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书院一百位杰出思想家（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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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分局备案编号爱国主义教育丛书：邹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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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邹韬奋　
一、学生时代　　邹韬奋原名思润，幼名荫书。“韬奋”最早用于 1928 年 11 月 1 日《喂， 阿二哥吃饭》一文。他曾向人解释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 斗不懈的奋。他的这个名字的用意是要以此自勉的。他还用过其他许多笔名， 但影响最大的，还是“韬奋”。　　韬奋生于 1895 年 11 月 5 日。当时，正是统治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专制 制度即将崩溃的前夜。他出生的前一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甲午战争。他出生的这一年，清政府战败，被迫与日本签 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接着，又发生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 联军入侵中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 1900 年前后兴中会、兴复会、华兴 会成立， 1905 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这些都为推翻清王朝做了准备。　　他生于福建省永安县，在福州长大，籍贯是江西省余江县东乡的沙塘邹 家村。他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大家庭。祖父舒予，号晓村。父亲名 国珍，号庸倩。父亲在同辈中总排行第十四。他的祖父曾在福建省任七品后 补知县，后来长任福建延平府知府。祖父年迈告退后，他的父亲在福建省盐 务局工作。1915 年前后，他的父亲迁居北京，在财政部印花税处任科长。因 受到民族资产阶级洋务派“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他的父亲曾与人筹办一 个大型纱厂，结果是工厂没办成，却欠了一身的债务。但父亲“实业救国” 的主张对韬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母亲浙江海宁查氏，出身于一个破落 的大家庭，排行第六。她是一个聪明、贤慧、勤劳、慈祥的妇女。对孩子们 非常慈爱，善于勤俭持家。她还知书达礼，喜欢看小说，还能有声有色地讲 给别人听。可惜他母亲因患肺病长期躺在病榻上，29 岁便离开了人间。当时 韬奋才 12 周岁，下面还有 5 个弟弟妹妹。母亲的勤劳和慈爱，在韬奋幼小的 心灵上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时期诞生，在这 样一个没落的旧式大家庭里成长起来的。韬奋的幼年接受的是家塾式的封建教育。5 岁时，他由父亲“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第一天上的课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小小的韬奋一个人坐在小客厅的炕上朗诵了半天，觉得莫名其妙，苦不堪言！ 后来，家里请来一位老夫子教他。父亲督学很严，经常用一根两指宽的戒尺 打他的手背。有一次，父亲要他背《孟子见梁惠王》，他背不下来，经父亲 提一字就要挨一下打。他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 子”，右掌都被打肿了。他痛恨野蛮的教育方法，从此发愤努力，拼命用功， 为后来从事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国文基础。后来，他读《通鉴》，已经能联 系当时中国人民苦难的实际去读书，从而萌发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当他 读到晋怀帝被俘虏，在汉主刘聪面前俯首称臣，最终却被辱被杀的时候，他 那小小的心弦也被震动，“感到莫名其妙的凄惨”。这段漫长的家塾生活， 为他日后的新闻工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10 年春，韬奋和他的小叔父国珂一起考入福州工业学校。这个学校的 前身是苍霞中学，分土木工程和电机两科，除国文以外，对英文、算学也很 重视。他刚入学时，对新课程感到有些吃力，但经过勤奋学习，努力钻研以 后，各门课程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当时，韬奋已经显示出进步思想 的萌芽。一次他的六叔国玖以《郭巨论》为题，要他作文。郭巨历来被封建 社会统治者所吹捧，说他是大“孝子”。15 岁的韬奋不落流俗，大胆推翻定　　论，对郭巨埋儿获金等残忍行为给以痛斥，认为郭巨这种荒谬、毫无人性的 行为将导致有些人会杀人媚君。造成无穷祸害。他在预科读到第二年第三学 期（当时学校每年分春假、暑假、年假三学期）未完，正值辛亥革命发生， 学校宣布暂时停办。当时他已 16 岁，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这次伟大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他曾约了几个同学到福州的一家照相馆拍 了一张穿西服、梳分头的照片留作纪念。不久，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路过福州， 韬奋闻讯赶到街上，挤进夹道欢迎的人群中，亲眼看见了头戴拿破仑帽的中 山先生骑在马上含笑而过。　　1912 年，韬奋离开福州到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小读书。 这所学校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工程学校，包括附小、附中、上院（即大学）。 所以韬奋一跨进附小时，“也就冒冒失失地准备做工程师”。但是，他对算 术、物理等学科没有兴趣，考得不好。幸亏其它课程出色，总平均分数还是 最高的。他对算术等课心里发怵，“每遇上算学课，简直好像上断头台！” 他终于放弃了当工程师的打算，把主要精力花在语文和历史两门功课上。幸 运的是他遇到了沈永癯和朱叔子两位国文教员。韬奋非常赞赏沈老师认真负 责的态度，说沈老师“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范”。他对朱老师的评价 则是：“他改你一个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里只要有一句有精彩的话，他 都不会抹煞掉。”他不满足于课堂教的那几篇古文。在课外，他阅读大量的图书和报刊杂志，内容庞杂，但有所选择。他最喜爱读的，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 从小学到中学，他连续不断地阅读《新民丛报》，简直看得入了迷。他后来 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很混沌??但觉梁氏充满着动人的情感，看得津津 有味，常在夜里看着舍不得释卷，息灯后还违背校章偷点洋蜡烛看。从此时 起即梦想将来要做一个记者，随后凡遇着比较精彩的刊物都很注意研究。” 上海的《时报》就是他注意研究的“精彩的刊物”，因为上面载有远生（即黄远庸）写的《北京通讯》。远生是江西九江人，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编辑《少年中国》周报和《庸言》杂志，同时兼任上海《东方日 报》、《时报》和《申报》的特约撰搞人，以撰写新闻通讯著称。韬奋感到《北京通讯》有两大优点：“第一是他的采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他每遇一件要事，都能直接由那个有关系的机关，尤其是由那个有关系的重要人物， 探得详细正确的内部的情形；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所以好，因为流利，畅 达，爽快，诚恳，幽默。”阅读梁启超、黄远庸等人的文章，既开阔了他的 眼界，也提高了他的写作技巧，同时立下了当新闻记者的志向。　　1919 年暑假过后，韬奋一方面由于厌倦了微积分和高等物理学，另一方 面想实现自己当记者的理想，便从南洋公学转考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文科。 从此，他接受的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教育，受到胡适和杜威思想的影响。这是 一所贵族化的学校，同学大都是富家子弟，全校几乎只有他一个“穷小子”。 他在这里最大的收获是学好了外语和西方文学。这为他后来的新闻工作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韬奋整个学生时代都是清贫的。他在南洋公学附中读书时，因父亲失业， 家里又没有积蓄，连他的学费也无力供给了。为此，他还要照顾两个弟弟。 所以他只有刻苦学习，以争取获得“优行生”的免费待遇。他日夜苦读，有 两次竟然咳血，以致“学监”通知他的家庭来信劝告。这样，他每学期几乎 都以全校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达到了免交学费的目的。但有一个学期，校长　　认为像他这样优秀的学生，仅仅免除学费这种物质奖励已不足以表彰，非要 在大会上给予韬奋“荣誉的奖励”，把“优行生”的名义“暂停一次”。这 种好意害得韬奋不得不为下个学期的学费“大费了一番的筹谋”！学费可以 免，其他费用怎么办？　　为了弥补生活上的不足，韬奋只好勤工俭学。他当过家庭教师，在学校 图书馆值过夜班，也接受过一些“穷朋友”的接济。尽管如此，对韬奋来说， 这学期不知道下学期的费用在哪里，甚至这一个月不知道下一个月的费用在 哪里，已是常事。怎么办呢？韬奋想到投稿，以稿费救穷。经过多次失败，他 20 岁时候，终于在《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陆续发表了几篇小文章。 他第一次去领稿费的情景简直令他终身难忘！他和弟弟一块到小摊上去刻了 一枚图章，然后到申报馆去领钱。他们正猜着到底能拿多少钱时，报馆的工 作人员交给他 6 块亮晶晶的大洋。这按当时的搞费标准并不算高，但韬奋却 觉得喜出望外。这在韬奋买一枝笔、一块墨都要盘算的时候，当然是件令人 高兴的事情。　　韬奋的清贫生活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他曾回忆说：“往往他人身上穿 了棉袍，我还只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夹袍打抖，在夏季蚊帐破得窟窿太多了， 脸上就常有东一点西一点蚊虫劳绩的表现，有一次做了一个全暑假的苦工， 学费还凑不够，在开学的前一天还是一筹莫展。”他只好在课余兼任家庭教 师。但他决不是那种“人穷志短”的人。他常自称“硬汉教师”，说“并不 是瞎硬，不是要拿什么意气，只是要争我在职务上本分所应有的主权，不能 容许任何方面无理的干涉或破坏”。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一次， 他在一家任家庭教师，那家有个“四太爷”非常专制，上下都怕他，任何人 碰到他都必须起立致敬。一天，“四太爷”走到房门口，韬奋正在考问学生 的功课。那个学生见“四太爷”来了，准备立正致敬，韬奋不许他中断回答， 并声明自己教课的时候是不许任何人来打扰的。“四太爷”心中大怒，但见 韬奋一脸正气，一声也没吭就走了。韬奋事后说：“我所以敢于碰硬的，是 因为自信我在功课上对得住这个学生的家长，同时我深信不严格就教不好 书，教不好书我就不愿干。此时的心里正把‘穷’字抛到九霄云外了！”1921 年，韬奋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时，学校规定“各同学一律要穿西服，要罩上宽袍大袖的学士礼服，戴上方帽子”。为了租礼服， 买西装，他不得已又欠了债。在清贫的求学生涯中，韬奋掌握了基本的理论 知识，养成了坚韧不拔的良好性格和认真踏实的优良作风。二、“曲线”求职　　韬奋大学毕业后，很想进入新闻界工作，但一时没有机会，只好走“曲 线就业”的道路。他先是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任英文秘书，继而到申报馆 当英文广告和书信的翻译，还曾在沪江大学兼任一段时期的讲师。这些工作 显然不合他的心意，但他是个踏实敬业的青年，在干那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 时十分尽职。他处处虚心学习，事事认真苦干。　　他在申报馆替经理写英文信时，吃了不少苦头。那位经理是个非常挑剔， 吹毛求疵的人。他曾经生动地描述当时的情形：“你替他写的英文信，一定 要把他的意思完全不漏地写出来，而且要用很有力的字句写出来，否则写好 了他还是一定要你重新写过。你只要有一句写得不能完全使他恰意，他也要 你再写过一张。不但如此，他把意思告诉你之后，你一面在打字机上的答答 地打着，他一面却在房里踱着方步，仍在转着他对于复信的念头。有时你的 信打到了一半，他老先生在踱方步中抓抓他的秃头，想出了新的意思，叫你 重打过！最尴尬的是有时你的全信刚要打好，他忽然抓着头想出了什么好意 思，再叫你重新打过！他对于某一件要答复的事情，总是要在这件事情上思 考尽了念头，要说明的意思，总要说得一丝一毫不漏；如果是驳复的话，总 要使得接信的人不能再开口！所以我每夜工作到 10 点钟，手不停止地在打字 机上工作着，每封信打到最后一行的时候，总要很担心地望望那位踱方步抓 秃头的朋友！每夜这样工作了几个小时，走出申报馆门口的时候，总是筋疲 力尽，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刚好似的。”韬奋对这位经理办事认真的态度十分 赞赏，说从他身上学到了这种精神真是无价之宝。不久，韬奋应一位圣约翰同学之请，到青年会中学去教英文，想从教育界逐步设法转到新闻界去。他虽然当过家庭教师，但对于学校的正式教课并 没有过实际的经验。所以他很认真地把所教的功课准备好。上课的时候，他 先回答学生们所提出的疑问，直到他们得到满意的解释。等到大家没有问题 可问的时候，他就对学生进行考问；问的时候，还随时在一个小簿子上把各 人答案的成绩记录下来，使学生们知道教师很注意各人平时的成绩，不是可 以靠考试前的“突击”含糊过去的。这样，他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校方的好 评。但在中学教英文，仍不是他理想的职业。他想到了当时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韬奋还在南洋附小读书时，就曾听过黄先生的演讲，对这位教育界的前辈非常敬仰。他大着胆子写 一封信向黄先生求职。十分凑巧的是，黄先生主持的职教社正在物色一个中 英文都不错的编辑人才，韬奋找“新饭碗”的机会居然到来了。黄先生经过 约谈和调查，决定聘用韬奋。韬奋先是担任职业指导股主任，不久改任编辑 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编辑《职业教育丛书》，并兼任英文秘 书。他半天在职教社工作，半天给科学名词审查会编辑各科名词。在后一项 工作结束后，他又到中华学校去兼任教务主任和英文教员，约 5 年之久。他 所教的学生中有华罗庚。　　为了搞“职业指导”，他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并 和各地青年学生交谈。这段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开始认识到旧中国 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并对职业指导的实际效果产生怀疑。工作一段时 间后，他得出了以下结论：在中国的现状下，职业界是一团糟，普通学生往 往是学非所用，一出校门就可能失业。“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虽不敢说职业　　指导一点没有用处，但是不得不承认所受的限制实在太多太大了！”由此他 再次萌发了“跳槽”的念头。虽然他还是认真地干着这项工作，但毕竟不合 他的心愿，不能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1925 年 3 月 12 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第二天 早晨，韬奋看到报纸上登着中山逝世的电讯，拿着报的手突然颤抖着，情不 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在此前后，他对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认真钻研，对中山 先生的崇高精神无比敬仰。　　10 月，韬奋参加了黄炎培主持的职教社社务会议。会上决定创办《生活》 周刊，并规定其宗旨是“专门宣传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的言 论”。王志莘担任主笔，徐伯听兼任发行，韬奋等人为撰搞人。《生活》这 个刊名是杨卫玉起的，由黄炎培题写。这个刊物每期只印一二千份，多半是 免费赠送职教社社员，还常常送不完。剩下的只能论斤卖给小贩包东西用。 因此，它的社会影响很小，韬奋当时只是偶尔给它写点青年修养方面的文章， 兴趣不大。从大学毕业到现在，韬奋在社会上已经干了整整 5 年，似乎还没 有找到自己最佳的位置。但是一个使他全身心陶醉其中的事业，终于渐渐地 到来了！这正是他起初不感兴趣的《生活》周刊！　　1926 年 10 月，《生活》周刊的主笔另有高就，韬奋便以职教社编辑股 主任的身份接任主编。他说：“我自己在当时也没有看出这个‘弃儿’有什 么远大的前程，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突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怜的‘弃儿’，我义 不容辞地把它收容下来！”他接手之后，很快发现：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 求的工作，是值得他全心身投入的最佳岗位。从此，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 工作。接办后，韬奋将刊物的宗旨改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根据这个原则，他对刊物进行了改版，“变换内容，注重短小 精焊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 种种问题。对于编排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10 月 24 日，由韬奋主编的《生活》第二卷第 1 期出版，正式开辟《读者信箱》专栏， 发表读者对《生活》周刊的意见和希望。韬奋在附言中说“本刊切盼多登新 颖有趣之文字。”他通过“信箱”的形式和读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为读者服 务，并把它作为改进刊物的重要渠道。读者来信一小部分在周刊上发表和解 答，大部分直接答复。韬奋最忙时也要用整个半天来看信，“把读者的事看 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他对读者的指导，大到抗战 救国和社会变革问题，小到求学求职、婚姻恋爱、工作方法，写作技巧，等 等，都给予具体的个别的解答。苏州有一位地主出身的青年，简直把韬奋当 作私人顾问，不论什么问题，都要他解答。同事们都感到不胜其烦，但韬奋 每信必复，循循善诱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在韬奋的影响下，这位青年后来毅 然投入了抗战的洪流，成为一名光荣的反法西斯战士。这只是许多例子当中 的一个，受他思想熏陶而参加抗战民主阵营的青年，数不胜数。因为他们真 心实意地帮助读者，《生活》周刊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极大信任，以至许多读 者汇款托他们代买书报、衣料等。他们对读者的态度是：“不怕麻烦，不避 辛苦，诚心恳意地服务”。让韬奋最费心血的，除了《读者信箱》专栏外，还有每期一篇或几篇的《小言论》专栏。他曾十分感慨地说：“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 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 说，他们每遇着社会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看这一栏的文 字。”这个专栏从第二卷第 47 期到 1937 年 7 月韬奋被迫流亡海外为止，全 部由他自己执笔。　　《生活》周刊早期的物质条件很差，一个小小的过街楼上满满地排了 3 张办公桌，那就是他们的编辑部、总务部、发行部、广告部和会议室。但是， 令韬奋自豪的是，他们有几个“患难同事”，有广大读者的同情和支持。徐 伯昕是韬奋的亲密战友和重要助手。他原是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的学生，毕 业后即留在职教社工作。《生活》周刊创办时，他是王志莘的助手。韬奋接 编《生活》后，他又成了韬奋的得力助手。徐伯听偏重于营业和广告事务， 兼管总务。还有一位同事，叫孙梦旦，负责会计、发行工作。他们 3 个人同 舟共济，兢兢业业地为办好《生活》周刊尽力。待别是韬奋这个“光杆编辑”， 除了答复读者来信以外，还要自写大量稿件。他回忆说，自己“模仿了孙悟 空先生摇身一变的把戏，取了十来个不同的笔名，每个笔名派它一个特殊的 任务。例如一叫因公，专做阐扬三民主义及中山先生遗教的文章，对‘总理 遗教’下一番研究功夫是他的任务。有一个叫心水，他的任务是摆出道学的 面孔，专做修养的文章。有一个叫落霞??叫孤峰??叫秋月??。这样一 来，在光杆编辑主持下的这个‘编辑部’，似乎人材济济，应有尽有！”他 经常忙得深夜都不得回家。他的妻子跟他开玩笑说：“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 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不畏强暴，抨击社会腐败现象，是《生活》周刊的一大特色。1930 年 11月间，国民党军阀、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拿他搜到的民脂民膏给母亲做寿， 耗资 10 多万元。韬奋立即在《生活》上发表《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一文， 说“一掷巨万闹阔的青天白日下的高级官吏，不知他的钱是哪里来的，本人 不以为耻，社会不加制裁，且有党政军各要人各团体等，趋跑恐后的凑热闹！” 第二年 8 月初，应读者的要求，韬奋派人调查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公 款造洋房娶小老婆的丑行，准备写成文章在《生活》上发表。王伯群听到风 声，赶忙派两个人带着 10 万元巨款来找韬奋企图以“补助”的名义进行贿赂。 韬奋听明来意，把脸一沉，说：“《生活》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刊物，经费多 有困难，但是不受任何方面的津贴；一个小刊物也用不着偌大的巨款。”这 两个人见风使舵，改口说这笔现金是作为股本来“投资”的。韬奋再次拒绝， 并讽刺说：“王部长既然这样慷慨，不如替他捐助仁济堂（这是水灾救济机 关）），救救几百万嗷嗷待哺的灾民吧！”两个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8 月15 日的《生活》周刊将读者来信和记者调查一块发表，严厉谴责王伯群贪污 腐化的丑行。王伯群恼羞成怒，给韬奋写匿名信进行恐吓。韬奋对这种无耻 勾当嗤之以鼻。　　韬奋等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办刊物的。当然，他们的心血没有白 费，《生活》越办越好，销量也直线上升。韬奋接办时，《生活》的印数只有 2000 多份，且以赠送为主。韬奋将它改为公开发行，由上海而外地以至国 外；1927 年就发行 2 万份，1928 年再翻一番，1929 年已达 8 万份。随着《生 活》周刊事业的迅速发展，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工作人员也逐渐增加。1928 年，招聘了黄宝珣、陈其襄两人。1930 年又请了严长衍。1931 年又增加了艾 寒松。1930 年 9 月，《生活》周刊社成立“书报代办部”，专为读者代购书报或代办其他委托事项。它就是后来影响极大的“生活书店”的胚胎。 从离开圣约翰大学到 1931 年 8 月，韬奋走上社会已整整 10 年。这 10年当中，他始终没有摆脱“政治清明”和“实业救国”的资产阶级思想。但 是他爱国，有正义感；他不满现状，不畏强暴，他不谋私利，追求进步。1931年 9 月，一场震惊世界的事件——九一八事变促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三、《生活》周刊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 内的政治形势是，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国民党政府却奉行对外妥协投 降、对内坚持反共内战的反动方针。这一切大大激发了韬奋的爱国热忱，使 他逐步认清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真面目和反动本质，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 望所在。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帮助下，韬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 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他的思想的转变过程，可以从《生 活》周刊中找出鲜明的痕迹。　　1931 年 7 月，日本军警开枪射击我国农民，旅朝侨胞惨遭屠杀。这就是 吉林“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惨案”。这预示着中华民族大难将临。韬奋在《生活》上发表《国人应奋起一致对外》、《全民族的生死关头》等文章， 说这两个事件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先兆，决不能视为一时一地的事情。号召全 国人民奋起反抗。　　9 月 18 日深夜，一件关系中国命运、震动全国的大事突然发生：日本关 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发动进攻。第二天，日军侵占了沈阳等 20 多座城市。4 个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 3 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九一八”事变是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的转折点。 此后各期《生活》周刊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并逐渐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 周报。韬奋自己说：“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 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　　9 月底，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读〈莫斯科印象记〉》，推荐著 名学者，共产党员胡愈之的访苏见闻一书。10 月初，他们两人围绕“九一八” 事变前后国内形势的问题长谈了一次。此后，胡愈之经常给《生活》写国际 评论等文章，深受读者欢迎。11 月，日军攻占黑龙江。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率部奋起抵抗。韬奋立即号召《生活》周刊的读者捐款援助。他登 高一呼，群起响应，不到几天，慕捐的钱竟达 12 万余元，轰动全国！韬奋后 来回忆起当时群众踊跃捐款的盛况说：“其中有一位‘粤东女子’特捐所得 遗产 2 万 5 千元，亲交给我收转。这样爱国的热诚和信任我们的深挚，使我 们得到很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 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往往有卖菜 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使人看着发 生深深的感动，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同事几乎全体动员，收 款的收款，算帐的算帐，忙得不得了，为着急于算清以便赶早汇交前线的战 士，我们往往延长办公时间到深夜。”　　1932 年 1 月 9 日，韬奋在《生活》上宣布，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 性质的周报，故有所论述，多以当前事实对象”，论事论人，一切以正义为 标准，他还明确指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崩溃，为大多 数人谋幸福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成立。　　不久，国民党当局就派高级军官胡宗南找韬奋谈话。在抗日问题和《生 活》周刊主张的问题上，两人进行了长达 4 小时的激烈辩论。胡宗南想迫使 韬奋和《生活》周刊改变立场，韬奋严正表明：“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　　上，对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胡宗南 要求韬奋拥护政府抗日，韬奋机智地回答：“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 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 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 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两人话不投机，只好不欢而 散。1 月 28 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第二天，《生活》周刊两次刊发《紧急号外》，报告抗战消息。此后，《生活》在淞 沪抗战期间每天都发出一两次《紧急号外》。第三天，，韬奋发表《痛告全 国同胞书》，呼吁全国人民积极动员起来，支持义军的爱国壮举。韬奋还写 了许多大声疾呼抗战的文章。《生活》周刊销量激增，达到 15 万 5 千份，创 造了当时中国杂志界发行量的新纪录。此外，他和《生活》周刊的同事积极 参加战时后方服务。根据前方战士们的需要，他们征集各种急需用品，还开 办“生活伤兵院”，为浴血抗日的负伤战士治疗。《生活》周刊深受上海人 民的信任，常常半夜三更还有人打电话来询问前线消息。　　韬奋清楚地看到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必须发表正确的言论和新闻来唤醒 民众。他感到《生活》周刊的出版周期太长，难以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 的意见，于是就想办一份日报。3 月底，他与胡愈之、戈公振、李公朴、杜 重远等发起，由读者集资准备创办《生活日报》。他们在报上登广告，公开 招募股本，很快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几个月内，便征集到股金 15 万元 以上。群众踊跃入股的盛况，吓坏了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这个报纸登记。 韬奋等人被迫宣告停办，并将已收的股款附加利息全部退还股民。7 月初，韬奋在《我们最近的趋向》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会义主义的这条路。”于是，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 韬奋本人和《生活》周刊的迫害。7 月，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毁谤党 国”的罪名，下令禁止邮寄《生活》周刊，甚至逮捕购阅《生活》周刊的学 生。一些御用党棍和无耻文人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对韬奋进行人身攻击。 面对这些压力，他坚定地表示：“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 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至多奉送一条生得不耐烦的命，有什么大不了 的事情！”鉴于《生活》周刊随时可能被扼杀，韬奋决定把刊物和出版机构分开，于 7 月在福州路 384 号正式设立“生活书店”。它是在 1930 年 9 月成立的“书 报代办部”的基础上建立的。书店采用合作社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10 月初，平津各报纷纷传言，有的说《生活》周刊已被查封，有的说韬 奋已遭通缉，甚至还有人说韬奋还接到一些南京读者的来信，都是告诉他关 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将查封《生活》周刊消息。他在平津的亲戚也打电报来问 他安危。一时间，乌云密布，浊浪排空，韬奋的处境极为险恶。韬奋预料《生 活》被封禁已是不可避免的。10 月 22 日，他预先写好《与读者诸君告别》 一文，准备随时在最后一期上发表。　　1932 年 12 月，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 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社会团体组织。 “同盟”的主要目的是营救“政治犯”，反对国民党对青年的屠杀和非法拘 禁，以及争取言论集会的自由。因此，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暗杀了“同盟”秘 书长杨杏佛，并把韬奋也列入“黑名单”。韬奋无所畏惧，冒着危险参加了　　杨杏佛的遗体大殓仪式。此后，他经常受到特务的盯梢。当时他每天上下班要 4 次往返通过法国公园，尤其在晚上，比较荒凉。朋友们认为这样危险太 大，劝韬奋暂时离开中国。7 月中旬，他出国考察，开始了历时两年流亡生 涯。5 个月后，《生活》周刊被查封。　　1933 年 8 月 7 日，韬奋到达他球环考察的第一站意大利。10 天后到瑞士， 再到巴黎。9 月 3 日抵达伦敦。他在伦敦住了 4 个月，于 1934 年 2 月回到巴 黎，然后经比利时、荷兰到柏林。4 月 18 日，他又回到伦敦。7 月 14 日，他 乘船去苏联参观访问两个月，于 9 月 27 日第三次回到伦敦。1935 年 5 月 11 日去美国，因为“《新生》事件”的发生于 8 月提前回国。　　在两年的流亡生活中，韬奋实地考察了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 的苏联。特别是在伦敦，他除了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外，他还花了 很多时间在著名的伦敦博物馆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 书刊。后来他把这些读书笔记整理编译成《读书偶译》出版。　　在忙碌的旅途中，韬奋仍不忘拿起笔去记录各国的见闻，探索救国救民 的真理。他以通讯方式写了大量文章在国内发表，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三集《萍 踪寄语》。第一集主要写英国，第二集主要写德国，第三集全部写苏联，共约 37 万字。这些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旅途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深刻分 析，加上他的文笔优美生动，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些作品教育了成千上 万的中国青年，使他们了解了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出路。当然，韬奋自 己也因此开拓了视野，坚定了斗志。在异国他乡的韬奋，仍旧摆脱不了国民党政府的干扰迫害。就在他离开上海后不久，国民党特务在社会上造谣，胡说韬奋的出国费用是从援助马占 山的制服款中“克扣”而来的。为了粉碎这种卑鄙的污蔑，《生活》周刊社 把清点捐款的会计证明书和马占山的亲笔收据登报公布。1934 年 8 月，因为国民党特务的盯梢，韬奋错过了一次会见高尔基的机会。当时苏联正在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韬奋恰好在莫斯科参观，并带 上了给高尔基的一件礼物。8 月 5 日，在一所学校的花园里，韬奋和旅居苏 联的中共党员萧三坐在长椅上刚说了几句话，就见一个中国人凑到跟前，装 模作样的向萧三“请教”。韬奋认识此人，知道他是国民党特务。这个特务 在他俩旁边站了一会儿，才悄悄走开。韬奋趁机赶忙对萧三说：“我很快就 回国去??在这里说话，都有些不方便呢。”他边说边指着那个走不很远的 特务。萧三当即会意，只是觉得韬奋不能参加全苏作家代表会非常遗憾。韬 奋同样感到十分可惜。他从包里拿出一部厚厚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交给萧 三说：请将我编的这本书转交给高尔基先生。”萧三接过一看，上面已经用 英、中文题好了“敬赠高尔基先生——邹韬奋”。萧三非常高兴，认为在这 个时候，中国文化界的优秀代表给高尔基献上这样珍贵的礼物，是最合适不 过的了。这时候，那个盯梢的特务又走来了，他们只好握手而别。　　韬奋后来去伦敦、美国游历。他在美国考察期间，国内发生了“《新生》 事件”。原来，在韬奋出国约半年，《生活》周刊被封约两个月后，由杜重 远、艾寒松主编的《新生》出版了。《新生》周刊继承和发扬了《生活》周 刊的光荣传统，坚决主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1935 年 5月 4 日，《新生》周刊发表艾寒松用“易水”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文。 第二天，上海日文报纸以头条新闻宣称《新生》周刊“侮辱天皇”。接着， 日本浪人还在上海街头游行闹事。日本侵略者以“妨碍邦交”为借口，要求国民党政府查办。国民党政府竟然不顾自己的有关机构审查过《闲话皇帝》 的事实，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竟然将《新生》主编杜重远判处 14 个月 的徒刑，并勒令《新生》停刊。这还不够，国民党政府还特别颁布了所谓《敦 睦邦交令》，以讨好日方。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新生》事件”。　　7 月 11 日，韬奋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看到详细描述“《新生》事件” 的发生及杜先生含冤入狱的报道，“初则为之惊愕，继则为之神伤，珠泪夺 眶而出，恨不能立生双翼飞至狱中，抱着杜先生向他极力安慰一番”。他立 即跑到电报局去打了一个电报慰问狱中的杜重远，并决定马上回国。　　8 月 27 日，韬奋乘船回到上海。“一到码头别的事都来不及闻问，第一 件事即将行李交与家人之外，火速乘一辆汽车奔往杜先生狱中去见他。刚踏 进他的门槛，已不胜其悲感，两行热泪往下直滚，话在喉里都不大说得出来！” 然后，他又跑到生活书店，和阔别两年多的同事欢聚。从此，他以崭新的战 斗姿态和更加旺盛的热情，积极投入争取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伟大斗争。 四、《大众生活》　　1935 年 11 月 16 日，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这实际上是恢 复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的《生活》和《新生》，重新擎起抗日救亡的旗帜。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和关于华北问题的宣言。《大众 生活》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 主张，有力地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韬奋在发刊词中郑重宣布《大众 生活》的三大目标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 的克服”。这标志着韬奋已经同资产阶级思想彻底决裂，确立了共产主义世 界观。鉴于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查封，一位读者来信劝他在文字上要“慎重”，希望《大众生活》不要“中途夭折”。韬奋一方面感谢这位读者的好 意，另一方面坦率地表明了自己坚定的立场：“我们也和先生一样地希望着， 不过当然还要以不投降黑暗势力为条件，因为无条件的生存，同流合污，助 桀为恶的生存，虽生犹死，乃至不如死。”《大众生活》第 1 卷第 4 期在《大 众信箱》专栏中表示，要“在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大目标之下，努力于‘一 部分’和‘一种’的工作”，“前赴后继地向前迈进，决心干到底，一息尚 存，决不罢休。”韬奋在主办《大众生活》时，力求发扬《生活》的优点，克服其缺点，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许多改进。因此，《大众生活》的观点更加鲜明正确， 编排更加生动活泼，文字更加通俗易懂，深受读者欢迎。他们平均每天收到 读者来信 100 封左右。曾有 1 个月收到来信 1 万多封。韬奋是怎样处理这些 信件的呢？他说：“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个半天来看信，”“有五六个同事 全天为着信件事帮我的忙，还有时来不及。”对此，他一点也不觉得麻烦， 反而说“这是一件极有兴味的工作”，要“用全付精神答复”。编辑部做了 一个卡片箱，专门收藏广大读者的通讯处。韬奋曾描绘过他这段紧张的工作 历程：“我的工作，我的经历，我的思想，我的感触好像正在紧接着开演的 电影，紧张得我透不过气来！”但是，令韬奋和同事们感到快慰的是杂志一 开始就销了 15 万份。　　12 月 9 日，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这场伟大的抗日救亡 运动，是在华北危在旦夕的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 动的。消息传到上海，韬奋和《大众生活》立即给以热烈的声援。从第 1 卷　　第 6 期起，《大众生活》以绝大部分篇幅反映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连 续刊登大量照片和文章。《大众生活》热情讴歌青年学生，说“你们紧挽着 臂膀冲过大刀枪刺的英勇行为是全国大众洒热血抛头颅为民族解放牺牲一切 的象征！”每期杂志一出版，就先寄几千份给北平学联，由学联各校和市场 发售，除寄回成本的小部分钱之外，大部作为学联的经费。由于《大众生活》 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销量达到了 20 万份，再次打破了中国杂志发行的纪 录，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政府对影响日益扩大的《大众生活》和韬奋又怕又恨，使用各种 卑鄙手段限制《大众生活》，迫害韬奋。1936 年年初，国民党特务再次散布 韬奋侵吞 1932 年援马捐款的谣言。韬奋请律师在报刊上登启事，公布当年会 计师出具的证明书，用铁的事实戳穿了谎言。　　接着，国民党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约见韬 奋，企图逼迫韬奋就范。张道藩口若悬河，说了 3 小时，韬奋不予理睬。刘 健群则提出荒谬的“领袖脑壳论”，胡说什么有关抗战的很多问题，全凭蒋 介石的脑壳去决定。全国人民一切都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跟着领袖的脑 壳走就万无一失。他甚至对韬奋说：“领袖的脑壳自有妙算，你们言论界不 服从，将会招致杀身之祸。”他还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 会发生什么问题??你不过白死而已！”韬奋觉得刘健群既可耻又可笑，崭 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 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蒋介石见韬奋态度坚决，决定亲自出马对韬奋施加压力他电令上海大流氓杜月笙邀请韬奋去南京面谈。杜月笙表示愿意陪同韬奋去南京和回上海。 韬奋早已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估计到南京后必将失去自由。于是通知杜月 笙取消南京之行。韬奋的同事们也很重视此事。决定让韬奋速去香港筹办《生 活日报》。2 月 19 日，国民党政府终于对《大众生活》下了毒手，下令邮局停寄这个周刊。2 月底《大众生活》被迫停刊。在最后一期，韬奋发表《紧要启事》： “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 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 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战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大众生活》 停刊仅一周，韬奋的战友金仲华又创办《永生》周刊。1936 年 3 月，韬奋化名乘船到香港，被迫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涯。经过两个多月时间的紧张筹备，韬奋等人克服了种种困难，于 6 月 7 日出版 了《生活日报》，实现了他多年来办一张“人民日报”的愿望。这时，韬奋 直接得到了中共领导人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于 5 月 24 日和 6 月 19 日两次 给韬奋写信，表示对《生活日报》的祝贺和希望，给韬奋以极大的精神鼓舞。　　《生活日报》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韬奋可以说是“在贫民窟中办报”。 他曾描述过报社的房子：“这屋子号称三层楼??但是每层只有一个长方形 的小房间，房间的后面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前面临街有一个窄得只够立一个 人的露台，至于屋子材料的窳陋，那是贫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为怪。天花 板当然是没有的，你仰头一望，便看得见屋顶的瓦片。上楼是由最下层的铺 面旁边一个窄小的楼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时候，如不凑巧有一个人刚从上 面下来，你只得紧紧地把身体贴在墙上，让他唯我独尊地先下来。”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生活日报》创造了香港地区日报销量的最高记录。创刊还不到半个月，各地读者的来信就像雪片一样飞来。但是由于 不能面向全国，宣传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上报社资金不足，《生活日报》出到 7 月 31 日便自动停刊了。　　10 月 19 日，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鲁 迅逝世。韬奋满怀悲痛参加了鲁迅先生公祭大会。随后又发表文章热情讴歌 这位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称鲁迅先生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他 的伟大是在他对于一般民众的普通而深入的影响”，“这种伟大的精神也正 像高尔基”。他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鲁迅先生，因为他是民族解放的伟 大斗士；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位民族解放的伟大斗士，更须永远不忘记他的 刚毅不屈的伟大人格；”“我们后死的斗争者，应该承袭鲁迅先生的积极的 斗争精神，为民族解放的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努力前进”。　　在此后的 8 年当中，韬奋用自己的生命实践着上述誓言。他为了民族的 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笔耕不止，以自己特有的极富感染力的言论，在国民党统 治下的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成为黑暗中照耀他们的 火炬和鼓舞他们前进的号角。　　五、“七君子”案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国民党政府却媚敌卖国，残暴镇压人民群众 的抗日救亡运动，公然逮捕爱国人士。1936 年 11 月，他们把黑手伸向全国 各界救国会。11 月 22 日深夜，韬奋突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同时被捕的还 有救国会的其他 6 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和史 良。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救国会案”，又称“七君子”案。因为这七位爱国 人士是因“爱国”而获“罪”的，博得了人民群众的无限同情从而赢得了“七 君子”的美称。　　在此之前，国党反动派早就对韬奋放出许多流言，有朋友告诉他将有被 捕的可能，要他“特别戒备”。韬奋胸怀坦荡，没有放在心上，照常做他的 编辑工作。他这时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绥远被侵略的问题上。被捕那天， 他曾在下午 6 时赶到功德林餐厅参加援助绥远军民抗日的会议，11 时才离开 会场回到寓所已是当夜 12 点钟。上床后还在想着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 论应该做什么题目。到了 1 点钟左右才渐渐睡去睡到两点半，忽然被后门凶 猛打门声和他夫人的惊呼声所惊醒。　　门打开后，就有几个人一拥而入。其中有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来的一个 法国人和他的翻译，还有两个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的侦探。韬奋随同 巡捕房派来的一帮人走出家门，就被他们用汽车送到卢家湾法国巡捕房。后 来又被押进监狱，转到“高三分院”。23 日下午 4 点多种才开庭。韬奋在法 庭上坦白承认自己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因为他深信参加 救国运动是光明磊落的事情，用不着隐瞒。他还重申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 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中的“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主张。经过斗争，法院 最后被迫裁定：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先由律师保释。但到 11 月 24 日深 夜再次审问韬奋，“问的答的还是那一套。最后，韬奋被押送到“特区第二 监狱”里去羁押。韬奋被带进监狱的办公室，照例要由职员问几句话，然后填写在簿子上。职员问犯的什么罪？韬奋脱口而出说：“救国”。“他听了这两个字，一点 不迟疑地立刻在簿子上写下了这四个字：“‘危害民国’！”韬奋等在公安 局被拘押到 12 月初。国民党政府无法强加给他们什么罪名便于 12 月 4 日把 他们一起解送吴县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拘禁起来。史良则单独羁 押在另外的女看守所里。救国会 7 领袖被捕消息迅速传遍上海，引起广大爱国同胞的震惊和关切。中共中央立即通电营救。上海和全国的许多爱国报刊纷纷发表消息和评 论，许多爱国人士也都发表谈话呼吁营救被捕的救国会七领袖，抗议国民党 政府的罪行。11 月 26 日，宋庆龄向报界发表严正声明，抗议违法逮捕“七 君子”。全国各地的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华侨以及世界著名人士如作家罗 曼罗兰，科学家爱因斯坦等，都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 子”。“七君子”被囚期间，全国爱国人士和广大青年群众都对他们表示十 分关切、同情。这个案件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满。在南京的 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等 200 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此案应“郑 重处理”。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 8 项主张，其 中第三项就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面对抗议的怒潮，国民 党政府被迫公开了此案。韬奋等关进“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后，对他们的“侦讯”整整进行了4 个月。在“七君子”被捕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就声称是“依据危害民国治罪 法”将他们逮捕的。从他们被移送“高等法院”到 1937 年 2 月，一共经过 5 次侦讯，时间长至两个月。到第二、三次便已没有可问的事，早就应该结束 侦讯，决定有罪无罪的。但是在 2 月 29 日，他们忽然又接到了江苏高等法院 的“裁定书”，将他们 7 人的羁押期从 1937 年 2 月 4 日起延长 2 个月。　　在该案侦讯期间，国民党政府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使尽各种卑鄙伎俩、 要把他们罗织入罪。韬奋在每次侦讯时都坚决果敢地据理争辩，驳斥检察官 的诬蔑。双方争执的焦点是“阵线”问题。检察官一再指斥韬奋与莫文华（即 刘少奇）的通信是“妄倡人民阵线”。事实上韬奋主张的是“民族联合阵线”， 检察官之所以要将这两者混为一谈，目的是为了节外生枝，以便把“危害民 国”的罪名强加在韬奋身上。因为从字面上理解，“人民阵线”是以阶级为 出发点的，它的性质是对内的；“民族联合阵线”则是对外不对内，是不论 阶级，只要是不愿做亡国奴的，都应联合起来一致抗敌救国。为了证明自己 所主张的是“民族联合阵线”，韬奋向家里要来了《生活日报》和《星期增 刊》的全本，用事实驳到了检察官的诬蔑。检察官无计可施，竟然耍赖，说 韬奋写文章是“言不由衷”，意思是说韬奋明里主张“民族联合阵线”，实 际上还是提倡“人民阵线”。这句话把一贯老实认真的韬奋气得跳起来，连 声大呼：“抗议，抗议，抗议检察官的无理！”他声明对自己所写的一切文 字负百分之百的责任，没有一个字是“言不由衷”，抗议检察官”侮辱人格 “并要求记录入笔录。韬奋还驳斥了检察官关于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 行动”的无稽之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各界人士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在 1937 年 4 月 4 日——已经羁押 4 个月的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 天的晚上 8 点钟，检察官却送来了“起诉书”，竟然诬蔑他们有“共产党犯 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嫌疑”而正式提起公诉。由此立即引起全国人 民的愤怒和抗议。韬奋等人毫不畏惧，在狱中积极准备材料，对抗法庭。他 们认为这是宣传救亡的一种机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 4 月 12 日发表宣 言，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及全体政治犯，并指出：韬奋等“以坦白之襟 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儿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要求国民党政府“立 即释放沈、章、邹、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以后，宋 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又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制定“救国入狱规 约”，并且由宋庆龄率领，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亲往苏州 高等法院“请求羁押”，以此营救被囚禁的救国会诸负责人；同时发表“救 国入狱运动宣言”。　　这个时候，被捕的救国会诸领袖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 对的斗争。韬奋在狱中曾给来访者题词：“力争救国无罪，不是为个人是为 着救亡运动的前途。不许侮辱人格，也不是为个人是为中华民族人格的光 辉。”　　1937 年 6 月 11 日，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在苏州高等法院对此 案开庭审判。开审时间定在下午 1 时，人们却在午前都冒雨来到街头，在马 路旁边等着目睹“七君子”的风采，并对他们表示敬意。看守所和法院门口 防卫森严，警察林立。韬奋等 11 时 30 分登车，精神振作，服饰整洁。开庭　　前夕，国民党宪兵警察封锁了法院，突然贴出布告“停止公开审讯”，不准 记者和家属旁听。韬奋等人坚决表示，此案根本没有秘密审理的必要，如不 公开，就拒绝出庭。法院迫于压力，只好允许记者和家属旁听。　　拖延到下午 1 时 50 分正式开庭。25 名著名律师自愿免费为“七君子” 辩护。头一个受审的是沈钧儒，曾被问到“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你信 仰共产主义吗？”等问题。他答话很坚决，很从容，当他说到“共产党要吃 饭，我们也要吃饭，共产党抗日，我们难道不能抗日？”的时候，全场为之 动容。审判时，法官除仍旧咬住“人民阵线”一词胡搅蛮缠，又提出西安事 变等事来问讯，沈钧儒要求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　　这些要求本来都是合理合法的，却都被法官拒绝了。这一次审讯，被告 和律师一再要求对起诉书列举的事实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和对证，但是审判长 不予考虑。因此，他们利用这个要求作理由，声请回避，拖延时间，以谋对 策。“七君子”终于取得了推迟审判的胜利，使国民党政府的随审随判罪， 强迫送南京反省院的阴谋彻底破产了。韬奋他们利用休庭的几天时间，对第 二次公审进行了准备。　　6 月 25 日，大雨滂沦，“七君子”案于上午 9 时 30 分在江苏高等法院 再次审理。全天讯问达 7 小时之久。审判长讯问沈钧儒什么是“人民阵线”。 沈老先生说：“是联合的意思。人民阵线在西班牙是对法西斯的，对内的， 我们志在抗日重在抗日与联合，主张不用人民阵线一语。”轮到韬奋答辩的时候，他的情绪很激动。第一次审判期间，他说话声音低沉，旁听的人听不清楚。这次他在敌人的法庭上，以特别响亮的声调和坚 决激昂的态度，口若悬河地陈述救国会的各项主张，声色俱厉地驳斥检察官 在“起诉书”中所捏造的那些“罪状”。检察官大发雷霆要禁止韬奋发表意 见。韬奋无比激愤地说：“我不能侵害检察官发表起诉意见的权利，但是检 察官也没有无理禁止我发表意见的权利！”当检察官提出“勾结西安叛变”的指控时，审判长还将一份过去救国会致张学良等人的电文拿给韬奋看，韬奋看后大声说：“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 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出兵援绥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并且同时还打了同 样内容的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么勾结 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检察官说：“因为这电报引起事变。”韬 奋一点也不退让，继续问询：“这个电报是关于绥远的事，三个电文一样， 请检察官说明电报与西安事变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他在敌人的法庭上侃 侃而谈，驳得检察官没有话讲，使全法庭法官、律师和旁听者愕然相顾。　　韬奋在被囚禁的日子里，仍然勤奋读书和写作。除了“出庭受审”，其 余时间都专心致志地埋头著译。他在被捕的第三天，就起草了《江苏上海第 二特区法院监狱全体在监在押人为了绝食助饷绥远全体将士书》，发表在《生 活星期刊》上。从 1936 年 12 月 14 日开始，他在狱中继续撰写《二十年来的 经历》。1937 年 1 月至 7 月，狱中的韬奋更加勤奋地读书和写作。他每天都 读名著，做笔记，经常开出一张张书单，托请外边的朋友向各处去借，还将 他在旅居伦敦时写的一部分英文读书笔记整理出来出版。在狱中的 8 个月 中，韬奋共著译 30 多万字，包括《经历》（45 节）、《萍踪忆语》（最后 8 篇文章）和《读书倡译》。此外，他还将自己在《生活星期刊》上发表的文 章加以整理，编成《展望》一书。1937 年 7 月 31 日，经过韬奋等人的共同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势浩大的支援，“七君子”终于获得释放，结束了为期 243 天的牢狱生活。在这期间 韬奋始终保持革命节操，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坚贞不屈的精神，他把敌 人的法庭当作宣传真理和革命主张的讲坛，把监狱当作锻炼自己革命意志， 提高思想觉悟的场所。经过这 8 个月的牢狱生活，他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勇 敢。六、抗日怒吼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军在北 平城南宛平县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中国驻军进 行了坚决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从此拉开序幕。24 天后，韬奋等人出狱。8 月 13 日，日军又进攻上海，韬奋急冲冲由南京返回上海，着手创办更具战 斗性的《抗战》三日刊。从 1936 年 11 月到 1942 年 1 月，韬奋先后主编了《抗 战》（曾改名为《抵抗》）、《抗战画报》、《全民抗战》、《全民抗战“战 地报”》、《全民抗战临时壁报》等刊物，韬奋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用他那 极富感召力的声音，发出了抗日的怒吼。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苏联的民 主》、《从美国看到世界》等书，写下了《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等著作， 还把生活书店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政治、文化斗争的阵地。　　8 月 19 日《抗战》三日刊第 1 号出版，韬奋为编辑人，胡愈之、金仲华、 张仲实、柳湜、胡绳、艾思奇等为撰稿人。韬奋宣布该刊的任务“在一方面 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 现重要意义和相互间关系；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 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同时出版天天一期的《抗战画报》。 因受租界当局的干扰，《抗战》在上海发行的部分从第 7 号开始改为《抵 抗》三日刊。《抵抗》发表了中共领袖以及爱国人士关于团结抗日的一些文 章与刊、社评论。其中有：9 月 23 日刊登冯玉祥致韬奋的信，赞《抗战》“内 容丰富切实，而眼光尤为正确远大，诚为今日抗战中指针”。9 月 26 日发表《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一文，响应 9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 7 月 15 日向国民党提出的《共赴国难宣言》的号召。10 月 23 日刊登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关于 抗日军政大学的来信，并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10 月 29 日起刊登口号“主 张妥协和平者就是汉奸”。11 月 19 日，《抵抗》从第 25 号起又恢复《抗战》原名，后因上海沦陷，准备迁往武汉出版。 为了抗日进步的文化事业，韬奋又与同事们经历了一次转移阵地的大流亡。他们先去香港，又从香港经广西到达武汉，整整 1 个月。但韬奋矢志不渝，并对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产生强烈的渴望。11 月中旬，准备从上海撤往 内地时，曾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共产党党组书记恳切谈心，迫切提出 要求，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12 月下旬，在张仲实陪同下，到八路军汉口办 事处访问了周恩来同志。此后不久，曾向周恩来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周恩来指示：“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 争，比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 的。”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改变了对韬奋的策略。1938 年初，蒋介石找韬奋、 杜重远谈话，妄图诱迫他们加入国民党。韬奋当即表示拒绝，并指出：“中 国是否能够只有一个政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4 月 1 日，韬奋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机关刊物《新闻记者》创刊号上发 表《新闻记者当前的任务》一文，指出“积极方面，应根据《抗战建国纲领》 以宣传国策，建议具体方案；在消极方面也应根据《抗战建国纲领》以纠正 并扫除那些破坏团结为虎作伥的言论与行为，这是抗战建国期中新闻记者的 主要任务。”　　　　6 月 19 日，韬奋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韬奋怀着一腔热 诚与希望，把自己看作努力代表民意的一分子，欣然表示参加，并于 7 月 6 日的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上，接连提出了 3 个提案。这些提案经过激烈辩 论之后获得通过。　　7 月 7 日，当“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抗战》与《全民》周 刊合并，改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出版。韬奋为总发行人，韬奋与柳湜主 编，编委会有沈钧儒、张仲实、艾寒松、胡绳等。韬奋在创刊号上发表《全 民抗战的使命》。该刊销量数高达 30 万份。在汉口、广州、重庆、昆明、长 沙、西安、贵阳、上海、兰州、香港、南昌、衡阳等地都有销售点。到 8 月， 生活书店在全国已设有分店 50 多处，拥有工作人员四五百人，成为国统区的 一个大型文化企业。当时书店总管理处曾将散处全国各地的分店在一张地图 上用圆点分别注明，陆续以半版广告在汉口各报登出（除国民党《扫荡报》 奉命拒登外）。　　10 月中旬，由于武汉战局吃紧，《全民抗战》迁往重庆出版。为了不误 出版，韬奋和柳湜随身带着大批稿件和读者来信坐飞机赴重庆，当时他们担 心受到检查，可是遇到的两个国民党宪兵正好是《全民抗战》的读者，还主 动表示“永远跟你韬奋先生”。韬奋平安地上了飞机，对柳湜说：“我们的 辛苦不白费，到处有我们的人。”又说，“中国革命一定胜利，只要看这一 代青年的心就可以保证。”韬奋在参政会内外与同周恩来等同志来往密切，周恩来曾称赞韬奋是“很好的鼓动家”。在二次参政会上，韬奋还与林伯渠同志商量，准备在陕甘宁 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逐步设立生活书店分店。1938 年底，韬奋常去重庆曾家 岩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同志，向他请教政治问题，并接受党中央对国统 区文化工作的指示。有一次韬奋又向周恩来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 恩来仍然要求他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作工作，并说：“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 样做。”1939 年 5 月 4 日，日机继续狂炸重庆市区，《全民抗战》临时加出油印壁报（《全民抗战油印壁报》）。5 月 13 日，《全民抗战》从第 70 号起改 为周刊。在《全民抗战》第 75 号上发起为前方将士写“十万封慰劳信”运动， 在一两个月内征得慰劳信 13 万多封。7 月 4 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民展找韬奋谈话，公开强迫生活书店与官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加资金百万，组织一个总管理或 成立一个董事会，直接由党部领导并派遣总编辑，还要韬奋加入国民党。韬 奋坚决不接受，并说“人有人格，店有店格，丧失了店格，也就失去了存在 的价值。生活书店店格决不容践踏，你们一定要扼杀生活书店，那就请便吧！” 又说：“我 50 多个书店可以不要但方针必须坚持，不能有丝毫的改变。”　　8 月前后，陈立夫派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几次约韬奋谈话（徐恩曾是韬 奋在南洋公学的同学），重提书店与官办书店“合并”一事，大肆攻击共产 党，并要韬奋加入国民党。韬奋严正驳斥说：“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国民，只 能做有益国家民族的光明磊落的事情，??我不能于国家法令之外，做任何 私人或私党的走狗！”　　1939 年韬奋邀周恩来对生活书店的工作人员作报告。周恩来同志在会上 谈了当时国内外形势，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长达 1 个多小时，会 后还为大家签名留念。在此前后，韬奋还邀请叶剑英、董必武、秦邦宪、徐　　特立、凯丰等中共领导人先后去书店作报告。　　当 1940 年 1 月，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韬奋在八路军办 事处得到样本，“如获至宝”，高兴得不能自持，向范长江等朋友滔滔不绝 讲述该书的内容。7 月，韬奋的夫人对他说：“在这里受国民党特务的气， 环境不好，文章不能好好写，话又不能痛痛快快地讲，还不如到延安去。” 韬奋说：“延安当然比这里好，但是我的岗位在这里。我虽然不能用枪杆， 可是我能用笔杆，正因为这里的环境恶劣，就要求我用这一枝笔与敌人更坚 决地战斗。将来有机会，延安我们总是要去的。”12 月，根据周恩来同志指 示，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成立“联合出版部”，并联合派柳湜、李文 等人去延安和太行区等地创办华北书店。　　1941 年 1 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同 时进一步摧残进步文化事业，迫害民主人士。他们把生活书店 50 多处分店（除 重庆外）或直接查封或下令停业，并诬陷韬奋企图组织暴动。韬奋对国民党 政府的这种法西斯暴行提出强烈抗议。　　2 月间，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保存文化界的进步力量， 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决定逐步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 文化界人士转去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韬奋一 面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暴行，一面作了应变准备，开始有计划地疏 散书店工作人员，把出版发行的重点转移到解放区去。生活书店领导中心已 移到香港。他自己也决定辞去“国民参政员”职务，秘密离开重庆去香港。 出发前约两周，他和夫人还专程去曾家岩 50 号拜访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2月 25 日 4 点钟，韬奋动身去南岸汽车站，沈钧儒与沈粹缜送行。韬奋化装为重庆某汽车公司的商人，乘坐的是福建省政府长途汽车，与胡绳同行。在旅 途中，韬奋有两次“受到了严格的盘问”。3 月初，韬奋辗转到达香港。当时战火尚未波及香港，从而为邹韬奋等人宣传抗日主张提供了一个较安定的环境。5 月 17 日，在廖承志的大力协助下，由邹韬奋主编的在民众中 影响巨大的《大众生活》周刊复刊，编委有茅盾、夏衍、金仲华、乔冠华、 胡绳、千家驹等著名文化精英。几天后，邹韬奋、茅盾、金仲华等 9 人，针 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在《大众生活》上联合发表了《我 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的长篇社论，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国内压制 和迫害抗日进步力量的阴谋，驳斥攻击、诬蔑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谬论。日军于 12 月 18 日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通道，实行宵禁，并四处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到处张贴布告，限令“抗日分子”前往“大日本行政部” 报到。在港早已公开暴露身分的邹韬奋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被通缉，处境 十分危险。《大众生活》被迫再度停刊。在此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 记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 价，把困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转移到大后 方去。七、赴解放区　　以廖承志等为首的中共华南工作委员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邹韬 奋、茅盾、胡绳、戈宝权等人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支队派员护送，从 香港秘密转移到游击总队司令部驻地——宝安县白石垅村。从香港到白石垅 相距百余里，沿途既有日军关卡，又有士匪出没，营救任务十分艰巨。第一 道难关是从香港偷渡到九龙。为了保证途中安全，游击总部特地选派了几名 机智能干又熟悉情况的交通员。参加营救工作的交通员到港后，很快与邹韬 奋等人联系上了，并帮助他们化装成客商、海员、医生、太太、工人、小贩， 以避开敌特耳目，摆脱监视跟踪。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邹韬奋等人于1 月 13 日安全到达了东江游击区的前哨基地——白石垅。 邹韬奋先是住在白石垅游击队队部，后遵照游击队总部决定转移到龙华的阳台山。此时他的夫人和子女也从香港来到此地与韬奋团聚。在阳台山， 邹韬奋还热情地参加了游击队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与戈宝权、沈志远等人， 经常为游击队写传单、标语，给战士上文化课，讲故事，促膝交谈。邹韬奋 出于一个职业记者、出版家的本能，非常关心游击队机关报《新百姓报》和《团结报》的编辑工作。每当空闲时，总爱到简陋编辑部，认真翻阅报纸。　　3 月间，中共中央南方局来电，说国民党当局秘密下令通缉韬奋，指令 敌特机关发现时“就地惩办”。韬奋夫人和孩子们先离开东江前往桂林，韬 奋本人则继续留在东江生活了一段时间。4 月初，党组织决定将邹韬奋等人转到龙川老隆。临别时，为表达对白石垅游击总队指战员的感激之情，邹韬奋特题写了一幅“保卫祖国，为民先 锋”的条幅留作纪念。8 月底，国民党加紧了搜捕行动，开始注意山乡小村生疏人。为防不测，陈炳传反复交待邹韬奋如何在晚上辩别狗叫声，如何在不同条件下跑往隐蔽 地等，并请当地党组织派人送来了一支左轮枪，一支驳壳枪，以便武装自卫。 这时，龙川地下党组织派了一个通讯员，与原在生活书店工作的职员冯舒之 一起来到江头村，准备接送邹韬奋到苏北解放区。临行前的一天，正值中秋 节。邹韬奋为表达对村民的感激之情，特在老学堂内设下便宴，与村民们一 一话别。第二天，邹韬奋早早起床，找来笔墨为陈炳传留下 4 幅墨迹，并深情地说：“我不会忘记江头村，不会忘记你们全家和全村百姓。”江头村是韬奋 第一次深入接触的祖国农村，也是他第一次和祖国劳动人民交往的场所。　　9 月 25 日，邹韬奋、冯舒之等人离开了江头村。几经曲折，他们来到湘、 鄂两省交界处的藕池口，进入了敌占区。邹韬奋在藕池口特意买了一批湖南 土碗装在船上，继续装扮成商人以便通过敌占区。可是船行不久，因河水枯 浅被迫离船登岸。邹韬奋只好就地把那批碗处理掉。　　后来，他们在当地雇了一个挑夫帮助送行李并想找个饭馆吃点东西。刚 到路边的一个小饭馆坐定，忽见一伙伪军骂骂咧咧地朝他们这边走来。挑夫 见状，忙把放在门外的行李搬进房内。这一举动立刻引起这伙伪军的怀疑。 在一个小队长的吆喝下，七八个伪军蜂涌而上，不容分说地将邹韬奋与冯舒 之拉到两个房间，严加盘问：“干什么的？”邹韬奋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 对伪军小队长说：“我是香港商人，跟我在一起的是伙计。日本人占领香港 后生意不好做了。我只好回上海老家去。”冯舒之也用同样的话回答伪军的　　审问，伪军小队长见两人答话没露什么破绽，又见邹韬奋随身带有通行证， 检查行李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东西，便快快地走了。　　邹韬奋、冯舒之离开饭馆后，马不停蹄连夜赶赴汉口。10 月初邹韬奋、 冯舒之安全抵达上海。在与冯舒之分别时，邹韬奋激动地说：“如果没有你， 我真没有能力平安到达上海！”在上海，韬奋曾找医生治耳病，初步诊断为 中耳炎。　　因邹韬奋在上海的熟人很多，为了安全，他只好整天呆在房间里。当时 上海的形势很紧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被日军接管，爱国进步人士被逮捕， 遭暗害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时的邹韬奋更急切盼望能早日赴苏北解放区。在 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周密安排下，苏北解放区大众书店女青 年王兰芳，受组织委派专程来到上海负责接邹韬奋，协助转移的还有一位 40 岁的华太太。　　11 月间的一天，扮作女儿的王兰芳，陪伴着夫妻打扮的邹韬奋和华太 太，在两个交通员的带领下，早早上了路。邹韬奋穿着一件古铜色的呢袍， 戴着一顶黑色毛皮筒帽，摘下那付高度近视眼镜，倒也很像商人模样。他们 “一家”老少互相关照，时紧时慢地赶着路，碰上关卡检查时，邹韬奋因没 戴眼镜看不清，只得装作重病在身的样子，由华太太和王兰芬左右搀扶着。 交涉之事，全由从小在苏北长大、对这一带情况了如指掌的王兰芳出面应付。 经过 10 多个月的辗转奔波，进入苏北解放区。不几日，新四军第一师师 长栗裕获悉邹韬奋已抵清江，当即派人将邹韬奋接到师部所在地——东台县 三仓。在这里，邹韬奋见到了敬慕已久的粟裕、陈丕显等人，并受到了新四 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当时陈毅军长曾来电要求保证韬奋的安全，并希望在 盐城地区新四军军部会见韬奋，共同商量如何在华东广大解放区开展文化出版事业。　　11 月下旬开始，韬奋到苏中解放区三仓地区进行社会考察，了解根据地 的形势；参观民兵、妇救会、儿童团的活动；参加一些干部、群众和各阶层 人士的座谈会，并作了详细笔记。11 月底后，他又随苏中行政公署转移到南 通县骑岸镇，继续进行社会调查。他不顾耳病复发，到机关、学校，甚至到 敌占边沿地区向群众讲演。他曾多次与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刘季平畅说 观感，并郑重地向他提出入党要求。他将周恩来在几年前关于这问题的答复 告诉刘季平，然后说：“现在我已经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露面，这样的 时期已经过去。我希望同意我入党。”刘随后向苏中区党委和华中局作了汇 报。　　12 月上旬，韬奋到盐阜区考察。他在阜宁县新四军三师师部见到了黄克 诚师长，并在师部住了约半个月，进行社会调查。他为解放区报纸写文章， 计划帮助当地创办一个刊物。12 月间，他与陈毅军长通过几次信。这时，韬 奋耳病恶化，经医生诊断为癌症，需要回上海治疗。临走时，他曾对一位同 志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最理想的地方，真正的民主自由在共产党 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现了。他“希望病快快好，好了立即就回来”。　　八、英年早逝　　1943 年 2 月上旬，韬奋在新四军所派人员的护送下回到了上海。他的病 经医生会诊检查，确诊为癌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于 5 月做了切割手术。 这时，他的夫人和大儿子已经从桂林来上海陪伴他。8 月，他的病情稍有好 转，便给新四军军部写信。要求到苏北去治病。但到 9 月，癌细胞转移，病 情开始恶化。韬奋向前来汇报书店工作的徐伯昕表示：“希望病愈之后再和 大家一起继续努力二三十年。”还说将来打算干三件大事：恢复生活书店， 为失学青年办一个图书馆。办一个日报。10 月间，他对专程来探望他的中共 中央华中局代表说，希望病愈后很快能回到苏北解放区去，并托来人转交一 封信给华中局。信中说：“我死也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4 年 1 至 2 月，韬奋的病情略有起色，他便抓紧时间写长篇回忆录， 题为《患难余生记》，1 个月完成 5 万字。但终因病情较重，他不得不停笔。 这成了他最后的遗作。6 月 1 日深夜，他突然昏厥。第二天，他召集亲友，口授遗嘱： “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20 余年来追随诸先生，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 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 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 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四五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 最近更不幸卧病经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怀祖国，惓念同胞，愿 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 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死后，希望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 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 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 安。我妻沈粹缜女士可参加社会工作，大儿嘉骅专攻机械工程，次子嘉骝研 习医学，幼女嘉丽爱好文学，均望予以深造机会，俾可贡献于伟大的革命事 业。”7 月 23 日，韬奋在纸上写道：“一切照办，不要打折扣。”他是在叮嘱同事和妻子要坚决执行他的遗嘱。这张纸条成了韬奋的绝笔。第二天早晨 7时 20 分，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邹韬奋与世长辞，年仅49 岁。　　韬奋不幸早逝的消息传到全国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在广大的人民 群众、干部当中，在一切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知识界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各解放区都隆重举行了“邹韬奋同志追悼会”。8 月 18 日，苏北军民在 新四军军部集会追悼韬奋。到会党政军界各人士几千人，张云逸代军长致悼 词，范长江、钱俊瑞、于毅夫等演讲志哀。9 月 12 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韬奋逝世讣告。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电唁韬奋家属，接受韬奋入党的要求，追认他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唁电对韬奋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先生 20 余年为救国运动， 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 变其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留人间，其 著作将永垂不朽。”11 月 22 日，即韬奋 1936 年因“七君子”案被捕 8 周年纪念日，延安隆重举行韬奋同志追悼大会，朱德、吴玉章、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 话。毛泽东同志亲题挽词：“热爱人民，真诚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韬奋逝世的消息传到重庆，立即引起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进步青年的深 切哀悼。10 月 1 日，由宋庆龄、林伯渠、郭沫若、沈钧儒等 72 人发起，各 党派各界人士在重庆举行韬奋先生追悼大会，对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和坚强的 民主战士，表示沉痛的哀悼。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同志也先后题词，充分 肯定和高度赞扬了韬奋的功绩和精神。　　1946 年 7 月 22 日，韬奋的遗骨被安葬在上海虹桥公墓，1967 年迁入上 海龙华革命公墓。1954 年 7 月 24 日，全国的各大报刊都纷纷发表文章，隆重纪念韬奋逝世 10 周年。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举行纪念会。3 卷本的《韬奋文集》出版发 行。后来，上海还建立韬奋纪念馆。　　1995 年 11 月 25 日，是韬奋诞生 100 周年纪念日。首都举行了隆重的纪 念大会，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再次高度评价韬奋同志的一生。令人欣慰的是， 凝聚他毕生心血的《韬奋全集》出版发行了。　　韬奋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爱国的一生。他的影响是巨大 而深远的。这种影响源于他拥有一枝如椽之笔。韬奋的笔是他感情的寄托，是他智慧的体现。他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灌注在笔管中；把自己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真理的爱倾注在笔尖上。 这种伟大的爱，使他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这种伟大的爱，赋予他作品以极大 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这枝智慧的笔，给人们留下了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 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和精辟议论，给人们留下了对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 翔实考察。韬奋的笔是他最锐利的精神武器。他曾自谦而又豪迈地说：“我所仅有的一点微薄的能力，只是提着这枝秃笔和黑暗势力作艰苦的抗斗，为民族和 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我要掮着这枝秃笔，挥洒我的热血， 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 人的炮火，前进！’”这枝笔的确成了反对黑暗势力的投枪和匕首，成为人 民奔向自由的火把。正如郭沫若同志所说：“这是一枝不折不扣的钢笔，有 了这枝笔存在的地方，便是民主存在的地方；没有这枝笔的地方，便是法西 斯存在的地方。”正因为韬奋的笔变成了他的生命，他的灵魂，所以他在一生当中，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安静而繁忙的编辑部，在警 卫森严的监狱，在颠沛流离中，在癌痛的折磨时，他总是不停地挥动着这枝 笔。他用勤奋的一生实现了自己爱国报国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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