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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台湾作家】简媜纪事（上）
&&&&&&&&&&&&&&&&&&&&&&&&&&&&&&简媜纪事
简媜的散文，通常有一种细腻典雅又卓尔不群的气韵，使得她天生丽质的散文表现力看起来有类善舞的吉普赛姑娘。她的动作是如此冷静优雅，自如流丽，以致在千百人的作品中，可以一眼认出她来。迥然有别的气息和瑰美恢奇的力量，是如此的具有穿透力，在千人一面重复的晦暗虚无中，随手点染出人文主义的光芒，正是简媜的才华。对此，我感激不尽。
那些从灵魂本原生长出来的语言，没有一味的因循现实，也没有抽象成冰冷的逻辑建筑，那些话语，具有明察秋毫的清明，同时表现了最鲜明的情感却毫不做作。它们不限于情感的纯粹，更在于发扬了信仰的真诚，从而使人心能够镜鉴自我的尊严。
如果开始，对于她还只是挚友相逢般的欣喜，那么，后来诸多文本的感同身受，令我确信：她印心传意的文字，在另一心灵意证心明的刹那，始具有了圆满完成的意味。会心微笑，只是那些久远以来就熟悉的神情与手势。遂有此论。
传说后稷的子孙，黄帝的苗裔，春秋时期东周襄王时的简师甫是简媜的祖先。简师甫，本来姓姬，是周天子的王室子弟，当时住在京畿河南洛阳附近。公元前636年周室内乱，狄兵入侵，襄王出奔郑国，简师甫受命赴晋求援，解危护驾有功，他的子孙才以谥为氏而姓了简，历经战国兵乱和秦朝迁民，简氏从洛阳迁徙到涿郡（即范阳）立了门户，且在此日益茁壮。后人大多分布在涿郡（今河北涿县）。
到了三国时代，简雍随刘备迁居四川，简氏族人移居川中；五代时一族定居江西，一族迁至广东。《简氏姓族考》记录：“三国时，简雍为中郎。时天下大乱，家人从之，有在邵阳，有在远安，有在江西新喻，靖安，蜀之巴县。五季后梁时，契丹寇北方，涿州无日不忧兵，其宗有宦游岭外者，乃留焉不归。若黎涌系一山，则自涿州逾河涉江，而先入粤者，后晋割北方十六州贿契丹，而涿在其中，简姓宗族因而至岭外者渐众，分居粤东诸邑。”
到了隋代，四川牛靴赖西南设置了简州（今四川简阳县），此地简氏子孙繁盛，曾数十里没有异姓。五代南唐时期（公元939－958年）简氏族人简庆远出川到袁州（今江西宜春县）做官，生有二子，后来回乡遇兵祸阻碍，就在江西定居下来，成为简氏江西一脉。另有简一山在后梁时（公元913－923年）到了广东、南海。成为广东最早的简氏宗族。
南宋高宗时，金朝完颜氏大举南侵，天下沸腾，简氏避祸南迁，江西简会益到了福建当起了私塾教师。简会益生有三子，简骤和简骥到了广东，简驱的儿子简致德到了永定县太平里洪源村定居，成为洪源简氏的开基源头。洪源一脉第九世简德润是个非常值得一说的人物。
元顺帝时，简雍三十三世孙简德润移居漳州府南靖县梅林村坂上 (现在叫做下坂)
的地方，娶了张进兴守寡的媳妇刘十姐，入赘张家，允诺张简两姓并传，所谓“张、简同宗”。南靖县立族开基以简德润为一世祖，四世后人丁渐旺，建立宗祠；七世后设置祭祀田业，奖励仕进，编修族谱，建立宗族制度；九世以后开始向台湾、南洋移垦；十一、十二世时，明末永历年间郑成功举兵，简氏族人响应渡台；十三、十四世，清朝年间，南靖灾祸不断，大量简氏族人东渡台湾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其中有一支在1796年(即嘉庆元年)追随吴沙穿山越岭入垦宜兰，直抵冬山河流域噶玛兰族聚落。传到二十二世就是简媜所在的位置。宜兰原是噶玛兰族的乐土，1796年吴沙率漳、泉、客三籍垦民开拓噶玛兰，在“有唐山公，无唐山嬷”的历史背景下（噶玛兰族属平埔族，kavalan
意即“平原上的人”，沿浊水溪即今兰阳溪南北分布，共有三十六番社，1650年时，约有九千多人，他们以渔猎、耕作、养畜饲鹿维生，是母系社会，行一夫一妻制，婚嫁时由男方入赘女方，并可分得财产，汉人大量涌入以后，来此开垦的单身汉往往与噶玛兰人通婚。这就是
“有唐山公，无唐山嬷”的由来），因汉人的入侵，原来居住在冬山河流域的噶玛兰人被迫迁到花、东一带，如今只剩兰阳溪、冬山河交汇处的“流流社”还有噶玛兰土著人家。简媜的母系一族，因此极有可能是噶玛兰土著人的后裔。
简氏宗族的历史，是一部流亡史。从东汉末年开始，历魏晋南北朝，经过隋唐之末，到明清之交，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离乱和灾难逼迫着他们，自西北向东南越过大平原，渡过长江向岭南进行大规模流亡。他们背后，是废黜与燃烧的家园、兵荒马乱以及无尽的生离死别。并且在逃离浩劫的途中，瘟疫和死亡加入进来一同猎杀着他们，平原上的土著驱逐着他们。穿越无限的苦难与惊惧，岭南的群山终于阻挡了北方统治者和南方土著力量的延伸，收容了这些精疲力尽的逃亡者。
逃亡者定居下来，客人变成了家人，逃亡者成为了客家人。因为过度深重的丧失，所以当这些逃亡者定居下来以后，他们对稳固家园的建立，投入了令人惊讶的激情，我们从客家民居里可以看出端倪。客家民居的典型形制是一种具有坚固、严密防御体系，实行宗族共同体聚居的围堡式大屋。尽管其建筑形制因聚居地域不同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如赣南之土围，粤东之围垄屋，闽西南之圆楼等，但是有两个基本要素则是共同的：一是这种住宅规模非常巨大，一个大屋之内可容几十户甚至几百户人居住，而且都是同一父系血统的族人；二是这些住宅都具有坚固的、封闭的外围和严密的防御体系。因而这种居宅就具有两个最为突出的基本特征：其社会特征是宗族共同体聚居，其建筑特征是围堡式大屋。简媜小时候居住的宜兰民居的型态是简化了的庄围，叫散村。据简媜说，这种民居是以竹丛为外环，周围一律是竹围围着，竹围里面，至多三、四户，散村竹围的形成其实还是起一个地界和防护的作用。
简是竹间的拼写，生活在竹林中的人，这意味了什么，这留给读者去想象。
在写《简媜论》的时候，由于孤陋寡闻，我并不知道简媜是客家人后裔，只是猜测到了。直到后来更翔实的资料印证了我的感觉。客家人遗传神经里那份对安定生活的渴求和向往，是以坚实的土地作为基础的。流浪不是天生的，丧家者的奔走，是为了更深入的隐遁到田园牧歌心神皆安的生活中去。安身立命的热情延伸成筑家园、修族谱、立宗祠、认祖寻根的执着，也就不奇怪了。《水问》之
“问”在无意识的写作里透发了简媜对一种流浪宿命的怀疑和证伪的意图，立誓独身漂泊的人最后突然服膺于家庭圆满也就合理合情了。这在逻辑上是必然的，而在生活中的人看来却过于戏剧化了。但不是说，流浪的冲动就从简媜这个人的身上彻底消失了，冲动还在，不过改换了形式，以另一种面目呈现。对于简媜来说，居无定所是更为深切的东西，那是生命遗传中带来的，最本质的也是最接近宿命的原始动力。在身心安顿下来以后，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精神向往正酝酿了出发，只要她对于破格的愿望还没有死去，我相信也不会死去。
简媜，本名简敏媜，生于日。籍贯台湾宜兰。她出生在冬山河畔的武罕村，宜兰地处兰阳平原，三面环山，东面太平洋。武罕村是一个隐藏在山峦与海洋之间的小村，原野辽阔、风俗醇美、人情浓厚。武罕，据说原是噶玛兰族“穆罕穆罕社”所在地。“穆罕穆罕”就是新月形沙丘的意思。
冬山河源于新寮山，上游地势陡峭，中下游地处平原，整个流域是太平洋飓风经常登陆的地段，太平洋暖湿气流经过高山抬升，经常是豪雨触发山洪，而中下游河道狭窄，曲折不利泄洪，加之河口海水倒灌，水患不断。当地年平均降雨二百二十天，年年河水泛滥淹没庄稼与牲畜。
简媜出生在一个台风大雨后的第三天，屋顶被台风掀了，母亲躲在供桌下，险些被房梁砸到。关于洪水，简媜出神地写过：“一旦水开始淹，就象全世界的雨都落在你家一般。所有地标，疆界、平地、屋舍、速度、方向……的认知系统全被粉碎；水，是唯一的空间与时间，水是唯一的存在。”
由洪水冲积而成的平原，当然也是平原居民赖以生存家园，“山崩而埋，水淹而溺，子孙永世不离”，从兰阳垦荒者后人的誓言里，我们不难领会这其中对家园守持的情感。
土地孕育出形貌，气候熏染出性格，而性格则成就一个人语言表达的风格。判读一个人的生活背景，也就是研读她的容颜和性格。
冬山河的洪水和太平洋的台风，造就了什么样的心灵，曾一度是我探求的疑问，直到2006年底，我辗转曲折买到了台北联合文学版的《天涯海角》，“水证据”一文写着：
暴雨洪水到来时，七八岁大的简媜遵从家长的指示，火速认分地做家长交待的事情，既不畏惧也不抱怨。“豆大的雨点打响塑胶布，竟似节庆锣鼓，这让你兴起神秘的感应，强风夺了斗笠又把塑胶布吹成翅膀模样，这种会飞的感觉如此美妙，你忍不住仰首展臂干脆把台风吞入腹内。一望无际的平原笼罩在狂风骤雨之中竟有一种孤寂之美，你心内激动却无法言说――日后你学会爬梳情愫、驱遣文字，回想这一幕，确信这当时鲠在喉间的那团情绪若化成文字应该是‘啊！无边的孤独，我在这儿！’
这刹那间的启蒙使你成年后每次忆起仍不免眼角微润。你永远秤不出这股忧伤混合欢愉的情感有多重，每当置身风雨之中，这情感便沛然莫之能御，如风飞回风里，水流入水中。土地孕育形貌，气候沁润性格。台风经验转化成内在支援，当你陷入生命幽谷，最想倾诉的对象不是任何人而是风雨声，那里面有让你静定的力量。这也注定，你总是那么容易自簇拥的人潮中走开，不留恋人群的气味。风雨中藏有‘毁’的成分，你一定继承了这基因，故周期性地向旧日告别，让一切归零，像大水让即将收成的金黄稻田在一夜之间归零。”
如果人的孤立无援证明了个人存在的境遇，永不屈服则证明了境遇的苦难。也只有一个人认同了她的宿命，呼喊才能缄默认分，才无需辩解以求祈怜悯。
简媜讲过一个故事：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邀请台北的一个挚友回家度假，经过罗东到砂港下车后，天色已晚，当时最后一段需要步行的路变成了河，河变成了路，她们找不到路回家，而且深夜也没有人可以问路，两人一路爬土丘，涉泥河摸黑回到家中，原因是乡间土地重新作了调整规划，原有可以定位的参考物发生了变化。那位朋友对此自然有所抱怨，并且在简媜为她烧水沐浴的过程，满脸倦意的告诉简媜，要明天一早回台北。这件事情刺痛了简媜。
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没有一条路名曰‘唯一的路’可以让你回‘家’，也没有一个人名曰‘唯一的人’可以随你回‘家’。的确，我已不再引领任何人走进我的内在世界，换言之，也不把人生的主要命题或主要归宿的寻求，托付在‘人’身上。这种有意的‘孤立’过程，使我更加一往情深地走创作的路。”
回不去的何止是一条泥泞满途的原乡路！归途迷津的象征意义确证了我们现实的处境。《月娘照眠床》开篇的序言是归途迷路的一段剖白，而结尾收束为《月魔》这篇文章。《月魔》的情节是这样：中秋到了，迁居台北的家人已将饭菜准备妥当，团圆的氛围却触动了“我”，为了忘掉一些面孔，一些灯影、一些琐务，“我”离家出门，漫无目的买票上了去花莲的列车，从台北到花莲，横跨兰阳，那正是简媜的原乡，她孤魂野鬼似的转了一圈，然后深夜搭末班车返回台北。精神上那种“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疏离感，面目异常清楚。26岁写《月娘照眠床》的简媜在此文中说出了类似精神断奶的话：“乡园的情感远淡了，犹如漂蓬浮萍，有水之处即是家。”
《月娘照眠床》一书，记叙了简媜童年时光的经历，她说写作此书是一种“仪式”，通过这样一个仪式，解脱与尘俗相连的纽带，可以到文学的国度中做一个沿街托钵人。而以工笔画笔触再描绘一次七到十二岁生命经历的简媜，也不得不明白，原乡已是异乡，回家即为离家，这是如何的一种惆怅与难分难舍。
《月娘照眠床》以深情的笔调，鲜艳的色彩回溯了童年生活的纯真。回忆篡改了真实的乡土，时光朦胧了亲情的温柔，并以唯美的水粉笔触，描绘了乡间生活的恬适宁静。只在整部作品的结尾，以《月魔》吐出一个准确的重音，砸在读者的心上，使乡愁成为乡愁的迷走。
如果以排兵布阵喻文章的布局，那么，简媜特立独行之处不仅在于熟悉单兵作战的奥巧，更在于全局在胸，使篇章与篇章之间形断势连，具有奇正相生神鬼莫测的妙处。如果单篇文章写得文脉贯通，气韵圆转，那不是难事。若要一本书内，不同侧重面的文章，统摄于一个主题下，不同声调演奏不同声部，又同时合奏凸现一个主题，则需要较高的布局能力，《月娘照眠床》这种谋定而后动的做法，显然是简媜散文创作的一个特点。
在这静夜，我愿意为你把《梦游书》中“台湾小脸盆”一文最美的句子再朗诵一遍，稍坐片刻，再继续我们的旅程：
“如果有人像我一般，在生命最活泼的前十五年完整地生长在与世无争的平原乡村，听懂天空与自然的密语、窥视山峦与云雾的偷情、熟悉稻原与土地的缱绻、参与海洋与沙岸的幽会、牢记民俗与节庆的礼仪，也学会以叔伯兄嫂一路喊遍全村每一个人……。那么,没有理由在往后岁月寻求另一处地方当作原乡。贫穷却娟秀的小村赋予我生命的第一度肯定，潜育我的性情、人格与尊严，启蒙我去追求美、爱。尤其爱，一群有爱的朴素农夫共同使秀丽小村变得雄壮，让他们的子弟从小看不到刀光血影的厮杀、狰狞的仇恨或恶意背叛、奸佞的陷害……。只学会一种和平的善意，包容生活中的灾难；也具备一股原始冲动，去接近爱、给予爱。最大的爱产生最大的美，最大的美发动最虔诚的依归。小村教会我这些，使得无论流徙到何种穷山恶水，都能尊贵地活得像自己。”
当朗诵这段文章时，眼前总是浮现元代末期的简德润，那个张简共奉的简氏祖宗，一个学有所成，精熟文墨的儒者，在不能兼善天下的情况下，隐居乡村（南靖县梅林村坂上），教书育人，以德行教化一方民风民俗，以深厚的道德感染力和一个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开基立族，至九世根深叶茂，并孕育了跨海垦荒台湾的简氏子弟。“无论流徙到何种穷山恶水，都能尊贵地活得像自己。”在最投入的写作中，集体潜意识中血脉相传的最朴素的生存道理自然会浮现出来。如果说性情是家族遗传的一颗种子，那么故土的山水则培育壮大了这种性情的力量。
我相信在简媜十五岁以前，兰阳的河山已塑造了简媜性格的原型，以及她本质的价值观。从此去，风波困厄，都是彰显透发这种内在力量的诱因。
“在崇山峻岭与壮阔海洋之间开展的这块母乡平原，你相信它是战神与美神交锋下的结晶。在任何一条春日的河域潜游，你都可以感受地底有一股渴望大变动的力量，在水草招摇间、河蚬吐纳间丝丝冒出，与另一股向往大安静的温柔力量——或为雨水、浮云、游烟，相互激荡，共同汇聚在你以及所有的童伴身上，你相信这就是性格的来源。”（录自简媜《小同窗》原载于中国时报）
山的含藏与水的流走，一体一用，一刚一柔，一静一动，既温柔悲悯又刚健不拔，使得简媜在道德情感上，和城市生活氛围熏染出来的人物截然不同，同时使得简媜在创作上能够从自身包括自身与外界的冲突中，尝试各种不同内涵的挖掘，以及语言、形式的破格创新。
我相信，有些力量不是后天可以学会的，而先天的种因力量，如果没有后天的境遇条件，也不会成长起来。譬如一颗橡仔，需要一个环境，需要一种机会，它内在的潜能才会长成一棵橡树。同样需要有客观的境遇，和一个机会，具有特殊潜质的人才会发展出独特而令人惊异的天赋来，她才会展现出独一无二的活力，澄清自己的情感，深入自己的思想，明确自己的欲望和兴趣，并开掘自己的资源，加强自己的意志；并最终学会表达自己的能力，以一种自发的情感发展出和别人打交道的能力。而这些势必才能促成她发现自己的价值和生活的目的。
简媜个性中非常坚强的那一个部份，不仅来源于故土山水的孕育，也不仅来源于客家人坚韧生存的遗传因子，更来自于生命中一种清刚坚毅的自尊力量，这种自尊力量的种因，则根源于北方冰雪的薰习。只有生存于严酷环境中的人最明白，放弃就是死亡，认输等于自杀，求助于外物永远不如求助于自我。长期流亡的客家人，他们的生命中，当然刻印了这种印记。那么，是什么因缘最终构建了简媜命运延伸的阶梯？
日深夜，简媜的父亲发生车祸，他被撞得血肉模糊，不省人事地抬进家门，第二天就去世了。父亲的死亡，让简媜感觉失去了依靠，她感受到时间的急迫与家庭的分裂压力，简媜说过：“成长上碰到了一些挫败，就是我父亲过世。一场车祸夺去父亲。家中有五个小孩，标准的农村家庭，父亲是一家之柱又是独子，整个家庭陷入不可思议的困境。那时我年十三，这件意外带给我很深很深的冲击。我明白凡事要靠自己，即使父母也无法保护孩子一辈子。我会站在父亲的角度来思考，他想保护孩子，可是没办法做到。站在父亲的角度去看事情，再回到自己的角度时，我想：应该好好的规划自己，父亲在另外一个国度才不会担心。这是一个孩子在面临困境时一个自己解套的方式。我们乡下的生产力并不好，我想，一个女生一定要获得知识，一定要念大学，念大学才可能有出路，才会有好的发展。念大学就要考联考，上台北来读高中会好一点，所以我就到台北来。”
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简媜后来说：“很快我会十四岁、十五岁、十六岁..这样一直长大，如果我不去设想自己的人生，我很快会长大，十九岁、二十岁，我可能像同村大部分女孩子一样，嫁给一个农夫，不知不觉生了很多小孩，她每天要很早起床下田，那样的人生，打死我都不要”。
父亲的骤逝，逼她提早想到自己的未来，她不愿认命待在贫苦的农村，更不愿将自己的一生耗费在生小孩和种田上。国中毕业后，她毅然到台北报考高中，展开她台北求学的生活。父亲的的去世，对于简媜来说，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当然和她的写作之路有着关联。
“每一个人走上创作之路都不太一样，对我来讲，会走上创作的路，背后非常关键的因素，是死亡的感受，因为目睹过死亡掠夺一切的秩序，掠夺生命，让一切的谎言、诺言失效；死亡所带来一切惊吓之后，任何一个人都必须想办法自我复原，创作是我的复健之路。”
“另外，我很小时对生命的消逝感应很强；在那时的农村社会里，我的印象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跟老年人在混，最容易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是生、老、病、死，我回想过去对死亡、生命的消失感应强烈，可能是跟这成长经验有关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邻居的一个阿婆，冬天时，身上宽大的唐衫里双手捂著竹片编制成的小火炉，常来我们家串门子。我在窗口可以看见她如步出我们家的竹围，走在稻田中间的碎石子路回到她家的竹围。一个七十来岁，绑过小脚的老阿婆，穿著很宽的布褂似的唐衫裤，兜里藏著火炉，白色、稀疏的头发在脑后扎了一个髻，然后套上年轻时剪下的头发做的髻，那种感觉是很荒谬，很荒凉的，是很接近死亡的，是消逝的。这种感觉渐渐变成我内在的基础，再加上我读国中时父亲因为车祸死亡，我目睹了这整个过程。因此，死亡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所扮演的一个动力，是非常巨大的，这种影响也变成生命底层的基调，当它渗透到文学活动时，会成为善变的习惯，因为，消逝和善变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在我的创作历程里有一些善变的痕迹，不耐烦回头再去处理同样的题材，对自己满寡情的。这些童年的成长，也是形成我在文学创作的第二个特性、趋向。”
父亲之死是简媜面临“灾难”的第一次流亡，痛感失去庇护的她，必须想出往后的路如何选择。当时没有任何人告诉她往后的路要如何走，是她自己直觉了自己的道路，和渡海登台垦荒的先人一样，在面临困厄时，自己想出出路来，谁也依靠不了，谁也帮不上忙。这种境遇下，内在的自我便显现出来了。父亲过世，最终使她清楚意识了自己要去追求人生，当时她的奶奶和母亲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她请学校的老师帮她报名台北的高中，她直觉了要有不一样的人生，就一定要念大学。父亲之死，成了简媜生活的一大转折点，那肯定是一道坎坷，当然也成了跨越这道坎坷者的阶梯。
收集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渔父》是简媜写作历程上不能绕开的不说的一篇文章，不仅因为文章写得真情流露，感人肺腑，更因为那是简媜成长历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事件。
十三岁的简媜把这一个灾祸的原因，暗暗归结于自己的过错：因为受不了父亲打骂的严格管教与醉酒，曾经动念弃绝父亲。还有，简媜与父亲的关系，在父亲生前，是较为疏离的，就像母亲与简媜的关系，生养有之，教育和亲近几乎为生活的现实所剥夺，这种亲情的疏离直接导致了简媜道德潜意识的焦虑和危机，在父亲去世后，她认为一定是自己的嫌弃父亲的念头让上天取走了父亲的性命。于是简媜不断自我谴责，甚至虐待自己：中午不准自己吃便当，不准在天雨时撑伞。甚至可以明白，报考台北高中过程要为之付出艰辛劳动的举动，本身就是惩罚的一个手段。她不断寻找救赎，以为这样可以洗清罪恶。在《渔父》里，简媜痛哭出声：
“痴傻的人才会在情愫里掺太多血脉连心的渴望，父亲，逆水行舟终会覆船，人去后，我还在水中自溺，迟迟不肯上岸，岸上的烟火炎凉是不会褓抱我的了，我注定自己终需浴火劫而残喘、罹情障而不癒、独行于荆棘之路而印血，父亲，谁叫我对着天地洒泪，自断与你的三千丈脐带？我执迷不悟地走上偏峰断崖，无非是求一次粉身碎骨的救赎。”（《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样悔罪的情结十多年后才得以缓解，丧父之痛成为简媜心境孤绝的起因之一，应该是不诤的。而“不知该如何称呼你了？父亲，你是我遗世而独立的恋人”一句，也可以完全解构了，为了平衡一种疏离对疏离的负罪，也为了回报一种没有来得及回报的身体发肤赐予的恩情，是有此言，以一生一世的念想思恋作为纪念。
家庭产生变故，家庭遭逢变故的小孩一般会有很强的原罪感。原罪感会带来自卑和自责，自卑感会使得他在学习上生活中出现一些状况，可能他会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也有可能会退缩，缩进一个自己可以躲起来的角落。
排解内在自卑自责心理的简媜，是将生活心情借由文字抒发出来。书写使她获得了安静的力量。当她以书写的方式抒发感受时，就是她开始医治内心孤独自责情绪的过程。因为在书写的过程中，你有可能写出情绪性的语言，可是不伤害人，别人没有看到。写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客观化。客观的来看自己所处的困境，整个生活的迷惑也会逐渐消散。
简媜15岁在宜兰顺安国中毕业后，考上了在新北投的复兴高中，距离台北亲戚家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寄人篱下的隔阂，都市生活的不习惯，学业的压力，城乡文化的格格不入，曾一度使简媜感到很苦闷同时很孤独。这个幼小的垦荒者，以一种异常坚韧的耐受力接受下来，并通过文学的试炼，走向了平静和精神境界的自我拔升。
看过《梦游书》我们就知道了，简媜刚来台北第一天就迷路了，她之后对都市生活种种的不习惯也给她的亲戚带来诸多的麻烦，当然更会有冷眼。由于生活习惯的不同，她的行为和乡土口音被同学看作是土包子，她渴望有朋友，却总被排斥在外。她说这段时间：“活得孤单，沉默得像一块铁，失去快乐的能力。”亲戚也暗示她，如果不行就回家去。
基于内在力量的发轫，简媜没有回头，在境遇孤绝的情形下，她选择以笔来纪录心情，用文字来宣泄孤单与思乡的苦闷情绪。她虚构人物，在稿纸上排山倒海地向他(或她)
倾诉。这样做的第一个结果出现了：在高二时，简媜写了一篇《雨的乐章》投稿到校刊，得到这辈子第一笔稿费二十五元，这对简媜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不久，她就投稿《北市青年》。所以，到高三的时候，简媜就直觉了自己这辈子会走向写作这条路，简媜在文章中写到这段对文学创作的“初发心”，这是写作的第二个成果：
“想象解决现实困厄，阻止无枝可栖的少年坠入偏执的怨恨情结。文字书写隐含一种距离，在情感倾诉之后，反过来引导自己去透视事件的虚实、省思人我隔阂的因由，进而宽宥产生隔膜的城乡渊源。由宣泄而沉思而宏观而回到善良的本性去谅解，我遂愿意以更大的诚恳接近城市、关怀城市人。这是重要的一课，使敏感多思的我不至于变成人格扭曲的城市客，也意外地，把我逼成作家。”（《梦游书&台北小脸盆》）
写作带来的理性角度，不仅让写作的人审视了自己的境遇，也审视了自我与外界的关系，从而明白了自己的情感和需要，进而获得了一种对境遇中人和事的宽容和谅解。这种情绪上由对抗到理解包容的转换，看起来是一瞬间的事情，但身处其中的人，可谓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理解自身的过程也理解了他人，自信随即发生了。
高三那年，简媜代表班上角逐学校模范生，她克服了各种当时存在的劣势，勇敢面对了当时各寝室男同学的挑战，最后以全校最高票当选。简媜以实际的行动证明：“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做的到，你真的可以做的到”。在高中没有钱补习的情况下，她以过人的毅力，创造了良好的成绩，考上台大哲学系。台大是当时整个台湾最有影响和最具实力的大学。
简媜的创作是从父亲去世后求学台北开始的，一个天生地养的女儿，走过旷野去领取她的未知，完全凭借了自己的力量，仿佛是一个无父无母，无兄无弟的孤独者，要一片天，得靠自己去挣，要一锥立足之地，需自己领航。故土一经挥别，至此不再回头。
台北求学生活的暗淡，是简媜写作的一个起点，当时的境遇，经过她有选择的讲述，可以盘点出以下这些：
一、晕车。每天往返学校和亲戚家要三个小时。
二、晕电梯。有封闭空间忧郁症。
三、迷路。城市标志以及方位的不敏感，经常迷路。
四、没有朋友。“无论如何努力仍被当作乡下土团，渴望一个朋友，却总在名单之外”。
五、带宜兰腔的国语成为同学言谈间取笑的对象。被城市同学看不起。
六、生活习惯和兴趣上的格格不入。同学在下课聊的是：哪个男生写字条给她？她又看上哪个男生？假日要去哪里烤肉？哪里看电影？而简媜讲话的素材却是：“放暑假了，要赶紧转来割稻仔！”。
七、寄人篱下住亲戚家，过不多久，亲戚家道中落，破产了，于是搬到学校里去。
八、功课压力不小。
九、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茫然，前途未卜造成了很大的焦虑。
简媜还有两段谈话谈到了当时的情况。
“影响我进入写作的是离乡背井（从宜兰到台北念高中），因为孤独，所谓的‘孤绝’，那一种绝境，让我进入写作里面。这种‘绝境’最后成为我生命的原始气候，就是‘基调’。其实我的作品并不快乐。我很少回头看我的作品，几乎不敢。但是有时被迫要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里面都藏着一些蛮深层的孤独，有的是自身的孤独，有的是生命本质的孤独。”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以及自己飘蓬无根的惶恐，每个人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寻找寄托，简媜开始的散文创作，在取得校刊和《北市青年》的认同接纳以后，简媜对于现实的紧张焦虑，得到了缓解，并逐渐恢复了信心和勇气，清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这些压力之下，我必须找到一个倾诉的对象，文字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个性中有一个部份还满坚强的，我觉得我要改变一些状况，我不愿每天带著自卑感的生活方式，所以一方面在创作方面有了一些回馈，如校刊、北市青年，对自己有了一些自信；后来我去学习如何与同学相处，即使不能做到让他们来喜欢你，至少可以做到让他们不那么讨厌你。后来证明那时的想法是对的，因为我跨出去了，我高三的时候，去选学校的模范生，还到各班去拜票，后来以第一高票当选，那个第一高票给我的就是证明我刚刚所讲的‘一个坎坷的成长过程最后会有回馈’。因为你在努力，那个回馈就会来，对自己有些信心，信心的恢复，再加上在创作中有些强烈的兴趣产生，所以在考大学时，我已经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是什么。”
台北环境的冷漠最早给简媜带来的是没有归属感，不能形成“我们”这样的同在感，而代之以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莫名其妙的恐惧感。这些都是焦虑形成的原因。她感到无助和孤立，所以很自然的，简媜将他人摒弃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之外，在情感上逃避他人。这种态度盲目和固执的程度与其内心的焦虑强度是成正比的。尽管简媜在她早年试图解决她与他人的冲突，但我们从她后来的作品中依然可以感受到，她依然是分离性的，对她来说，完整性，稳定广泛的完整性，仍然是她内在非常强烈的需要。写作就简媜来说，只是自信的替代品，是她当年在手足无措的境遇下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
甚至直到30岁以前，她对自我的疏离，都影响了她，她没有客观审视自己的真正情感，愿望和思想。当安全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时，其内在的情感和思想就退居末位了。而事实上，这些情感和思想也不得不沉寂下来，变得面目不清。在内心分裂的状态，每个人都会感到软弱，同时会混淆外在的冷漠与自身情绪的孤绝，这二者同时加强了她与自我的疏离。她对于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是模糊的，或者说她未必真正清楚她是谁。写作才能的被承认只是黑暗中的一束光，这束光引导人去到什么地方，则是未知的。
简媜与自我的疏离所带来的内心冲突，使她与他人的关系受到了困扰。简媜在《水问》中提到大学时期最大的主题是爱，但是可以从《水经注》的告白里看出，简媜对于男女之爱，感受实则是忧伤而失望的。那人的爱里有性情，却未必有予人安全的细致；有个性的锋芒，未必有温柔包容的气度；有自我的张扬，未必有赏人含苞的欣喜怜悯。其实只要一点支持，一点认同感，就能使人感到自己的意义。认同和支持才能给予她力量感和重要感。但可以肯定的是，爱她的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自尊但未必自信的简媜也绝无可能去要求这些。一部水经，任由东流。她的《水经注》在《水问》的尽头，两岸景色微茫，人情去意阑珊，能说的，都是覆水难收的眷恋，眼底，均是去意已决的哀伤。
简媜1979年18岁时不负自己对自己的期许，考上了台大哲学系。随即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哲学思辨方面，而在文学创作上，在第一学期，她在学校和校外都有作品发表，还以散文《灶》获得台大第一届散文奖第二名(第一名从缺)。介于这种情况，她的挚友李惠绵建议她自荐转系到中文系，李惠绵当年为台大夜间部中文系的学生，为了帮助简媜达成愿望，自告奋勇帮她打听别的门路，并打电话给压根不熟的柯庆明老师，以三寸不烂之舌向他吹捧简媜的才华。她还建议简媜将写过的文章收集影印一份，去找中文系主任谈自己的想法。简媜照做了，却不抱任何希望，没想到当时的中文系主任叶庆炳十分开明，写了一封亲笔信，于是简媜成为中文系的一份子。
那年暑假简媜猛攻古典文学，并且计划着一生之中绝对要完成的三部巨著，她一面勤工俭学。一面暗下决心：“想化身为文学的大鹏，冲破云天，遨游于莎士比亚之前”(《水问》)。但是，中文系的课程却无法满足于她对知识的要求，她希望学到的创作的技巧，教授也无法指导，在失望之余，她“逐渐成为课堂上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地穿梭在外文系、历史系与人类学系的门外，自己系上的课，泰半交给影印机去处理”(《水问》)。”简媜后来还说到：“我最早是读哲学系，因为一心想要创作才转到中文系，可是转到中文系却有点失望，因为怎么那么多一板一眼的东西，这些东西岂不是要扼杀一个作家的种子，所以开始以翘课作为调适。”
我肯定她在逃课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只要仔细想一下，她散文中思想和文学的表现手法，既有典型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踪迹，更有相当明显的西方文学影响的印记，没有经过深思熟练的学习运用，是很难表现这种体认和造诣的。
简媜作品集中《水问》、《月娘照眠牀》、《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三本书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左右内容，都是在大学时期完成的。
这时期的作品，在气势，境界上还没有十分浑厚深湛的内涵，但在文章的整体构思和遣词造句上，已经有了非常可观的表现。在文章的思想深度上，也有和20岁左右青年女子太不相称的早慧气息。
1983年大学毕业前夕，简媜回到宜兰罗东，拜访过一位家族中的姑婆。那位姑婆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家，长年茹素。见到简媜，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要给她一本书，还搬了一把凳子，从高处抽出一本《普门》杂志给她。当时她把《普门》杂志带走，但是没有翻看。十多年后，简媜回想着这一件往事，并感叹地说：“很多时候缘分的种子，就是这么一小粒一小粒地种下了。”
毕业后不久，1983年7月一位哲学系的朋友在台大的椰林大道上遇见简媜，问她有没有兴趣到佛光山整理翻译《金刚经》,简媜答应了。于是和三个朋友一起到高雄佛光山帮星云法师整理演讲稿，并做佛经白话释义。生活作息与师父们一同，前后约四个月。简媜解释了那时候的心境：
“在当时来讲，一方面是毕业之后，对于未来比较茫然，隐隐约约知道自己想走的路，可是又不那么确定。我们当年的资源跟现在不能比，当年的资源非常少，现在在校园里就可以快速地认识到社会的变动，我们当时校园和社会还是存有高墙之隔，不容易掌握到、摸索到现实社会的状况，那种茫然感更深。另外，在大学期间，自己那种感情的经历，或者从童年期开始，成长过程累积的那种对于人生的困惑，需要找到一个架构来重新纾解，重新解释。那种感觉就像你全身的衣服都湿掉了，穿在身上很不舒服，你需要找到一根晒衣杆、一个衣架子，把你的衣服晾开来，最后你这件衣服还是会穿回去。我想那个时候在佛光山的这段经历，对我的人生来讲就是恰恰好那个时候有人递给我一个衣架子，我可以把衣服晒乾，把水拧乾、把袖子拉好，衣领弄好。最后，还是回到现实世界里，可是，不一样了。”
简媜怀藏着童年、青少年一路所积留的困惑，来到山上。在这几个月里，一面感受着僧众的日常生活，并阅读了大量佛经，并在释义解说的过程中，简媜对佛家的智慧认同非常深切，宗教的生活体验一定程度让她放下了刚毕业的茫然和焦虑，获得时间和静定的心态来反思自己的方向和生活。
“因了这个缘分，在那里我获得一次很重要的洗涤。应该说，现世的轨道、逻辑，运转到一个地步之后，必定会碰到死胡同，当自己的智慧与人生阅历仍无法帮助自己转向时，佛经的接触让我得以换另一个角度观看世事。那是一种立体的观察，许多现世中避免去谈的，如生死、无常、痛苦等等，反而是宗教之中必须谈的，与现实世界刚好互补。”
由于感触深刻，简媜在这段时间经常提笔为文，对生活体验和观察到的自然景观作了描述，文中充满了她在寻常饮水里的静观与体悟，同时记录了佛光山上师父们一些令人感动的亲身经历。佛学智慧转化了简媜笔下的情感质地和思考面向，这种道性追求的精神，在《只缘身在此山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以后的《私房书》《下午茶》、《空灵》、《梦游书》的诸多篇章里，成为简媜创作的主要色调之一。简媜甚至把佛光山上的日子，归结为后来她在文坛崛起的因缘：
离开佛光山之后，回台北经过一段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时期，又回到台北佛光山道场，帮忙整理文稿。因着那四个多月的生活经验给我很深的感触，心中的感谢无以回报，就想以文字做些微的报答，于是写出《只缘身在此山中》里大部分的文章，刊登在《普门》杂志上，那时我还是nobody，连《水问》都还没有出版。
某次，台北道场的师父们到《联合报》副刊参观，随手带了《普门》杂志赠送，正好其中刊登了我的有写寺院经验的散文作品，所以其后多篇都在联副上刊登，也得到热烈的回响，然后顺理成章地，集结出书。真是奇特的因缘，如果没有这一佛缘，没去过佛光山，大概不太可能在文坛“崛起”。
当初家族中姑婆相赠的《普门》，就像是一个预言，一个征兆，一个媒介，隐隐透露了简媜后来的人生行路。简媜下山后，她如是澄清自己的意念：
我喜欢佛光山，也有心追究佛理，但是，写作是我最最看重之事，我必须下山，走入人群，更真切地接触这个世界，用生活来丰富我的创作。
在佛光山的那一段日子，是简媜静心思虑，返本开新的一个机缘，通过深入的反思和追问，结合自己的所学以及专擅，简媜至少肯定了一件事情：文学，才是她唯一坚持的方向。现在看来，她解悟的佛理不能说完全通透，但至少明白了出世的修行也必须有入世的担当。
如果文学即是简媜的红尘修行路，那么作品即是她对尘俗的供养。在创作过程里成全道性的追寻，行走于大千红尘，简媜终于获得了一种自然从容，进退裕如的面目，入魔成佛，都肯于自己担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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