这种理论,如果是逆反于所谓“体制的”,逆反于所谓“世界潮流的”,则要把此种理论推出去,让一般人接受,我早就知道一定会有相当大的困难。尤其是要让一些学已有成心有定见的“学者专家”接受,更是难上加难。至于要把它在教育现场实践出来,比起理论的推广来说,我倒认为是相对容易的。意思就是:只要理论通了,也就是合情合理了,依理实践,是比较没问题的──因为教育的现况到处有问题,不只是某种教育理论才有困难,而读经教育在实践上的困难至少不会比别的教育理论之实践更大──吾人这样说,不是闭着眼睛不负责任不管现实的困难,而是认为教育这件事,最首要的是要问理论是否合理,理论合理了,再一步步去解决现实的问题,现实便能渐渐妥当。如果连理论都未能自洽,现实的困难是永远层出不穷夹缠不尽的。
  据我对刘勇先生大文粗浅的体会,主要有几点意思:第一,读经教育只教人读经,没有教人理解经义。第二,读经的教材只用原文,没有注解,学生无从了解经义。第三,读经教育因陋就简,教师无才无学,“乱搞一气”。第四,读经推广者说让孩子读原典,可以深种善根终身受用,是“高明”的“鼓动诱惑”。第五,读经私塾学堂不良的问题甚多,但消息被压制,王财贵也一语不发,是不负责任的。第六,总结地说,有许多读经的家长痛心疾首,作者是“为那些被耽误了的孩子们深深叹惋”。
  以上所指出的读经之种种缺陷,大体是在“了解文义”上着眼,在我看来,这是现实上的担忧。其实与我和所有推广读经的朋友以教育培养人才的理念,并没有真正的冲突,那表面的不同是可以化解的。在此中国文化满目疮痍的时代,我等孤臣孽子相扶相持都来不及,何苦相诽相诮?我想,只要刘先生深入了解读经理论和读经的教学现况,就不会有这些担忧了。
  从文章之多方指点看,若说刘先生对读经理念及读经界情况不了解,似乎不妥。但所注目的观点,集中在“只读经,都不理解,怎么成才”的问题上,若说刘先生对读经理念及读经界实情有深入的了解,又好似未足。
  吾人建立读经教育理论,最首要的工作就是要解破“懂不懂”的迷思。科技教育以懂为唯一标准,其他学问不必以懂为唯一标准。很明显的,我们定位读经,是为智慧和文化打基础,智慧和文化,其性质不同于科技,而且读经教育的对象又是以儿童为主。儿童的解力及人生经验不足,但他们的记忆力和酝酿能力特强,所以世界上各大重要文明的传统语文基础教育,都以记诵为主,不以理解为主。而若要记诵,则记诵经典更具有文化智慧的价值。所以吾人的主张,是应合教育本质和人性发展规律的。即使是成人,他想增进语文能力和人文素养,一反体制学校边读边解的模式,先将经典原著读熟,再求解释,仍不失为一个简捷方便而有效的途径。
  当今世界教育的主流(中国因之亦为主流)不仅对成人强调理解,对儿童也强调理解。在科技教育上,为了顺应儿童的理解力,从2加2等于4学起,是合理的;但若认为语文也要顺应其理解力,从猫猫狗狗花花草草教起,则人生记忆和酝酿的黄金时期就被浪费了。而语文是一切学习的基础,语文能力孱弱,其他科目的学习也提不起来。此百年来中国的儿童教育“少慢差费”,国民的语文能力和文化教养日渐滑坡之主因也。吾人推广读经,泰半是针对此一教育盲点而发。
  当然,所谓“学以致用”,读书的目的在于解义与运用,这是人们很容易想到而且固执不化的观念,刘先生特别强调读经必须解经,此无足怪。但这么深的经典,不知如何向理解力未开的儿童作讲?于是,当前社会上的读经教学,分成两类,一是坚持“读经”,从论语入手,只读不讲,一是转为“国学”,从蒙学入手,边读边解。从蒙学入手者,一面可以走出猫狗花草之浅俗,又可立竿见影地收到理解之效,两面皆可满足,所谓“兼顾”也。
  “兼顾”,本是一种聪明的选择。但兼顾可有两种方式,一者跟进,一者搁置。跟进者,一面读经,一面解经;搁置者,先读,再解。读书当然要解,现在就只差先解后解而已。我固然不反对跟进法,但倾向于搁置法,以十三岁为界,建议十三岁以前以读背为主,十三岁以后以理解为主——说“为主”,是一种本末主次的考虑,不是截然的去取。
  到底是跟进法好,还是搁置法好?是很难遽下论断的。但如果我们把心放平想来,把眼光放远看去,识得人生百年成长的规律,老天既然安排人类先发展记忆力再发展理解力,记忆是有时限的,而理解是可以一辈子的。故小时候记多记少,对一生的发展,影响重大;而一时的理解不理解,实在不必太过着急。所以,我宁可推广搁置法。
  读经,是以一点带动全面、一元带动多元的教育,不全是为了所谓“经学”。我推广读经,非一两年所,乃已二十年,前期业余的少量读经的儿童,或已长大。据我所见,他们长大了,有幸遇上解经的老师,便很得老师的喜爱。如果不幸没能遇上,他们的语文程度和其他功课也都有特出的表现。直到近五六年,才有较具规模的读经私塾出现。那些全日大量读经的孩子,表面看来,似乎只会背书;但若读经一两年,回到体制,其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很快就有超前的表现。若到书院,据去年十月十五日我所主持的“文礼书院”开学以来的观察,原来只是背了许多书的青少年,我要他们从论语解起,给他们《四书集注》、《论语集释》、《论语新解》等古今注书,让他们自行移注解读,他们兴致勃勃;让他们习古琴、练书法,他们也兴致勃勃;教他们文字学、训诂学、逻辑学、中国哲学、西洋哲学,他们同样兴致勃勃。
  对于一个把几部经典都读到肚子里去的孩子,解经的工作是简单又有趣的事,基本上是不用教的。如有经师在座,也是“备问”而已,不必一一讲授也。我估计这些书院的学生,一两年之后,解读古籍的能力必远远超过一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一个人只愁所背经典不多,经典背多了,想解经,有何难哉?所以一方面我既悔恨年幼时期,没有人教我咿哑读经,另一方面我又很高兴,因为我看到文化复兴的希望。我怎敢不勉力以教下一代赶快咿哑读经呢?
  曾经有许多人问我,何以这么努力推广儿童读经,是不是我小时受了读经之益?我说不是,正好相反。我是因为后悔自己小时没读经,长大后学无所成,我期待下一代比我好,所以孜孜而不倦。从这里,可以推知那些反对儿童读经的人,可能是认为自己虽然小时没读经,但长大也有相当的成就,一个人如果满足于他的成就,当然就不屑于让儿童读经了。遇到这种人,我都想跟他说:“如果你小时多读些经,现在的成就当不止于此。”历史不可重演,这种推断不能实验,只好见仁见智了。
  再落实来说,如果一面读经,一面解经,岂不甚好?但这是不现实的。首先,当今天下被认为堪当解经的人,寥寥无几;其次,那些堪当经师的人,都是皇皇学者,谁肯屈身来教幼童?所以我说那些阿猫阿狗的老师也可以来教幼童。他们虽然不能解经,但如果只是让学生“小和尚念经”,他们就能教。而这样教,正是为那些可以讲经的学者培育了好苗子。我奉劝像刘先生那样有才有学之人,接手去做第二阶段之培育,不要袖手旁观,专责读经教师无才无学也。
  敬请体谅那些读经教师,相信他们也是有良心的人,他们正为国学之兴复挥其血汗耗其生命。有才有学能文能诗可以解经传道的学者,安居于书斋,填词作赋,自许自得之余,何忍苛责那些读经老师?那些读经老师岂是故意没学问?岂是故意误人子弟?他们无学无才,那是时代造成,不是他们的罪过啊。
  若说“无才无学,应该回家读几年书,等到有才有学了,再出来教。”这是没有良心的话,说这种话的人,其心态或许跟胡适之不同,但识见却如出一辙。胡适之在九十几年前,就有《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的文章,说:父母和老师都不懂经典,怎敢说要读经?而且自己都不懂了,还想教儿童读经,岂不是自欺欺人?胡适之的这种议论是有漏洞的,因为照他的说法,不懂经典,就不可以读经;也不可以教读经,那不知何时才能懂?不知何时才能教?于是只好永远不读,永远不教了。当然胡适之的目的是要摧毁国人读经的风气,好让中国人及早忘了自己的文化,刘先生或许并无此意,但依刘先生说不懂经典的人就不能教读经,其摧毁文化的效果是一样的。等待这些老师有才有学了,才出来教读经,那些可读经的儿童都老了,又耽误了一两代人了。
  故为今之计,一来应劝开学堂者慎选教师,以有学有才的老师为优先。二来应劝所有已经在教读经的老师加紧自修。但这两层意思,谁人不知,谁人不愿?我在做读经教师培训的时候,都再三呼吁,再三期待。但若一时间不能尽善,那是孟子所谓“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的事啊!
  人间有两件事不能等,孝亲是不能等的,再等,就来不及了;教育是不能等的,再等,就来不及了。何况文化教育已经断层百年,现在是在废墟中重兴教育与文化。这些读经老师,是迫不得已,必须立即上线。请给予这些成长中的读经老师,一些时间,一些帮助,一些鼓励吧。有学问有才华的人们,是否可以以你们的悲悯之心,体谅当下人间之困苦,时代之不幸,应责备有才有学的人不出来教读经,而不是责备那些无才无学的人教读经。
  但即使有才有学的人出来教读经了,希望他们也尽量只教儿童背诵,不急着讲解。我不是因为今日的阿猫阿狗没学问,才因陋就简只说读经而不强调解经,此中实有对人性的另一层体会,有教育哲理的另一层深意,唯天下之定静者思之识之。
  至于我在所编的读经教材出版说明中,清楚交待所依的版本,刘先生指责说这是“贪前人之功以为己功”。此指责令我不解,我认为交待了才表示不贪功,不知刘先生是何逻辑?又说我“推脱责任”、“高高在上”、“不辨贤愚,广收信众”,并总结为“外行看似谦恭有礼,内行看起却是极度虚伪乡愿”,因涉及人身攻击,非诚意之讨论,不遑作答。
  作者惠赐儒家网发表
  责任编辑:葛灿灿  
  也来谈谈阿猫阿狗:观“揭开王财贵教授追随者之虚伪面具”一文有感
  文/方哲萱  
  作者简介:方哲萱,女,西历一九八一年出生于天津,江蘇常州人。南开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读经》杂志主编、苏州乐谦学堂创办人之一,王财贵读经教育推广中心高级讲师。曾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快报》、中国音乐网、《伊秀》杂志等媒体担任记者、编辑。二〇〇三年起,致力于华夏礼乐衣冠复兴与研究,组织第一次全国性汉服活动,多次策划参与释奠礼、祭礼、冠笄礼、士昏(婚)礼等礼仪项目。以网名“天涯在小楼”撰写的文章,被公认为复兴推广中的利器而广为转载。
  今天有友人发来深圳商报上发表的一篇大文,文中批评王教授推广读经教育中的三点严重问题:一是只倡导读经而不负责后果;二是只倡读经,不倡讲解;三是不择师资,阿猫阿狗都可以教人。
  王教授及其追随者这样被批评不是第一次,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文中所提出的三点问题,事实上曾经辩论过多次,有过诸多往复,是毋需再辩了,辩下去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结果。不过友人说此文引起热议,要我一定写篇文章回应,以免以讹传讹,引起不必要的困惑。
  我看了一下文章后面的评论,有些网友觉得有争议未必是坏事,观作者之意并非否定读经,而是希望其更健康有序进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由此可见,关注读经教育的网友越来越理性温和,这是好事。读经教育的实践者们,据我常年观察,亦很愿意虚心接纳好的建议,但择善而固执,也并非就一定是不负责任。
  我的观点是,可以批评,但最好不要人身攻击,硬把王教授及其追随者都想象成虚伪、阴柔、谋名谋利之人,实在过分了点。
  如今教孩子读经的家长老师,固然多阿猫阿狗之辈,但在我看来,他们也都是谦虚好学之士,因自知学养不够,而发愿陪伴孩子一同成长,弥补自身不足,在不断提升个人修养。
  我曾在一次读经教育的研讨会上听一位来自河南偏远小城的幼儿园园长的分享,她说八年前听说可以让孩子读经典、学习传统文化,觉得好,就在幼儿园的一两百个孩子中间做起来,读什么?《弟子规》,读过背过,孩子果然有变化,懂事了,认字了,她很高兴,这一做就是七年。一年前,又有友人和她说,只读《弟子规》不够,可以读一读《论语》。她懵了,《论语》是什么,听都没听过,赶紧找来看,原来是孔子的语录。虽然不知道论语,但对孔子有一份敬意,她翻开读一读,觉得真好,就想,哎呀,以前七年耽误孩子了,赶紧让孩子读起《论语》。她反复说,要是早知道读论语就好了,那么多年,那么多孩子,是我耽误他们了,以后,我可不能再耽误孩子,所以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学习,要提升自己的素养。
  她说得淳朴自然,在场的很多老师都潸然泪下。在有些人看来,这大概又是一个被王财贵洗脑的阿猫阿狗,这样的老师能教出来什么好孩子?或许吧,但做人大可不必如此尖酸刻薄,一个人连论语都没听说过,并不是她个人的错。虽然不是她个人的错,她却愿意把这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这不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吗?孟子曾赞叹禹稷“人溺己溺人饥己饥”,那些有学问的大人先生,难道此时不该多一点悲悯、多一点自责吗?
  后来我了解到,这位其貌不扬的园长妈妈,她的儿子已经本科毕业,如今在美国的高等学府深造,自从知道要读论语,她也寄了一本给儿子,并鼓励他回国参加论语一百夏令营。因为从小读了弟子规,儿子很孝顺,也和妈妈很亲近,所以完全没有排斥的接受了,这让她觉得欣慰。
  有的时候,教育的本质不是技术,而是心。我们固然不能说这位阿猫阿狗妈妈把儿子培养到美国读大学就是成功,但总比一些有素质有品位的精英父母把儿子培养成阶下囚要来得强很多。
  又有人会说,我不是看不起阿猫阿狗,而是希望读经教师不仅仅停留在阿猫阿狗的阶段。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是颐指气使,伤人不浅。有哪位读经老师愿意做阿猫阿狗呢?难道他们真的只是愚昧的被人牵着走不愿独立思考自我成长吗?为什么王教授说阿猫阿狗就让人觉得可以接受很亲切很温暖,有些人说,就会让人浑身感觉不舒服好像受到了心理伤害?
  其实,王教授是深深把握了教育的心法,他尊重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愿意为文化担当,愿意为孩子付出的人,他调侃说,阿猫阿狗都可以教读经,那背里的涵义,一方面固然是指出教育的真谛与庄严,另一方面,实在是一种深深的信任,对人的喷薄欲出追求生命充实饱满刚健光辉的光明之性的肯认。
  钱穆先生曾经引用“丁龙讲座”的故事,丁龙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普通中国农民,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当他作为劳工来到美国,却凭借世代相传的诚信忠恕的品格,感动了他的主人,他临死前,把一生积蓄捐给哥伦比亚大学,在主人的促成下,建立东亚汉学系“丁龙讲座”,传播汉文化。在那前后,胡适之先生亦带着深厚的汉学功底以高贵的身份留学到了美国,但是,他不仅没有在美国传播汉文化,进而回到祖国,全盘打倒中国文化,带来了百年浩劫。可见,阿猫阿狗有时还更有点人样。
  贫民教育家武训,自幼深受文盲之苦,立志兴办义学。因自己条件所限,只能行乞捐学,以自己乞讨三十年一点一滴的财资,购田230亩,创办义塾。没有老师,就去进士举人家跪求任教,没有学生,就挨家挨户跪求乡人送其子弟入学。后来唐君毅先生在其“孔子与人格世界”一文中,赞武训为圣贤,他说“乞丐乃一绝对之空无所有者。然而武训,即从其自身原是空无所有之自觉,而绝对忘我,再不求为其自身而有所有。他即直接体现了无限的精神。然而他自身虽已一切不要,但是他知道人们仍要知识,要受教育。于是他依其自身之绝对忘我,以使他人之得受教育,成就其自我而办学校。”
  唐先生又写到:“圣贤之人格之精神之所以伟大,主要见于其绝对忘我,而体现一无限之精神。故一切圣贤,皆注定为一切有向上精神之人所崇拜......世间一切有抱负、有灵感、有气魄、有才情、有担当之事业家、天才、英雄、豪杰之人们,在圣贤之前,亦总要自觉渺小,低头礼拜。人们未尝不自知其长处,可以震荡一世,圣贤们或根本莫有。如武训之为乞丐,更是什么亦莫有。但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对他们都用不上。对于我们人们所要求所有之一切,他们都可不要。于是我们在他们之前,便觉我们之一切所有,由富贵功名、妻室儿女,到我们之一切抱负、灵感、气魄、担当,皆成为「莫有」。”
  为什么兴办教育的是武训这样的阿猫阿狗,而不是那些有学问有身份的进士、举人?今天,我们这些教孩子读经的阿猫阿狗,如果求有学问有知识会引经据典博古论今的精英们来教我们的孩子,你来吗?道听途说一段传闻,而忽觉义愤填膺,心血来潮的发一顿评论是容易的。踏踏实实日复一日陪伴孩子度过平平常常的读书生活是艰难的。做文人容易,做圣贤难啊!
  “怎么可以让阿猫阿狗来教读经?”这一句话说得多么轻松多么义正词严,可连阿猫阿狗都要来教读经,这背后又是中华民族多么沉痛的一段血泪史。难道说这话的人,就真的不是阿猫阿狗吗?如果你真的不是,就请站出来,去老老实实的教一批孩子,扭转这个时代的局面。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如果你真的是君子,就不要怕阿猫阿狗,也不需再埋怨阿猫阿狗了。
  或许有人又要说,如果教读经的阿猫阿狗真是这样,那也算了,但他们确实把孩子教坏了,出问题了。
  我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案例,所以真是无从辩驳了。但还是引用一个故事来表达我的观点——
  耶稣传道期间,法赛利人不承认耶稣就是救世主,处处设法刁难。一次他们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妓女带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这是法赛利人对耶稣设的一个陷阱——如果耶稣说砸死这妇人,马上就触犯了罗马政府不可处死他人的法律;若耶稣说不用石头砸死她,就背弃了摩西的律法。没想到,耶稣只说了一句话,事态就急转直下,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错的,谁就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她。”法赛利人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或许真有阿猫阿狗把孩子教坏了,不过,那些看似维护正义的人,你们谁能保证不把孩子教坏的,谁就可以第一个拿起攻击的石头。不然,请你多一丝宽容。
  本来,如果真的有孩子因为读经而出了问题了,一定不是老师的主观故意,而遇到这种事情,谁不难过呢?但我们是因此就要攻击读经的推广和实践者,说他们虚伪冷漠,还是应该找出问题所在,协助解决呢?
  更何况:第一,读经是不是一定会出问题,是不可以一概而论的,至少我们看到的大多数读经孩子,都是积极向上心态健康的;第二,孩子是否出现问题,不可以一时一事而下断论,教育是长远的事,关乎一生;第三,出了问题,是否一定就是读经方法或师资不够导致的,还是有其他更多的可能性,更值得深思。
  像原文那样评论读经教育,好像读经的孩子都出现了问题,不可逆转,令人痛心疾首,必须大批特批,置其于死地而后快,这种态度本身就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我探访读经教育多年,从冷眼旁观到深入其中,所见不可谓不丰。读经教育比起一般教育来讲,固然收效甚大,但也必须承认,读经的效果的确不是百分之百的,要达到好的效果,需要许多条件具足,不仅是师资问题。而在当今时代下,要具足这些条件是比较困难的。事实上,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用任何的教育理念,教育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一举成功,不出现一点问题的。这是人间的无奈,这是客观的事实,而不是给了你扛着大旗攻击读经推广者老师们的理由。
  人是很容易片面看待事件的,如很多人认为西方教育好,就忽略掉西方教育也有其不够的一面,如大家都看到体制应试教育的弊端,就会无视其有意义的一面。同样的,有些人一下子接触读经,尝到甜头,一味认真做去,并不发现操作也会有失误的一面,而另一些人则看到读经教育的一点点问题,就无限放大,深感忧虑,仿佛真的危机四伏。像这些都是不理性的体现。我们该做的,并不是互相攻伐谩骂争辩,而是都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勉励自己做个理性的人,理性包括有探寻事件本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懂得体谅和宽恕他人。
  如果大家都能理性下来,那么即使教育中出现一些问题,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相反,则无事也变作有事了,那才是真正令人痛心疾首之所在。
  至于说王教授只管宣导不负责任,更是奇怪的言论。他该如何去负责任呢?其实,十余年来不断面临这样的攻击批判,依然不变初衷念兹在兹的推广,且对所有的质疑都无数次给予过回复,至今已积累逾百万字,已是他能负的最大责任了。奈何攻击者往往只是为了打倒而打倒,寻章摘句出王教授几句似有漏洞的话,就沾沾自喜,自以为发现了命门。而那上百万的谆谆之言,是没耐心去看的。
  本文不想对原文所提的问题一一回应,因为那都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我只想指出一些人看待问题的误区。王教授所提出的教育理论境界较高,近乎于“无招胜有招”“无为而无不为”,并非人人易懂,人人可用。王教授也每于宣导之后提醒听众,此法只供有大信心和各方面条件具足的父母参考,不可轻试。他能负的责任也就到此了,剩下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该为自己也负一点责任?
  阿猫阿狗,是这个时代的清醒者用来自我解嘲之语,用词虽显得荒诞不经,其实内在有一种相当悲壮与崇高的意味,读不懂这一层的人们,请收起你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的态度,请收回那些冷酷的指责的字眼。毕竟,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同吃同睡,共同读书生活着的,是这些阿猫阿狗,每天真真实实体验着这些孩子的喜怒哀乐的,是这些阿猫阿狗,当孩子哭了笑了爱了痛了,会同着一起哭哭笑笑悲悲喜喜的,是他们,当孩子长大了,会感激会爱戴抑或会埋怨的对象,还是他们。为了陪伴孩子成长,他们中的很多人抛却着自己的青春,远离繁华和热闹,他们甚至没有时间逛街购物,也没有时间上网聊天,更没有精力去为攻击他们的言论开脱辩解。他们不一定很伟大,事事都做到完美,但他们活的很坦然很踏实,真正在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空想要保护他们纯净心灵的,真正在为这个时代做担当的,是他们!
  如果不能加入他们、理解他们、协助他们、尊重他们,你可以做到的,是保持沉默!
  附录:揭开王财贵追随者之虚伪面纱(刘勇)  
  揭开王财贵追随者之虚伪面纱
  作者:刘勇
  来源:深圳商报
  王财贵副教授不遗余力推广读经,首重提倡是量的积累,读一百遍《论语》,背三十万字经典。师资层面上,却不断以“因陋就简”为借口,推脱责任,以至阿猫阿狗都能成为学堂的堂主、山长。既无经师、也无人师,乱搞一气。其中的弊端,一些读经的朋友曾与我详谈,说起来真是痛心疾首,为那些被耽误了的孩子们深深叹惋。
  为此,我曾以博文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浅见,引来一些王财贵的追随者的辩论、发言。这些人发言的要点如出一辙,总的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王财贵只是倡导读经、发表演讲,有人信而追随,结果是好是坏,王不必负责任;二是先读一百遍《论语》白文,直接与圣贤会通,年深日久,自然心有所得,然后再进行讲解、读注;三是为了推广,又为现实所限,师资不能不因陋就简。
  第一个问题,即是诡辩,强词夺理。王财贵推广读经,以复兴儒家文化为己任,绝大部分的读经学校、私塾、学堂也接受其教学理念,都是采取其编撰的课本,王财贵成为读经运动的精神支持,已经是既成之事实,不容否认。因此,王财贵本人应该坦然承担一切的是非毁誉,直面读经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而不是高高在上,说着超然的话语,作出一副一切事不关己的形象。读经学校、学堂、私塾内部以及家长中间有许多不同之声音,只是被压制,人们看见的、听到只是好的,不好之处,甚少人知道。对此,王财贵并无一语及之,是很不负责任之做法。
  第三个问题,涉及师资。要知道,圣人门墙亦有三尺,王财贵为推广,不辨贤愚,广收信众,阿猫阿狗出其门,吾是以知士之所以不至也。时至今日,读经依然成不了气候,因为其中确乎缺乏君子之人。
  最能惑人耳目的,是第二个问题,让孩子直接与圣人对话,直接聆听圣人之教诲,善根深种,于成长过程中深有体会,生命圆满。何等高明的期许!何等有鼓动性诱惑性的话语!可是,读的却不是《四书章句集注》、不是《论语集解》、不是《论语正义》,而是王财贵编的注音本。呜呼哀哉!
  秦火之后,《论语》有鲁论、齐论,汉代又从孔子旧宅壁中出土古文论语。三国魏国何晏作了《论语集解》,唐代陆德明作了《经典释文》(含有《论语》释文),宋朝刑昺为何晏的集解作疏,朱子穷尽半生精力作了《四书章句集注》,其后清人刘宝楠有《论语正义》、程树德有《论语集释》,近人的注释更多,不能一一列举。可见,《论语》是在列代前贤的努力下,才得以保存、流传,寻坠绪之微茫,正应立足于先贤的功业之上。王财贵在编定注音本时,也是采用古本,“系列所采用的版本大体是通用的古本,如‘四书’用朱熹集注本,《老子》用《四部备要》明华亭张氏本,《庄子》用郭庆藩集释本。”贪前人之功为己功。
  古代之书,没有今天通行的标点,学者读书,往往以朱笔圈点句读,所以也特重章句之学。此人与彼人所断之句,有可能存在不同。朱子于“四书”上花费了半生之精力,分章别句,收集整理前人之解释,并加以己意。除去集解不说,章句上也是体现了朱子之苦心思虑及思想体系。读朱子之章句,也即是从朱子上接孔子。王财贵抺去了这一层意义不讲,而直接说让孩子上接孔子之心,岂不是欺天下人以遂己意。王财贵在序文中还说:“但举凡这些版本及注音的选择,只供教者、学者参考,不必以为‘定本’。我认为‘读’最重要,版本及注音的琐碎异同不必太过计较,如唐诗就无定本可寻,但不妨碍它广为流传。”此种论调,证明了王财贵观念中文字是靠不住的,抺杀了先贤传经之功,岂不知一字音义之差,可能会造谬种流传。刚逝世不久的前辈学者吴小如曾说:“治文学者宜通小学。”字音字形都很可能存在错误的本子,又怎能拿出来供人学习,作为教材?要以此直接圣人之心,简直是难于上青天。所以,真的想要上接圣人之门,倒不如直接用《四书章句集注》为好,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书,应该扔进垃圾堆。
  读经,甚至是传统之学术,方便之门不是不可以开,但某些底线,我认为还是应该谨守,因为如果突破了这条底线,则不再是传统之学,而是某些人谋名谋利之工具。永远将自己说成是弱势之一方,逃避应该承担起的社会责任,是老子所提供的阴柔的君人南面之术,外行看似谦恭有礼,内行看起却是极度虚伪乡愿。这些话如鲠在喉,不说不快,知我罪我,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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