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农民的农业税相当于日本农民收入入的多少

2016年取消农业税农民就能减负吗(1800字)
日09:04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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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农业税农民就能减负吗取消农业税农民就能减负吗
“如今,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级财政进入了真正的枯水期,……税费改革特别是农业税的取消,是对乡镇政府的巨大考验,在客观上成为推动乡改的‘饥饿疗法’,这对乡改形成了倒逼机制,使得改革的紧迫性越发强烈。”(《半月谈》20xx年第13期《乡改五问》)这是薛凯先生就农业税取消对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影响的看法。
 很显然,他认为乡镇政府人员主要是由农业税供养着,取消农业税就能够促使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也是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应该说,在《乡改五问》中,薛凯先生对于乡镇机构改革方向的探讨是比较有价值的,但他的取消了农业税就会推动乡镇机构改革的“饥饿疗法”观点,对于更好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意义不大,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阻碍乡镇机构改革的真正症结所在。
 由于国家对于乡镇政府行政编制人员的增加一直是严格约束的,现在乡镇政府中的行政编制人员,一般是在编制限额内配备的,超编并不严重。与此相反的是,事业身份人员进入乡镇政府,常常由本级党委开个会就能定下来,实质上就是由乡镇的个别领导说了算。两种不同的人事政策,最终导致了以事业人员爆满为特征的庞大乡镇政府。乡镇一级政府财政是独立的,与上级财政分灶吃饭,除条管部门外,人员工资都由乡镇自己负责。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税源较少,乡镇的合法收入用来保证教师、行政人员工资和维持政务的正常运转都成问题,根本没钱养活大量的事业身份人员。迫于自身的生存压力,乡镇政府也就很自然地会寻求法外利益。这就造成乡镇事业身份人员一直靠向农民收费“自己养活自己”,不仅不是财政的负担,甚至还能为财政“作贡献”。在财政与冗员关系上,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乡镇一级与中央、省、市级的不同(县级兼有其上下级政府的通病),主要不是财政在养冗员,而是农民在养冗员,甚至是冗员在养财政――这就是乡镇政府的生存现状,也是乡镇机构改革所必须正视的客观前提。
 税费改革前的农民负担是:“头税轻(指原农业税),二费重(指原乡统筹和村提留),三费是个无底洞(指乱收费)。”在税费改革中,国家把“头税”和“二费”规范为统一的新农业税及其附加,并实行了逐步取消政策,但农民负担最重的乱收费,却没能给予足够重视。由于乡镇政府一直能够通过乱收费生存,庞大的乡镇政府机构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改革后,不仅没能达到瘦身的目的,反而人员越改越多。
 农业税对于大多数政府冗员的生存来说,影响很小。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教师和政府行政编制人员的工资,已由上级财政全部转移支付,取消农业税对乡镇财供人员也几乎没有影响。就目前而言,乡镇乱收费行为除了传统的巧立名目收费和搭车收费外,也“与时俱进”起来,为了绕过国家对于乱收费的控制又有了新的变种,把重点放在了轻管重罚上。如对于农民违反计生政策的行为,不是努力进行教育和预防,而是放任和默许,等农民造成了违法事实后再进行罚款。《“安居费”竟然收到死人头上》(《半月谈》20xx年第11期)一文所披露的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五林镇,政府先默许土葬然后再向群众收费现象,简直就是新时期乱收费“改进版”的经典注释。千万不要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它是乡镇政府迫于自身生存压力而在基层收费行为上所具有的共性。这种“创收”方法虽然与基层行政的初衷背道而驰,但在表面上看它并没有违法,治理乱收费行动对其毫无办法。这样,在国家的各种严格涉农收费政策下,乡镇政府仍然能够盆钵盈满。薛凯先生认为当前已经“捆住了乱收费的手”是过于乐观了,他轻视了乡镇政府通过乱收费攫取生存资源的能力和以各种花样应对治理的能力。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可以看出,农业税的取消,并不能成为推动乡镇机构改革的“饥饿疗法”。
 不彻底杜绝乱收费,农民负担不可能真正减下来,即使一时减下来也还会再变一个花样反弹。不彻底杜绝乱收费,也不能彻底搞好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政府冗员能够通过乱收费获得生存资源,他们与政府有着很强的“亲和力”,在机构改革中他们必然会紧紧依附着政府不放。在此情况下搞乡镇机构改革,或者会流于形式,或者改革的成本非常高昂,即使一时成功,也会再度膨胀起来。所以,要认真吸取过去乡镇机构改革失败的教训,把治理乱收费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重中之重来抓。取消农业税后,只有同时控制住乱收费,才能成为推动乡镇机构改革的“饥饿疗法”。114版权所有
 中国理论界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与实践结合,搞理论的缺乏实践,而搞实践的又缺乏理论。仅靠一般性的调查研究,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拿乡镇机构改革来说,不认真分析并消除妨碍乡镇机构改革的真正阻力,就不可能使乡镇机构改革取得实质性的成功,这也是历次乡镇机构改革不成功的原因。
取消农业税农民就能减负吗 取消农业税农民就能减负吗 “如今,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级财政进入了真正的枯水期,……税费改革特别是农业税的取消,是对乡镇政府的巨大考验,在客观上成为推动乡改的‘饥饿疗法’,这对乡改形成了倒逼机制,使得改革的紧迫性越发强烈。”(《半月谈》20xx年第13期《乡改五问》)这是薛凯先生就农业税取消对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影响的看法。 很显然,他认为乡镇政府人员主要是由农业税供养着,取消农业税就能够促使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也是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应该说,在《乡改五问》中,薛凯先生对于乡镇机构改革方向的探讨是比较有价值的,但他的取消了农业税就会推动乡镇机构改革的“饥饿疗法”观点,对于更好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意义不大,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阻碍乡镇机构改革的真正症结所在。 由于国家对于乡镇政府行政编制人员的增加一直是严格约束的,现在乡...
“如今,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级财政进入了真正的枯水期,……税费改革特别是农业税的取消,是对乡镇政府的巨大考验,在客观上成为推动乡改的‘饥饿疗法’,这对乡改形成了倒逼机制,使得改革的紧迫性越发强烈。”(《半月谈》2005年第13期《乡改五问》)这是薛凯先生就农业税取消对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影响的看法。 很显然,他认为乡镇政府人员主要是由农业税供养着,取消农业税就能够促使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也是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应该说,在《乡改五问》中,薛凯先生对于乡镇机构改革方向的探讨是比较有价值的,但他的取消了农业税就会推动乡镇机构改革的“饥饿疗法”观点,对于更好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意义不大,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阻碍乡镇机构改革的真正症结所在。 由于国家对于乡镇政府行政编制人员的增加一直是严格约束的,现在乡镇政府中的行政编制人员,一般是在编制限额内配备的,超...
2005年新年伊始,众多新闻媒体相继报道,全国22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农业税,农民卸下肩头重负,这项延续了几千年专门对农民征收的税种退出历史舞台,这对全国九亿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农业税取消了,农民得到了实惠,但是“三农”工作不能简单地认为不收税工作就减轻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取消了农业税农民负担就减轻了。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相关部门众多专家和学者也正在研讨取消农业税后的配套改革政策和措施。 目前“三农”工作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市场信息、实用技术缺乏,生产资料市场不稳定、坑农现象突出,农村普遍缺医少药、许多群众看不起病,农民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需要做的事很多。需要我们彻底摆脱“催粮罚款”的工作思路影响,做到尊重农民、服务农民。 五年免征农业税的目标即使实现了,那也只是“少取”,减负并不等于增收,还得想方设法开辟“多予”的渠...
从2005 年开始,重庆市将不再征收农业税。据垫江县农经站抽调专人调研表明, 免征农业税后 ,广大农民依然存有 “ 六盼 ” : 一 盼农资价格不要涨。由于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等因素的影响,农资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市场农资价格较往年零售价上扬 15%?D20% ,在一些农村乡镇化肥价格得不到有效控制。 广大群众认为不如仍然执行农业税政策,毕竟农业税的收取要比其它费用透明得多,且收取的农业税由国家统一支配。 二 盼国家补贴到位。取消农业税后,为鼓励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国家还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如有的地方对种植水稻农户给予一定直接补贴;对农资价格进行上限控制;对种粮农民给予一定良种补贴等。对于这些补贴,广大农民最担心的就是补贴能否真正拿到手,会不会被截留等等。 三 盼照顾好农村弱势群体。过去有农业税征收就有农业税减免,农业税减免款可用于农村烈军属、五保户和老弱...
土地产权矛盾为何重现 今年以来,全国有8个省市自治区基本取消了农业税,全国大多数省农业税率一般都减到5%以下了,农民种地的负担相对2000年减少了70%;而另一方面,粮食等农产品又大丰收。 一是大量的农民工返乡种地,一时间广东、福建出现了招工难。这既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 二是过去的抛荒地,由村委会转包给其他农户承包,现在外出打工的人回来要自己的土地,而占用地的人以合同没有到期为由不同意给地;四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种地不交钱了。那么,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在哪里?村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其权益如何体现?土地是村民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村民作为集体成员,在处置共同产权方面如何体现权利?土地实际上还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在国家没有提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情况下,集体的土地有无必要承担社会保障功能,该如何实现?农村内部的公益事业和农业基础设施...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和深化,以减轻农民负担为首要目标的农村新型税费制度正在建立过程中,以税费改革为契机的新的分配制度正在逐步完善。取消农业税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举措,为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制度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税费改革这样的重大制度变迁,涉及面广,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因此要巩固税费改革成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为了了解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负担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深入基层,在黔西县的大关镇和绿化乡以及毕节市的朱昌镇走访乡镇政府和农户,对有关问题展开了实地调查,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取消农业税是深得民心的重要举措 农业税是我国延续多年的制度,历史上曾是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的重要工具。新中国建立以后,农业税对建立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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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改革对河南农民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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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改革对河南农民收入的影响
官方公共微信农村里种粮的农户均按每亩年产量750公斤,且按每公斤售价1.1元来计算每亩的年产值,年产值乘以农业税的税率就是应缴的农业税,另外还要按农业税的20%上缴农业税附加.(用于村级组织的正常运作需要).
(1)今年该农村农业税的税率为7%,王老汉一家种了12亩水稻,他一共要上缴多少元?
(2)随着两会的召开,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鼓励种粮,决定免收农业税,并且每亩水稻由国家直接补贴20元,王老汉明年还是种10亩水稻的情况下,收入比今年增加的百分率是多少(保留三个有效数字).
(1)根据题意,实际上缴的农业税=年产值×农业税的税率×(1+20%);
(2)本题须分别求出今年、明年的收入,再用明年的收入减去今年的收入除以今年的收入,即可求出答案.
解:(1)10×750×1.1×7%×(1+20%)
=75×1.1×7×1.2
=693(元).
答:他一共要上缴693元.
(2)今年的收入:750×1.1×10-693=7557元,
明年的收入:750×1.1×10+10×20=8450元,
增加的百分率:()÷%.
答:收入比今年增加的百分率是11.8%.您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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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该为不交农业税羞愧
[导读]年统购统销,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价值58亿两黄金的财富,农民选举权仅相当于城市公民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迁徙自由被剥夺,养老没保障,进城就业遭遇户籍歧视。
6月4日,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展工(右三)在平顶山市委书记赵顷霖(右二)等人的陪同下,来到鲁山县董周乡盆窑村,看望慰问贫困户,调研扶贫开发工作。近日,河南省委领导到洛阳等地贫困山区调研,有村民感叹说“过去俺农民种粮交税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现在啥税也不交了,国家还给这补贴那补贴,俺现在一点贡献也没有……说实话,俺心里很惭愧。”此语一出,舆论哗然,称其善良者有之,叹其愚昧者也大有人在。2006年农业税被废止时,国内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农民似乎也感激万分。然而,为国家建设付出了60年血汗的中国农民并非像村民段中智所言“啥税也不交了”,免除农业税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给农民带来的实际利益,而且农民的现实处境也并非如新闻中描述的那般美妙。一、60多年来农民有多少财富和权利被拿走?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农民为这个国家不知付出了多少,其劳动创造的财富几乎全部被拿来用于支援国家建设。然而,数十年的血汗奉献,并没有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实惠和权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至今仍旧是“二等公民”。(一)60年来农民为国家贡献了多少财富?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建设,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财富呢?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用一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数字去估量这个群体曾经和正在付出多少东西。1、年农民交了近4000亿元的农业税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仅就农业税而言,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 。其中仅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王锋《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这还仅仅是上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并非农民承担的全部税费,而在农民的税费负担中,农业税是最少的,农民称其为“头税”,此外还有上交集体的“三提五统”(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统筹、计划生育统筹、优抚对象统筹、民兵训练费和乡村道路建设统筹费),农民称为“二税”,达标集资(指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摊派、罚款等)则称为“三税”。(杨青平《皇粮国税——税制流变与王朝兴衰》P223)那“二税”“三税”到底有多少呢?1957年浙江安吉县有干部曾形象地描述说:“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1985年全国农民农业税交了47亿元,而民办教育16亿,供养五保户10亿,照顾烈军属5亿,文化卫生20亿,民工建勤义务工20亿,计划生育32亿,基层于部和脱产人员补贴70亿,乱收费40亿,总汁257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4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页)也就是说,农业税仅仅占农民负担的五分之一不到,同1957年的情况差不多。年,全国农民人均农业税从8.6元增长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则由28.86元增长到44.55元,若加上乱收费、乱罚款等社会负担,1991年农民负担约为90元,农业税只占九分之一。(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2000年的情况据专家测算,全国农民人均缴给国家的税约为45元,缴给乡村集体的费约为185元,用于各种达标活动的集资约为100元.合计330元,三者比例约为1:4:2。农业税只占农民负担的七分之一(杨青平《皇粮国税——税制流变与王朝兴衰》P223)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4000亿农业税仅仅是近60年农民付出的很小一部分,纷繁复杂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才是农民的主要负担,也难怪民谣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2、年统购统销,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价值58亿两黄金的财富为了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和稳定粮价,也为了给工业发展积累资金,1953年开始政府开始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强制农民低价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自己吃的粮食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国家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和出售粮食,而以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将工业产品卖给农民,这就形成了“剪刀差”。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的“剪刀差”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呢?据王锋博士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相当于至少58亿两,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176亿元;1979年到1994年,国家从农业提取了15000 亿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亿元。而90 年代以来每年“剪刀差”的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数据来自王锋《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P51)而据袁瑞珍统计,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要知道,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 。这种“剪刀差”让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常年过度征购农民余粮,导致农民口粮不足。即便农业大丰收,农民仍吃不饱肚子。刘少奇曾有明确说要牺牲农民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和工业建设需要 。农民将这种低价强制购粮的政策成为“暗税”,民谣中说:“暗税最要命”。3、年大饥荒:上千万农民因为过度征粮被饿死年之所以会出现大饥荒,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中虚报粮食产量,导致高征购,各省为完成征购指标,逼迫农民把口粮上缴,致使大饥荒蔓延。为了完成征购指标,地方官员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安徽凤阳“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一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同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基层干部为自己享乐大肆占用农民口粮,导致农民缺粮饿死。如凤阳县“光大队的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煮牛肉没有柴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当时实行的政策是保证城市牺牲农村,比如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中央决定牺牲饥荒最严重的四川,让李井泉火速向外调粮。1960年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农村食堂每天每天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全国粮食厅长会议简报》,四川南充,日。)这种不顾农民死活的粮食高征购导致了四川成为是饿死人最多的省。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这三年间农民失去了多少粮食和财富权且不论,仅仅饿死了的人数,至今仍是个谜……4、1962年至今:农民私有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至今仍无土地所有权从50年代开始,不仅农民的劳动成果被拿走,就连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也不再归农民所有,而成为“集体”或国家的财产。50年代中后期,当农民转入高级合作社后,土改时分给农民的私有土地便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将农民的宅基地也划归集体所有,其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改革开放以后不仅没恢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反而在宪法层次上明确规定土地集体所有和国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至此,农民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理上完全丧失对土地的所有权,从建国初期土地的主人沦落成为现在“集体”土地的雇工,这也成为如今政府和开发商圈地过程中农民无法维护自身利益,最终连土地使用权也完全丧失的根本原因。5、1962年为了缓解城市粮食压力,城镇人口向农村移民2000万年饥荒威胁着数亿农村人的生命时,为了减轻城市的粮食供应压力,陈云建议中央“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800万人,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30)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一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他却没有想过2000万人会给饥荒中的农民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为了防止农村难民进入城市逃难,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和《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口外流的紧急通知》,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即便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也不允许农民逃离农村进入城市。6、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1968年毛泽东为降服红卫兵和缓解城市劳动人口压力,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统计,在;1979年期间,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有1776万之众,加上几百万的机关干部职工下放农村,总共有2000余万城镇人口流入农村。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必然增加农民的生存压力,知青的到来让农民本就贫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官方资料也承认:“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同样作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知青群体或怀念或控诉,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而农民至今仍然出于失语状态,连表述的机会都没有。7、60年来农民付出的劳役不计其数除了上述生命财富损失之外,农民还有一部分巨额劳务付出经常被忽略,这就是摊派在每个农民身上的劳役。这些劳役付出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以水利建设为例,复旦大学教授张乐天说:“现在国家建水库要投资多少亿?当年都是农民干出来的。那时建设的水利工程,其总量远远超过现在,因为当年遍地开花,全都在干,像红旗渠多著名啊。”水利工程会耗费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为例,仅“大跃进”时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动用了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掷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坝。放在现在,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当时,这都是按照义务工摊派给农民的劳役。据统计,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水利工程建设 “大跃进”,现有的8.7万座水库大部分建于那个时期,想想就知道当时农民付出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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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当今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制度分析 姓名:黄安仲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魏福明 座机电话号码
摘要: 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而且也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 点。我国农民收入的现状如何?造成我国农民收入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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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可以为我国农业的未来发展找到出路,进而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打好
基础。 当前,我国农民收入闯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的绝对数较少、收入增长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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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困加剧等等。农民的相对贫困的加剧必然影响农民的生活,进而影响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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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平均分配必然阻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土地产权不明确必然使得农业生产的 自然资源得不到保护,农业水利建设无法保证。粮食流通体制的不合理安排使得
粮食价格的市场杠杆作用失灵:农业无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无法实现农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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