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和你交往为什么那么痛苦？
中国人际关系的实质和特色
&　中国人际关系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交往关系。
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产生于群体的人际交往，受整个社会关系的制约，具体地说，人际关系，实质上是社会个人或群体彼此之间寻求满足需要的心理状态。
中国人的大半精力都用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为之津津乐道又为之苦恼不已。这里想从较深角度，谈谈中国人际关系的本质及特色，惑许能给大家带来启发，理解和学会中国式的处人方法
　通俗地说，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把中国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人伦”一词。由于中国文化很少讲抽象的人际关系，所以人伦关系指的是具体的包括个人、家庭、社会关系在内的人际关系。
儒家经典《孟子》指出，古代设立学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
明人伦”。（“夏曰校，殷曰序，固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这里所指的人伦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上述五种关系中，父子关系、君臣关系是根本关系。无论两千多年中中国封建社会如何发展变化，人伦关系的具体内容如何具体不同，但“父父子子”（反映血缘关系），“君君臣臣”（反映政治关系）的人伦观念根基都未发生过动摇。儒家人伦观念最根本的就是“仁义”二字。“仁”解决的以“父子”为起点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义”解决以“君臣”为主干的社会关系问题。儒家强调所谓的“明人伦”，实则是强调正确化分和处理好家庭和社会中的各种人际系。
所以，血缘关系是人伦观念的根本和原型，“明人伦”，首先从血缘家庭内部开始，后而伸延到社会各类人际关系中。
今天，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不可能用封建社会人际关系系统来容括，但作为一种基本的传统文化因子，人伦观念已凝聚着长期积累的巨大心理能量，在我们民族整体的意识中积淀，沿习、衍传下来，这也许就是荣格所说的“一种集体的，普遍的，对所有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非个体的第二心理系统”，即“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既使我们不能自觉地感知它，但它确实存在，并对我后产生巨大影响。
铬浸着中国特色的人伦观念，根深底固地体现了这样一些处人处事的价值取向，并自觉地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泛家庭主义思想。哈克.布登（美）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说：“在整个世界上，家庭经常是社会的基础，但在中国，家庭成了整个社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教育就是中国家庭制度”。这段话对我们很有启示。人伦关系本质上便是血缘根基关系的扩散，是家庭关系的引伸和发扬。以香港大学的戈登.雷丁为首的一研究小组通过大量研究认为，中国家庭的习惯和伦理对华人商业行为有着极大影响，认为家庭文化有助于加强其雇员的献身精神，自我克制，清醒的务实主义，内聚力和员活性。在回答“我能相信谁？”，这一问题时，中国人的回答是：近亲。
我们常可听到这句话：“自家人，好商量”。这里所说的“自家人”，指的是组织内部以“自己人”为纽带组成的“非正式团体”成员。非正式团体数量多，能量大，这不能说不是中国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一大特色。这些团体成员利益相关，情感相联，价值标准相同，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类团体具有较强的相互感染力和凝聚力。因此，这类团体发展得好，对调动积极性，增强组织凝聚力有很大帮助，由于是“自己人”，在利益的谦让方面，责任的主动性方面，常常处理得较恰当，既使有较大冲突，也能通过团体的“头头”协调，妥善解决。相反，如果发展不好，往往造成较大的损害。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反腐斗争中，群体性经济犯罪现象占很大比例。
此外，这种非正式团体和其他非正式团体（如兴趣爱好型，近邻型等）相比较，它有个十分重要特征，即封闭性。要加入这种团体，必须是自已人，但又没有明确的界限,受控于一种自觉的心态。
　　第二，由内向外的人际关系结构心理。基于上述理论，人伦关系网络便自然的具有一种“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熟及生”的人际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网幅散串联，无形而易觉，混沌而清晰。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每个人都似乎是无制约的，可以自己决定同领导、下级、同事的卑亢与疏密，但又都无法超越其结构，人们在考虑人际关系时，往往就是网络中的一个点，立足于此，瞻前顾后，再三权衡，唯恐有失。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人伦网络结构中，人们的自我价值反映形式起了变化。在很很大程度上，自我的价值不是从自身反映出来，而是通过同他人的关系过程来实现。比如，某人欲实现某个工作或其它目标，他自己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内在条件，但在整个过程中，在一些具体环节上，他只有依靠亲戚、朋友、熟人才可能解决许多必须解决的难题。这种情况下，人际关系的价值十分突出。这种价值我们称之为“人情账”。如果不引起重视，许多掌握重权的执行部门和岗位，会将许多本职工作和权限义务，转换成人际关系价值。该办的事通过正式渠道办不了，而通过人际交织办理的职责事务成了一种人际关系价值的交换，成了关系网络中人与人交际的实惠，这即是平事所说的“公事私办，权钱交换”现象。
第三，情感至上的处世取向。在人伦关系网络中，人们交往的法则是情感法则，人缘关系的最高准则是溶洽，即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一种具体的道德标准。要达到“人和”，其形式是情感的沟通与回报。“父慈”子便应该“孝”，“君惠”臣便应该“忠”当年诸葛亮平南蛮，便是在“七擒七纵”中找到情感的沟通，获得了孟获“终不反矣”的回报。
第四．入世进取的权名意识。近求功名是儒家文化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名言道：“居庙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进亦忧，退亦忧”的思想，孟子把它说得更明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哲言正好概括了人际关系的演变过程：从血缘基点自身（修身）开始，通过家庭达到治邦理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在这些人与人之间权力上，一般人所依重的是八个字：崇贤（崇尚贤德的掌权者）。畏强（畏惧强大的掌权者）。敬能（尊敬能干的掌权者）。轻佞（轻视无德无才小人式的掌权者）。
所以，中国人都有一种盼望“清官”“包公”出现的潜意识，用今天的话说，即人们期望上级人员清正廉洁，从干群关系来说，只有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才可能真正做到“联系群众”。
　　还有，中国人的入世进取意识在表现上很具有中国特色。它和西文进取意识有很大区别。西文权名哲学的核心是个人本位的，强调个体的尊严、权力与利益。因此西方人很少具有中国式的“谦虚”，在个竞争上表现强烈而显露。而中国人在竞争上都表现比较含蓄隐晦，要依靠一种媒介来完现，这种媒介便是人际关系。刘备经徐庶点拨，才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而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谓“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可以说，希望自己被重用，走仕宦之途，是一般中国人固有的心理，按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来说，便是具有较强烈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自己被请出做官”。是中国人踏向仕途的畴码，请得越隆重，自己的名誉及身份便越高，周文王就为姜太公牵过马，而姜太公也要文王为自己“躬下”方才为其效劳。
诸如前述，人伦观念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我们当从如下几个方面扬弃取舍：
一：在关系程度方面，取其溶洽、和谐、紧密的一面，抛弃其易导致“庸俗关系学”的因素；
二：在关系方式方面，取其良心沟通、以心换心、“治心重于治身”的一面，避免其导致玩弄权术，搞裙带风的因素；
三：在关系功能方面，取其自谦、互勉、进取、相互关心、整体性强的一面，舍弃其保守、内耗、扯皮的因素；
四：在关系水平方面，取其趋于高水平人际关系、社会性强、内聚力、内化力强的一面，剔除其与法律．规章制度相排斥的因素。
&人际关系系指社会人群中因交往而构成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中文常指除亲属关系以外的人与人交往关系的总称，也被称为人际交往，包括朋友关系、学友（同学）关系、师生关系、雇佣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及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人是社会动物，每个个体均有其独特之思想、背景、态度、个性、行为模式及价值观，然而人际关系对每个人的情绪、生活、工作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对组织气氛、组织沟通、组织运作、组织效率及个人与组织之关系均有极大的影响。
人际关系有许多不同之定义，兹将较具代表性的如下面列出并做比较：
人与人之间相互认知，因而产生的吸引或排拒，合作或竞争，领导或服从等关系。指在某一段时间里与某人经常保持的社会接触。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过程，借由思想，感情，行为表现的相互交流，而产生的互动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广义的人际关系包含文化制度模式与过程方面亦是社会关系。
所以人际关系可说是人与人之间，在一段过程中，彼此借由思想、感情、行为所表现的吸引、排拒、合作、竞争、领导、服从等互动之关系，广义的说亦包含文化制度模式与社会关系。
1.2人际关系的类型
、以感情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心理性连接靠情感，亲情和友情）
、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心理性连接靠认知，经济、权力、政治、社会的等利益）
、缺乏任何基础的陌路关系
1.3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与本质
1.3.1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人际关系极为重要，其重要性可由下列四点说明：
首先，人际关系是人之基本社会需求；其次，人际关系可助人自我了解；第三，人际关系可达到自我实践与肯定；最后，人际关系可用以自我检定社会心理是否健康。
1.3.2人际关系的本质
人际关系之本质包含了：　　
第一：目标，人际关系之目标乃是要建立幸福人生、和谐组织、安定社会与世界大同；第二：步骤，建立良好人际关系须从个人品德修养做起，按部就班，再推己及人，扩充于团体之中；第三：环境条件，人和环境相互互动，因环境改变，人际关系也会产生改变，因此人际关系的状况会受环境影响；第四：角色，不同角色会有不同之功能与态度，人在环境中应先认定自己角色，再设定当有之人际关系；第五：规则，人际关系之进行需按团体规则进行，此规则大略包含法律、礼节、道德三方面。
二、中国人的人际关系
2.1&中国的人际关系的渊源——“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名教观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即名份，教即教化，名教即通过上定名份来教化天下，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
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它渊源于先秦时代的孔子。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求全责备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联用。
名教观念最初也始于孔子。孔子强调以等级名份教化社会，认为为政首先要“正名”，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西汉武帝时，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其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但“名教”这个词的出现是在魏晋时期，用来指以孔子的“正名”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魏晋时期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论辩。王弼糅老庄思想于儒，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西晋郭象则认为名教即自然。宋明以后，名教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如违犯封建伦理纲常，即被视为“名教罪人”。
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它们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被写进封建家族的族谱中，起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当然，这种思想在一定时期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
2.2中国人人际关系的意义及其产生的基础
人际关系指的是个体之间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以情感为纽带的相互联系。简而言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特殊联系。人际关系的好坏既是人际沟通的结果，也是影响人际沟通过程的主要因素。沟通之间的相互联系状态从无关到密切，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这个有浅入深的过程是一种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一般说来，直接联系比间接联系更可靠、更牢固。
在西方文化中，运用特殊关系，以便于开展商业活动是不太合适的。在东方国家，如中国，关系却没有任何负面的含义。关系具有组织的稳定性，一般是由可靠的政府机构和已有的法规所提供的一种主要的和必要的替代物。在缺乏组织结构方面的支持时，关系在商业交易中尤为重要。由于组织结构薄弱、不稳定，人际关系成为可靠的信息和资料的来源。　　在中国，关系起源于儒家思想。根据儒家思想，作为个体的人具有关系性和社会性。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性取决于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的正常运转。儒学开创者孔子认为：社会的种种关系大致可分为五种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这是一种高度礼仪化的社会关系体系。
　　儒家思想规定的各种礼仪角色和通过与他人的联系来定义自我的做法，形成了中国三大基本人际关系的文化基础。这三者分别是：家人关系（直系家庭成员）、熟人关系（远亲、邻居、朋友、同事和同学等）和陌生人关系（仅仅是遇到的或不认识的人）。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关系对于涉入其中的群体而言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和心理意义，并且他们还受到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规则所支配。家人关系的特征是具有相对稳定性、长期性和明确性，其成员有义务为其他家庭成员的利益负责。陌生人关系恰恰相反，是表面的、临时性的，总是受到利益的是考虑的限制。熟人关系是家人关系和陌生人关系的一种混合，并且同时具有功利性和明确表现形式。熟人关系一般需要用人们之间的相互惠赠，即用所谓的人情来维系和呵护。
　　所以不难发现，最强有力的（也是最积极的）是家人关系，其次是熟人关系，陌生人关系是最不稳定的，达到一定亲密程度的熟人会受到亲人关系般的待遇，对这种亲密的朋友，人们总是给予一些特殊的照顾和特权。
2.3&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取向
中国社会自古就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吕氏春秋恃君》中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自守，肌肤不足以抗寒暑，筋骨不足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而犹裁万物，制禽兽，伏狡虫，寒暑燥湿不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维系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骨架——儒家伦理的基本假设便是人生存在各种关系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相互交叉便构成一和谐的社会秩序。儒学大师梁漱溟说：“中国之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相互关系——不把重点固定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交换，其重点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梁先生言简意赅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反映出的关系取向——它不从社会本位或个人本位出发，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着眼。这一见解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赞同，使之成为考察中国社会的一个切入点。台湾学者何友晖等人进一步提出中国背景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同样应为关系取向，这样才能使其概念架构具有本土特色。他们认为“关系取向”应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髓，而“个体取向”则说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反映了个人对自己与他人间关系的看法和态度，社会行为最有力的决定因素并不是个体本身而是个体以外的关系背景。
三、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3.1&人际关系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影响现状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当代中国大学生之所以形成功利为主的人际关系观和社会环境及家庭的影响、就业和生存压力等因素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以来，追求效益最大化成为个体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性追求，市场逻辑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市场与功利是孪生姐妹。超越功利的市场运作是不存在的。投入就要有产出，这种逻辑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学生也不例外。与传统文化提倡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相反，当代中国已经进入效率优先、经济发展至上的价值观时代。这种时代的总特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不会追求个人利益、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性资源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失败的，大学生更是如此。
另外，当代大学生的父母多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的。他们对只注重政治、道德的社会价值观有深刻的印象，但是对由此带来的经济匮乏也有强烈的体会。千方百计追求利益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生存的必然与必须。他们的孩子追求利益和他们的行为示范与引导不无关联。有些孩子的父母是文革中的“知识青年”，其中有些人可能是“工农兵学员。”他们对在政治至上的社会谋得好的发展机会必须动用很多潜在的人际资源深有体会。他们的经验对于孩子的观念而言也是一种环境因素，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孩子的心灵中。
对当代大学生功利至上的人际关系观构成直接影响的是他们面临的就业压力。年大学扩招以来，就业压力一直是困扰着学生和家长的大问题。大学生对就业难心存恐惧，对于找工作一定要靠关系有深刻的认识。访谈调查中，有一个问题问：“您认为现在找工作难么？难在哪？有什么突出的问题。请举例说明。”普遍回答是：“难，靠关系的现象很严重。别人靠关系就是你找工作的障碍，别人用关系挡你的路，真的很不公平。”另一个问题问道：“您如何看待社会关系对择业的重要性？请举例说明（如朋友，家长）。”得到的回答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关系和就业的正相关关系：“太重要了，美国有草根的思想，每个人都靠自己实力，但中国父母关系非常重要。”“很重要，能占到六七成。例如一个班级两个实力相当的同学，有关系的更好找工作，在工作单位发展会更快。”“重视，是交流圈，父母能力的体现，是自己发展的起点。”
3.2&人际关系对当代大学生影响总括
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观可以概括为：重功利，渴望友谊。反映到现实层面，体现为人际交往中的功利至上考量。这说明，社会资本的观念、模式已经天然地植根于多数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头脑中。无论对此种状况做正面还是负面评价，它都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社会事实。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有两个。
（一）可否用社会资本理论对中国的人际关系观做说明：作为两种文化中的概念，中国文化中的“关系”一般具有贬义，“拉关系，走后门”是不正之风。西方文化中的“社会资本”概念是中性的，是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并列的一种增殖性概念。这两个概念是否南辕北辙，不能统一？可否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概念，用来分析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并给予其本土化的解读？目前学术界对此是有争议的。如，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种新型的研究社会网络的理论，它的出现说明了良好社会运行的机制不但要靠政府及其正式制度，而且还要有公共领域、社区意识与公民参与。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这个概念套用在对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关系”研究上，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就会为“关系”运行正名和平反，我们就会为“关系”的种种负面效应寻求合法的理论依据，至少也是在忽略我们该做的研究，而虚设了一个尚未成型的社会。由此可见，关注“关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研究，一个真实问题应当是：传统中形成的“关系”如何可能（或不可能）转换成现代型的社会资本。退一步说，如果还有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资本至少部分地可以同“关系”研究相嫁接，那我认为，中国社会运行凸显的问题是，中国人倾向把天然的生活网作为搭建其后来社会网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把亲属、同学、朋友、同事等作为人们拉关系，扩充其关系网的基础，从而使其社会作用同社会资本的原意相违背了。可见，即使在这一层意义上，用社会资本解释“关系”依然有南辕北辙之嫌。”
（二）功利与友谊作为鱼与熊掌式的悖论是否可以协调？它们真的是水火不容吗？从本研究的调查中可以发现，追求友谊和注重功利是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共性，但是在现实的压力下，当代中国大学生选择了功利，友谊成为一种奢侈，可望而不可及。这就好象斯密提出的道德情操和市场逻辑的悖论一样。国富和道德情操之间真的不能共存吗？斯密给出的是乐观、积极的答案：人追求利己的过程天然地会造成利他的后果。
四、结束语
不可否认，人际关系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资本。拥有与否，运用与否已经很大情况下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生存的顺畅性。对当下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毕业面临的选择工作很大部分也离不开人际关系的影响。是否拥有一张广大的人情网，已经是我们选择就业的一大资源。但全然依靠“人际关系”来生存也不能又持久性的生存下去，经济的流动性对人际关系的运用有了一定的限制，但还是无法忽略“人际关系”对社会人的影响。正确恰当的运用好“人际关系网”将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资本。
听说寂寞是一种对别人的饥渴，因为自己是空虚的，所以每个人编织出各种人际关系来欺骗自己忘记自己是寂寞的，但没有一个人际关系可以将其隐藏，它们都是如此脆弱。
　　呵护心灵的人际关系事实上已是如此脆弱那么何况其它层面的呢？
　　伟大的人物都知道交友是为了自大以其身，车水马龙的热闹实际上是虚荣的，虚幻的。房里高朋满座的场面绝对是时间的一种高度浪费。当然我们不是伟人，我们只是凡人，但我们不能烦人。
　　讲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从我个人经历及身心感受上开始是最有说服力的。
　　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是无可厚非的，童年的快乐大体如此，虽然我们应该更有深度地开发童年快乐的资源。随着年龄增长，当我们过了玩耍的年代，我们与伙伴的人际特点便有所变化。
　　初中时候，我搞不懂为什么临近的朋友同学要成天粘在一起，其实这时已经心灵开始空虚。每个人除了上学以外就不知道做什么了，娱乐，娱乐，还是娱乐。毫不考虑对方的感受便往你身上靠，比如你家有有线电视他家没有，他便成天腻在你那，这就无法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呼相提并论了，欢迎朋友来访不同与欢迎朋友干扰生活。中国家庭教育中是了最差的一点就是从不教育孩子尽量不要打扰别人。而他总操作你看什么节目，多大音量，反客为主。这又与我们同朋友分享我们的快乐以及邀请朋友观赏不是一个性质。如果我们把某件物品送给朋友怎么去用自然随他，可是我们没那么做，没关系，你可以说他们还小，不懂事。与此类似的事还有成天粘着你玩游戏抢摇控器手柄什么的。如果某些朋友想对我人格定论那么请稍等，我的斤斤计较，心思狭隘还不只如此。
　　关于后来中国人对吃的论证已经讲过，不复述。
　　其实宿舍生活本身就有一定的问题。好处蚵以降低一个人的寂寞感，空虚感以及对自然的恐惧感，当然也有认识朋友，结交兄弟，虽然并不志同道合。害处是学会适应与伪装，分不清自我、与非我的界线，以集体主义的方式被同化，主动去泯灭部分自我以便关系友好相互适应，不需要合作的事情不得不合作，不需要一起的事情必须一起去做。对于很多物品，当然公共拥有的集体用是可以的，也是自然的，某些合作是必须应该的。似乎有个不成文的俗套即：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当然也少数不分彼此的，亦有从无置疑认为理所当然我的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这与古典的兄弟情结有关，下文会有探讨。我们变态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使我们分不清自我与非我，个人和共同，混淆了界线，迷失了自我。不排除某些人表面迎合，内心暗骂的。作者本人也只有认同，没有魄力，休怪，如李敖兄所说真正理想的自我是在大学之后。
　　人际关系不等于没事找事，口才不等于废话。
　　前几天一个同学和我去另外一学生宿舍，滔滔不绝地说了两个多小时，我是真的不耐烦了，有什么事可以主得上那么久，明明可以告辞却依依不舍，不舍依依。只见那朱唇上下一相逢，便胜载妙语无数。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已经没力气和我说话了，口干舌燥，累得不行，还教导我怎么样维持人际关系，那就是不停地讲，不停地讲，即使是废话。请大家注意都累成那个样子了，一路上仍就激情澎湃，浪花万朵。我不懂，我真的不懂。现代化的时代是讲究高效的时代，做为中国未来希望的名牌大学的学生，做事如此手拖踏冗长，二十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非得两个小时做好，而且引以为荣，引以为资。可悲的是大家居然还都公众了这是一种口才，能说即为口才，放庇即为口才。人际关系网要靠放庇还连接建立和维持。听人说常演讲可以练习口才，但有些演讲着实令人捧腹。同一句话一定要说上至少三遍，奉劝这种人别去演讲了，再演讲就变成废才了，废话连篇的蠢才。演讲的真正意义无非是锻炼胆量，使你无拘无束，任由自我地说出所想所要表达，以你最真诚最振奋人心的方式，最自我的方式。
　　人际关系不等于混在一起。
　　大体上我们中国人只要一闲下来心灵就会极度空虚，于是最常做的便是找几个朋友一起喝酒，吃饭，泡吧，游玩……诛如此类。偶然为之倒也无伤大雅，相反我们是偶然不为之。中要一闲下来，就会想到这些事，疯啊，玩啊，有酒一起喝，有肉一起吃，有妞一起泡啊，就咱这交情，两肋插刀再所不惜。可笑，可悲。上文提到古典的兄弟情节。时代的“进步”使得这种情节已经消失怠尽，有谁会与你同生共死，不分你我啊？有，少。既然没有这种深刻的情结就不要欺骗自己可悲的意识。古语有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常戚戚。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的这些酒肉朋友成天腻在一起，注意礼上往来的，就都是小人了。我们从没有淡如水的交往，强烈的敬佩，深心的器重。我们也重，重感情，重交情，重和谐。是，我们不是君子，但我们可不可以少做点小人。都会说宁静以致远，就没见到有几个宁静的。这句话时至如今已变成学生们自我欺骗的秽语。说是宁静与不争，实则计较得不行，心里暗骂：等着吧，下次老子一定得个第一。尼采说，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几个孤独的灵魂。如你们所说，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伟大的时代。我们不用孤独，但我们要学会单独和给别人单独。
　　成人世界的确人际关系更是变态的让人瞠目结舌，不想说，也经历史不多，谁也都懂，举世无双。只举一个例子，我们班人曾对我们说：知道进了咱们专业第一件要学的是什么吗？喝酒。进了企业（国有），你能说和领导聊天吗？谈心？说理想？讨论问题？不可能吧。能做只有吃饭喝酒拉，这个搞定了关系自然就近了，想升职还不容易吗？这个也不是你能改的，中国这么多年的传统在那呢！……。正如他所说，烟朦胧，月朦胧，小妞早已入怀中。你朦胧，我朦胧，大家正好签合同。
　　一个死鬼说过，我们的一举一动盾似我们自己的行为实则都受到很多死鬼的控制。之所以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变态至如此地步与封建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皇权统制下的官本位思想已经经过历史的沉淀进入了我们的潜意识层面成为了民族劣根性的一部分。人际关系处理中无处不是封建腐败官员之间维权的影子，聪明的谋略，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聪明就在于此，以此引以为傲的中国人实在可悲之致。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大的聪明是纯真，可惜很多人参不透。变态吧，不在变态中灭亡，就在变态中重生！
　　{注：本人从不屑于对各种名词的概念性解释，记忆力太差，记不住呆板空虚的定义。就比如官本位，本人就不知道其定义为何解，看下可以绝不背诵。背诵此类事物无非是为了炫耀和伪装专家。思想都有心灵的共性，对于本人来说此类事物见过即可，有感即可，无需浪费脑细胞背诵。本人是唯一一个才疏学浅的有思想的人，如有不妥，还请见谅。}
从人际关系的发展来看，中国人也许与西方人的人际关系有着一样的过程，但是如果从特征及其影响来看，中国人却有着自身文化所决定的独特的人际关系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人际关系决定着中国社会的特色。
1、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形成
（1）关系的建立
　　除了与西方人同样的发展思路，中国人建立人际关系的方法还很有自己的特色。香港中文大学的乔健（1982）在谈到中国人关系建立的时候就指出：随着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开始盛行，各种各样的关系学大行其道。正如一副漫画的配诗所言（见人民日报日第4版）：
　　　　　　　　文学、医学、经济学，
　　　　　　　　数学、化学、物理学……
　　　　　　　　这学那学不用学，
　　　　　　　　最最实用关系学。
　　　　　　　　老乡、老友、老上级，
　　　　　　　　七姑，八姨，舅子哥，
　　　　　　　　四面八方拉关系，
　　　　　　　　关系越多好处多。
　　在这里，关系学是指建立和维持关系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包括以下几种：
　　拉或套关系：指与本来没有关系或关系疏远的人建立或加强关系。在中国社会中，请客送礼是拉关系的最常用的方法。也正是因为有人热衷于拉关系，套近乎，才使得一些不正之风蔓延。
　　认或联关系：是指主动地认一些原来不熟悉的亲戚、朋友、老乡。中国人在见到同姓的人的时候常常会用“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话来认关系。另外，认亲、认老乡、认干爹干妈等都是认关系的体现。比如《水浒》中的高衙内就是因为认高俅为干爹而使自己的身价倍增，从而可以横行乡里，这样的例子即使在现在的中国也不少。
　　钻关系：钻在这里指钻营，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钻的定义是：“设法巴结有权势的人以谋求私利。”比如某人办一个公司需要有关领导的批准，怎么办呢？他先是通过领导的司机认识了领导的儿子，然后通过儿子的联系把这件事情办了。我们没有贬低中国人的意思，但有些中国人在钻上确实有一套。
　　袭关系：袭即世袭、继承。有些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比如出身与门第，后人只要继承下来，自然是身价百倍。这种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可能存在，但在中国的利用价值却更大，只要你是某某官员的公子或女婿，自然有人为你捧场，很多人会主动与你拉关系。
　　在生活中，这几种方法常常掺和在一起，使得中国人最终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把与我们有往来，并且给我们好处的人或团体叫做“关系户”或“关系单位”，不论是个体还是团体，关系户的存在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2）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取向
　　对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取向问题，东西方的研究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社会取向，而西方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则是以个人取向为主。20世纪70年代的Parsons、Jacobs、80年代的Triandis、以及90年代的Markus等人都用这种观点看待中国人及中国社会。但是，也有一些人对此持不同观点，比如费孝通（1947）就认为中国人从本质上讲实际上是典型的个人取向。他用差序格局描述之——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构成了一个具有上伸缩性的社会关系网。
　　随着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开展，杨国枢等人进一步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取向进行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提出了中国人社会取向的一些表现：
　　获得别人的赞赏或称赞；
　　维持自己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和谐；
　　使比恶人对自己有好的印象；
　　维护自己的面子；
　　使别人接受自己；
　　避免他人的责罚、讥笑和报复；
　　避免困境与尴尬；
　　避免与人发生冲突。
　　后来，受生态学和互动论观点的影响，他又从更深的层次分析了中国人社会取向的特征，这些分析对我们认识中国人有着重要的意义。
2、中国人人际关系社会取向的特征
　　结合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杨国枢教授提出中国人的社会取向有四个主要特征：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从内在关系上看，这四种取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分别代表着个体如何与团体融合（家族取向），如何与个体融合（关系取向），如何与权威（权威取向），以及如何与特定他人融合（他人取向）。
（1）家族取向
　　家族主义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不论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还是在现代的中国社会，家族主义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甚至人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功能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并且它的盛行与中国农业社会的特征有关。
　　叶明华（1990）在分析家族主义的时候指出，作为一种心理与行为倾向，中国人的家族主义体现在对家族的认识、情感和意愿三个方面：从认知上讲，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强调家族延续、家族和谐、家族团结、家族富足以及家族荣耀；从情感上讲，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则包含一体感、归属感、荣辱感、责任（忠诚）感及安全感；在对家族的意愿方面，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则包含繁衍子孙、崇拜祖先、相互依赖、忍耐、顺从、为家奋斗、长幼有序以及内外有别等。正是在此基础上，使得中国人的生活在运作上处处以家族为主，家族的荣辱重于个人的荣辱，家族的团结重于个人的自主，家族的目标重于个人的目标。在这里，家族主义所强调的个人服从团体的原则主要限于自己的家族，因而是一种内团体的集体主义（Ingroup
collectivism），而不是普遍意义的集体主义（Universal
collectivism），称它为家族集体主义（Familial collectivism）更合适一些。
（2）关系取向
　　人际关系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层面，梁漱溟（1963）把中国人这种凡事以关系为依托的文化特征叫做“关系本位”，这种关系取向的特征包括：
　　关系角色化：中国人强调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界定自己的身份，比如“我是某某的儿子”、“我是某人的学生”等。何友晖和赵志裕等人将这种以关系界定的身份称为“关系性身份”，这种身份在现实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系的互赖性：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有着很强的互赖性，中国人与他人发展关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利用这种由互赖性所引起的回报。
　　关系的和谐性：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中，和谐性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人强调天与人、人与人的和谐性甚至到了不求理由的地步，如果有人破坏了这种和谐，不论他是否有理，都是不对的。为了维持关系的和谐，个人要去做符合他人期望的事情，并且在做人的时候要处处小心，要注意给他人面子，尽可能地避免冲突。
　　关系决定论：关系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但是在中国社会中关系的作用却远远超出在其它社会中的影响。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依亲疏程度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人们往往依据与他人不同的亲疏程度决定利益的分配。
（3）权威取向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大多数的家庭实行父权家长制，在这种制度下，父亲是家庭的权威和领导者，不论是在经济上、思想上、家庭法规方面还是尊卑等级上，父权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当这种思想推广到社会生活中去的时候，就体现在人们对权威的崇拜上，这种崇拜的具体表现有：
　　权威敏感：中国人对权威的存在非常警觉与敏感，他们在任何一个场合总是细心观察有没有权威的存在。比如人们见面时总是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打听他人的信息，以获取每个人的辈分、年龄、职位等资料，并据此对他人性进行排序，以确定老幼尊卑。
　　权威崇拜：中国人很崇拜权威，不论权威是死是活，并且采取绝对化的倾向。这种绝对化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常常是无条件地崇拜，而且不加批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权威是不会犯错的，或犯错是无所谓的，甚至是应该的，人们常常用“圣人也是人”来为权威的过错开脱。其次，中国人对权威的崇拜范围很广，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是权威（职位），那么在其它方面也会变成权威（如学问和道德）。这种权威泛化很容易形成“全能权威”的观念。最后，中国人对权威的崇拜在时间上也有绝对化的现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权威并无时间上的限制，家长永远是家长，老师永远是老师，仿佛是“一日权威，一世权威”。
　　权威依赖：由于认为权威是可信的、全能的、永远的，所以在行为上会对权威产生依赖。这种依赖表现在面对权威的时候常常会产生一种暂时性的心理失能（Psychological
disability），比如即使最能干的部属，在权威的上司目前也会自觉无能。
（4）他人取向
　　他人取向是指中国人在乡里与行为上易受他人影响，对他人的意见、标准、褒贬、批评等特别敏感且重视，这种取向表现为：
　　顾虑人意：中国人对他人的意见非常敏感，往往花很多时间打听别人的观点，尤其是对自己的看法。中国人看重他人意见的原因有多种，但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人的避异趋同性，他们通过别人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以达到与他人的和谐。
　　顺从他人：无论是在意见上还是在行为上，中国人的社会顺从倾向都比较高。他们不愿意自己表现得与众不同，而是尽量与他人一致。
　　关注规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社会规范是自己言行的主要依据，以孝顺为例，中国人把孝道看成是人生最大的成就之一，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孝被认为是衡量一个人人品的重要指标。当然，这里的规范不是指法律，实际上中国人对人际规范的强调要远胜于法律。
　　重视名誉：中国人很看重自己的名誉，所以他们经常调整自我监控的方式与内容，以使自己给别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人，不是用来做事。
　　以上对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分析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尽管现在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却不可能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了解这些特征不仅对跨文化的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文化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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