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曾说人生有“三大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

林青霞的床头总摆着一本《红楼梦》，以便不时翻看。

《红楼梦》是一部天书，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魅力自不需多说，书中的丰厚积淀，也让文学大家为之倾倒，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名将白崇禧之子白先勇。

著名小说家白先勇从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看《红楼梦》，著书之后笑谈：曹雪芹是我的“师父”，《红楼梦》是我的文学圣经、我写作的百科全书。

在1965年至1994年间，白先勇在美国加州大学教《红楼梦》，这一教就是整整二十九年。

2014年起，他受邀回到母校台湾大学开设通识课，将毕生对《红楼梦》的钻研体会倾囊相授。

他不是所谓的红学家，也不执著于从考据出发来解读文本，只是从另一个小说家、文学创作者的角度，擦去经典的蒙尘之处，将历来被冷落的人物、被曲解的角色一一归还原本的个性姿彩，令其登台绽放。

大家都知道，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后四十回是否是曹雪芹本人所写的问题，一直争论不断。

很多红学家研究，说曹雪芹这本书后四十回不是他写的，是高鹗续的。

但白先勇的观点是：除了曹雪芹，还有谁能把《红楼梦》后四十回写得这么好？

他比较倾向的说法是，后四十回曹雪芹早有了稿子，这稿子佚失了，后来程伟元他们又去一点一点收回来，可能有一些未定稿，是由高鹗修订完成的。

这个结论绝不是先生拍大腿所想，而是有着相对严密的逻辑，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八十回的千里伏笔，后四十回都那么巧妙地收了回来。

秦钟的再次出现、鸳鸯自杀前拿起曾绞下的头发等细节，不仅细致入微，还与前文形成了极好的呼应，续书者很难有如此细微的布局。

第二点是：后四十回，人物说话的口气完全没有变。

白先勇说，后面贾府逐渐衰败，文字风格确实与前八十回的花团锦簇不同，但是后面宝钗讲话、薛姨妈讲话，跟前面都对得起来，虽然后面讲的都是伤心的话，可是口气还是一样。

从创作的角度出发，“人物语气的笔调”保持了连贯性，不得不说，这是白先生的慧眼独具。

当然还有个原因，后面有几回写得相当精彩。

曹雪芹写这本书，肯定有很深的自传成分在里头，所以他写起来等于是一本《追忆似水年华》，前面写得兴高采烈，后面写得满腔悲哀愁绪。

某一种了悟之后，他对人世间有那么深刻的怜悯（compassion），如果是另外一个人，没有实际经历过像曹雪芹家里的事情，后面四十回哪有可能跟他一样，有那么深层的感情在里头。尤其宝玉别离的那一段，就够让人心酸的了。

许多红学家，往往从考据的角度旁征博引，质疑与贬低后四十回，也只有白先勇这种同为小说家，而且人间阅历及其细腻与丰富的作者，才能看到这一层逻辑关系。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大量刻画女性角色，从金陵十二钗到各种太太姨娘，角色类型和层次可以说应有尽有。

对于这种尝试，白先勇充满了赞扬：

《红楼梦》在某方面是曹雪芹塑造的女儿乌托邦。第一次中国小说里头女性角色占有那么大的比例，而且是那么重要的位置。态度很要紧，曹雪芹这种对女性很爱慕、尊敬、怜惜的态度，在中国小说里面不太有。

中国的传统里面，中国的文人对女性方面心理的描写，还有情感的认同，很特殊的。《水浒》《金瓶梅》这些著作对女性的看法，从现在来讲恐怕有点男性大沙文主义。曹雪芹却不是，曹雪芹对女孩非常体贴。女孩子对他来讲是一种精神上的素质，青春的，提升人的，很纯洁的。

这种视角和突破，可以说曹雪芹本人的家世和心性不无关系，而且如果用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能写出《红楼梦》的曹雪芹，完全就是一个具备美学鉴赏的艺术家。

白先勇说，大观园里面的春夏秋冬，有不同美景和享受，在贾府极盛的时候，这个冬天，是什么样的世界呢？是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多么鲜艳的一幅景象。还加上这些女孩子穿上了各式各样的冬服，拥裘披氅，曹雪芹又大大展现了他写服装的功夫。

白先勇还调侃道，说曹雪芹就是个时装设计师（fashion designer）。

初读《红楼梦》的读者，应该都曾被书中人物的服装所震撼到，在黛玉刚进贾府的时候，看到“三春”姐妹的装扮，以及王熙凤出场，那一身穿金戴银的样精织细绣（elaborate），印象应该都非常深刻。

白先勇一语道破这里的背景文化，所谓观衣观人，衣服就代表了人的身份、个性、气质，她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所以服装在《红楼梦》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是随便写的。

在重要的场合，要突出哪一个人的时候，就给她穿什么。

试想如果王熙凤进来那个场合，随便写两笔，穿个褂子什么的，我们对王熙凤的印象就完全不对了，现在我们永远记得她的第一次亮相。

从小细节到大格局，白先勇把《红楼梦》的里里外外讲得干净透彻，为我们复原了属于那个年代的中国美学式的生活史。

八十岁的白先勇，遇见三百岁的曹雪芹，两位小说家跨越时空的心灵相印，我们有幸得以观赏。

白先勇身为华人世界最优秀的作者之一，写了几十年小说，教了几十年的小说，穷毕生之力，终于现在跟大家一回一回地讲下来《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化集大成的宝库。我听过很多人讲《红楼梦》、也看过很多人写《红楼梦》，但我必须说，现在再听白老师讲《红楼梦》，真是耳目一新。

老兄，有一件事一直憋在我肚子里，都快把我闷死了。我知道，你也很尊敬Y教授。他的一辈子都交给了《红楼梦》，在大陆红学界有一言九鼎的地位。1956年那一场毁灭性的批判，使他受尽人间折磨。妻子把刚满周岁的女儿于雯撇给他，另择夫婿去了。我考取他的研究生还不到一年，先生就双目失明。
Y教授病危的时候，我一直守在他身边。
那天，我又来到Y教授的单人病房，发现他的精神特别好，不再是昏昏迷迷的了。他向我颤微微地伸出手来，嘴角开始抽搐，是什么事情让Y教授这么牵肠挂肚呢？莫非他还放心不下自己的最后一部著作《红楼日记》吗？那是Y教授多年研究《红楼梦》的日记，他祖父我和于雯共同整理，其中有一段时间的日记记得闪烁其辞，怎么也看不懂。Y教授执意要将其删去，已遵命。现书稿已整理完毕，正在找肯赔钱印书的出版社。
“玄子，还记得你刚入学时问过我的那个问题吗？”Y教授脸上涌现出老年人少有的红潮。
怎么会不记得，那个问题使得老先生大动肝火，拂袖而去。
我问的是红学版本学上的一个问题，即靖藏本《红楼梦》的问题。这被称为是当代红学史上的一大疑案。现存的《红楼梦》抄本有10种之多，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脂砚斋抄本；另一类是程高本即程伟元、高鹗的刻本。多少年来，红学研究一直在这里面兜圈子。可1959年在南京却发现了一种乾隆时期的《石头记》抄本，收藏者为靖亦昆。后靖老先生作古，该书也杳如黄鹤、不知去向，有人说被靖老先生带进了棺材里，也有人说“文革”期间流落到了国外，众所纷纭，莫衷一是。关于靖藏本有许多篇文章发表，可谁也没见过到底是什么样子，而近年发现的靖氏笔记对靖藏本极力赞赏，称世间一切刻本均为赝品，更是吸引了红学界的注意力。这就像一个永远解不开却又永远新鲜的谜。
“玄子，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长谈了，我要说的是靖本《红楼梦》，人之将死，我不能把这一切都带进坟墓，否则太对不起靖老先生了。”Y教授说到这里好像有些喘不过来气，过了一会儿才继续说下去。
“1956年那场大批判后，我被解回南京郊区老家，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乡居赋闲生活。我住的那个小镇，叫清浦镇，背临长江，是个风水很好的地方。谁知这次下乡竟成了我一生中的转折点。在清浦我发现了靖本《红楼梦》。
“当时，我为生活所迫，在镇子上摆了个字摊，代人写信。为招揽顾客，我用宣纸写了几幅字做招牌。那几幅字都是录的《红楼梦》里的诗词。字摊一向冷清，可有一回来了位白髯飘飘的老者，在我的摊前久立不去。老人童颜鹤发，他捋着胡须的样子，颇有几分道骨仙风。谁知他说了那么几句话深深刺杀了我的自尊心，他说：
“字是可以，只可惜…….”
“老先生有什么可惜的呢？”
“唉，世人无知。半部《石头记》竟被弄出这么多纰误来。单说你写得这几幅字吧，只《芙蓉女儿诔》错误就达五处之多。”
“我象被谁当众打了一记耳光，脸腾得一下热起来。搞了这么多年红学研究，《红楼梦》诗词我背得烂熟。第一次有人这样嘲弄我。谁知老先生不慌忙，而是一字一板地给我讲错在何处。有的是误抄，有的是音谬。他说得那么自信，有几处订正使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豁然开朗。直觉告诉我，这位老先生一定拥有一部不为世人所知的《石头记》抄本，而这个抄本一定最接近《红楼梦》的原貌。当时，一个念头立刻闪过，一定要抓住它，别让这部《石头记》溜走，这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位老人就是靖亦昆先生，后来我多方打听才知道靖老先生是旗人，早年流落到此地，此外别无知晓，因为靖老先生一直对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
“从那时起，我便时时注意和靖老先生接近。谁知他待人冷淡；当他得知我是一个红学家后，更是戒心十足。可我丝毫没有放弃信心，我不相信有攻不克的堡垒。一有空，我就去找他，有时还拎上一壶酒。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慢慢的，靖老先生不像以前那么冷淡了。我们在一起下棋谈天，更多的是在一起讨论《红楼梦》，这部中国最伟大的奇书为我们提供了不尽的话题。有几次，我向他试探过他是否藏有孤本《石头记》，可一问至此，他便拂袖而起。这更证实了我的判断。我处心积虑，可毫无进展。我曾试着用重金购买，可这是不可能的；甚至想到去偷。慢慢地想出了一计，因为我发现靖老先生记忆力出奇的好，每谈起《石头记》，他会如数家珍似地背出。于是我也开始背《红楼梦》，每背熟一节，我就到靖老先生那里去，专门和他探讨该节，看他背述的和我有什么差异。回家后，赶紧记下来。这样日积月累，我自己竟然抄下来大半部靖本《石头记》。后来，一位老同学来探望我，我禁不住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是新华社的记者，就写了一条消息：《靖本在宁发现》。那是1959年，这是世人第一次得知在中国还有另一种《红楼梦》抄本。幸运的是，我那位老同学写得很简略，并未把我和靖亦昆先生透露出去。诺大个南京，人们一时是难以寻上门来的。可这却得罪了靖老先生，他说什么也不能原谅我。我们的关系断了。
“我又摆起了字摊。时间渐渐过去了，可接连而来的是一场可怕的饥馑袭击了中国大地。物价飞涨，哀鸿遍野，一次我在集市上看到了靖老先生的独子宝玉，他在卖书，都是些很珍贵的古书。我故意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走到他面前。他认得我。我塞给他两块地瓜，然后就走开了。此后，每次我都给他带点什么，或是零食或者几块钱。可我一本书都没要他的。我知道这些古书虽珍贵却都是有价的，而那部《石头记》可是无价的啊！终于，我觉得时机成熟可以开口了，我问宝玉那本《石头记》的情况。他摇摇头说不知道什么《石头记》《木头记》，看来靖老先生对亲子也是保密的。忽然，他像想起了什么‘父亲倒是有一个大匣子，藏着几本古书。’我想，这肯定是靖老先生收藏的《石头记》的原本。便给宝玉出了个主意要他撕下一页来带给我看看，他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从此我和宝玉达成了默契。每次我给他塞几块钱，他给我一页《石头记》，宝玉虽愚笨，却有点小心眼，每次只撕一页，而且不挨着撕，放长线钓大鱼。可没过多久，宝玉再也不到集市上来了。准是这事露出了马脚。”
讲到这里，Y教授一阵激烈的咳嗽，脸胀得青紫。这时护士进来给Y教授打针，Y教授这才慢慢平静下来。他忘记了大夫不要他多讲话的嘱咐。待病房里重新剩下我们两个人时，他又开口了。
“那时我一定是着了魔。人一着魔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转眼到了可怕的1966年，而靖老先生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镇子上第一次焚烧‘封资修’的坏书，靖先生家就遭了劫。靖老先生病危的消息传到了我耳朵里，我便一直守候在他家门口，我不敢进去见他，因为我愧对于他。当我听到了宝玉第一声哭嚎之后，便匆匆赶了进去。他见我进来，很快不哭了。我瞥一眼靖老先生的遗体，他显然死得很痛苦，两眼还没有闭拢。我走过去，颤微微地用手合上了他的眼睛，一接触他的身体，我像挨了雷击一样，感到一股电流迅速传遍了全省，让我不寒而栗。
“宝玉明白我为何而来，诡秘地向我挤挤眼睛。我大脑飞快地运转着，我知道他会狠狠的敲我一笔。可我实在没有多少钱啊！我身上只带着九十八块五角钱，是卖了家里一台缝纫机所得的。”
“‘宝玉，你知道那是本什么书吗？那是一本最反动的书，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所写的书。要是让革命群众知道，到现在，你还藏有这样的书。肯定要游斗你！’我本想吓唬吓唬他，他让把价钱压低一点。谁知他听了这话，脸变得煞白，两眼圆睁，普通一声给我跪下来。”
“‘大叔，我求你，你千万别对外人说我有这书。要不我就没命了。这书，你想要，你就拿去吧！快，快，快离开这里。’”
“我记不清楚当时自己是怎么跌跌撞撞地离开靖家大门的。”
“二十年了，这部《石头记》一直像块大石头压在我心上。尽管我根据它写了一篇又一篇的研究文章，可我的心越来越不安。世人一直不知道靖藏本最后落到了我手里，因为宝玉在这事后第二年也死了。
“现在，我就要辞世了。这部《石头记》再也不能让它淹没下去了。我今天让于雯把它带了来，就放在我的床头柜里。我委托你把它交给国家，并……并向世人说明情……”
Y教授一下子晕厥过去了。急救的铃声响起来，病房里立刻变得白压压一片。
于雯也赶来了，她那蒙了一层愁容的脸庞更显得美丽高洁了。
可Y教授却再也没有醒来。我遵嘱打开了他的床头柜，里面是个精致的楠木书匣。我小心地解开系扣，四大本线装书映入眼帘。可当我翻开来看时，却一下子惊呆了，里面竟全是白纸。
我追问于雯，这是怎么回事。她说从不知道父亲有什么靖藏本《石头记》。这是按教授的吩咐，从她以前不知道的角落里找出来的。
于雯在Y教授作古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她走了。
老兄，我没醉，真的没醉。可我觉得一切都是一场空；真的，一切都是一……场……空……

靖藏本：因靖应鵾所藏而得名，简称靖本，题《》。一九五九年由南京毛国瑶发现，为藏乾隆时的抄本。一九六四年尚在，以后迷失不知下落。

靖应鵾祖籍辽阳，祖上立有军功，赐姓“靖”。后因故南迁江都，乾嘉间再移扬州。清末，家败落，约在1910年其父来南京浦口。靖氏所居街巷即称“明远里”。《石头记》旧抄本是靖氏的先人所藏，后由扬州带来南京。1959年夏,尚在大学中文系就读的毛国瑶偶然在靖家看到这部书，借阅抄录了有正本所无的批语一百五十条。1964年毛国瑶抄寄给在京的几位红学家，这时再想查阅此书，已经下落不明。同年夏，靖应鹍在一次晒书时，于《袁中郎集》中，发现一张墨抄夕葵书屋《石头记》批语残页，系从靖本散出。而靖藏本时至今日，却杳无踪影。1965年周汝昌先生在香港大公报“艺林”上公布了夕葵书屋批语，并且发表了谈靖本的文章《红楼梦版本的新发现》。1973年周汝昌先生又在《文物》第二期上刊登《(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板本”一节，介绍了靖本及其批语。靖本全部批语最初载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文教资料简报》1974年第八、九期合刊上，后来又收入该校编印的《红楼梦版本论丛》。毛国瑶摘录靖本批语，用蓝墨水抄写在蓝格笔记本上。1964年4月俞平伯先生用朱笔校读一过。毛国瑶在1964年后与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通信数年。1991年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在镇江召开的第五次年会期间,毛国瑶公布了俞平伯先生写给他的信札数十封,共三万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