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子童年生活作文的场景分别是

童年生活的三个场景(修正稿)
《青岛文学》2009年5期
父亲,在我记忆里只是劣质的土陶酒壶,以及壶里从不干涸的烈性白酒。这个身高
1米80的前国民党少校,解放前夕随军起义。1955年从抗美援朝战场衣锦还乡后,整天在川南一个贫穷落后的小镇乡场上酗酒作乐。不一日,这个彪悍的武夫和一帮狐朋狗友在一个小店喝酒,一个长发飘逸,体形姣美的女子的路过,瞬间就醉倒了他色迷迷的双眼。
父亲用10块大洋,从一个穷愁潦倒的更夫手里,买下了那个清纯美丽的16岁女子。
这个女子,就是我的母亲。这个场景发生在五十年代,关于这个事件的真实性,一直就没有得到证实,因为我从来就没有问过母亲,是我小舅讲给我听的。
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小镇上一起生活了不到两年,父亲就到外地工作,继续他军阀兵痞般的生涯去了。只是每年回家探望一次,于是,在我出生以前分别有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母亲在外婆家为大,年幼时负责接送我大舅、二舅上私塾和上学间的饮食。在曲折的乡间青石板小路上,母亲背着二舅,手里牵着大舅常年行走于风里雨里。在私塾学堂,母亲站在教室外的窗口,一字一句地偷偷背诵并熟记了《三字经》和《女儿经》。这是母亲一生中受到的唯一教育。这样的教育,成为她一生的遵循。
我父亲开家乡后,只是每月从远方寄回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大多用于外婆治病和一家四口的生活补贴。
哥哥两岁时死于大跃进年代的饥饿。
为了养活哥哥、外婆、小舅,母亲当上了农村妇女干部,同时也开始学习缝纫。母亲流着泪不止一次向我述说过哥哥的死亡过程:
“那天我到一户农家动员他们把寿材捐出来送到铁厂(那是一个荒唐的大炼钢时代,不仅把山上的树砍光了,还要把家里的门板、棺材等捐出来作为炼钢的柴薪)。我饿得两眼发花,你哥哥在我背上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走进农户家厨房想喝几口冷水压一压。灶台上有几个硬邦邦的高粱粑摆在簸箕里,你哥伸出小手抓起一个就往嘴里塞。才两岁的娃咋能吃掺了白鳝泥的粑粑嘛!但看到你哥饿慌的样子,我不忍心把那个高梁粑抢下来……都怪我,都怪我呀!”结果,我才两岁的大哥被那个高粱粑活活噎死在了母亲的怀抱里。
我哥被噎死两年后,我的姐姐以死亡的方式来到了这个世界。由于母亲的日夜辛劳和超负荷的心理压力,姐姐生下就是死婴。“你父亲那时给家里邮寄的生活费少,你哥哥姐姐死的时候他都不在你母亲身边。”这也是小舅对我说的。
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母亲在一所矿山做缝纫。20个鸡蛋,就是我母亲坐月子的全部营养。据说,这20个鸡蛋还是母亲的同事出份子送的。
我的童年没有泡泡糖和动画片。由于家境贫寒,我四岁起跟着小舅上山割牛草卖给搬运社喂马、拾狗屎卖给果园作肥料、刨二碳作为家用燃料……六岁开始担水洗衣做饭。而我的母亲没日没夜地坐在缝纫机上劳作,每天睡眠不到5小时。即便如此,依然不能保证每个月吃上一次猪肉。外婆多病,小舅年龄还小,而我的另外两个舅舅那时已经拖儿带女自顾不暇。我母亲柔弱的肩胛上承载着一家四口的活命。
在记忆里,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是空白。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半月。在母亲那里,父亲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只要父亲探亲回来,我们家就成了他花天酒地的天堂,中午开始,他的酒肉朋友就来陪他酗酒直至酩酊大醉。我母亲不仅像往常一样的要工作到深夜,回家以后还要收拾狼藉不堪的屋子……父亲在家的日子,我通常会在外婆家里,因为我们家只有一间灰暗的竹篾子老房。直到今天,我对父亲的记忆依然只有酒精和模糊的高大,甚至我根本就想不起:他有没有对我笑过一次?有没有哪怕给我买过一粒水果糖?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父亲作为一个少校军衔的军官,又在战场获得过无数军人的荣誉(我看见过我家箱柜里的诸多奖章),为什么最终只是一个砖瓦厂拉板车的苦力工人?我就此也问过母亲,母亲说她从来就没有问过父亲,“不管咋样,你父亲每个月会寄钱回来,要是没这点钱,咋给你外婆治病?咋给你干饭吃,你记住:任何时候他都是你老子!”
父亲在我幼年时就死亡,于我没有一点悲伤。但父亲的死亡无疑加重了母亲的负担。我苦难的童年比起母亲的艰辛来,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未有过叹息、怨恨、和抵抗的愿望,以她最大的能力支撑着一个家庭的生存。她的美貌和她的善良原本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但她必然而平静地走过我们这代人大多数母亲们的苦难命运。
我童年中最大的渴望就是一碗白干饭和一碗回锅肉。一块肉带给我的欣喜,远远胜过了任何玩具和任何童话可能带给我的欣喜。年少时光里,对食物的需要胜过了其它一切需要。
因此我童年的全部活动都围绕着粮食和油荤进行。
有一年春节前,我从乡下的亲戚家回到母亲身边。那一天,冬天的阳光把小镇一条青石铺设的狭长街道照得有点温暖。我一路上滚玩着铁环回到了母亲的缝纫社。离开母亲已经有半个月,我已经十分想念母亲的微笑和关爱。我穿过由几十台缝纫机组成的长廊,看见母亲低着头专心地踩着缝纫机干着活。阳光透过天井照耀着母亲的满头秀发,母亲过早佝偻的腰背和显得苍白的面容,在那个缝纫机滴哒哒合唱的下午,构成了一个女性劳动者坚韧的画像,并由此成为我童年生活中对母亲记忆从未改变的一个场景。
我轻手轻脚接近了母亲,突然扯起嗓门喊了一声:“妈妈——”母亲惊吓着站起身来,瞬间的惊讶变成了满脸的欢笑,“你这个背时的娃儿,把我吓了一跳。”母亲顺手拿起量衣尺片佯装着要打我,但我抱住了母亲的双腿。“妈,有没得好吃的哦?”母亲抓着我的小手足足看了我半天。“有,妈专门给你留着好吃的,走,给你看看。”
母亲兴奋地把我拉回家,直接走到放着楠竹蒸笼的米柜旁,油亮的蒸笼盖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母亲弯下腰来问我:“你猜猜里面是啥子?”看见油亮的蒸笼口水已经外流。我已经急不可待了,跳起身来想揭开蒸盖。
母亲一手把我抱起来,另一支手打开了蒸笼盖。
偌大的蒸格上放着一个小土碗,碗里表层长满了白茸茸的真菌,菌丝已经延伸出碗沿。
这碗已经严重发霉变质的菜肴,是母亲单位过节聚餐挑选出来留给我的各式荤菜。母亲刨去了霉菌蒸热了那个小碗,在夜晚灰暗的煤油灯照下,我高高兴兴地吃饱了我一生中最温爱的一个晚餐。
那一年,我大概六岁;那一天,从不敢忘。
年少时,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小镇上,最羡慕的就是爹妈在镇公所上班的小伙伴。他们每天都有一个白鸡蛋,还可以上镇上唯一的一所幼儿园,不像我们这些手工业者的孩子:衣衫不整、一年四季都光着脚丫、成天想的就是填饱肚子;还羡慕家中有亲戚在大城市的伙伴,因为凡从大城市到小镇探亲的人,都会给小镇带来一些想象和盼望。
有一年夏天,一个穿着背带裤和小皮鞋的小男孩和他父母来到了小镇。我想用土玩具——竹制水枪,换他的玩具小汽车玩一会儿,那个说着我不太懂的语言(普通话)的城市男孩就成了我的好朋友。
小男孩离开小镇的时候给了我两颗上海水果糖。
两颗,多么奢侈的礼物!在那之前我只是见过包装糖果的玻璃纸。我从远方的朋友手里接过那两个精灵时,第一愿望就是要给母亲一个惊喜。
我飞一般跑回缝纫社,跑到门口我停了下来掏出两粒糖果,满心欢喜地打量着这份神圣的礼物。我实在无力遏制自己的兴奋和渴望:小心翼翼地拆开一粒糖果,我用舌头轻轻舔了舔,忍不住就放进了嘴里,我非常小心地吮吸着糖果,生怕它融化得太快。当我刚刚品出甜味芳香之际,我将它从嘴里吐了出来,看着指间透明的圣物,又用糖纸把它包了起来。这样做是因为我开始犹豫,觉得不能独自享用它,应该留给母亲。但糖果的味道在我脑子里流动,我拼命舔着留在指缝间的甜香味。然后,飞快地奔向了母亲。结果,我和母亲二人分吃了那粒已经放进我嘴里又掏出来的糖果。
母亲说剩下的一粒给外婆。
晚间我和母亲去到外婆家。外婆患的是哮喘,冬天是最难熬的时候。当母亲把剩下那颗带有体温的糖果拿给外婆时,外婆第一个反映就是责怪母亲咋不留给我。尽管我当时还不到五岁,但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场对话。
母亲说:“妈,你尝尝这颗糖,大城市的。”母亲剥去了糖纸准备放进外婆嘴里。
外婆说:“这么金贵的东西嘛,就给娃儿吃嘛。”外婆并没有张开嘴巴。
母亲说:“我和娃儿都吃过了,专门留给你的。”
外婆对着我说:“吃过啦,好东西啊!外婆不吃留给你吃。”外婆从母亲手里接过糖。“来,张开嘴,你吃。”虽然我年少不懂事,但我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再吃了。我从外婆身边跑开了。
母亲说:“妈,你看你,你就尝一尝嘛。”
“吆――儿,你快来。”外婆开始叫我小舅。小舅正在柴房给外婆煎药。“来,吆儿,你也尝一点,我牙不好你咬一半给我。”
这是我童年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当我的脑海重现这一场景的时候,所有人间母爱、亲情、感恩种种语汇都有了具体的影像,它们让我知道温情是苦难生活里最能安慰我们的东西。
母亲生于1930年,去世的时候,我作为军人正在北京执行一项特殊的摄制任务。赶回老家时,母亲已经入土。
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她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居然没有得到骨肉的临终关怀。走得何等伤悲何等孤独!
在母亲生命的尽头,我不能为母亲送终,这是天大的不孝!
我知道母亲不会有一句怨言,哪怕她是多么想念她的儿子;在她以终身奉献为当然的母爱里,他的儿子的一切,都远比自己重要!这样的深爱让儿子何以克当,又如何能轻忘。
惟愿我的母亲,和她那一代母亲无偿付出一生的可悲可叹,不再重复在后世母亲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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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格格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 我今天进了惠安馆,秀贞不在屋里.炕桌上摆着一个大玻璃缸,里面是几条小金鱼,游来游去.我问王妈:
“秀贞呢?”
“跨院里呢!”
“我去找她.”我说.
“别介,她就来,你这儿等着,看金鱼吧!”
我把鼻子顶着金鱼缸向里看,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地在喝水,我的嘴也不由得一张一张地在学鱼喝水.有时候金鱼游到我的面前来,隔着一层玻璃,我和鱼鼻子顶牛儿啦!我就这么看着,两腿跪在炕沿上,都麻了,秀贞还不来. 天气暖和多了,棉袄早就脱下来,夹袄外面早晚凉就罩上一件薄薄的棉背心,又轻又软.我穿的新布鞋,前头打了一块黑皮子头,老王妈秀贞她妈,看见我的新鞋说:
“这双鞋可结实,把我们家的门坎踢烂了,你这双鞋也破不了!”
惠安馆我已经来熟了,会馆的大门总是开着一扇,所以我随时可以溜进来.我说溜进来,因为我总是背着家里的人偷着来的,他们只知道我常常是随着宋妈买菜到井窝子找妞儿,一见宋妈进了油盐店,我就回头走,到惠安馆来. 妞儿只有一条辫子,又黄又短,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第二次看见妞儿,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她过来了,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我们俩相对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等一会儿,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她又向我笑了笑,指着后面,低低的声音说:
“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嗯.”我说.
“第几个门?”
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
“一,二,三,四,第四个门.到我们家去玩.”
她摇摇头说:“你们胡同里有疯子,妈不叫我去.”
“怕什么,她又不吃人.”
她仍然是笑笑的摇摇头.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就是井窝子,这里满地是水,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独轮的水车来一辆去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吱吱口丑口丑的响,好刺耳,我要堵起耳朵啦!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对宋妈说:
“宋妈,你去买菜,我等妞儿.”
妞儿,我第一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拿了一大枚,又买酱,又买醋,又买葱,伙计还逗着说:“妞儿,唱一段才许你走!”妞儿眼里含着泪,手摇晃着,醋都要洒了,我有说不出的气恼,一下窜到妞儿身旁,插着腰问他们:
“凭什么?”
就这样,我认识了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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