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的故事·那些历史那些乡愁]系在乡愁上的“蝴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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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郜家店神树村的神树碑，现已损毁，摘自《西丰逸事录》。 图片由西丰县委宣传部提供
　　古画《乾隆进柳条边》，摘自《西丰县志》。图片由西丰县委宣传部提供
&&& 一个个斯文儒雅的村屯名，不仅寄托了拓荒者崇德向善、平安和合的美好愿望，也温润了这块曾经寂寥的土地，乡风淳朴、民风醇厚，至今仍是西丰这个小县城两块鲜明的“胎记”——
　　出沈阳，向东北，178公里，就是铁岭市的西丰县。396年前，这里是皇家围场；119年前开禁后，大批垦荒者从山东、河北、河南及本省辽南等地涌来，用锄和犁唤醒了这块封禁的田园，也用纸和笔开垦了这块“文化处女地”。天德、乐善、安民、陶然、和隆、玉璞……一个个斯文儒雅的村屯名，不仅寄托了拓荒者崇德向善、平安和合的美好愿望，也温润了这块曾经寂寥的土地，乡风淳朴、民风醇厚，至今仍是这个小县城两块鲜明的“胎记”。
　　岁出豆粮千万石，县名不愧曰西丰
　　西丰县党史办研究员黄公达老先生对西丰历史颇有研究，据他介绍，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灭叶赫部，西丰因“境内山岭崇峻、森林茂密、禽兽群集人烟稀少，遂辟为菟狩围猎之场”。
　　277年后，即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关内连年歉收，财政收入锐减，加之战争赔款，为了筹措经费，清政府不得不放弃祖宗“成法”，弛禁招垦皇家围场。
　　历经10年招垦，官府共收价银118万余两，全县已有居民2.7万户，17万多人，出现了“阡陌纵横”“地垅相接”的景象。
　　1902年，西丰建县，因其位于盛京围场的西流水围，又因其开禁6年连年丰收，因而取名“西丰”。有诗赞曰：从来此地树葱茏，环城似带水流东。田家每乐衣食足，商贾无虞道路通。岁出豆粮千万石，县名不愧曰西丰。
　　半部《聊斋志异》，影响西丰一代文人
　　277年封禁，只有少数官兵驻扎于此，皇家围场既没守住“龙脉风水”，也由于缺少文化交流，成了一块“文化荒漠”，以至于开禁时没有一个像样的地名。
　　现如今的郜家店当时叫头营，据传乾隆皇帝曾来此狩猎，首站安营在此，故得此名；而黄柏榆的得名则是因为一棵榆树和一棵柏树长在了一起。还有一些诸如更刻（意为明亮）、屋佳（满族姓氏）、禹甸（意为水曲柳）等满语地名。
　　放禁招垦首先面临文化启蒙。西丰1902年建县，四年后即创办了第一所完全小学堂和一个师范讲习所，并在本省首创第一所平民夜校。到1923年，全县已有小学148所，学生1万余人，中学96个班2401人。
　　宣统元年（1909年），西丰县国立图书馆成立。24年后，迎来了这样一个人：他先是做馆员，后来当馆长，手里经常拿着四册包着蓝布皮的线装书。当时谁也没在意，后来才发现，这书居然是古典名著《聊斋志异》手稿，持书人乃蒲松龄九世孙蒲文珊。
　　蒲松龄老家在山东，手稿何以落到东北？原来，同治年间，山东大旱，百姓背井离乡闯关东，蒲松龄七世孙蒲价人恰在其中，他临终前将手稿传给大儿子蒲英灏。蒲英灏当时在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手下任镶蓝旗统领，依克唐阿知道蒲英灏是蒲松龄后裔，便向他借阅《聊斋志异》。蒲英灏先借出上半部手稿，待其阅完后再借另半部。没想到依克唐阿赴京后竟病死家中，半部手稿从此失踪。剩下的半部，蒲英灏临终前，传给了小儿子蒲文珊。恰好蒲文珊在图书馆，半部手稿，影响了西丰一代文化人。
　　村屯名不仅是优美的诗，还是一部血泪史
　　1938年，日伪统治时期，为割断百姓和东北抗联三师的联系，实行“归屯并户”，没想到，这一野蛮政策却为西丰地名涅槃提供了一次机遇。一批秀才文人把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挥洒在村屯地名上。据黄公达老先生介绍，全县1083个村屯名，改变了340多个。
　　乐善屯放禁开荒时只有从辽南复县来的三户人家，即白景和、孙井春、关魁元，甲长邬文先找杨秀才起屯名，杨秀才根据三家乐善好施而取名乐善。福榆村原来叫福余，人们感念村中一株老榆树，皮扒光了仍“枯而不朽”，故而取名“福榆”。“望儿楼”是纪念一位母亲，不分昼夜登高眺望远行的儿子，直到眼泪流干忧死在山上。每一个村屯名都寄托着一个美好愿望，都系着一段乡愁。
　　村屯名不仅是一首诗，还是一部血泪史。曾在西丰县立中学读书的一批中学生，后来许多人都成了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驱。“五·四”“五卅”“一二·九”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会”“东北青年抗日铁血团”，到处都能发现西丰学生的身影。
　　西丰的地名中，留下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名字，如（朱）承泽、（马）洪来、（宁）明德、（王）金海等等。光荣村原来叫柳帽泉眼，后来因为村子里参加抗联和参加解放军的人多，于是就叫光荣村了。
　　西丰地名成为共产党人为民造福的灵感来源
　　走过了血雨腥风，西丰也走进了欣欣向荣的和平发展时期。地名不仅成了一代人的记忆，也成了新一代共产党人为民造福的灵感来源。
　　建县前，西丰称“掏鹿”城。查《西丰县志》，是因为此地山下曾有鹿洞，“猎人于斯取得鹿子，遂以名焉”。后人据此演绎出一段故事，称乾隆爷东巡到盛京围场打猎，射中一只鹿，鹿带箭逃到今日西丰县城，忽然不见了，乾隆爷惊诧：“此地逃鹿也。”于是，西丰又有了“逃鹿”的别称。至今，城北山下还有一条“逃鹿街”。
　　“查阅《清史稿》《盛京通志》，未见康、乾二帝来西丰的记载”，黄公达老先生说，或许据“掏鹿”二字谐音杜撰也未可知。
　　事实上，西丰这个地方产鹿，过去，只是敬奉皇室的贡品，如今成了百姓的致富项目。据西丰县鹿业发展局局长张青林介绍，截至目前，全县拥有鹿场1866家，鹿饲养量达14.6万只，占全国的1/4；从事鹿饲养、加工、销售的人员有4万余人，年加工、经销成品鹿茸及鹿副产品1000余吨，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记者 毕玉才 通讯员 孙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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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武昌城仅存的中和门（起义门） 资料图片
日，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腐败清王朝的覆亡。从此，辛亥革命敢为天下先、振兴乡邦的首义精神一直流淌在荆楚儿女的血脉里，同时也熔铸在一个个地名中——
辛亥革命震撼世界。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时期，追念逝人，武汉以首义事件命名了一系列地名，打造首义文化区。这些包含着几代人记忆的地名，也成为承载首义精神的文化符号。
首义地名里的史学情怀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辛亥革命还是去古未远的历史事件，许多人与事似乎并不遥远，甚至伸手可及。”历史学家冯天瑜用感性的语言述说着与首义地名的渊源。
冯天瑜回忆，他在武昌实验小学接受启蒙，与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旧址隔湖相望，维新志士唐才常，辛亥风云人物黄兴、刘成禺、曹亚伯、田桐等都从这里走出。念初中时，冯天瑜每天都要经过蛇山脚下的黄克强塑像、蛇山头耸立的奥略楼（时称黄鹤楼），穿越曾是清朝藩署的司门口，再通过“唯楚有材”牌楼，抵达曾为清代贡院的实验中学。在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念高中时，他上学与放学皆行走于彭刘杨路，盘桓于阅马场，流连于湖北军政府旧址、孙中山塑像、黄兴授将纪念碑之间。
有空的时候，他还会去紫阳湖公园看看，路过湖北省总工会，走到院内，参观两幢二层砖木结构楼房——当年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的营房，首义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冯天瑜称，武昌城仅存的中和门（起义门），也是他少时常去的，那城门正是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浮雕描摹的原型。而城门旁边的楚望台，曾是清末全国最大的军械库之一，也是武昌起义的士兵首先攻占的重要军事设施。
武汉有一系列地名是以辛亥革命领袖命名的。比如，武昌中山路和汉口中山大道皆是以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来冠名。黎黄陂路以辛亥首义都督黎元洪来命名。而黄兴路和蔡锷路等都是以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和护卫者来取名。
“也许是自幼感受颇深，使我形成对辛亥首义的特殊情怀，驱使自己从致力史学工作之始，就有意研究这段壮烈而又曲折的历史。”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人、事、物，在冯天瑜的心灵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学成后，这些“现场感”又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情结，继而成为他创作辛亥首义史的原动力。
红色地名里的英雄岁月
首义之城的地名与文化不仅仅包括辛亥革命，无论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战时期，革命的精神同样熠熠生辉。
江岸区鄱阳街道139号（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有一幢20世纪20年代初建造的三层西式公寓。游人远远望去，就能看见门楣上有一块红色横匾，上面是邓小平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六个镏金大字，讲述着那段星火燎原的岁月。
红色的火种在武汉抗战时期得到延续传承。
1938年，武汉人民奋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进攻。在战火纷飞的武汉会战中，浴血护卫中华的义士不断涌现。
“舍身成仁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气。”武汉“4·29空战”中，年仅22岁的飞行员陈怀民驾机撞向敌机，用生命在长空划下一道抗击外敌、至死不渝的革命长虹。
“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途经武汉，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对儿女们语重心长地说。战场上，年仅39岁的郝梦龄，面对敌人强攻，他毫无惧色，亲临前线指挥，最后血染疆场。
“一定要死守阵地，没有子弹，用刺刀刺，用大刀砍，用石头砸，最后用牙咬，要坚持与敌人血战到底。”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就义前对身边将士下达命令。
武汉的陈怀民路、郝梦龄路、张自忠路等冠以的是一个个抗战英雄的名字，纪念的是这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
保护地名文化就是秉承首义精神
武昌城头的枪声已离我们远去，胜利街前的硝烟吹散了，历史的车轮走过百余年。然而，站在历史的潮头，武汉人更加注重地名文化的保护，因为人们深知：保护地名文化就是秉承首义精神，就是为复兴大武汉提供精神动力。
“但凡地名，都会包含有文化信息，老地名更是如此。地名不仅仅是地方的代称，还是地方文化载体之一。一个能够长远流传的地名，总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注入较多的文化含量。”武汉市方志研究专家董玉梅认为，有的地方人物虽然消失了，但文化精神还在地名中留存，我们可以从地名中寻找城市的过去，启迪城市发展的未来。
江汉大学教授涂文学认为，“敢为天下先”不仅是首义精神的精髓，更是楚人开拓创新、创造奇迹的一面大旗。如今，长江之滨，蛇山之下，武昌辛亥革命红楼旗帜依旧飘扬，并成为弘扬首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国之门”前的孙中山铜人像如一个岁月老人俯瞰江城，见证着这座有着革命精神的城市在复兴之路上崛起……（本报记者 夏静 本报通讯员 何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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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名的故事】流逝的地名 难忘的乡愁
　　又到“清明把酒释别愁”的时节，故乡那些熟悉的地名，蕴含着中华文化的血脉根系，承载着华夏儿女的家国情怀，寄托着离家游子的乡情乡愁。光明日报3月23日推出《地名的故事·那些历史那些乡愁》专栏后，引起各界读者广泛关注，今天特摘发部分读者来信来稿，在春风细雨中讲述地名流变背后的乡愁故事。【意趣】岁月流淌中的北京胡同　　　　　有的北京胡同名称颇有意趣。　　南锣鼓巷其实跟“锣鼓”无关。这条胡同挺古老，元大都建成时就有。胡同中间隆起，两头较低，犹如“驼背”，居民戏谑地称之“罗锅巷”。清代乾隆年绘制地图，或许嫌“罗锅”不雅吧，改为“南锣鼓巷”。　　东城的“孙家坑胡同”其实无坑。明代这儿低洼，雨后积水，行走不便。嘉靖时，副都御史孙继鲁居此，出资将路填平，居民感激，遂称该地为“孙家坑”。　　新街口附近“百花深处胡同”的名字充盈着诗情画意。走进去会觉得奇怪：没有“百花”呀。明代万历年间，有位张先生在此买了二三十亩地，开始种菜，后来栽下牡丹、芍药、菊花……群芳争艳，花香四溢，引得街坊们纷纷观赏。昔日芳菲早已零落成泥，而雅致的名称流传至今。　　有的胡同名称蕴含着古都历史。　　中南海西边那条漫长的南北通道叫府右街，是民国二年（1913年）修建的，当时袁世凯的总统府设在中南海。自古以来，中国的房屋多“坐北朝南”，特别是大建筑，例如故宫大殿皆如此。从“坐北朝南”而论，这条胡同在总统府右侧，故起名“府右街”。　　美术馆南边有个东厂胡同。这儿在明代是“东厂”即“东缉事厂”所在地。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朝廷在此设立的“东厂”，不仅是皇帝直接掌控的特务机关，而且是世界上最早设立的国家情报机构。那年头，谁打这条胡同路过，心里都害怕。　　东四往北走不远，横着条钱粮胡同，其实它跟粮食没关系，这儿是清代京城铸造铜钱之地。旗人每年按时领银子和粮食，后来干脆把银钱称作“钱粮”。胡同里的“造币局”也被称为“钱粮局”，这儿便成了“钱粮胡同”。　　朝阳门内，有不少胡同的名称中有“仓”字，如“禄米仓”“南门仓”“海运仓”……明清时代，这些胡同里都有粮仓，粮食是从遥远的江南经大运河漕运而来的。运粮船队抵达朝阳门外码头后，卸下一袋袋大米，用大车咕隆咕隆拉进高耸的朝阳门，分送各个粮仓。胡同名称包含的“仓”字，见证了那个“南粮北调”的时代。　　有些胡同名称虽然依旧印在巷口的红牌上，但其所指事物已悄然消逝。　　大栅栏是尽人皆知的商业街，原先不叫这个名字，叫廊坊四条。清朝初年，胡同口安装了高大的栅栏，市民便称此地为“大栅栏”。历经沧桑，栅栏早已不知何去，独特的名字依然活在北京人的话语里。　　现如今，有的胡同名字已“名不副实”。　　隆福寺西边有条弓弦胡同。小时候，父母常领我们几个孩子穿过这条胡同去蟾宫电影院看电影。父亲曾叹息：“这条胡同多直啊，真像一根弓弦。”我向前方望去，路两边老树繁茂，粗壮遒劲的树根拱出地面。这根“弓弦”在拥挤迫压的闹市区直挺挺地向东伸展，显示出一种顽强的韧劲。如今，弓弦胡同早已被新建筑“切割”得所剩无几，年轻人从短短一截“残段”中已无法领悟“弓弦”二字的寓意了。　　不少胡同不但名称改了，其间景物也在岁华流转中默默消遁。　　东四附近的礼士胡同在清代叫“驴市胡同”，不消说，当时是骡马市场。几年前，还能看见胡同东头墙上一排拴牲口的铁环，它们或许是这段牲畜贩卖史的最后遗迹，随着疾风般的拆迁，如今已荡然无存了。　　景山东门外有条东西向的胡同，原先叫景山东街，1965年改名为“沙滩后街”。不光名字变了，风物之变更甚。路北朱红大门乃乾隆时的和嘉公主府，里面的荷花池是个梦幻般的花园。夏日里，粉红鲜润的荷花绽放，金鱼在池中嬉戏，四围绿草如茵，树丛浓密。这儿是我小时候跟伙伴儿们玩耍的天堂。“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府内府外的居民永远失去了一块恬静的绿地。　　明代建成的铁狮子胡同1945年改名为张自忠路。随着道路拓宽，这段路成为平安大道的一段。1926年在铁狮子胡同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多年前，我跟八十余岁的父亲从这里走过，他告诉我，当时他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也参加了游行。学生代表还在里面谈判，军警就向请愿者开枪了。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是个圆形广场，东西有门。留在执政府大门对面影壁上的弹洞均一人来高，足见军警一开始就直接朝群众射击，并未预先示警……　　广场、大门，跟“铁狮子胡同”的名称一样，随着似水流年远去了，每从这儿穿行，耳畔仿佛响起游行者呼喊的爱国口号和乒乒乓乓的枪声。（杜永道 作者为《语言文字报》原主编）【拾遗】古驿路明珠——驻马店　　　　一篇“看看你家乡改名前曾经多风雅”的网帖中，驻马店位居榜首，忍不住要说说驻马店地名的来源以及它和汝南的历史渊源。　　驻马店位于河南省中南部，地处淮河上游的丘陵平原地区。因明代起在这里设驿站而得名。　　史料记载，自明代起，这里就成为中原地区连接南北的重要官道驿站。如今在城区北看冷水河南岸，一座古官道石桥——三里桥还保存完好，成为驿站官道物质遗存。　　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人类在驻马店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在境内的确山县刘店后胥山、驿城区柴坡村打石山等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证明这个时期已有早期人类在这里生活。　　驻马店城区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成为经济、文化、社会的区域中心，是从明代开始的。据《汝宁府志》、《确山县志》及清末安增《重修延禧明弘辛酉碑记》、全履愫《重修东岳庙碑记》记载，驻马店最初形成于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有安姓、张姓等开始在练江河北岸毗邻官道处建房，做小营生，因毗邻一个种植苎麻的地方而形成“苎麻”的名字。　　明朝成化十年（1474年），崇简王朱见泽就封汝宁，出于交通和政治需要，在这里设驿站，供文书传递、官员差役来往及商人歇脚、中途补给、住宿和换马。驿站的设立使这里开始成为人群的集聚活动中心，依托驿站，在周边开设马店，供商人投宿，使这一带人气兴旺，渐渐地，“苎麻”被其谐音“驻马”替代，成为驻马店的地名。　　城北五里堡村西古官道的青石条上有深深的车辙，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还保留完好。2006年，驻马店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市区南3公里大全庄村南的月亮湾，发掘出大片墓穴和一处建筑遗址，发掘出马厩、钱窖，考古人员根据宋代钱币、马镫等物品推断，这就是让驻马店人苦苦寻找的驿站遗址。更重要的发现是距遗址100米处的一处烽火台遗址，遗址高出地面1米，直径3米，中间有明显的火烧痕迹。这让考古人员异常激动，因为驻马店作为古驿站，只有文字记载而没有最直接的实物证明，这一发现是驻马店作为古驿站的最好佐证。遗憾的是，因为一些原因，发掘没有继续，遗址被夷为平地。　　虽然后来驻马店的隶属发生多次变化，“驻马店”三字却没有变化。但说驻马店属于汝南，也有其历史依据。　　在中国历史上，秦统一六国，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今天的驻马店归属颍川郡（今禹州市），后归属陈郡（今淮阳县）。西汉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置汝南郡，郡治汝阳（今汝南县），隶属豫州刺史部，辖汝阳（今汝南县）、阳城（今平舆县西北）、慎阳（今正阳县）等37县，两汉时期，汝南郡成为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国时期，驻马店属于魏，为汝南、南阳分辖。明清时期，驻马店分属汝宁府和南阳府。1974年10月，驻马店市力车厂发掘一古墓，墓砖上刻有“明弘治元年河南汝南府确山县驻马店”字样。弘治元年即1488年，这个墓砖证明两点，一是驻马店的名称由“苎麻”而来至少是在1488年以前的事；二是驻马店在当时和汝南、确山的隶属关系。明清以来，随着驻马店的归属和管辖变化，先后更名为驻马店驿站、驻马店镇、驻马店人民公社、驻马店镇、驻马店市、驻马店地区等，但 “驻马店”这个名字没有再变化。　　多年来，包括很多外地人都认为驻马店这个地名很“土气”，一向自信的驻马店人也想让自己的城市名字更气派、响亮且显历史文化内涵，曾经形成要改驻马店名字为“天中”的舆论。2003年，驻马店市政府曾向河南省政府申请改名为“天中市”，专家经讨论认为，驻马店的名字代表此地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又加上特殊的原因，最终未获批。　　如今的驻马店早已经从500多年前的苎麻村和驿站，发展为辖8县1区、人口875万、面积15083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市，是国家和河南省重要的粮油、禽畜生产基地。厚重的历史文化，使驻马店拥有中国盘古圣地、中国嫘祖文之乡、中国重阳文化之乡、中国冶铁铸剑文化之乡、中国车舆文化之乡等民间文化品牌和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驻马店，犹如一颗古驿道上的文化明珠，散发着历史深处的光芒。（郁筱）【追思】守住乡愁 守住回家的路　　　　又是一年清明节。柳叶泛绿，丝丝细雨，总能勾起我们对往事的无限怀念。　　如今的高楼大厦，曾经的绿砖青瓦。在我们大踏步迈向现代文明的同时，我们依然需要不断回望，看看那些古建筑，想想那些老地名，借此守住我们的文化，守住灵魂深处回家的路。　　近日，光明日报《地名的故事·那些历史那些乡愁》专栏里讲到的苏州“三元坊”的故事，让人感动。清乾隆四十六年，苏州人钱棨在乡试、会试、殿试连中“三元”，成为清朝第一个连中“三元”的人，整个中国历史上，这种荣耀大概也绝无仅有。苏州人特意筑建“三元坊”以铭记钱棨。如今，“三元坊”消失了，钱棨的名字也逐渐被淡忘。然而，“三元坊”的名字却永远地留下来了，随之留下的还有我们对当时胜绩和历史变迁的无限遐想。　　在这段美好的故事里，在古今时光的纵横交错里，我们与古人显得并不那么陌生。他们像是良师益友，也像是我们的同路人，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由此直上，可以追溯三皇五帝，秦汉光华；由此而下，可以遐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眼前，指日可待。　　我们怀念过去，我们也要更坚韧地走下去。在现实的光照之下，浪里淘沙，美好的东西不应该在我们身上失去。在古老的地名中，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最初的历史回响。当前，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我们要留住文化，留住我们赖以生存、赖以传承的优良传统。城镇化不是推倒几面旧墙、新建几座高楼，更为核心的是让优良的文化基因深入人心，在起高楼的同时不忘旧墙的故事。房子越来越宽敞，我们的心灵之屋也要随之宽敞起来，在这里，我们既看得到未来，更要留得住过去，这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刘子闻）【抒怀】此心安处是故乡　　　　又到了“清明无客不思家”“何人不起故园情”的季节。对于香港离岛上的“移民村”盐田仔来说，已经移居国外的村民是幸运的。虽然这里已是“空巢”，没有一个本村的原住民，但是村外的码头、村中的小教堂却保存完好；村子赖以得名的“盐田”旧址，也由政府雇人打理，成为当地中小学生课外教育的场所。　　在我看来，那些不曾见过的盐田仔人是幸运的，不管他们走到世界何处，思乡之情都有处安放。　　对于有着安土重迁、故土难离情结的国人来说，更多的乡愁却无处安放。记得几年前游览三峡库区时，因为名胜古迹多有搬迁，导游只好指着一片汪洋说：这里是屈原故里，那里是明妃村……可想而知，对于屈原和王昭君的后人来说，难免会有一种别样的乡愁。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思乡之情的表面是忧伤，背后却写满了悲壮。　　比如，河南淅川位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也是工程主要淹没区和移民安置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淅川人为了一江清水向北流，为首都人“解渴”，40万人舍弃家园。在他们的背后，是将被淹没的故土和祖茔。对于这些“移民”来说，移居他乡的另一面是“无处安放的乡愁”。也许这些乡民不会背诵“若为化得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的名句，却懂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道理。　　乡愁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是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人们心理上的交相投影。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人才流动，更使“思乡病”与“文化休克”与日俱增。与“剪不断、理还乱”的忧伤之情相比，白居易的思乡之情则是另一种情怀：“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苏东坡借诗抒怀：“此心安处是吾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态环境，杜绝人为破坏，让更多的人拥有幸福感，减少忧伤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沧海桑田”和社会变革面前，我们对于那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乡愁，更需要一种理智的超脱。（王君超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守望】变更的地名 载不动的乡愁　　　伊河路、百花里、绿城广场、碧沙岗……每当想起家乡的这些地名，心头总是会漾起亲切的温柔。　　曾觉得自己不会离开那片土地，如今却与它渐行渐远。自高中毕业，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原大地的女儿，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乡郑州，远赴重庆求学，在磕磕碰碰中渐渐熟悉了异乡的上坡下坎，习惯了西南的麻辣油酸，但是每每站在南山之巅欣赏山城夜景时，总是忍不住想起家门口的伊河路。尤其是“伊”字，常常让我情不自禁产生“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的思念和惆怅。　　难以想象，如果有一天，家门口那条熟悉的小路不再叫“伊河路”，我的内心将会怎样的慌张和失落。　　老地名可能会在城市的发展中渐渐消逝，这份担忧并非是杞人忧天。不知从何时起，“曼哈顿”“巴黎”“香榭里”等看上去洋气的名字开始侵入我们城市的角角落落。新开发的楼盘，新建成的商场，新改造的街区，都在争先恐后地追求名字上的标新立异，仿佛不论方式怎样简单粗暴，能在第一时间抓住大众的眼球就是王道。常年在外的游子难得回一趟家，漫步在熟悉的街景中，听到别人唤起它时用的是另外一个陌生别扭的名字，那种滋味真不是简单的啼笑皆非所能形容的。　　地名是传统文化的根脉，透过一个独特的老地名，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尤其是那些有厚重历史沉淀的老地名。郑州的“名牌”地名中，有体现中华传统观念的德化街、福寿街，有体现革命情怀的碧沙岗、金水河，有体现文化气质的太康路、紫荆山等等。这些地名让人感受到一种世代传承的精神韵味，使人们更有积极创造美好生活的使命感。　　　　　　怀乡恋旧是人的一种美好本能，而老地名是承载乡愁的最好载体。它是游子安放乡愁的港湾，是老乡交流乡愁的纽带，是我们心中最柔软、最怀恋的角落。变更了的地名，那些哗众取宠的字眼，如何载得动这浓厚的乡思乡愁，如何抚慰漂泊游子的孤独和牵挂，又如何让我们相信生命的相依和情感的永恒。（段天圯）关注我微信号：gmrb1949微信页面通讯录→订阅号→右上角“+”→搜索“gmrb1949” 文章页面点击右上角→查看公共账号→添加关注 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朋友点击右上角→发送给朋友/分享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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