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夷、鸟、龙、蛇、虎”古音及少昊有穷鬼方考
人，日母真韵。无论老派还是新派的语言学家一般都将其声母拟为n或卷舌鼻音ɳ。今天要证明其上古音为*min/ming。目前，从人声的形声字只有仁，发音和人一样，无法提供有用信息。不过从甲骨文中找到从人声的“宾”字。甲骨文中宾一般为上宀下万（注意这个万字本来是人头顶加一横）。这个万和人有什么关系呢？原来人只是躯干的简写，头部细节无法显现。在金文中有时会在上面加个粗点代表头。由于甲骨文是刀刻的，这个点就用一横代替。类似的还有“大”字，大在甲骨文中有“大、天”两种写法，“豕”也是有短横和无短横两种。甲骨文中的“元”是上一短横下为万，不是《说文》中的“兀”。“元”本是人头的意思，短横起指事作用。所指的就是万的一横，就是人头也。当然，“宾”还有一写法是宀下面直接就是人。不过理解万字的来历有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万”会代替“萬”。宾字后来在下面加形符止，接着又添加形符贝，成“賓”字，原来的结构被破坏殆尽。
宾是帮母字，上古为p，与泥母的n相差甚远，这也是宾的声部人字声母不会是n的原因。但有一个声母可以将两者联系起来，那就是m。明母与帮母关系自不用说，上古明母还是日母的重要来源。例如“汨”从日声，“柔”从矛声等。鼻音的m、n、ŋ颚化成日母是上古汉语的重要音变。宾的韵母为真韵，真韵上古为*in这是有很多语言学和番汉对音证据的。
有人会认为这些都是推测，其实还有直接证据表明直到汉代“宾”仍可发min音的。中亚古国Kashmir，现称克什米尔，中古称迦湿弥罗，但汉代称其为罽（j&）宾。宾对应于mir，显然，这里的宾读音为*min。
人的上古音为*min，这就可以和它的一个同义词“民”联系了起来。甲骨文中目前没有发现“民”字，周代始有。可能“民”字的功能在商代是由“人”字承担的。
万和人的读音也发生了分化，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万是一等字，人是三等可能有j也可能无j介音。一等真韵到了中古时候裂化出位成四等*en，*men的读音很接近萬的*mjan，因此早在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用万来代替萬。
人还和另一个数词千有关。汉字数词十借自丨（古针字），百借自白，萬借自古蠍字，那千呢，借自于人。自然，考虑千带擦音，可将其上古音拟为*s-min。说到这里，不能不提突厥语的千为ming。形式上与汉语无别。这里要啰嗦下，藏语中不存在in和ing、id和ig的对立。似乎此对立在上古汉语中也不存在或即使存在也不严格。这可比较完美的解释上古汉语中频繁的真韵和耕韵谐声通假行为如奠/郑、因/婴等。那么突厥语和汉语中的千，是谁借用谁的呢？前头我论证了突厥语的万来自汉语而不是相反。那么突厥语的千也借自汉语那是更自然的了。（来源：）
夷字在说文里的解释是：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许慎在这里有个错误，夷字最初并不从大从弓，而是从己从矢，像绳索绕于矢上。将丝线绕在矢上干什么呢？原来我国古代有种矢叫矰矢，用于缠捕大型飞禽。一般不用尖头，而用圆头箭簇，箭铤上系有丝绳。丝绳另一端绕在地面的线轴上。射中后靠丝绳缠绕飞鸟的翅膀使其失去飞翔能力。
夷既是一种活捕飞鸟的方法，后来在其右加隹旁繁化为（夷隹）字。（夷隹）再简化为（弋隹），成为形声字。这就是为人所知的弋射之来源。由此看来，夷是弋射之弋的本字。尤其在（夷隹）简化为（弋隹）上清楚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现在问题来了，夷是以母脂部，而弋是以母职部，两者相差较远。看来，夷字本来当属于之职部的，后来才转入脂部。有出土文献证据证明夷本来属之职部，比如上博简“匪台所思”即匪夷所思，而管夷吾在郭店简里写作“关寺吾”，台寺皆之部字。反过来，从弋声的必、密等变成了质部字，而质部与脂部关系密切。这显示夷从之职部转入脂质部并非孤立现象。我觉得从职部*ɯg变成脂部需经历*ig这一阶段，*ig要么脱去g变成脂部*i，要么同化g变成质部*id。btw，郑张尚芳和潘悟云为质部拟了个*ig来源我是非常赞同的。
许慎说夷是东方之人的称呼，这其实也是错的，东方之人最初称呼是尸，一个同样的脂部字。夷与尸的读音相差很远，难以相通。不过到了汉代，夷字早变成脂部字了，这样才能取代尸成为东方之人的称呼。出土汉简中夷又可为齐（脂部）取代即为明证。
另：认为：己也是之部字，這個夷字我想只是从矢己聲的形聲字。高本漢擬己為ki&̯əg。认为：对最后一段有不同意见：尸字难道不可以如夷字一样先之后脂吗？夷是弋的本字没错，那么，会否当用夷字代同音之尸字之后，夷的意思就用弋来记录。己、弋确实同音，而己的本义怕就是纪，同其形。马克兄的说法有可能有道理。（来源：)
摘要：《华佗传》一文中有“府吏兄寻、李延共止”一句。其中“兒”乃今“倪”字，为姓。作为姓氏，兒、倪关系复杂，源远流长。本文从姓氏学角度剖析二者的关系。
正文：“兒、倪”所出同源，乃黄帝之裔高阳氏颛顼之后，祝融氏吴回之子陆终的第五子安，曹姓，为东夷之人，殷商时期就已在古滕国今山东地区生活。从殷墟武丁时期卜辞中见有“兒人、兒伯、师于兒”的记载，出土文物铭文中的“兒”字，以及被学术界称作“中国最早的家谱一牛胛骨上的兒氏家谱”，均说明“兒”作为国名、地名或人名，或商诸侯名，在殷商之际早已存在。至于为何以“兒”为姓氏，有学者分析认为可能表示某一地域的原始习俗或崇拜观念。一说与农业种植有关；一说与水产有关，即“鲵”之本字。
周武王克商后，封曹挟(或作侠)于邾，为邾国始封君。历七世至夷父颜(即邾武公)时，邾武公将次子友父封于古兄(郳)地(
在今山东滕县境)，后郳、滥相继从邾分出(即史家所称“邾分三国”)。现在，在山东省的滕州和枣庄两地，俱有叫做郳城的地方。根据考证，这两处地方正是春秋时郳国的所在地。按照史料与出土文物考证，郳国始封君友父仍姓邾外，后世历代郳君都姓郳，或严格来讲，是以“郳”为氏。这是姓氏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即以封国或封地为姓氏，这也是中国古代姓氏数量迅速增加的原因之一。
公元前约261年，郳国为楚国所灭。亡国后有一大批郳氏族人或被虏，或逃迁，这郳氏族人去邑而为“兒”姓。在汉字结构理论中，“邑“代表着国都、城市、
国家。“去邑为兒氏”即表示他们是失去了国家的“国人”，也有以求遗民再兴之意。这也是姓氏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即“去邑为姓”。直至汉代，作为姓氏，“郳”皆写做“兒”。如《汉书?卷五十八兑宽传》、《东观汉记?卷十五》中仁孝敦笃，愿代兄为贼啖的倪萌，范晔《后汉书?卷三九赵孝传》后附载其事。“倪”字范书作“兒”。《三国志?华佗传》中的兒寻等。
至于“倪”字为姓，据说在东汉时期已出现。西汉末年，山东东部、江苏北部一带发生赤眉军起义，并攻入长安。后因粮草饥荒退出长安，准备东撒时遭到刘秀的围击，赤眉起义失败。兒宏在这次对赤眉征战中有功于东汉王朝。光武帝给以加官封赏，并赐“倪”字，传至当今，
“倪”姓用字。也有姓氏学著作记载为避仇所改， 如《姓氏考略》 记载:
即郳氏，兒氏，避仇改为倪。郳氏改“兒”为“倪”的时间，从文献史料看，大致应是在汉代至晋朝之际才最终确定下来。（；；；）
一、“倪”字训诂。倪、郳，初名作儿（读音Ni，泥，或yi,夷。很多人不知繁体儿字为多音字）。古文“儿”字，甲骨文（契文）写作“
”（见集3596），金文作“ ”（见沇儿钟）、作“ ”、作 “ ”（余义偏钟）、作“ ”。
&&& 1、倪字的由来。研究者根据其字结构有多种解释。
①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儿，孺子也，从儿，象小儿头囟未合”。但是有的专家学者却不认同此说，认为小儿初生，虽脑门未合，而其外观，则覆裹皮肤，脑盖混圆为一，并不分裂如，从无深入皮肤之内，取象骨骼，于无形处求形。知头卤未
合之说，不足据也。
②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契、金文儿字，皆象总角之形”。王献唐先生遗著《炎黄氏族文化考》：（字）下象股肱，上象首有二角。即总角两髦之象形也。于孺子头上左右束发作两角，翘然歧出，迄今犹然，俗谓两角。以其象角，故谓之角；束发为之，故言总角；古者总角之制，男女不同，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其留发之法，男子则左右各留一撮为角，及其发长，则总而束之，为总角，为两髦。女子则于顶发纵横各留一道，彼此相交，名之为羁，与角不同。除此之外，尚有一制：男如不角，则留其左顶之发；女如不羁，则留其右顶之发，故曰男左女右。其男子之角，追成人之后用发为饰，以角其形，仍谓之髦，所以顺父母幼小之心。追父母亡故，于殡后脱之。总角之制既明，则儿字作，正象角形。
上为角，下为面首。兄之为字，与儿义相表里，兄作 ，体制略同，惟上不开口作角。兄者，长也。人既长大，束发加冠，两髦不存，故只作
形，象首。彼此互证，谊旨显著。盖二字以长幼承接而生者也。儿童古不称儿，只称子、称童。晚周、秦、汉以降，始称孺子为儿。儿字从，实即夷字，象夷人蹲踞之形。儿为夷族孺童之号，黄族自称孺童为子，由是可知子、儿两字，正含有炎、黄二族之界。而此二字皆为黄族所造，黄族为统治者，子姓尊贵；炎族为被统治者，子姓卑贱。倪字之初文为儿，故书儿、倪通用。《庄子》：王倪，《古今人表》作儿。《汉书》：儿良、儿宽。本只作儿，后加人旁，即倪。
③也有学者认为“儿”字最早是作为方国名或地名出现的，可能表示某一特定地域的原始习俗或崇拜观念，观其字形结构，下部为人，上部为臼。人头部顶臼，显然与崇拜某种事象有关，而这种事象又与加工某种谷物密切关系。《说文臼部》解释：“古者掘地为臼，其后穿木石”。此字应为舂米之臼的断面，表示窝里存有加工的谷物。鲁南地区是海岱文化区开发最早的农业种植区之一。郳地所在的区域正是北辛文化的范围。“儿”这个象形文字，反映了当地长期居住的农业氏族对农业的关注，对祈求农业丰收的渴望。“儿”即“郳”，郳为后出字，加“邑”部偏旁，表示国名、城名。凡本字右旁加“邑”部者，大都与古国有关，此为东周时期惯常用法。“郳”与“倪”又同相通，此字战国后成为姓氏常用字。
从以上可以看出，倪（儿）实为东夷人蹲踞之形，郳为炎族，炎族体小，故儿字有小义，是炎、黄二族的分界点。《系传通论》：“儿者，倪也”。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胡羊之，初以同音，假儿为用，谓羊曰儿，因谓牧羊之区曰儿。牧羊之区亦曰儿，与前羌、氏、鞨、鞑例同。且与义通（义，从我从羊），儿之后有儿（倪）氏，义之后有义氏，仪之后有仪氏。若儿（郳）、若义、若仪，初皆同族，一系相承，炎族西戎之一支。邾武公为何曰仪父（父者，男子称谓）？昔邾地、鲁地皆义（仪）族所居，所以名仪父。江苏宜兴东南有义山（宜、义、夷、郳音相通），“春秋时，义族杂居山左，郳为最著……书郳书义，固为一事。…江苏之义，则由鲁南郳族递迁而往（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168页”。（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造酒之仪狄，为夏人族氏，出于义、我一系，渐次东迁之时，由牧羊转趋农业，黍稷既生，造酒因之，此又郳之一支也）。其族本居西方，递次东迁，至今之滕州（滕县），为商、周儿（郳）国。契（甲骨）文曰：“东肃告曰儿白”，“允来
自东肃告曰儿”及“丙申卜贞儿人”诸辞（据董彦堂《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征》）。辞中儿白（伯）、儿人，即儿国（地），迨至西周为邾国吞灭，邾武公分封其子友于此，因为邾之分国，亦号小邾。后依国土都邑字例加邑旁作郳，为春秋之郳。
<font COLOR="#、倪字的古音。王献唐先生在其遗著《炎黄氏族文化考》曰：“知声音文字者，前代典章文物之秘钥也。今以此钥求典章文物，其出于炎族者，皆可以邾娄一词得之”。“炎族名邾，以邾名器，炎族名娄，以娄名器，炎族名夷，以夷名器”。他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说：“夷隶脂部，古读如侧，为最初之本音。”“夷人发音何以如侧？侧即邾也，邾读若邹，邾、侧一声之转，炎族语音邾娄，因称其族曰邾。邾又转为夷，亦称其族曰夷。夷即邾，邾即夷，族同名同，以后音转字改判若不相涉。…夷、邾二字同纽同转之谊。书邾、书夷实出一源，凡以邾娄名地者，犹以夷名地也。春秋邾国本为夷国，以国名证族名，所以为夷之故，思过半矣”。
“山东各地即古夷地，邾在滕县，莒在莒州…俱属东境；规之中原方位，皆东夷也”，也就是说，“凡东方人民悉呼为夷”，故又称为东夷。《说文》：“‘夷，东方之人也”
。这也佐证了倪氏与东夷之一脉相承。
据王献唐先生考证，上古初期，炎族初居黄河流域，以游牧为业，游牧又以羊为主，因而“以羊名族，族有六支：即羌（即姜）、羝、羯、訾（上此下羊）、达、
通儿，谓羊曰儿，且之本字为义。《说文》：“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我、儿古同音，初时皆读若哦，，既转若爷。羊、爷、义音同儿或相通。“春秋时，义族杂居山左，郳为最著……书郳书义，固为一事。…江苏之义，则由鲁南郳族递迁而往（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168页”。夷族之“夷”与“倪或郳”和“人”，读音相通或相转；况且，在倪姓的发源地--山东滕州相传几千年的方言土语中却读为“Yi(二声)，夷”，在山东、河南、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辽宁、安徽、陕西、山西等全国绝大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读的。为什么全国这么多的倪姓族人把“倪”读做“yi”（二声,音同“夷”）呢？如果是地方口音的误传，不可能不同支、系、派，不同地域的族人也同样读yi。
商代山东地区被称为人方，上古时，人、夷同字，人方就是夷方。“儿”字最早出现是在甲骨文中，如编号“前七、一六二、二”卜骨的卜辞中就曾多次出现“儿”字，而在“后二、四、一一”甲骨中，则有“儿伯”二字，在其他甲骨卜辞中则多次出现“儿人”等。这是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国名、地名或人名，或商诸侯名，这也同时说明了儿（郳）是一个历史相当悠久的古国。山东枣庄东江郳（小邾）国贵族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为“儿”（儿庆鬲）。各种考古资料证明，“倪”作为姓氏用字来历是由“人”到“夷”（从大,从弓,会意,弓所持也，其实，夷字就是持弓箭的人），再到“儿”，再到“郳”，最后到“倪”的。既然倪是由“人、夷”和“儿”字转化而来，“儿”的古音是yi，倪的古音也应该是yi了。
但是，为何大部分人为何读为“ni”呢？如著名的文字学者、《唐诗选》的编辑者马茂元先生认为儿应读ni的理由是，唐诗“流涕策，断肠诗。喉舌对腰肢。云中熊虎将，天上凤麟儿。……紫盖黄旗，天象预占江左地；青袍白马，童谣终应寿阳儿”，他认为这首诗的韵脚是“i”，由此推出“儿”的读音韵脚是“i”。马元茂先生可能知道“倪”是由“儿”转化而来的。既然现在“倪”的标准读音为ni，“儿”的古音可能就是ni，正好韵脚是“i”，符合唐诗的压韵规则。　　
还有一首唐诗：“嫁得瞿塘贾，
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首诗的韵脚也是“i”，期和儿押韵。看来马先生不知道“倪”作为姓氏时，在很多地方的乡音里都读“yi”。其实，读“yi”也一样押韵“i”。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儿”和“倪”的古音就是“yi”!最少在唐朝以前，是读“yi”！&&&&&
上文提到“儿”和“倪”在古音的转变中，经过了几次变化。那么最初它们同音的时候，两个字都怎么读呢？它们的读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同的呢？这两个字的读音的转变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要搞清楚“倪”做姓氏用的时候应该怎么读，就必须弄清楚汉语发音变化的三个时期。　　　
在音韵学上，把汉语的发展阶段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上古音系统，中古音系统，近代音系统。上古音是指上古汉语时期（从西周初年到汉末）的汉语语音。历时一千二百多年。这一时期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9312;春秋以前；&#9313;春秋战国时期；&#9314;两汉时期。上古音的代表性音系是《诗经》的韵部系统和先秦的声母系统。中古音是指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汉语的语音。中古汉语语音可以分前后两期。南北朝的汉语是中古前期，唐五代的汉语是中古后期。中古汉语的代表性音系是《切韵》音系。近代音是指宋元明清时期的汉语语音，近代音的代表性音系是元朝的《中原音韵》音系。　　
其实，很多字的读音的转变，并不完全遵循上古、中古和近代这三个时期的绝对时间标准。有的字的读音转变时间与这三个音代是一致的，有的时间上有若干年的差异，有的从来就没有变化过，或者变化的次数更多、或者更少。在汉语音变的漫长年代中，什么可能都会发生。战争、民族的融合、生产生活的需要、政府的规范等等，很多因素导致了字音的变化。　　
我们先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开始，看看在汉代的时候，“倪”和“儿”的读音是怎么样的？该文中注：“儿”的读音为“汝夷切”。先看韵母，与“夷”的韵母相同。“夷”的注音是“弋支切”，与“支”的韵母相同。“支”的注音是“章夷切”，又回到了“夷”。可见，在上古时期，“儿”的韵母肯定是现在汉语拼音的”i”。再看声母，应该是与“汝”的声母相同。在该文中，“汝”的注音是“人渚切”，与“人”的声母相同。“人”的注音是“如邻切”，与“如”的声母相同。“如”的注音是“人诸切”，又回到了“人”。上古时期的“人”的韵母是”in”,不是现在的”en”,那它的声母是什么呢?语言学家高汉本先生有“ien”的说法，接近于现在汉语拼音的“yin”。山东半岛、湖南和东北人现在还把“人”读作“银”，这就是中古时期“人”的读音的一个例证。综合上述，我们可以认为，上古时期的“儿”的读音就是“yi”。　　
再来看“倪”在该文中的注音：“五鸡切”。韵母与“鸡”相同，“鸡”的读音是没有变化的，一直是“见齐切”。所以，“倪”的韵母，我们至今也没有歧义，肯定是“i”了。关键的是声母的读音变化!该文中“五”的注音是“疑古切”，与“疑”得声母相同。“疑”的注音是“语其切”，和“语”的声母相同。“语”的注音是“疑鱼切”，又回到了“疑”。可见，“倪”在上古时期，它的读音的确是“yi”。　　
由此可见，在上古时期，“儿”和“倪”的读音都是“yi”，他们还没有分手。包括使用意义上，也没有明确的区分开来。譬如，汉代的倪宽和春秋晚期的军事家倪良，很多史籍上就写作儿宽和儿良。更早的商代末期的古鱼国国君殉葬的倪姓妃子，在宝鸡出土的其墓葬中发掘的青铜器上的甲骨文就写做儿。　　
再来看看“儿”和“倪”的读音，是什么时候分手的。我在前面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唐诗里的“儿”按韵律来说，韵母应该是“i”。马茂元先生说应该读“ni”。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唐代以前，“儿”和“倪”从来就没有读过“ni”。按上古音读“yi”就解决了韵脚的问题。　　
查何九盈先生的《上古音》一书，“倪”的注音是“疑齐切”，“儿”的注音是“疑齐切”，这本书也说他们的读音是相同的，都是“yi”，这个时候它们还确切的没有分手。查李新魁先生的《中古音》一书，“倪”的注音是“疑齐切”，还是读“yi”。这时，“儿”的注音变成了“日支切”，就是“ri”。也就是说，在中古时期，它们开始分手了。但是，“儿”的读音还不是现在的这个“er”，不过，已经很接近了。据我所知，福建和广东方言里，“儿”的读音都是“yi”二声，音同“夷”。大家都知道广东和福建的方言保留了唐朝以前的官话读音，也就是当时的普通话。因此，可以推断，最晚在唐朝以前，儿和倪都是念“yi”。后来两个字分开使用后，儿转音成了“er”。　　
我们这里暂且不管“儿”分手后的读音怎么变化。反正，“倪”从上古到中古时期，一直就是读“yi”!近代的汉语拼音把它读做“ni”是搞错了！不是因为战争，也不是因为民族融合，纯粹就是政府行为。我想，汉语拼音在规“倪”的读音的时候，为什么会错成“ni”呢？无非就是“端倪”这个词在作怪。查许慎的《说文解字》，“端倪”一词本来是“端（去掉‘立’旁）睨”的假借字，搞到现在，假借字成了真身，原来的写法反而没有人用了。另外一个想法，认为“倪”是形声字，附会霓、猊、睨、鲵等的读音，不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倪”也一样读“ni”。而霓、猊、睨、鲵在上古音里也是读“yi”的，它们现在变音了，我们的“倪”并没有变音，不能因此就以为“倪”的读音也跟他们一起变化了。以“儿”为声旁的还有一个字至今没有变音，仍然读“yi”，那就是“鶃（鸟部）”（见《春秋传》：六鶃退飞）。
二、“倪”地探源。郳（儿）氏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的炎帝部落，属游牧部族，初，居无定所，后，逐次东迁，渐成以农牧为主的氏族，其首领为蚩尤，亦为神农之后，大约在夏商之际定居于邾泗、海岱间，黄帝部族称之为“东夷”。
“儿”字最早出现是在甲骨文中，如编号“前七、一六二、二”卜骨的卜辞中就曾多次出现“儿”字，而在“后二、四、一一”甲骨中，则有“儿伯”二字，在其他甲骨卜辞中则多次出现“儿人”等，约在武丁时期（公元前1250-前1192年）。学者以为，当时的“儿伯”，可能是商朝东面的一个东夷系的部落方国的名字。这是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国名、地名或人名，或商诸侯名，这也同时说明了儿（郳）是一个历史相当悠久的古国或氏族。商代山东地区被称为人方，古时，人、夷同字，人方就是夷方，由于位于东土，故又称为东夷。联系到东夷中最大的部族的名字是“人方”，“人”与“儿”字是同一类别的词语，由此可以认定“儿伯”、儿人”应该是人方的一个分支。
学者一致认为，郳国虽然在历史考古和文化史籍方面没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存有断代），但在山东境内，儿（郳）的历史比齐鲁两个大国要悠久的多。鲁国是周公的长子伯禽在分封的商奄之地——今山东曲阜一带建立起的国家（奄本是东夷的中心大国，也是反对周朝的反抗中心，周公攻打奄国，毁其宫室，迁其君至薄姑，史称“践奄”）；齐国是周公的“尚父”----周朝太师姜子牙在分封地薄姑建立的国家（东夷中最繁荣的国家叫薄姑，中心城市为营丘）。
郳的前身是由东夷土著建立的早期方国，周王朝未崛起之前，郳便在海岱文化区存在了多年。它是在鲁南地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文化积淀逐步发展孕育的部落方国。打开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商时期中心区地图”便可清楚地看到，当时在山东南部分布的方国有奄、任、薛、儿（郳）、缯等。商代山东地区被称为人方，上古时，人、夷同字，人方就是夷方，由于位于东土，故又称为东夷。
&&& （）&&&
Bruce LeeBruce
LHbrugBruce&
Hbr-broongHbrongrHHbirmHbrimprprudp-rudHHprudrudludprutbrushbroissebrocebr-&&
Hbrongolionglong】
东汉许慎《说文》已说“巳为蛇象形。”这合于十二属相，但不合古文字，许慎自己又说“巳”实际是“包（胞）”中胎儿的象形。《说文》“包。象人怀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这符合甲骨文“巳子”同字的实际。&
蛇的初文则是“它”，《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后来多数地方说成浊音，又加虫旁转注分化出“蛇”字来。现在，它ta、蛇she声韵调没有一点相同，中古“它”在歌韵讬何切th&#593;“蛇”在麻3韵食遮切zjia，语音差别也还不小。到上古高本汉拟音t&#699;&#593;、dj&#699;ia，李方桂拟音thar、djar，仿佛归于清浊变化，才相近了些。依郑张拟音，它lhaal，蛇Hlaaal
(注意汉代变thaai、浊Hjaai)，才揭开它们有共同词根lal(委蛇的蛇读此音，汉代L声母变舌面边音，向jai发展，中古才入支韵弋支切)。&
依照此lal词根，它与南岛印尼语ular台湾耶眉语vulaj更接近（南岛词根在末音节），黎语lha、za，越南京语r&#462;n也不远。藏语sbrul、缅语mrwei、怒苏rui、毛难语zuui、水语hui，则元音都变合口，反而出现了某种变化方向的距离（可能起于b、m、v这类唇化前冠的影响，参错那门巴bree尚读开口，嘉戎同）。至于“许伟切”的“虫”，后又加兀声转注写“虺”，原读h&#331;ul’，此即壮傣语的&#331;u，白语塞化变khv（3）。
466yjlyjlanlanlal
在汉代，中国国家统一、文明发达，国势强盛、声名远扬，因而其主体民族被其他民族称为“汉人”，以迄于今称为“汉族”。于是“汉”也用来表示相关汉族文化的“汉语、汉字、汉文、汉音、汉姓、汉服”，以后甚至还用它来代替人（男人），造出诸如“汉子、老汉、大汉、壮汉、好汉、莽汉、懒汉”等等词来。&
从东汉翻译梵文的arhan或于阗文arahan为“阿罗汉”看，汉代当时“汉”就读han，似乎古今未变。但先秦却不如此。汉朝以“汉”为国号是从刘邦封于汉中为汉王来的，原源于水名。汉水，今称汉江，是长江最长支流。在《书.禹贡》、《诗.汉广》里虽已都提到它，可不知最初的写法，今所见先秦实物是楚怀王6年（前323）的“鄂君启铜舟节”有“自鄂往，逾湖，上汉……，逾汉，庚汪”。铜节中的“汉”都写作“灘”。这和《说文》解释“漢”为“漾也。从水，難省声”相合，原来，“汉（漢）”字是省了“隹”来的，不省就该作“灘”，跟河滩的滩同形。《史记.历书》的“涒灘”，《索隐》《集解》都指出“灘”又作“漢”。可见“漢”古体本来写作“灘”。汉代才分化成“灘、漢”俩字。
“漢”是“難”声字，本作“灘”，都是舌音，那么原先应不读han。但如果依王力先生上古拟音标作“難
nan、灘than、漢xan”，三字读法跟今音一样，声母不同，其谐声关系就不容易解释。依李方桂先生系统，“難nan、灘hnan、漢han”，解决了“難灘”谐声关系，而最关重要的“漢”还是不好说。于是我在《上古音系》分别拟为“難naan、灘nhaan、漢hnaan”以解决此难题。其中nh表清n送气，后世变透母th；hn表示带冠音的清n
即h-n，后世变晓母h。所以上古时“汉”应读h-naan-s（其中aa表长a，而-s尾表示去声）。&
漢从“難”声nan，“難”，《说文》作【从鸟堇声】字的别体，“堇”声读作难也说不通，所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改为“暵”省声hnan，很对。《广韵》去声呼旰切漢组有“暵、熯（又人善切njan）、灘”，奴案切有【日+難】，皆表烫干的意思，都是同源词，“暵”象日晒土“堇”之形。“攤灘”都有透母泥母两读，则可见拟声干为n是对的。&
“漢”既然原作“灘”，从難得声，而《广韵》去声奴案切有“灘，水奔”，《集韵》乃旦切作“水奔流貌”。汉水最初可能就由此奔流貌而得名。这和汉族一直赞赏奔流前进、勇于进取的精神也相符合。古人欣赏喜爱漢水，所以还把夜晚举首即见的银河，称为“银汉、天汉、霄汉、云汉”。
今年依农历是庚寅年，生肖属相为虎，故称虎年。从历史语言方面看“寅”与“虎”，可说的有五：&
　　一、庚寅先让我们想起古楚国大诗人屈原，他在《离骚》头里就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上句是说，时间正当摄提岁（寅年）的正月（寅月），下句说庚寅日他降生了。寅年寅月寅日，这生辰是够巧的，真是虎虎生威啊。但“寅”是否对虎，楚辞却未有表现。&
　　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属相纪录，是秦简《日书》，出自秦代。比起干支的产生年代来，那就晚太多了。因为早在夏代，已经出现日名王名用天干命名了，天干地支当是夏人的创造（详拙著《夏语探索》，《语言研究》2009年第4期）。“寅”属地支，地支起源于每天的太阳视运动时辰周期。“寅”表引，即《尚书.尧典》的“宾引出日”，来自先民太阳崇拜的迎日仪式（与申时的送日仪式相对）。依《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律书》、《汉书.律历志》及《说文》、《释名》所作声训择善而从（下列所引“也”前各字），十二支的得名之由应是：&
　　子，兹也：夜半全黑无光（说文：兹，黑也）　丑，纽也：太阳纽束未出
　　寅，引也：宾引迎请出日&&&&&&&&&&&
&&&　　&卯，冒也：阳光冒出天门
　　辰，振也：金乌振羽升空&&&&
&&&&&&&&&&&　　巳，已也：阳光已经普照
　　午，啎也：日中阴阳交仵&&&&&&&&&&&&&&
　　&未，昧也：太阳偏西渐昧
　　申，伸也：重引饯送入日&&&&&&&&&&&&&&
　　&酉，留也：太阳逗留昧谷
　　戌，灭也：太阳入地光灭&&&&&&&&&&&&&&　　
&亥，阂也：阂闭天门藏日&
　　从寅时起，天色向明向阳，故属相“寅卯辰巳”所配“虎兔龙蛇”皆为野外活动的动物；午后天色向昧向阴，就以配家里活动的家畜为主，先配六畜“马羊鸡狗猪牛”。汉蔡邕《月令问答》对此有说明：“凡十二辰之禽，五时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鸡亥豕而已，其余龙虎以下非食也。”(这里家畜未提马，或许把“午马”也排在“龙虎以下”一类了，似是说，马虽为家人所畜但平常不是供吃的)。可是除了六畜还有两个例外：“申猴、子鼠”。“子鼠”可以解释为它也生活于人家屋内。唯“申”配猴，真是不在家里活动的。放马滩秦简《日书》申对猴，所配同今一样；睡虎地秦简《日书》所配则有变化，申配“环”（猿），这就可另行推想了。东方朔《占书》：“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猪、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占了六畜还占人（所以正月初七向来称为“人日”）。那么申配“猴←猿”之前有可能原先也是配“人”的，人，自然是在家里活动的，那就不例外了。&
　　三、“虎”字今读h&#468;，中古音《广韵》为呼古切，晓母模韵上声huo’，上古为晓母鱼部上声字haa’，因可谐来母“虜盧”，更早应读复声母[qhlaa’]。《本草纲目》时珍曰：“虎，象其声也。”不知李时珍心目中虎的叫声是hu还是huo，反正想不到hlaa那样的音去吧。上古鱼部字读a韵是1923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比较梵译名如bud
dha译“浮图、浮屠”等等语例才发现的。今u韵上古读a，是上古音标志性特色。由于鱼部字藏文“五吾苦狐睹雇咀鱼侣女如无武”、缅文“五吾苦虎户贾迕咀鱼雨无慕膴辅”、泰文“五虎贾股乌壶矑渡土辅傅莽（犬）膴（多）余（我）”
都仍还读a元音，所以它们也构成了汉藏语言比较的基础。鱼模麻韵上古同部，故虎可作麻韵虚讶切“諕罅”等字的声符。&
　　四、虎的异名很多，最出名的是“於菟”。《左传·庄公三十年》“鬥穀於菟为令尹”、《宣公四年》记楚令尹鬥氏子文原是私生子，生而被弃由虎乳养的经过，并说：“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故命之曰‘鬥穀於菟’。”释文：“穀，奴走反，楚人谓乳曰穀，汉书作彀”（左下弓实应作子），“穀，奴口反。於音乌，菟音徒”（《汉书·叙传上》自记班氏祖先此事则作“於檡”，颜师古注“穀读如本字，又音乃苟反。於音乌，檡字或作菟，並音塗”）。则“穀”为借字，正字左下当作“子”，古音为[noo']，跟缅文nou’、纳西no（乳汁）最相近；“於菟”古音是['aa-l'aa]，跟哈尼语ha-la最相近，缅彝各语虎词根都为la，缅语kjaah
也来自klaah（泰文khlaa、khaal或也来于此），所以楚人语言在汉化之前有可能更接近缅彝语的(於菟与“虎”虽也同源，在发展方向上“虎”存前单化，於菟则分化为二音节，其主音节为
l'a 与缅彝支语言更近）。
《方言》八：“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或谓之‘於堍’（土改虎），自关东西或谓之‘伯都’”。郭注“於音乌，今江南山夷呼虎为‘堍’（土改虎），音狗窦”。则晋代南楚人还说“乌菟”。李时珍说“李耳当作狸儿…今南人犹呼虎为猫，即此意也。”虏、狸皆可音转如“李”，土家语虎li最近。“都”古音为[taa]，则与藏文虎stag相近。&
　　《尔雅·释兽》“甝，白虎”释文“甝，〈字林〉下甘反，又亡狄反”。《说文》右旁甘写作“日”：“白虎也，读若鼏（莫狄切）”。今侗水语虎mem，有可能即从此字来（因右旁“日”依段注实是“冥省声”。但也有可能对《释兽》下文的“貙獌，似貍”的獌）。
至于壮语虎kuk，应对《释兽》貔“其子豰”的豰，郭璞注“虎豹之属。”释文火卜反，《尔雅音图》“豰音谷”。（《集韵》居六切又作“犭匊
”，注“黄腰也”，司马相如《上林赋》“獑胡豰蛫”中“豰”字郭璞即注为黄要）。至于虎在泰文说sya，苗瑶说so3，可能是对“虘”（才都切、丛租切，暴虎。《玉篇》写作虎旁且：昨古切，生虎）和“虪”（式六反，黑虎）的，尚待细究。&
　　阿尔泰语多称虎为bars。汉代征匈奴“蒲类泽”，即今“巴里坤”湖（虎湖），汉代“蒲”正读ba，用来译bars的ba很精确。此词或可与汉语“豹”[preews]联系，汉语复声母带垫介音r、l
的，阿尔泰语因无复声母，故须改为韵尾，如古汉语“马”mraa’改为mal（大牲口）,“谷”(古指小河溪)kloog
改为gol（河）。&
　　五、虎是令人畏惧的猛兽，所以民间禁忌说虎，古来北方婉称之为‘大虫’。温州人称之为“大猫（白读驮茅）”。长沙人虎与府腐同音，乃改腐乳为“猫乳”，府正街为“猫正街”。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唐人更加避讳，称虎为彪、兽、猛兽（颜师古注《汉书·叙传》，即改《左传》“虎乳之”为“兽乳之”）。不宜用兽字时，则如“虎贲、虎丘”都改为“武贲、武丘”，甚至连成语“豺狼虎豹”在敦煌写本《沙州图经》也写成了“虫豹”。唐人编的《隋书》中，乃至《经籍志》把北周虎门学士写作“兽门学士”，《礼仪志》把《白虎通》写做《白武通》，《律历志》把物候“虎始交”写作“武始交”，出现许多笑料。
近年来，我们依据斯瓦迪士的百词表整理汉语核心词，工作流程是先整理汉语材料，包括文献材料和现代方言，然后跟亲属语言比较，以期探讨汉语核心词的早期面貌，梳理其演变轨迹；在语义方面，我们引用类型学方法，进行跨语言语义比较，旨在总结语义演变的模式。本文照此整理汉语“鸟”。
“鸟”是汉语里最神秘的词，读音变化也很奇怪。
&一、“鳥”字的早期面貌
【鳥】*t??w//bya的*/bi?wo/mi?u“鹉”，显然与藏缅语*bya“鸟”&原始汉藏语*（a-）bya同源（白保罗）。
六、“鵝”系列
【鵝】*Naal/sewG/。比较汉语“燕”（邢公畹《汉台语比较手册》，页271）。
&9.【雈】*goon//*Gon，《说文》：“雈，鸱属。所鸣其民有旤。读若和。”潘悟云先生拿“雈”*Gon&&-对藏文&ol&*Gol“猫头鹰”（潘悟云）。
【雚】*koons//*kons，水鸟，《说文》：“小爵也。《诗》曰：雚鸣于垤。”今本作“鸛”。
【鳶】*GWen//*lo(n，《尔雅·释鸟》：“鳶乌醜，其飞也翔。”郝懿行义疏：“鳶即鸱，今之鹞鹰。”
【附记】本文在第三届汉语历史音韵学高端论坛（武汉，-17日）上宣读，郑张尚芳老师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多有采纳，谨致谢忱。
顾学颉、王学奇
1983 《元曲释词》（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树先 2003
《汉缅语比较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汉语核心词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比较词义探索》，巴蜀书社。
蒋礼鸿 1988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四次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温岭方言的变音，《语文论衡》，商务印书馆。
说“鸟”字的上古音声母及其词义变化，《古汉语研究》第3期。
梁敏、张均如
1996 《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潘悟云 1995
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潘悟云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裘锡圭 1992
释“凫”，《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
单周尧 1992
“鸟”字古音试论，《中国语文》第4期。
王辅世、毛宗武
1995 《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国维毛公鼎铭考释，《王国维遗书》第6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
吴安其 2002
《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邢公畹 1999
《汉台语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
汉台语舌根音声母字深层对应例证，《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
台语t?-，s-组声母的字和汉语的深层对应汉台语舌根音声母字深层对应例证，《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汉藏同源字谱稿，《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张永言 1992
《世说新语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郑张尚芳 2003
《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高步瀛 1985
《文选义疏》，中华书局。
白保罗 1972
《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年。1976 再论汉藏语系，《汉藏语言概论》附录。
包拟古（Bodman） 1980
《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潘悟云等译，中华书局，1995。
马提索夫 1983
从卢斯的《对应词汇》看原始汉藏语，《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11辑。
帕默尔 1983
《语言学概论》，李荣等译，商务印书馆。
柯蔚南（Coblin） 1986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华裔学志。
龚煌城（Gong）
198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Tibetan,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史语所集刊BIHP51.3。
&&&&“鸟”字,《广韵》:“都了切”,《诗经·小毖》用来跟“寥”字押韵,是上古音幽部字。鸟*tiogw(上)&tieu(上)&广州ni:u4&萝*liogw(上)&lieu(上)&广州11:u4&“鸟”字中、上古音都是“都了切”,为什么现代广州说作ni:u弓,北京说作niau3?一般解释为:如果按照应有的音变程式,北京说作tiaus,广州说作ti:记,那就跟“层”字同音,为了避讳,所以说成“尼了切”。“鸟”字在《洪武正韵》已是“尼了切”,那么这个不规则的音变开始于明代,宋元时代还没有变。比如元人小说《水浒传》:&智深喝道:“你那众拨皮,快扶那粤丰来,我便饶你众人,”(第七回)“你等都是什么鸟人!”牛二喝道:李遴道:“什么鸟刀!&(第七回)&(第十二回)“那老仙先生说什么?”戴宗道:“你偏不听得?”李遴道:“便是不省得这般鸟作声。”(第五+三回)&大抵都是用来描述粗野性格的人的骂人话。“鸟雀’)这个词,当时一般称为“虫蚁”,以别于“鸟”。例如《水浒传》:&拿着一张川弩,只用三支短箭,郊外落生,并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间人城,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第六十一回)&......(未完，本文共计4页)
&&&&“鸟”的上古音声母是t一,主要理由如下:从谐声关系看,所有从“鸟”得声的字从上古、中古到现代其声母均属“端”母,念t一。从上古汉语的通假、异文、声训等方面看,“鸟”字与“端”母字接触极为密切。据隋唐宋各种韵书和韵图,“鸟”字都属“端”母(t一)。上述现象都是“鸟”字在上古汉语里声母为t一的反映。&现代汉语方言里,除了北方方言外,口语里表达“飞禽总名”的词没有以n一为声母的。大多数南方方言里,义为“飞禽总名”的“鸟”这个词声母是t一(或ts一‘t一)。客家方言的绝大多数,无论文白,声母都是t一;湘、吴两方言白读为t一;闽方言里,“鸟”的声母大多数土语白读是ts一,少数为t一。赣、粤两方言说“雀”不说“鸟”。&在汉语的亲属语言里,“鸟”的声母也有是t一(或d一)的。&#9312;&那么,为什么现代北方方言大多数土语里“鸟”(飞禽总名)的声母是n一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鸟”的词义演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音变所致。&《说文》四上鸟部:“鸟,长尾禽总名也。”“鸟”的这个本义,先秦典籍大量使用。此外,邢公畹教授通过壮侗语族等汉语亲属语言同源词所作的比较研究,认为“上古汉语‘鸟,字有‘男阴’一义”&#9313;“男阴”应是“鸟(本文共计3页，未完)&
&& 《水浒传》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写花和尚鲁智深为救刘太公女儿，打跑前来逼亲的小霸王周通，刘太公怕周通回山寨搬兵报复，鲁智深安慰他说道：“休道这两个鸟人，便是一二千军马来，洒家也不怕他。”这里的“鸟人”在《水浒传》中经常出现．《辞源》解释说：“鸟人，骂人语。”这里的“鸟”要读作di&#462;o。《辞源》中“鸟”字的第三义项是这样说的：“男子生殖器，通‘屌’，骂詈之词。”并列举以下两例说明：元王实甫《西厢记》三本三折“赫赫，那鸟来了。”《水浒传》七一回“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这里的“鸟”都是“屌”的意思，应该读作di&#462;o。那么，“屌”和“鸟”怎么会纠缠在一起了呢？
其实，“鸟”本来并不读ni&#462;o,而是读作di&#462;o的。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和唐代的《唐韵》都把它的语音注为“都了切”，北宋的《集韵》和元代的《韵会》也都注为“丁了切”。可见至少在元代以前，“鸟”是只有di&#462;o这一个读音的。那么什么时候“鸟”才读作ni&#462;o的呢？据《康熙字典》，明代初叶的字书《洪武正韵》第一次将“鸟”的读音注为“尼了切”。由此可知，ni&#462;o
这个读音开始广泛流行，应是元明时期的事。
那么，“鸟”为什么改音为ni&#462;o呢？我们知道，人类对于植物和动物的生殖器官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人们对于植物的生殖器官——各类植物的花儿，可以说，可以写，可以画，可以歌，可以观，可以玩，爱慕赞美之情可以尽情抒发。这就叫距离产生美吧。但是，人类对于动物尤其对于自身的生殖器官，则天生就具有一种极深的羞耻感，在公开场合，那是说不得，写不得，画不得，歌不得，观不得，玩不得，可以说是“讳莫深焉”。所以，我国古代原本并没有一个专名来称代男性生殖器的。经传中一般称之为“势”，如《尚书》中就有“丈夫淫，割其势也矣”的律条。古代社会民间俗语称男性生殖器为何物我们不得而知，但现代社会我们还是清楚的。如鲁南、苏北一些地区称之以“鸭”，济南等地区称之以“雀”，更多的地区则称之以“鸡”。为什么要这样称呼它呢？形似也，用比喻的方法称代那不雅之物，这在修辞上叫“讳饰”。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我国古代社会许多地区的民间俗语是以“鸟”来做男性生殖器的代称的。这当然也是一种“讳饰”。于是，禽鸟们一身二职，既要做禽鸟的专名，又要不时地充当男性的生殖器，真是大雅而大俗，大俗而大雅了。
但是，原本纯洁的禽鸟们是绝对不情愿与这个不雅之物长期地同居于一个屋檐之下的，分道扬镳是必然结果。“鸭子”既然自甘堕落，人们只好以“扁嘴”来取而代之。所以，在那些称“鸭子”为“扁嘴”的地区，你也要入乡随俗，千万不要“鸭子鸭子”的，那会惹来当地人耻笑的。在济南等地区，人们以“家雀”来避开那个不雅的“雀子”。在另外许多地方，人们在“鸡”后边加一“巴”字，来称呼男性生殖器，从而与“鸡”区别开来。说到这里，再来看看我国古代的“鸟”们，当然也不甘心长期与男性生殖器为伍的。前面讲过，大约在元明时期，它们“改换门庭”，不叫di&#462;o（都了切、丁了切）而改称ni&#462;o（尼了切）了。再后来，字形也发生了变化了。明代末年的《字彙》中，第一次出现了“屌”字。至此，无论从字音还是从字形，“鸟”和“屌”总算彻底的分了手。
当然，现代的一些字（词）典中，鸟字仍有di&#462;o这一项注音，但往往注明是元明清戏剧小说中骂人的话。所以，“鸟”的这一义项，是“活”在旧戏剧小说中的。笔者经常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即“鸟”的音变、形变为什么出现在元明时期？我的愚见，也许和元明时期戏剧小说的空前繁盛不无关系。有元以前，是诗词歌赋的时代。那只“不雅之鸟”是很难“飞”进那些高雅的艺术作品中去的。有元以降，不断繁盛的戏剧小说要忠实地表现现实生活，自然不能拒绝俗言野语。试想一下，李逵口中若不带几个“鸟”字，其形象不是要大打折扣了吗？“不雅之鸟”通过戏剧、小说等艺术形式极大的提高了它在社会交际中的使用频率，地位得到了加强，必然会迫使“雅鸟”（请允许我用“雅”和“不雅”来表示两种“鸟”）退避三舍，于是“雅鸟”不再读di&#462;o而改读ni&#462;o了。“不雅之鸟”也改头换面，不再写作“鸟”而写作“屌”了。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了“玄鸟生商”的传说。《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玄鸟”是燕子，或是凤凰。并把玄鸟作为商朝的图腾。但是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反映母系氏族社会特点的创生神话，能够得到已进入父权社会的商人的认可吗？如果我们把“玄鸟”读作“黑鸟di&#462;o”（玄，黑色也），那你是不是会觉得它不再是鸟而更像男性生殖器了呢？商人对“玄鸟”的崇拜，正是上古社会生殖崇拜中的男根崇拜。“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种男根崇拜借助上天来批判母系氏族社会的创生神话，借以巩固父权社会的地位。这样解释，是否才比较符合作为父权社会的商人的思想观念呢？随手记下，权作一说。
孙长同《》：蛋从疋从虫，疋从坤道横拐下人，疋皮音。疋配，就指精卵结合，精子钻进卵子里，卵子在外面是包&#63975;着的皮，皮求球、太极球。精虫卵虫都是虫，疋虫蛋是圆球求，指卵虫蛋。虫从中从一道一德。是道德的中庸之道遗留物。
“华夏”古音考证
&&&&武冈子主编的《大中华文化知识》在《中华何以称华夏》说：从现有的文献看来，“夏”和“中国”两种称谓在西周初年便产生了。古史传说，夏是最早的一个朝代.&后来的周人以夏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因此，《尚书》中常有“区夏、有夏、时夏“等词。周灭商后，分封了许多诸侯国，诸侯国的文化和周是一个系统，周国既然自称为“夏”，这些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后，也自称为“夏”，因为诸侯国众多，所以称“诸夏”，以区别于不同文化系统的“夷狄”。
　　华字古音“敷”，夏字古音“虎”，两音相近，由此而推衍出“华”字来。这样，“华”逐渐成了与“夏”异名同实的称号。有时称“诸华”，有时又与夏字合称“华夏”。语源见于《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华夏初指我国中原地区，后来才变为包举全域的称谓。
【案：旋宣圆、林耀琛、许立言主编《中华文化史500疑案（续）》一书中东生《我们祖国为什么又称华夏？》说：夏、周以中央大国自居，所以“夏”就有了“中国”之义，“夏人”也成了“中国之人”。由于夏字的频繁使用，渐渐与华字结合了起来。华字古音敷，夏字古音虎，声音相近，可以通用。古汉语中有一条规律：音同音近字可在一定条件下组合成双音节词。华、夏音近，于是就结合到了一块，共同担当起位居中央、文化发达、冕服采章等等褒扬的称颂和美号来。
&&&&&在古文里，夏、暇两字相通。“夏、暇——《尚书·多方》：‘天唯五年，须暇之子孙。’暇即‘夏’字。联系上下文意谓：天既降丧于殷，以夏后氏，大有功德于民，故以五年，须待夏后氏之子孙，冀其克念作圣，而作民主也。《诗经·皇矣》郑注：引此经，正作须‘夏’之子孙。《尚书》以‘殷’代‘夏’。按《毛诗古音考》卷三，暇字音甫，夏字音虎，虎、甫一音之转，故夏、暇可以通假。”（引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
另有文章也称：在读顾颉刚的一篇文章《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时看到其中有一个观点，华字古音敷，夏字古音虎，声音相近，可以通用。认为原先只有“夏、华”是因为读音与“夏”相近后来才从“夏”衍伸而来的。然后我又查到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夏人原自称为“夏”，后因“华、夏”二字音韵相通（中古音：“夏”的匣纽与“华”的晓纽互通，且同为麻部），所以用“华”来代替“夏”，再后来合二为一变成了“华、夏”。又，《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朱骏声曰:“就全地言之，中国在西北一小隅。故陈公子少西字夏，郑公孙夏字西。”武陵老君案：由此可知：夏即西，华夏者华胥也，华胥亦即伏羲】
摘要：以《说文》中与凤鸟文化相关的字词解说为对象，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在上古原始神话、氏族图腾徽征、华夏民族精神等众多方面考察了中国先民的凤鸟文化，从中发现中国先民的凤鸟文化源于上古的原始神话，进而上升为氏族图腾徽征的符号标记，在华夏民族精神的伦理重塑下，最终凝铸了独具特色的凤鸟文化。
&&&&【引言】
梁启超说：“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而“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1］，可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亦是成体系的。《说文解字》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字典，大量字词记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诸多方面，宋永培先生认为：“《说文》贮存着精谛宏美的汉字意义体系。这个由9353个汉语字词的整体联系熔铸而成的意义体系，隐秘而详审地记载着近人认为事迹茫昧、且古代文献不可得详的成体系的中国上古史。”［2］1从某种程度上说，汉字是中国社会多姿多彩的投影，汉字可以反映汉族人民从心理、礼俗到生活习惯的许多情况，提供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许多线索，以至于陈寅恪先生提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3］。宋永培先生亦认为：“成体系的上古史实、情感、观念是由系统的上古语言字词的本义（训诂的本义）以及语言字词联缀而成的五经、诸子、史传来记录的”［2］119、“《说文》既是先秦语义的渊海，又是先秦历史文化的总汇，它是以辞简意丰的本义说解、以整体贯通的本义联系来凝聚先秦语义、积淀先秦历史文化的”［2］215。《说文》中凤、鸾、鸑、鷟、鷫、鷞、鶠等字意义上构成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凤鸟文化系统，蕴含着丰富的上古文化。文章以《说文》中与凤鸟文化相关的字词解说为对象，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联系相关上古文献材料，对中国先民的凤鸟文化进行考察时发现其与上古原始神话、氏族图腾徽征、华夏民族精神等方面存在广泛联系。
一、从上古原始神话考察中国先民的凤鸟文化&&&
美国的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是由民族潜意识造成的”［4］14。《说文》中具“凤鸟”义的汉字解释几乎均与原始神话有关，充分说明该族字和上古神话传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一方面是先民传统文化的客观反映，另一方面也是《说文》作者主体意识参与和选择的结果。”［5］古代神话，既是一种民族现象，又是一种世界现象。神话是通过幻想的形式把客观世界加以形象化，并且是原始初民集体信仰的产物，是全民口头传承的文化结晶。中国上古神话作为一种象征形态的原始文化现象及精神活动的产物，体现着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古代先民的文化心理和思维状况。《说文》“凤鸟”义字族及其解说蕴涵着丰富的上古原始神话背景，充分体现了该族字的文化独特性，如：
&& （1）《说文·鸟部》：“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虎背，燕颔雞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于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凤穴，见则天下大安宁。
古文凤，象形，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6］79《埤雅》：“凤，神鸟，俗呼鸟王。”《大戴礼记·易本命》：“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山海经》记载凤多达12处，如《山海经·海内西经》：“凤皇、鸾鸟皆戴瞂。”［7］299、“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7］397凤在《山海经》的大量记载充分说明它在上古神话中的重要地位，在先民心目中不可取代。
&& （2）《说文·鸟部》：“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鸣中五音，颂声作则至。周成王时氐、羌献鸾鸟。”［6］79鸾和凤相近，地位仅次于凤，古时“鸾凤”常并称，如《禽经》：“鸾，瑞鸟，鸾者，凤鸟之亚。”［8］2《文选·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乘鸾向烟雾”刘良注：“鸾，亦凤。”《广雅·释鸟》：“鸾鸟，凤皇属也。”可见鸾亦为凤鸟之类。《山海经》有关鸾的记载有10处之多。《山海经·西山经》：“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7］35《山海经·大荒北经》：“鸾鸟、皇鸟、大物、小物。”［7］419鸾亦为《山海经》常出现的神鸟，与凤一起成为吉祥的象征。
凤、鸾在《山海经》神话体系中居于重要位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7］396可知皇鸟、鸾鸟、凤鸟同实异名，另见《逸周书·王会解》：“西申以凤鸟…氐羌以鸾鸟…方炀以皇鸟。”凤、鸾、皇等，均为凤鸟之属。刘歆认为《山海经》是记录“麟凤之所止”（《上〈山海经〉表》）的书，据此可推知凤鸟的出处、起源等上古信息。《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7］16《山海经·大荒北经》：“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有凤皇、鹓雏。”［7］19《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7］445从东、南、东南、西南等方位来看，当指南方楚地。楚国地域辽阔，东临大海，西抵巴蜀，南近两广，有“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左传·僖公四年》）之说，为当时最大的诸侯国。而楚又是一“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的国度，保留着深厚的氏族社会文化，从相关文献可进行验证，如《尔雅翼》：“凤生南方。”《本草纲目》：“凤，南方之朱鸟也。”《庄子·秋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成玄英疏：“鹓鶵，鸾凤之属，亦言凤子也。”王夫之《庄子解》注：“凤之别名。”《庄子·逍遥游》：“（鹏）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鹓鶵、鹏都是凤鸟，以上均将凤的产地指向南方楚国地区，与《说文》“出于东方君子之国”吻合，并非“产于古代日本”［15］59。
（3）《说文·鸟部》：“鸑，鸑鷟，凤属，神鸟也。春秋《国语》曰：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6］79
（4）《说文·鸟部》：“鷟，鸑鷟也。”［6］79鸑鷟连文，实指一物。《禽经》：“紫凤谓之鷟。”又“凤之小者曰鸑鷟。”［8］1《挚虞决疑要注》：“凡象凤者有五，…多紫色者鸑鷟。”《国语》韦注：“鸑鷟，鸾凤之别名也。”《初学记》引《诗义诗》：“凤凰，名鸑鷟。”《文选·司马彪〈赠山涛〉》“倾枝俟鸾鷟”张铣注：“鷟，凤也。”柳宗元《自衡阳移桂十馀本植零陵所在精舍》“栖息期鸾鷟”蒋之翘辑注：“鸾、鷟，俱凤属。”鸑鷟为凤鸟，自是能给先民带来祥和、喜兆的神鸟。《史通·杂说上》：“姬宗之在水浒也，鸑鷟鸣于岐山”鸑鷟为周朝的开国瑞兆，被周室君王敬奉为神灵。
（5）《说文·鸟部》：“鷫，鷫鷞也。”［6］79
（6）《说文·鸟部》：“鷞，鷫鷞也。东方发明，南方焦明，西方鷫鷞，北方幽昌，中央凤皇。”［6］79《玉篇·鸟部》：“鷫鷞，西方神鸟”。鷫鷞连语，同指一物。《广雅·释鸟》：“鷫鷞，凤皇属也。”《淮南子·原道》“钓射鷫鷞之谓乐乎”高诱注：“鷫鷞，一曰凤皇之别名也。”《淮南子·本经》“鸿鹄鷫鷞”高诱注：“鷫鷞，一曰凤之别类。”《乐纬叶图徵》：“五凤皆五色，似凤有四，一曰鹔鹴，二曰发明，三曰焦明，四曰幽昌。”鷫鷞同发明、焦明、幽昌并称，为类凤的神鸟，和凤鸟一同形成东西南北中五方神鸟体系。“鹔鹴，鸟名。鹔鹴飞则陨霜。”［8］7即显示了其“飞则陨霜”奇异特性。
（7）《说文·鸟部》：“鶠，鸟也，其雌皇。一曰：凤皇也。”［6］80《玉篇·鸟部》：“鶠，鶠凤也。”《广韵·阮韵》：“鶠，凤也。”《尔雅·释鸟》：“鶠，凤，其雌皇。”鶠，义同凤，为凤的同义语，亦是神鸟。“凤，亦曰瑞鶠，景纯注《尔雅》：‘瑞应鸟也。鸡头，蛇颈，燕颐，龟背，鱼尾。五彩色。高五六尺许。出为王者之嘉瑞。’《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及鸟兽，则凤鸟翔。’”［8］1鶠为应瑞而至的神鸟，在先民心目中，只有上应天命、下应民心的有德君王才能有幸“瑞鶠至，凤鸟翔”，充分显示了鶠驱邪降瑞的神性。
神话，是借助语言来进行社会传递和信息交往的文化符号，是原始先民特定的思维密码，体现着神话的思维所具有的某种译解或认识事物的能力。鸑、鷟、鷫、鷞、鶠等字或属凤，或近凤、类凤，而鸾为亚凤，随着凤鸟家族的扩大，共同组构了一个凤鸟体系。许慎著《说文》时“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必“博采通人”，“信而有证”［6］316，结合古代文献，我们发现凤、鸾、鶠等字均与上古神话尤其《山海经》有着密切联系，体现着中国先民对凤鸟文化的原始认识，心理学家荣格即认为神话等“原始意象”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众多关于凤鸟系列的上古神话，充分表明先民对具有“祥瑞、安宁”之称的凤鸟体系认识的深化和视角的多元，为它赋予了古老而又丰富的文化意蕴，透露出先民独特的生存智慧和历史思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原始奠基作用。
&&&&二、从氏族图腾徽征看中国先民的凤鸟文化
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人奥季布瓦族方言（ototeman），意为“他的亲属”或“他的图腾标记”。原始人类相信，各氏族出自各种特定的物类，大多为动物（如鸟类），其次为各种植物，少数为其它无生物。对本氏族的图腾物种，特加爱护。图腾物本身大都不是直接崇拜的对象，而是将其图文化、标记化，成为族徽象征。凤鸟作为先民的主要图腾，充分体现了它在上古氏族心目中举足轻重的神圣地位，且与汉字密切相关。
汉字最初为象形文字，古人造字均是拟物画图，如《周易·系辞传》：“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说包羲氏（伏羲）以此创造了八卦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实则上古汉字均是以这种方式创制而成，而作为氏族图腾的动物则是较早符号化为文字的，郭沫若即认为：“凡图形文字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系古代氏族之图腾或其孑遗。其非鸟兽虫鱼之形者，乃图腾之转变，盖已有相当之文化而脱去原畛域者之族徽也。”［9］20如《左传·昭公十八年》：“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力正也。”少昊又名少皞，是传说中最早的鸟部落。《山海经·大荒西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7］440少皞将凤鸟奉为鸟候历法的主宰，凤鸟亦为整个氏族的信仰图腾，该图腾徽征显然影响到撰述氏族历史的文字记录，古时即流传“禽书、鸾凤书”，分别为传说中形象禽鸟、鸾凤的两种字体。元代郑杓《衍极·书要篇》“夷考禽书，龟、鸾诸体，不过名物作也”刘有定注：“虎书、禽书、鱼书，皆史佚所作。…鸑鷟鸣于歧，赤爵入于户，至武王时，火流于王屋，化为乌。佚乃并牧鸟瑞，而作禽书。”、“少皞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其文章衣服，皆取以为象，故有鸾凤书。”可知鸾凤崇拜驱使先民将其融入上古文字，从而出现了“鸾凤书”。作为传说中的五帝之一的舜，亦和凤鸟有着极深的渊源，《绎史》引《孝子传》：“舜父夜卧，梦见一凤凰，自名为鸡，口衔米以食己。言鸡为子孙，视之乃凤凰。以黄帝梦书占之：此子孙当有贵者。舜占犹之。”此处表明舜即梦中之凤，舜的后代即以凤鸟为图腾象征，如《山海经·大荒南经》：“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7］372凤与舜帝相处，经郭沫若考证，判定即为凤族之人王也。远古部落流行以图腾为族徽标记，因而凤族以凤为标识，其首领为凤王，自是不言而喻。《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舜创制的《韶》乐使凤鸟来翔，可知舜的部落以凤为图腾与神话传说有着深厚的渊源。
在甲骨文中，风就是凤，二字同音、同义、同字，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大量的“凤”字，有的以“凤”为“风”或拟“凤”为“风”。凤作为商族的图腾在祭典重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凤成为上帝的使者，在卜辞中称为“帝史”，如“于帝史凤二犬”（《卜通》）、“尞帝史凤一牛”（《殷墟文字续编》补）。上帝的使者要传达上帝的旨意，而凤与风的联系使它能胜任“天使”，成为天神，因此可以“帝史（使）凤（风）”、“帝其令凤”。《禽经》：“风禽，鸢类。越人谓之风伯。飞翔，则天大风。”［8］2凤鸟即为风伯，天刮大风，是凤鸟所翔所致，故郭沫若认为“古人盖以凤为风神”（《卜辞通纂》卷二），这与庄子描述的“大鹏”形象显然一致。周代凤神俗称“凤”，“凤鸟”或“凤皇”，如在陕西岐山京当贺家大队凤雏村发掘西周早期大型宫宝建筑时出土了周王家崇拜凤的卜辞四片，第38片的卜辞为“巳（祀）凤”。凤鸟成为上古氏族的图腾徽征，源于它被先民视为祥瑞的化身，范文澜即认为：“对民有利益的人和物，才能被尊敬为神，神一定是聪明正直不害民的。害民的是妖、厉、怪，不得称为神。”［10］150
从上可知，原始先民将凤鸟作为崇拜的图腾，注汇了它们对创世祖先的尊敬倾慕和氏族起源的自身探索，并最终凝固成文字，现在的风姓、凤姓等，多是上古氏族图腾徽征的遗留。先民这种古老的思维方式给凤鸟图腾植入了深厚的人文意识，使得凤鸟从某个氏族原生图腾在民族融合中上升为民族共同体图腾，充分体现了凤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的广泛性。
&&& 三、从华夏民族精神看中国先民的凤鸟文化&&&
上古原始神话和氏族图腾徽征包含着古代民族的心理表现和精神倾向，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共同体（民族）的共有财富，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智慧源泉和发展动力。就自然学派的神话理论看，“神话和宗教中的神，都是自然物的人格化。”［11］49而华夏民族精神的形成，则得力于礼仪的、伦理道德的聚合力，因为中国神话作为华夏民族精神的原始表象，侵染着注重伦理合实用的色彩，对“德”的尊崇，对伦理行为的高度关注，是支配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本精神。这种鲜明的伦理道德特征，可从凤鸟文化的发展变迁得到足够的说明。
凤鸟在《山海经》中就已体现出先民对德的尊崇，如《山海经·南山经》：“（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7］16、《山海经·海内经》：“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7］457，由于它兼具众多美德，故“见则天下安宁”［7］16、“见则天下和”［7］457，被古人奉为神明。《逸周书·王会》：“风（凤）鸟者，戴仁报义掖信。”凤德在《禽经》演变为“（凤）首戴德，顶揭义，背负仁，心抱忠，翼挟信，足履正”［8］1，德行内容大同小异，主要集中于仁、义、礼、信等传统美德。与玉成为美德载体的文化现象一样，凤无疑亦成为“比德”说的一个文化载体［12］102，以上均将凤鸟身上的各个部位、文饰来比附仁、义、礼、信等各种美德，突出表明凤鸟为美德的化身。其中渗透着儒家的伦理思想，洋溢着传统的道德精神，体现着一种人性的复苏和觉醒，为真善美观念的具体表现。正因凤德的强大感染力，故能引来众鸟来朝，古人甚至认为“凤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风雨不兴，川谷不澹，草木不摇”（《淮南子·览冥训》），显示了凤德的神奇力量。凤鸟之所以被先民作为族徽图腾，源于它蕴涵丰富的美德美行，能带给人们祥和瑞兆，为太平盛世的象征，是安宁生活的保护神和守护者，故凤鸟死后仍有百鸟相从，群鸟来吊，如《水经注·叶榆河》：“（叶榆县）有吊鸟山，众鸟千百为群，共会鸣呼啁哳…俗言凤凰死于此山，故众鸟来吊，因名吊鸟。”［13］2凤鸟后成为华夏各族的共同图腾，凤鸟之德无疑是重要原因，因为凤德符合华夏民族精神的伦理要求，同时华夏民族精神又对凤鸟进行了道德重塑，对凤德进行了拓展和升华，使其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凤鸟历经了从“比德”到“比人”的文化演变过程，因凤鸟形象比起“威猛矫健的东方龙”［16］43来无疑更具亲切性和平民化特征，符合中国传统“君子贤士”的内在要求，“君子”亦为中国先民广泛推崇的一种人格上的审美理想［14］36，凤鸟之德与君子之品具有心理潜在意义上的暗合对应，故常用来指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作凤的人是孔子，见《艺文类聚》引《庄子》佚文：“老子见孔子，从弟子五人．问曰：‘为谁？’对曰：‘子路为勇，其次子贡为智，曾子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式。’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所居积石千里，天为生食。其树名琼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为实。…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右智左贤。”老子即将孔子喻为凤，称颂孔子德高望重，群贤毕至，另如《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楚狂以凤比孔子，凤德即指孔子之德。《韩非子·喻老》：“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能有此魔力非凤鸟莫属，楚庄王即以凤鸟自喻。《庄子·秋水》“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就明确用凤的操行来比喻贤士的品德。先秦时楚人好以凤喻人，起于楚人崇凤的传统，楚文化是凤鸟文化的摇篮，这可从《山海经》记载和《楚辞》中凤鸟的喻指得到显现。凤鸟形象充盈着浓厚的礼教伦理意识，视为道德、仁义的象征。华夏民族崇德尚礼的伦理精神使得凤鸟进一步民族化、人性化，拟就了凤人感应、同气相求的文化重构，这种从神性到人性的转变与倾斜折射出凤鸟文化的现代文明之光。
&& 【结语】 从上可知，从《山海经》等先秦古籍到《说文》，凤鸟的形象有了显著的变化，从“其状如鸡”、“其状如翟”到众体杂糅，这是民族交流历史进程中的文化融合表现，但凤德显然贯穿始终，并有了更为华夏民族广泛认同的精神内涵，成为古代民族的立身规范，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凤鸟从上古神话最初的神灵表述，上升到原始氏族的图腾徽征，并在华夏民族精神的伦理重塑下，最终定格为华夏各族共同的图腾神，成为真善美的化身，亦为华夏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完美的历史见证和文化象征，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由此而形成的凤鸟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体现华夏各族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媒介载体，系上古先民认识世界、感悟生命的原始雏形，具有重要的民族学和文化学研究价值。从《说文》来看，凤、鸾、鸑、鷟、鷫、鷞、鶠等字构成一个特殊凤鸟（即凤神）体系，揭示了中国先民丰富的的凤鸟文化意识。上古神话中的凤鸟体现了中华民族由原始走向文明、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氏族图腾徽征隐喻了先民关于自身起源的独特历史思维，华夏民族精神则提供了民族和文化融合的内驱力和凝聚力，三者在漫长的历史中交错复杂，互为影响。具体而言，中国的凤鸟文化源于上古尤其是《山海经》的原始神话，众多关于凤鸟的神话表明它在先民心目中具有重大的神学影响和广泛的人文基础，进而上升为氏族图腾徽征的符号标记，为全民信仰膜拜的始祖神灵和精神寄托，在华夏民族精神的伦理重塑下，形成颇具体系、崇德尚礼的凤鸟文明，最终凝铸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凤鸟文化。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宋永培．《说文》汉字体系与中国上古史［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3］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来函［A］．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4］〔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4［5］黄交军．从《说文解字》看中国先民的审美意识［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6（4）：13－17．
［6］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7］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8］师旷．禽经［M］．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禽鱼虫兽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9］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J］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20．
［10］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1］W·施密特．原始宗教和神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49．
［12］黄交军．从《说文解字》看中国先民的伦理审美意识［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4）：100－105．［13］郦道元．水经注［M］．文渊阁四库全书（573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14］黄交军．从《说文·言部》看中国先民的语言审美文化［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4）：34－37．
［15］仓林忠．关于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凤凰考辨［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5）：56－60．
［16］仓林忠．龙源考辨［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4）：37－44．
王国维先生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认为，鬼方、混夷、獯鬻、猃狁、犬戎、狄等是居住于我国西北的雄族的多个称呼。王玉哲先生有不同意见认为王国维将鬼方和混夷猃狁等混为一谈。按鬼、昆（混）、熏、犬等字都具有类似的音节结构，居地重叠，若说他们之间毫无关系那才是小概率事件。其中的鬼方是最早见诸文字的种族。我们可以笼统将鬼方定为三代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若干族群的总称。或者细致的说，鬼方是其中较早与中原文化接触、文化水平较高的方国。这有点类似于甲骨文中的尸（夷）方和后来之东尸（夷）的关系。学界多认为陕晋交界处的李家崖文化即为鬼方方国的遗存，入周以后之怀姓、媿姓就是鬼方族的后人。此外，他们还构成了后世狄人、昆夷等的主要来源。
关于鬼方之鬼的含义，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中原王朝丑化对方所用之词。如今天之洋鬼子。另一中观点认为其中的鬼是“大”义。我认为应取后一种解释。汉语中从鬼之字除了与鬼怪有关的外，还有一群有高大的含义。比如傀：伟也。魁本意是一种大勺，后有高大、卓尔不凡、首领之意；隗：高峻的样子；嵬：高不平也。另一个从鬼之魏字，左传中云“魏，大名也”，巍：山高。
如果说鬼方之鬼本是高大之义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可以结合差不多同期中原的另外两个以大为名的族群来看。一个是夏，另一个是有穷氏之穷。夏在字书中即解释为大，我前面的文章中也提出，穷也有大义。与鬼一样，夏和穷的同源词也多有大义。若有所不同的话那也是鬼似乎更强调高大。三个民族都以高大为名，难以用偶然解释。以鬼方为代表的西北族群很早就与中原有亲密的联系，早在龙山时代黄土高原上的老虎山文化就与中原各文化有过密切的接触。典籍记载，祝融之后的陆终娶于鬼方氏，生下六子发展为祝融八姓。当时的祝融之族似乎仍在河南北部，离鬼方不远。很可能鬼方族与中原接触后，学习中原以大为名取鬼方之称呼。或者中原人以高大称呼鬼方，并引入了汉语之中。
鬼方的人种，毫无疑问是属于蒙古大人种下远东类型的古华北的范畴。南大历史系的宋亦箫无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将其说成高加索人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入周以后鬼方诸部迁居晋南，根据《山西浮山桥北及乡宁内阳垣先秦时期人骨研究》一文，这些进入历史记载的戎狄呈现出古华北与当地人融合的状态。最近吉大考古系用分子人类学手段考察了山西绛县横北村鬼方后人倗国墓葬的人骨，其Y染色体都属于Q与O两种类型，没有高加索人种的类型。
鬼的古音用今派诸家的构拟当为*kur，这不由得使人想起突厥语中的ghur，意为联合、团结。突厥语部落联盟常带有此词尾，如乌古尔Oghur，九姓乌古尔Toquz
Oghur，十姓Onoghur，裕固Saraghur，维吾尔Uyghur等等。当时，黄土高原直至鄂尔多斯上的民族极有可能是讲突厥语的。残留狄语词汇如大卤疑是来自突厥语dala。另外，狄姓是敕勒诸姓之一。若果真如此，那么鬼方是最早见于记载的Oghur乌古尔人。至于余太山说他们是吐火罗人的说法纯属捕风捉影。
传说少皞以鸟名官，左传昭十七年有详细记载：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郯子对五雉和九扈说得很简单，唯独五鸠说得很详细。最近研究上古史时发现，此五鸠之名或与古代山东的五个地名或族名有关。首先是司徒祝鸠氏，祝国在山东泰安，金文中作铸国，任姓。传说武王曾封黄帝之后于祝。鴡鸠氏，鴡从且声，大概与金文中的俎、或后世之城鉏有关。鸤鸠氏，鸤从尸声，这个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大名鼎鼎的东夷古文就作东尸，甲骨文中有尸方，据李学勤先生的考证，尸方在淄潍河之间。爽鸠氏不见于地名，但赖左传记载，我们知道爽鸠氏在古之薄姑，大约在今之青州苏埠屯。鹘鸠氏这个有点麻烦，我以为与古之滑地有关。滑国我们在《崤之战》中见过，被秦国所灭。这个滑国在郑之西。其实根据左传，在鲁郑之间还有一滑地，大约在郑东北、宋之北，离山东不远。中国历史地图中的滑1可作参考。另外，在豫北有一滑县，据云因滑台城而得名。《重修滑县志》云：“周公次八子伯爵封于滑，为滑伯。”，此说不大可信。《元和志》云：“滑氏为垒，后人增以为城，临河有台，故曰滑台城。”《水经注》曰：“旧说，滑台人自修筑此城，因以名焉。”可备一说。
关于鸠，古人一直当作鸟之称谓。但鸠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尔雅》云，鸠，聚也。如鸠合、鸠集。《书·尧典》：共工方鸠僝功。传:“聚也。”这层含义后来写作勼。“五鸠，鸠民者也”，我以为有另外一层含义，即聚民者也。由聚民而得到聚居地之意。先前我读李学勤先生的《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得知商代尸方（即夷方）的首都叫舊（无草头），舊本意是鸟巢，或许由鸟之巢穴引申到人的居所。李先生提出此舊（无草头）或与少皞五鸠之鸠有关。那么看来，鸠相当于中原汉语中的邑。少皞五鸠，可能起源于东方五个大的都邑名称。
从五鸠所代表的官名来看，司徒祝鸠氏最大。祝地正好位于山东中部一带。其它四个鸠都分布在边缘，从山东西部一直到北部。祝在汶水边上，往上游上溯不远处就是著名的嬴邑。我以前提到，嬴姓的起源可能就与嬴邑有关。少皞作为嬴姓之祖，不可避免地和这里扯上关系。五鸠的分布情况，恐怕不是偶然，而与少皞氏部落联盟的起源和分布有关。
关于后羿代夏，左传有两小段详细的记载，见下：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予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殪。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殪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殪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殪，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后羿被称为有穷后羿，他的族名何来呢？有人认为是因为他来自穷桑，故号有穷氏。这只不过是猜测之语，并无直接记载。典籍中只说了他来自于鉏。余谓其称呼来自于穷石，就是说他到了穷石之后才称有穷氏的。正如浇被处于过，故又称过浇。穷石在夏地，否则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后羿也不能“因夏民以代夏政”。后来后羿之子死于穷门，更说明穷不在其迁出地，而是在夏地，并且还是其中心地带，很可能就是夏的故都。
穷石在何处？史书无载。《淮南子》说弱水出穷石，这个位置过于西了。离骚中倒是有句“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说明穷石在洧水左近，也就是在今新郑附近。著名的新砦遗址就在洧水边上，登封王城岗和禹州瓦店遗址离它不远。如此说来穷石大概就是洧水流域的一座山。
后世的夏人对后羿很矛盾。从简单的描述来看，后羿代夏是比较和平的，夏的旧臣都归属他了。夏后相出奔帝丘，后羿也没怎么为难他。反而是寒浞杀死后羿以后，夏的中兴名臣靡跑到有鬲氏去搞复国运动了。屈原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由此看来，既然后羿为帝所命，其正统性是不言而喻的，他和寒浞不同。大概后羿是失败的英雄，没做过什么恶，才为后人所怀念，就像项羽一样。
有穷氏这名号似乎也有特别的意义。古“穷、空”音近，穷桑又被称为空桑。空有大的意思。《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空谷孔颖达注为大谷之意。汉语中从工的江、鸿、缸等都带有大的意义。很凑巧的是，夏也有大之意。很可能有穷氏就是有夏氏，雅言之有夏，即夷言之有穷是也。有穷氏不止后羿一家，寒浞一族也被称为有穷氏。直到浞子殪死后，有穷氏才最后灭亡。大概，有穷氏指的是跟随后羿一起到中夏的东方人的总称。
的其他文章：&&
陈立柱：微子封建考& 历史研究
陈胜前：中国狩猎采集者的模拟研究
徐中舒：二、古史传说与父系家族私有制
徐中舒：一、古代东亚大陆与中国原始社会
[转载]低元音a的滞留
諧聲字註&-者&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