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三篇附张建新评论
&&&&&&&&&&&&&&&&&&&&&数字的联想
一个下午，我和朋友D坐在一个叫“上岛咖啡馆”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D是个博学的人，是教数学的，我称他为数学教授。他和我谈起了数字对年代的想象，数字对物质时代的想象，数字对死亡的想象着实让我吃惊。我是一个对数字极为不敏感的人，经他这么一说，我感到我们每天就活在偶然遇到的数字里，活在数字的包围里。
D是个热爱生活的人，耽于幻想，相信人生的无常，喜欢思考抽象问题，认为人只会在数字里才表现出准确的具体性。他举例说他父亲就是死在一连串的数字里。父亲死的时候78岁，死在宣家花园7号小区3栋5单元8层楼801号房间里。时间：1994年6月12日早上8时12分19秒。这之前的两个月他住在医院2号楼，318病室，10号床位，病历是号。他病房的护士上岗证号是000151.。D有些神经质，脸色苍白，常常无序地表达出在一连串的数字里发生的事。911事件、
15号沙尘暴、315国家消费日、汪精卫与“7·15政变、119报警、007影片、& 918国耻日、112急救车、8341部队、571工程纪要、8·7会议、玛雅人预言的2012年是人类的末日……
D停下手里的勺子仿佛是在梦里说话：父亲死的的那天，从窗口飞进一只黄色的蝴蝶，轻盈，飘动，美丽。它在房间里绕了5、6个圈儿又飞出去了。大家感到惊讶。这只蝴蝶怎么绕开了花朵、河水、树木、花园，飞到一个死者的房间？怎么飞得这么高，如果它与死者没有关系会飞这么高吗？于是大家猜测：要么是他的灵魂回来了，要么是他的影子回来了，要么是他的思想回来了……不可知的东西常常包含着对未来的想象，这个“未来”是藏在现实的深处。1909年2月20日马里内蒂创立了未来主义宣言：“走吧，朋友们，我们出发！出发。也许我们会死在路上，死，也是死在未来。”米罗（1923年——1924）年创作出绘画（80cm&9,5cm）《一个女人的数字和爱情星星》。女人在数星星的时候，从1颗星星数到100颗，1000颗，10000颗，现实进入了想象，她的爱情就迷失在数字里，情绪变得烦躁不安。1913年5月3日卡夫卡说：我的内心存在着可怕的不安。他看到他父亲的账单上写满了数字，他父亲说每一个数字都体现出实用的货币。尽管它带上了资本主义的斑迹，但并不存在于它价值的绝对量中。比如10000磅纱是按它的价值500磅出卖，这个流通的行为不过是不变的价值由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转化。
D一边无意识地搅动杯子里的咖啡，一边似是而非地看着我说，一个人的生活中常常在1——2之间犹疑，在7——8之间徘徊，在10——15之间沮丧，30——50之间挣扎。一位中国数学家用他最后20年的光阴寻找一些神秘的数字符号，这些符号不易察觉地隐藏在人的内心，隐藏在人游动的视觉里，隐藏在人对未来的恐惧里，隐藏在人的生与死之间，等候人类在未来的日子里发现它，破解它。D说他一生都在思考“0”的意义，“0”与其它数字的关系，“0”作为起点或终点所隐含的不确定的、偶然性的含义，构成了一个难以把握的现实。“0”在不出现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它的完整性，它内在的空间可以无限扩展。他认为正是“0”成就了柏拉图的理想国，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成就了天体运动中太阳和地球的生命。
在一切宗教中，D说他相信基督教，他认为这个教义里的上帝就活在大众里，活在万物里。这个大众和万物就处在“0”的空间里，由上帝来划定秩序，上帝在他的理想的数字中布置这个世界。《创世纪》第1章：
1，起初，神创造天地。
2，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于水面上。
3，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4，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与暗分开了。
5，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然后神在这个被他拓开的世界里布置万物：有了空气，有了水，有了青草，有了种子和蔬菜，有了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有雀鸟，有鱼，滋生繁多，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等。到了第6日神照自己之像造出人，要他们管理这一切。到了第7日天地万物造齐了，该歇工了，安息了，定为圣日。我们称之为礼拜天。
D说他父亲就是死在一个灰蒙蒙礼拜天里，他母亲从没想到过她的丈夫会进天堂。她丈夫在30岁以前一度曾和一个马戏团的女人鬼混过，这个马戏团的女人穿着黑色皮靴，一头披发。在表演中她叫一个人站在远处一块木板边，由她飞刀，她飞出的113块刀中，刀刀处在人体的边缘，飞出一个人形。她精湛的手艺叫她丈夫吃惊，至于他和她鬼混到什么程度，他母亲也说不清，这个折磨了她的一生。D说，一辆皖H——44091号的殡仪车带走他的父亲时，母亲还处在各种猜测和想象中，并由此终结了她的一生。父亲死后，母亲也变得空虚了，她觉得丈夫带走的不是生命，不是一具尸体，而是带走了她心中的一块疑团，一段坑坑洼洼的生活，一个没有定论的现实。这个现实还不及一片落叶能在人的视觉里产生反应。但在7&7的49天里，母亲没有理过一次发，没有剪过一次指甲，没有吃过一次荤，而是看着她丈夫遗留下的一块怀表发呆，这块怀表里的时间一直停留在深夜11点21分15秒上。母亲不知道她的丈夫在这个时间里干了什么。
D看看窗外，不一会又收回目光说：数字对年代的想象最为敏感、丰富，而历史就藏在这些数字里。不知为什么我常常是由一连串的阿拉伯数字想到了这些：1914年8月2
日卡夫卡在他的日记里写到：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世界大事和个人的一件小事在一条平行线上相遇了。1916年5月12日查拉在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当着大家的面，将一把裁纸刀随意插入一本德法词典中，然后在刀尖所指的那页上随便取了一个词“达达”，由此产生了达达主义。它否定了当时一切价值观念：理智、科学、逻辑、宗教、政治、伦理、家庭，甚至语言和记忆都成了它否定的对象。他们给蒙娜·丽莎的嘴唇上添上胡须，他们创造出他们认为的“美”。1915年7月28日塔特林发展了他的“凹浮雕”进入了三维空间。1919年12月27日他为第三国际设计一个高达1300英尺的纪念碑，本身高达83英尺，空间受到实体的挤压，呈扭曲形状，并在无形中排斥人的视觉。如其说这是一种表现形式，不如说是一种结构。在一个孤寂的广场他颠覆了自身的意识形态与艺术的关系。毕加索肖像：1947年11月20日，油画，25/&21/。萨尔瓦多·达利收藏。画里有民间传说的成分，有精神象征，有浪漫主义气息，有梦的自由，有一个人的战争。瓦·康定斯基的《论艺术的精神》图70
《1912年莫斯科举办的构成主义展览会会场一角》包含着与正方形相似的内在的紧张感。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起源于圆内部的三角形。（作用于精神的内在的结构其中白色的并不是死亡的寂静，而是一种孕育着希望的平静，黑色的也不代表虚无和冷漠。如同音乐在一连串的数字里起伏，转折，穿透，流动。他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通常以分析的方法将各种观念和事物分为对立着的两大类：
&&&&精神&&
D停顿了一下，眼光里黯淡无神，蠕动着嘴唇，像是从梦中向现实发出的声音：在这些灰蒙蒙的日子里，他天天失眠，安眠药也不起作用了。1997年5月的一个晚上20点30分，他的一个朋友给他实施催眠术，想让他在催眠中产生幻觉，在幻觉中进入睡眠。他的催眠词是：轻轻的，闭上你的眼睛，用你的心去想，想一个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安静，空无一物，没有树，没有鸟儿，也没有风，只有你一个人。然后伸出你的手在想象中延伸，延伸，去触摸那个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直到你内心里空无一物，没有杂念，没有欲望，没有人世间的喧嚣，也没有你自己，你就能进入睡眠……睡吧，睡吧，离开身边的一切，让一颗心安静下来……D说他还是无法入睡，可恶的脑子里老是发出嗡嗡的声音。他想着他贫困的生活，想着以前爱过的女人，想着诗歌，想着这个日渐冷漠的物质时代，想着他把握不住的事物。D对事物的解释是：当你凝视它的时候，它是存在的。当你忽视它的时候，它就不存在了，当你对眼前的现实看得太久了，它就会变得“超现实”。1916年阿波利奈尔创造了“超现实主义”这个词。“未来的诗人将克服这种令人沮丧的生活，行动和梦话的分裂是不可弥补的。白天越来越长，旅途迷茫，一只鸟儿在唱着它临死前的歌，另一扇门将开启，不能忽略身后的门在某个瞬间被人关上。”1919年的第一个春天查拉躺在他的床上说出他的自动写作法：即兴，夸张，不理性，受着潜意识的支配……逐步冲破数字的包围。
D说在他失眠的日子里他天天数数：，数到1000下也没睡着，他的眼前跳动着密密麻麻的数字，他被困在数字里，依然进入不了睡眠。他在单身的日子里也是天天失眠，心在四处漫游，无所依附。他先后接触过几个女人，她们大都在20多岁，在数字上他大她们一轮，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12为一轮”，这是一个年代啊，他开始惧怕岁月的流逝，他说他没有能力保卫自己“青年时代的天空”。好像他所接触的女人都希望在他身上建立一个精神上的“理想国”。而他没有他父亲坚强勇敢果断的性格，敢作敢为。父亲一生都是活在他艰难时世里。他曾说无论遇到什么挫折他都不会自杀的，自杀是对现实的畏惧和逃离，自杀者大都是没有心理空间的人。公元前278年旧历5月5
日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1989年3月26日下午5点30分海子自杀于山海关和龙家营之间的一段慢车道上。他带在身上的一份遗书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他去过西藏，写过《亚洲铜》，在明亮的阳光里为自己投下了阴影，自杀时他才25岁。他是中国后工业时代，或者说物质时代最后一位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没能在这个时代将他的浪漫主义精神保留到最后。1933年12月5日，朱湘在长江自沉而死，时年29岁。他在他所处的社会成为一个“畸零的人”，他与现实格格不入，他有过梦，他的梦是白色的，透明的，易碎的。他想守一份属于自己的自然，宁静，纯粹，人性，柔美的内心世界，想在他的诗歌里营造一个无邪的理想现实。他的梦毁灭了他。他在他的梦中徘徊，观望，迷离，沉醉，伤感，以致混淆了现实与梦境的关系。1920年5月12日“达达派”第一次表演：梦是无意识的，梦是自由的天地，梦里会呈现出人真实的欲望。生与死，现实与想象，过去与未来，可言说的与不可言说的，高与低，白与黑，内与外，主观与客观在梦里都不被看做是矛盾的。而朱湘却游离于“达达派”之外。
D说到了1995年姐姐还沉浸在父亲死亡的悲痛中，这一年4月5日清明节时，姐姐给他送去了100000元的冥票，送给他18朵纸扎的玫瑰。姐姐出生于1949年10月，一个好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年，她从母亲体内出生9年后，D说他就降临到这个世上，他们共同生活了很多年多年。姐姐喜欢看书的习惯影响了他，只不过姐姐喜欢看诗歌。她说韩波1873年7月12日写出了他的诗歌《地狱中的一季》记下了他无法表达的事物，甚至说死亡是一种幻觉，他传奇的一生对姐姐是有诱惑力的。他天才而狂傲，他烂漫而郁闷，他感性而纯粹。他发明一种诗的语言，他说它迟早会包容诗人所有的感觉，姐姐说这就是他的魔力。韩波死的时候也是寂寞的，不甘心的，和父亲的死一样眼睛是睁开的。父亲热爱生活，敏感于周围的事物，认为爱情不等于婚姻，提倡要适时更新。母亲似乎知道他丈夫死的时候眼睛还睁开着的含义，她没有对此采取措施，还是姐姐走到床边用手轻轻地抹闭他的眼睛。D说不同于姐姐的是他喜欢看政治书籍。有过政治抱负，曾以为自己能活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切社会中最科学、最人性、最理想的社会。1872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一个精神幽灵，一个创造新社会的幽灵。在一个令人沮丧，萎靡不振的时代，他正在扩散，弥漫，逐渐地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没见阶级，没有剥削，平等，自由。巴黎的红五月是一场共产主义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诞生了。其间有1925年“五卅运动”1926年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段祺瑞残杀学生，政府门前血流成河。1928年8月1日南昌起义。1935年1月15日的遵义会议。1936年10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举世闻名的2万5千里长征。抗日救亡中的12·9运动。同年12月12日结束了10年内战的“西安事变”。……这一系列的事件无不包含在一连串的阿拉伯数字里。D说，没有数字的出现，上帝也创造不了这个世界，没有数字世界就混沌一片，没有数字我们都会成为迷途的羔羊，没有数字人与人之间就成了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没有数字我们的大脑神经就接受不了准确的信息，没有数字我们就不知道国民总产值是多少，就不知道我们的幸福指数是多少，没有数字就没有空调，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卫星，没有银行，没有支票，没有货币，没有流通领域，没有民航，没有贸易，没有年代，没有历史……啊，这会是个什么世界？
D有些恍惚，像是剪影里的人，他几乎是盯视着我说，人到了最后的死亡也是包围在一连串的数字里。他说的父亲的骨灰就安放在在10号陵园，从前往后走处在第50排。从后往前面走处在第30排。墓区为108，墓号为29。墓穴空间为于０．3平方米，墓碑放置后顶端距地表面高度为０．5米。紧挨着是30，31。32，33——101，102，103……这些数字组成了一串信息进入活着人的脑海里。每当清明节或者死者忌日的时候，活着的人就会沿着这些数字寻找死者来祭拜。在这样的日子里，人是活在死者的数字里，在这么多的数字里人对死者的意念又能占多少比例呢？
咖啡馆外面的天空渐渐暗了，一抹夕阳射进临街的窗口，照在D苍白的脸上，他说，如其说死者是安放在家属的内心里，倒不如说是安放在一连串的数字里，那么人的这一生中应该对数字敬畏，对数字理解，对数字重视，我们就能好好地生活在这些数字里。
&&&&&&&&&&&&&我第一次看到的玫瑰，是白色的玫瑰
我第一次看到的玫瑰，是白色的玫瑰。1976年3月的一个灰蒙蒙的一天，我相信毛主席的号召下放到太湖县桃铺公社西平大队。这朵白色的花就开在西平大队的一个山坡上。
这是安静的一天，这一天与往日没什么不同，这一天我18岁，这一天我第一次看到了玫瑰。和我同时看到这朵白色玫瑰的是一位驻农村的军宣队长，贫下中农喊他张队长。张队长五十开外，矮而胖，秃顶，脸上的五官毫不客气地挤在一起，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这里的一切阶级斗争动态都在这条线内）他穿着军衣，腰间挂着一只黄色的牛皮盒子炮。晚上睡觉时就从盒子炮里抽出一把老式的小手枪放在枕头底下。他能从门外的脚步声中分辨得出是哪一个人。但他对这朵白色的玫瑰却有点冷漠。我问道：“张队长，玫瑰还有白色的吗？”“嗯”他点点头：“玫瑰应该是红色的，偶尔也能看到白色的，但很少。”我似乎隐隐约约地领会到他的意思：玫瑰应该是红色的，象征着我们这个火红的祖国，火红的理想，火红的岁月，火红的生活。当我弯下腰采摘了这朵白玫瑰时，他问我干什么，我说摆在窗前很好看的，他阴下了脸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那时我不知道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是个什么样的情调。
当时西平大队的天空很蓝很蓝，小河里的水很清很清，到了晚上能看到满天的星星，月亮亮得就像动画片里制作出来一样，大而圆，能看到里面的小树，就是坟墓上也会开出五颜六色的花。这里的农民沉默寡言，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夏天的夜晚在外面纳凉时，他们很少与路过的人说话，即使是坐在一起的人几乎也是沉默的。按我当时的理解他们淳朴，木讷，与世无争，像个世外桃源。只有张队长给这个地方注入了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气息。他天天给大队广播站写稿播放。广播站每天早上从播放东方红，太阳升歌曲开始，然后播放张队长的稿子。他要求大家走党的方针路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防止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放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
我们这个大队一共下放了四名知青，由于房子安排不过来，大队就安排我和张队长住在一起，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真不是滋味，不是因为他不给我自由，不是因为他时刻注重我的思想动态，也不是因为他对我不厌其烦地实施阶级教育，而是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腥味。给我的感觉这个腥味丧失了自然性，好像是从某种陈旧的生活里散发出来的，陈腐，恶心，窒息，我一吃饭就想呕吐。每次张队长走后我就打开门窗通风，再冷的天我也这样，有时干脆开着门窗睡觉。我认定这个气味是从张队长身上散发出来的。我知道不同的人身上会散发出不同的气味，而张队长身上的气味过于浓烈，掩盖了别人的气味，叫别人难以适应。他走后的房间里，腥味依然不散，他身上的气味已经粘到某些物体上，钻进了事物的毛孔里。我在这个房间里来回走动，想找出这个气味到底是从什么物体里发出来的。他的洗脸盆放在门的左边，他的毛巾挂在门的后面，他的牙刷、内衣、鞋、帽子、手套堆放在床上，要想完全消除这个气味就得将这些东西扔出去，扔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但现实是不可能的。他似乎没感觉到我对他的气味不适应，没感到我有厌恶的情绪。他问我喜欢看什么书，我说我喜欢看《青春之歌》，他依然认为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有一天隔壁大队的两位女知青来我们这儿玩，在房间里聊天，嬉笑，逗乐，开心，我喜欢这样的生活。他坐在一旁，脸色阴沉，一声不吭，偶尔出去一下不一会又回来了坐在我们旁边，好像是我监护人。一直到女知青告辞走了他才走出房间，查看外面的“阶级斗争”的新动态去了。晚上回来时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刘啊，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来，要虚心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是党的号召，千万不要在这方面出错啊。我一愣，眨着眼看他，我还没弄明白他的意思，他又紧接着说道：“你要警惕自己，不要在路线的范围内弄出个两性关系来。”两性关系是个什么关系系呢？我只能按照我的想法来理解：男性，女性，构成了两种性别，两种性别的人来来往往的就构成了两性关系。两性关系有精神上的，物质上的，肉体上的，心灵上的，他指的是哪一种呢？两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支，是大逻辑圈里的套住的一个小逻辑圈，他一刀直接插入了小逻辑圈，这么看他话里藏刀了。就我而言，我的社会关系很好，出身成分：工人，家庭成员：母亲，兄弟姐妹（均为工人阶级），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瓜葛了。在我18岁的年龄里，说实话我喜欢女性，在感性上喜欢，在视觉上喜欢，说好听一点叫单纯，说不好听一点叫动物的自然属性。我不知道“女性”概念是什么。于是我翻开1970年版本的新华词典：1，“女人：女性的成年人”。2，“女孩：未成年的女性”。3，“女性：人类两性之一，能在体内产生卵细胞”。4，“女子：女性的人”等。这些注释依然使我茫然：首先我不知道成年女人和未成年女人以什么作为分界线；其次不能有针对性地理解女性的人；再次不知道卵细胞在两性关系里会产生什么作用。“女性”在我18岁的年龄里是抽象的，模糊的，遥远的，倒是张队长提醒了我思考这个问题。
张队长有女人吗？他是不是一个老独身男人？他在警惕着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在警惕着两性关系，他希望我不要越轨，就像火车脱轨了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而我做的事常常叫他不高兴。有一次张队长回老家去了，不小心将一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丢在房间里，到了晚上我在黑暗的蚊帐里拨动着他的收音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过几天张队长回来了，发现我动了他的收音机波段，很不高兴地问我收听了什么台，我说不知道。他很严肃地说我收听的是敌台，我愕然，什么是敌台？他说台湾台，我纳闷的是他怎么知道我收听的是台湾台？这说明他也收听过这个台，他的收听难道是为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吗？不一会他睁大了一对小眼睛提醒我说：“记住，你一定要牢记阶级斗争，无形的敌人就在我们身边。”他的话没有引起我多大的反应，因为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看到过一个具体的敌人，更看不到无形的敌人，除非在《地道战》影片里看到的日本鬼子，马上就认出这是敌人。时隔多年后当我想起这件事，我发现在张队长的脑海里一直存在着他假想的敌人，他抛弃了人性，以政治斗争来衡量一个人是朋友还是敌人。在他的心理空间布满了地雷阵，在这个地雷区里，别人弄不好就踩到他的地雷上。他时刻注视着从他面前走过的人，他四处作战筋疲力尽，天天和假想的敌人做斗争，就像堂吉诃德拿着他的长矛在荒野上和风车作战，但他没有桑丘这样的朋友，在农民们单纯实在的现实里他一个人孤军奋战，依然觉得真理是站在他这一边，胜利当然就属于他了。他跟我说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是要不得的主义，可我一点也不理解他说的话。我所想的就是抛开这些复杂的东西和这儿纯朴的农民一样过简单的生活。问题是这房间里的腥味依然在弥漫，我依然感到窒息，呕吐。这个气味不在某个具体的地方却又无处不在。奇怪的是他从来没和我提到这个气味，是他不愿意提，还是他没嗅到？或者是他认为这个气味是从我身上散发出来。为此我也怀疑过自己，这个腥味难道是从我的内衣，毛巾，牙刷以及生活用品里散发出来的吗？后来我否定这个。因为其他几位知青说我身上的气味很纯真，说我十八岁，正值峥嵘岁月，风华正茂，身上的气味好闻着呢。
直到有一天他扔掉了我窗前的白玫瑰，我感到他的心情比以前更坏了。虽然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但我整天不和他说一句话，我也学会了板着脸对他，按照毛主席的号召我来这里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也不是接受一个五十多岁腰挂盒子炮的军人再教育的。西平大队的队长不止一次地劝我和要和他处理好关系，我摇摇头对大队长说，我已经成了他假想中的敌人。不，队长说，他对你好着呢，常在我面前夸你，说你读书，识字，有文化，心地单纯，是个好苗子。有一天张队长问我是不是对他有意见，我说，没有。他说，有，我看出来了。我拿掉你摆在窗前的白玫瑰是因为我常常看到你望着它发呆，影响你的生活。我说，我是望着窗外的山，窗外的树，窗外的风，窗外走过的人，想着自己以后的路。哦，就是我看着这朵白色的玫瑰出神又有什么关系呢？玫瑰仅仅是一朵花，一个植物的种类，加点水放在瓶子里能存活好几天，说明它有旺盛的生命力。它是白色的，不是红色的，这由不得它的选择。它开起来确实好看，鲜艳，透明，纯粹，不顾一切，像燃烧一样。哎，张队长叹了一口气说，看来你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记住，哪儿有鲜花，哪儿就有大毒草。按照我对他意图的理解是：在不同的时代，花有不同的象征性。在这个火红的年代，有多少人提到黑色、灰色、白色的东西？在红色覆盖一切的年代，，人的心是红色的，旗子是红色的，路线是红色的，祖国是红色的，初升的太阳是红色的，红色象征着生命，象征着活力，象征着美好的未来。而什么东西象征着什么，完全在于人的主观性。一朵白色的玫瑰或许象征着美，或许象征着爱情，或许象征着死亡，或许象征着虚幻，或许什么都不象征。它就是一朵花。1976年3月的一个灰蒙蒙的一天，我第一次看见这朵白色的玫瑰，潜意识里浮现出的就是一朵具体的花，它赫然间映入了我的眼帘，使我吃惊。叫我奇怪的是我和一个腰挂盒子炮的人在同一个春天同时看到了这朵白色的玫瑰。
1979年3月在我结束了知青生活准备返城的前一天，我忽然看到了我的窗前摆出几朵鲜艳的白色玫瑰，张队长站在一旁对我微笑，什么也没说，在他眼睛眯成一条线的笑容里我有些感动，第一次喊他张叔叔，我忽然感到人性的温暖，感到他开始客观地对待我，感到祖国的形势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也感到他衰老了。他一会儿走到床边拿出一个黄色的军包打开，然后从里面拿出那只半导体袖珍收音机作为离别的礼物送给我。我站在他面前不知说什么好，就向他鞠了几个躬表达我由衷的谢意。他只是微笑，没说一句话。此刻我感到他是一个好人，只是他处在阶级斗争的形势中，必须拿出一副“斗争”的面孔来，他是在迎合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将他的人性藏在一个他自己都看不见的地方。
在我离开房间的一瞬间，忽然回过头看看张叔叔，他依然在微笑，眼睛依然眯成一条线，不同的是他用手指着窗前白色的玫瑰示意我看。此刻的阳光射进了窗口，照在白色的玫瑰上，白得耀眼，白得纯粹，白得让我想到一条未被人的脚步踩脏了的一条铺满白雪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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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像前的生活
父亲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作为他死时的遗像，但在我的心理现实中，父亲死后应该留下一张遗像。这是我，2011年一个五十多岁男人的心理现实。现在我活过了比我父亲死的时候还大的年龄。前辈们说我长得酷似我的父亲，姐姐也说我四十岁的时候和父亲的四十岁的时候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那时我没想到用我这张脸来复制出父亲的遗像。可现在晚了，因为我比父亲死的时候要苍老些。再说时代背景也不一样了，我所知道的都是父亲遗像前的生活。
我六岁的时候父亲死了，我模模糊糊的还记得他的模样，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形象被风化了，虚无了。我只能记得他的眼睛，小而锐利，冷漠，茫然。他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天出世的。到了1941年他20岁，一个美好的年龄，但他几乎与中国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无缘，整天在这个小城市里游荡，或者说忙于一个小人物的生计。他几乎不知道“无产阶级”、“人民”、“共产主义”的词义。那时我们家境贫寒，除了活着，就没有其他的了。母亲说他喜欢独处，不喜欢和人多说话，好像生怕说错了什么，有时他一个人走在街上自言自语的，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没人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他善于把握自己和别人之间的距离，知道自己发出的声音会在这个距离内消失。他走在路上也不喜欢和路过的熟人打招呼，他活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以我的推测，他是一个没有内心世界的人，他的精神都消耗在忙碌生计上，但依然没有改变我们这个家庭贫困的命运。从1953年到1963年他的两个孩子死了，他把这个归结为“命不好”。他活着，从不抱怨什么，也不咀咒什么。他干的是竹匠活，做箩筐，竹椅，筛子，吹火筒，竹烟袋等，与当时中国的大办钢铁的火红年代不怎么协调。在我童年时代家里没有一本书，没有一张报纸，没有和文化有关的东西。我活在荒芜里，父亲活在荒芜里，我们全家人都活在荒芜里，我们的家庭是一个沙漠，在这个沙漠里，一代代在行进的路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够不上艾略特《荒原》里：“四月是个残忍的月份，哺育着丁香，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和欲望。”所揭示的含义。父亲隐隐约约知道“精神”这个东西，但他不知道怎么说（到了二十一世纪我曾对儿子说，精神是人的软件，儿子说，好的电脑就是软件好，我说，不错，儿子活在比父辈们聪明的时代）。父亲认为这玩意儿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魂”，它附在人身上，在无形中支配着人，这就叫“鬼使神差”。有时他在半夜里看见黄鼠狼从天窗上一窜而过就认为这是某个死去的人现身了，他感到晦气，沮丧，唯一对付的办法就是尽快撒一泡尿，或者点燃一根蜡烛，或者挠头皮，或者在门上贴一张钟馗像，他认为这些都能起到驱邪的效果。到了第二天他还是烦躁不安，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家庭也变得晃动起来。母亲站在墙角边一动不动。她一生胆小怕事，有“夫权”意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想法牢牢地控制了她。
父亲喜欢独处，不是说他喜欢独孤，其实他怕独孤，他没有办法，在与人交往中他老是说错话，但他认为没说错，他没有朋友，直到死他都没有朋友。令我不解的是他死的时候我从他紧锁的柜子里发现了一张刘少奇像。他喜欢刘少奇？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他在主持政府工作时也难以有多少恩泽到一个小竹匠身上，何况父亲做的是散工。据姐姐推测是因为刘少奇的名字和父亲的名字只差一个字。他的名字叫刘少华。同姓，同辈，只一字之差。我认为姐姐的推测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1966年代的刘少奇已经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遇，很难说清父亲这么做是带有什么含义，何况父亲从来看不清当时中国的现实，他也不看，他认为这是宫廷内部的斗争，一个小人物犯不着操这份心。他只关心他身边的事，抽一根烟，喝一杯茶，拿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晒太阳，逗邻居家的孩子们玩。他能将一副54张扑克牌全变成大王，或者小王。也能全变成老K，弄得孩子们惊讶得张口结舌，他却开心地笑了。
我一直相信父亲是有照片的，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原竹器社的工劳科，手工业局的人事科，本市的档案馆，或者是和单位同事的一张合影。我走遍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各个有关照片存档的部门，居委会，派出所等都没什么结果。也就是说父亲生前的照片最终没能成为他的遗像。我常常产生一种幻觉：我有过父亲吗？现在的我要已经活到比当时父亲的年纪要大，在我和他之间流逝的光阴是空洞的，虚无的。作为一个物质，父亲已灰飞烟灭，作为一个人，他没有留下什么精神上东西。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喊过他父亲，而从没有喊过他爸爸。在忧伤的汉语里，“爸爸”和“父亲”的含义是有区别的。“父亲”含有父权、传统、父王、幽灵、徘徊、继承的含义。“爸爸”的含义就是一个称呼，是“妈妈”的一个对称。平等，自由，阳光。我对父亲的敬畏是因为他的生殖器在与母亲一次偶然的运动中产生了我，一个激情的产物；是因为母亲也在他面前毕恭毕敬的；是因为他能将一手的牌全变成大王；是因为他用他的勤劳养活了我们。他有时暴躁，不冷静，不思考，弄得家庭不是很和谐。母亲以她坚强的忍耐力与平和的心态容纳了一个没有“思想的男人”，而母亲得体的行为，善良的本性，勤劳的品德不仅体现出她的思想，甚至闪烁出中华民族一个伟大女性的光辉。母亲说，父亲死后我们这个家陷入了更困难的境地，哪有心思考虑到一张照片的事。现在母亲88岁了，已经不认识人了，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她只认识三个人：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她路过的，走过的，见过的，经历过的人与事都忘了，忘记了生，忘记了死，忘记了曾有过的是是非非，忘记了贫困，忘记了幸福，忘记白天和黑夜，忘记了季节的更替，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天天在阴阳两界徘徊着。
现在我存留了母亲的很多照片，似乎想用这些来弥补因为没留下父亲照片的过失。但这个过失是弥补不了的，父亲永远是父亲，母亲永远是母亲。在寻找父亲照片的漫长时间里，我变得恍惚，变得迷茫，就是有人拿出父亲当年的照片给我，我也不一定认出来，不敢肯定这个人就是我父亲，除非得到母亲的认可，而这个认可也仅仅停留在感性上。30年前的一天，父亲的一位同事来我家做客，他说我父亲骨子里是个好人，不沾小便宜，不给人添麻烦，肯帮助别人，唯一的毛病就是多疑，不相信什么人。要是发生了什么不高兴的事，或者与别人闹别扭时，他就认为一定有某个人在他背后玩小动作，这个时候人人都是他怀疑的对象，你越是回避他，他就越怀疑你，你越是接近他，他就越防着你，叫人左右不是。到了后来就没什么人愿意和他相处了。我问：他凭什么怀疑别人呢？同事说，当时也有人这样问他，他说，在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小人，必须防着点。他说他能保证自己不做小人，但不能保证别人不做小人，做小人的人，死后会下地狱的。如果说父亲还有思想，这个就是他的思想。父亲的同事对他下的结论是三七开，七分是好的，三分是坏的，但那三分不好的完全抵消了七分好的，甚至不够。哦，我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给一个小人物盖棺定论，如果有人做出了定论，那怕是一个不好的定论，都足以说明这个人是死者的好朋友。
&1966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父亲死了。他死的时候大街上到处都贴着大幅标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是一个灰色的年代，但每个人的内心都在燃烧着激情。兴奋，冲动，捍卫。他活着的时候没人知道他在柜子里藏了一张刘少奇的画像，他死后不知是谁拿走了这张画像，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但这事已经与死去的父亲无关了。即使他活着，我敢说他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意思。仅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革谁的命呢？他缺少阿Q身上的东西，没有他那样见过世面，对国家发生的大事不敏感。那么是“精神胜利法”似的敏感。他的日常生活，他的语言，他的视觉是难以抵达他的思维，他是感性的，简单的，自我的，孤立的，他怀疑别人是为了守住自己仅有的一点荒芜的领地。
家里没留下他的照片，他也没为自己留下一张照片，他的社会关系网里也没有留下他的照片。母亲到了八十岁的时候忽然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至今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这样下去也不是事啊。做儿女的十分焦急。这意味着父亲面孔永远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到了我们老了的那一天就根本记不得父亲的摸样了，也就昧说父亲永远从他后代的视觉里消失了。父亲生前不喜欢去照相馆照像，在聚光灯下他感到惶恐，不自然，不喜欢摄像师的手势逗弄别人的表情。当然他也没想到自己会在四十岁出头就会死去；没想到自己死后竟留不下一张照片；他没想到他的妻子——我们的毌亲为忙于养活儿女们将他的照片丢失了。母亲有一个樟木箱，五十几年了，箱子依然散发出樟木的香气，我们将母亲的樟木箱翻个底朝天也没看到父亲的照片。箱子里藏着父亲年轻时候穿的一双布鞋，这是一双很普通的鞋，我们很难将这双鞋和父亲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2012年母亲88岁了，已进入昏睡状态，她不会再叫儿女们去找她丈夫的照片。而在我的心理现实中，父亲的照片一定在，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我常常幻想着房间里挂着一张父亲的遗像：一个生活的中心，一段历史的岁月，一根血脉，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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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评沙马的散文
沙马以诗歌创为主，兼顾散文。在读他的散文之后，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散文与诗歌是一脉相承的。阅读沙马的作品，你不能抱有太多通常意义上的期望，比如期望从中找到所谓的大众的真理。也不能用教科书式的方式去发现所谓的中心思想，沙马的作品所表达的东西是零散的，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杂乱零散地横陈在那里，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散乱的东西记录了下来，摆在我们面前，唤醒我们的思索和记忆。
沙马似乎并不在意写出来的这些文字是不是散文，比如这篇很有意思的《数字的联想》，我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篇小说来读，小说的三要素都具备，人物：我和D；故事情节：讨论交谈数字与生活的关系；环境：上岛咖啡屋。他的其他一些散文也同样具有上述特点。散文的传统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意境深邃，语言优美凝练，富于文采。从沙马的散文来看，他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散文的这些传统特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淡化会给散文创作带来种种新的可能，也利于作者进入更自由的发挥空间。我饶有兴趣地反复读《数字的联想》这篇长达5000多字的散文，它究竟向我们表达了什么？其主要线条不过两个人在咖啡屋里聊天，聊的内容只不过是枯燥的数字，对于散文而言，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素材，而沙马就是利用这样简单的素材，找到了数字与我们生活之间的隐秘联系，用数字这根主线串起了这个世界的点点滴滴：“911事件、
15号沙尘暴、315国家消费日、汪精卫与“7·15政变、119报警、007影片、918国耻日、112急救车、8341部队、571工程纪要、8·7会议、玛雅人预言的2012年是人类的末日……”这些大的、小的、历史的、生活的、毫不相干的事情和事物因为数字被放在了一起，产生了一种类似于蒙太奇的特殊效果，看似杂乱，其实有“预谋”，沙马通过数字这根线上串起的点滴延伸出诸多镜像，“拔出萝卜带出泥”，并辐射到我们的内心，从而引起思索和共鸣。
无论诗歌或者散文，沙马的作品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或者说呈现的是不加修饰的赤裸裸的生活原态，忠于时代的特点和时代给予我们的感受，这就使得他的作品更贴近我们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如《我第一次看到的玫瑰，是白色的玫瑰》，其背景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作为知青的沙马下放到乡村，因为与张队长对白色的玫瑰的不同认识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扭曲而荒诞的现实。我不知道沙马是不是真的经历过这样一个故事，在那个被红色虚幻“乌托邦”所笼罩的时代，沙马用红色和白色之于人们心理的强烈的反差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荒诞，连人性都被残酷地压制：“在这个火红的年代，有多少人提到黑色、灰色、白色的东西？在红色覆盖一切的年代，人的心是红色的，旗子是红色的，路线是红色的，祖国是红色的，初升的太阳是红色的，红色象征着生命，象征着活力，象征着美好的未来。”而最后当沙马即将结束知青生活离开时，却非常意外地发现了张队摆放在窗前的几朵白玫瑰，这才让他终于认识到“此刻我感到他是一个好人，只是他处在阶级斗争中必须拿出一副‘斗争’的面孔，他是在迎合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将他的人性藏在一个他自己都看不见的地方。”这也表明了在任何残酷的形式下，人性不可压制的必然性。
沙马没有以那种所谓真理持有者或哲学家的说教姿态介入写作，他始终坚持以一个小人物的切身体验来反窥时代，《遗像前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例证。沙马六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但没能留下一张遗像，母亲八十岁的时候突然让子女想办法找一张丈夫的像片，结果想尽办法就是找不到，其实，寻找父亲像片的过程也是一个记忆重新组合的过程。从父亲的同事和母亲那里，沙马了解到了更为具体的记忆中的父亲，一个中国典型的底层小人物形象：认命，迷信，多疑，谨慎小心，不关心政治，不沾小便宜，与轰轰烈烈的革命无缘，忙于自己的生计。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却在那个敏感时期却收藏了一幅刘少奇的画像，这是偶然的么？也让我对沙马在文中所描述的“他几乎不知道“无产阶级”、“人民”、“共产主义”的词义……他是一个没有内心世界的人，他的精神都消耗在忙碌生计上……父亲从来看不清当时中国的现实，他也不看，他认为这是个宫廷内部的斗争，一个小人物犯不着操这份心”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些同样也是沙马根据父亲同事和母亲的描述进行的推测，未必准确，试想，如果真如推测所言父亲对当时中国的现实一无所知，为什么他将刘少奇的画像藏在柜中而不是挂在墙上呢？文中推测的父亲形象和将刘少奇画像藏在柜中这一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社会的震荡和变化同样会波及社会各个层面，再小的人物也不能幸免，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因为看清了真相，又无力去改变，所以就采取了沙马所推测的处身事外的态度？事实上，对于社会的变化而言，很多时候，处于社会神经末梢的小人物认识虽然肤浅、感性或者模糊，但以其自身朴素的感受对于社会的反窥往往有着惊人的正确性。
沙马的作品中充满了犹疑、矛盾和碰撞，作为生活中的沙马和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沙马有时是分离的，有时又合而为一，文学作品中的沙马似乎时刻在为现实生活中的沙马求证着什么，而现实生活中的沙马又以其坎坷的经历为文学作品中的沙马提供了种种“线索”。沙马作品中那个孤独、徘徊的游荡者身影总让我时时想起卡夫卡小说中的那个“K”。在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信仰如飘浮的薄冰，谁愿意去顾及？人们在放任自流中面目渐渐模糊，谁又能保留住真正的自己？当你发现自己活在一片虚无的迷雾中，谁还能记得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么？在这样的环境下，沙马努力保留住自己，并以自我的真实去对抗现实世界荒诞。就总体风格而言，沙马散文的气息是低语式的。福柯在其《通往无限的语言》一文中指出：“写作指向的不是事物而是言谈，一件语言作品只能向镜子那无以触及的稠密深处前行，唤醒已然双重的写作的双重性，以发现那可能的无限以及不可能的无限，不停地为言谈奋斗，保有它，越过诅咒它的死亡，释放出低语的细流。”沙马沉迷于自我的“对话”，或者说某种意义上他把写作当成了自我对话的一种方式，这些“碎片式”的“对话”涉及社会、心灵、人性、思想、信仰等诸多范畴，像一条与生活时时交错而行的沉郁、幽暗的溪流，环绕着沙马的生活，时时散发出刺目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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