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19岁现在上大学,我不明白我从小到大喜欢吃鸡蛋喝牛奶是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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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px;"&gt;打开记忆闸门,回忆起我童年的生活,一切往事历历在目。我出生于1951年8月13日,现在女儿用阳历8月13日给我过生日。但在50年代都是阴历记事,所以我的生日应为阴历8月13日。我也曾记得小时候到了中秋节前两天,母亲就给我煮两个鸡蛋,过生日吃鸡蛋是个习俗,吃鸡蛋也是有讲究的,吃鸡蛋前,要拿着鸡蛋在身上滚一下,叫“滚霉运”,滚掉一身晦气,滚完以后把鸡蛋在头上磕开,叫做开窍,如果一下就能磕开,说明你聪明。关于这个说法,我半信半疑,拿着鸡蛋在身上一阵乱滚,在脑门上磕鸡蛋,磕的脑门生痛,鸡蛋也没有磕开,真是脑袋瓜不开窍,从小就不聪明。
20px;"&gt;  家里兄弟姊妹多,但母亲都记着每个孩子的生日,不论哪个孩子生日到了,都要给煮鸡蛋吃。过生日为什么要吃鸡蛋呢?我问过母亲,母亲说新的一年就象鸡蛋一样“骨碌“过去,无病无灾,顺顺利利。所谓儿的生日娘的苦日,煮鸡蛋是要煮两个,一个给妈妈吃,一个自已吃,但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母亲吃鸡蛋,两个我都吃了,后来大了,才知道应该让母亲吃一个才对。&lt;/b&gt;&lt;/p&gt;
20px;"&gt;俗话说农村三宗宝:“丑妻、近地、老母鸡”。小时候,家家户户无论穷富,都会养上几只鸡,不为吃肉,是为下蛋。那时家里养着10多只下蛋的母鸡,每天上鸡窝捡鸡蛋是我童年的最爱,每天可捡5~6个鸡蛋,卖到供销社去换钱。那时鸡蛋5毛钱1斤,家里油盐酱醋及零花钱都是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哪个年代鸡屁股是银行
,奶奶是鸡屁股银行行长。那时候,鸡蛋很金贵,并不是经常能吃到鸡蛋的。只有在两个场合才能够吃到鸡蛋,生日、生病。我为了能吃上鸡蛋就特别盼望自己生病,好吃上母亲做一碗面条卧鸡蛋。现在的孩子们爱吃蛋白不爱吃蛋黄,我是全爱吃,有时幻想要是能吃一顿鸡蛋多好啊,但我小时候身体倍棒,很少发烧感冒。生日对每个孩子来说具有最大的仪式感,生日能够吃上个鸡蛋,那是父母倾尽全力送给孩子最好的生日礼物,也是父母唯一能够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所以我记忆犹新,念念不忘。以前有肉吃有蛋吃是孩子最大愿望,而现在肉、蛋吃多了肥胖了被嘲笑。想想现在的生活,想吃什么买什么,想吃多少做多少,说实话现在也吃不动了,没有比较,就感觉不到时代的变化。&lt;/b&gt;&lt;/p&gt;
20px;"&gt;  我的老家是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回马寨村,50年代是个有1000多人的大村。地理位置优越,二面靠山,三面环河,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河吃河,由于大山、石河里物产资源丰富,我们村一直是比较富裕的村子。由于水利资源丰富,以种粮食和蔬菜为主。在我的记忆中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困难外,其它年景虽不富裕但基本吃喝是不愁的。&lt;/b&gt;&lt;/p&gt; &lt;p
20px;"&gt;  孩提时代天真幼稚,快乐无忧,一天除了吃睡就知道玩。爬墙、上树、捉蚂蚱、玩水、追鸡、打狗、弄泥巴。甚至五~六个孩子跑到半米高的麦地里捉迷藏,弄倒一片麦苗。被生产队长老于头发现了,他大声呵斥着我们,并告知各家家长严加管教,大部分孩子回家后都遭到家长的打骂。小时候我母亲管我们特别严,我父亲吸烟、喝酒,却不准我们学抽烟、喝酒、打架骂人。所以我们兄弟五个都不会抽烟、喝酒,后来长大成家立业了,我和四弟、五弟能喝点酒,但我们在我母亲面前从来都不喝酒,而大哥、二哥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滴酒不沾。兄弟几个从小不吃生葱、生蒜、生姜一直到现在。那时放了学就去采野菜喂猪、喂兔,冬天放学后每天去捡柴禾,空着手去,回来一抱秫秸回来,有时拿着花篓耙子,弄一花篓碎草回来。如不去我母亲就用烧火棍或条帚疙瘩打屁股。&lt;/b&gt;&lt;/p&gt;
20px;"&gt;  孩童时代爱玩是孩子的天性,我们在沙堆里玩沙掏洞,将小伙伴埋在沙子里,在2米多高猪圈粪堆上跑上跑下,而且也不懂得饭前便后要洗手卫生习惯,回家拿起玉米饼子就吃。那时蛔虫感染率特别高,每年都要吃“塔糖”来驱虫,吃药后2天不断拉虫子,有的虫子拉出来还是活的。这成为了我童年中难以忘记的恐怖记忆。&lt;/b&gt;&lt;/p&gt; &lt;p
20px;"&gt;  小时候最害怕一件事是打防疫针,一听说打针的来了,东躲西藏,让大人找不到。有一次我和施宝华跑到南河沿边,但在南河沿边发现一只大黄狗,吓得我俩又跑回了村子。被母亲连拉带拽送到打针处,我拼命喊着叫着还是被打了针,打完之后感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疼,以后慢慢就不再怕打针了,我当了赤脚医生后每天给病人打针注射,我患糖尿病从2005年开始使用胰岛素注射治疗,每天早晚都是自己注射,现在想起来小时候是多么可笑呀!&lt;/b&gt;&lt;/p&gt;
&lt;p class="ql-block"&gt;&lt;b style="font-size: 20px;"&gt;  1958年9月,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用新毛巾对折起来缝个口袋,在口袋上再缝上两个布条,简易书包就做好了。再到供销社买2支铅笔、小刀、橡皮和板尺。每天早饭后背着书包,跟随二哥一起上学去。
那时上学年龄不是统一的,大的12~13岁,小的8~9岁,我和二哥就在同一个班里。上学时我还没有名字,我排行老三,小名叫三头儿。点名时老师就叫董其奎弟弟,后来班主任老师根据我家家谱,给我起了董其庆这个名字。我爷爷这一代中间是“观”,父亲这一辈中间字是“宝”;我们这一辈中间字是“其”;我们这一辈的子女中间字是“绍”;再往下就没有规矩了,各家自行其事。 &lt;/b&gt;&lt;/p&gt;
20px;"&gt;  学校在我家西面500左右米的马庄,学校大门朝东开,校门口并不大,右侧挂着回马寨小学校的牌子。学校外面有一片不大空地,北面有个篮球架,西北侧有个公共厕所,这就是我们的大操场,是课间操和上体育课的地方。学校院内有三层平房,最南面一层是老师的办公及仓库用房,而且还有个400~500人的小广场,靠西侧院墙有个1米来高的舞台,用来全校开大会和演节目的场所。后两排房是教室,每排6间房,分2个教室,共计四个教室,共设置1~4年级,5~6年级要去4里地外前棉花庄小学就读。&lt;/b&gt;&lt;/p&gt;
20px;"&gt;  在学校院内各层房中间有3颗大杏树,其中有一棵杏树上挂着一段铁轨,用来敲上下课钟声。每年6月中旬麦子熟了,杏也熟了,成熟杏黄里渗红,发出诱人的杏香气味。下课后我们守在杏树下,盼望着杏从树上掉下来。有胆大淘气的学生使劲摇晃杏树或用一块石头往树上扔去,有时还真能砸下杏来,我们纷纷去抢,抢到后急忙放到嘴里,享受那酸甜酸甜的美味。
20px;"&gt;  回马寨小学校长叫张海荣,是个精明能干的女校长,同时还教数学语文。学校有6~7个国办老师,有吴迪、王惠盈等老师。教文体课的老师叫李光耀,体育器材很少,只有两个篮球和两个足球,没有标准化的操场,李老师组织学生进行拔河和爬山比赛,有一次在二郎庙进行爬山比赛,有个叫叶树青的男生,光着脚爬山获得第一名,获得5根铅笔的奖励。有时下雨不能上体育课时李老师就给我们讲故事,我们特别爱听,喜欢上体育课。有个教语文男老师姓高,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学生背后叫他高小二。高老师有个特点,谁上课说话或睡觉,他就用写尖了的粉笔头朝你脑门砸去,砸的那个准啊,挨砸后话也不说了,觉也不睡了。小粉笔头砸在头上倒是没有多痛,就是吓了一跳而已人也不困。直到现在我觉得适当的惩罚教育还是必要的,没有惩罚教育是不完美的教育;适当的惩罚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辅助手段,当然也不能打骂学生或变相体罚学生。&lt;/b&gt;&lt;/p&gt;
20px;"&gt;  那个年代,学生在家玩惯了,在教室里是坐不住的,刚上课就盼望着下课的钟声想起,下课后男生打闹、扇啪矶、顶牛,挤旮旯玩;女生跳猴皮筋、跳房子、丢手绢等。有一次男生挤旮旯我被挤倒了,右侧面部被擦伤了,疼的我哭了起来,班主任老师给我带到办公室涂上红药水,半边脸是红的,同学们都拿我开玩笑,叫我猴屁股,气的我中午放学回家就用水洗掉了。
上一年级时学汉语拼音时,由于受地方口音的影响,我和部分学生学ci和chi;zi和zhi;si和shi不分,老师用舌头反复示范读音,纠正多少遍还是分不清楚。拼音对于学计算机打字,还是大有用途的。有些同龄人现在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打字与当时没有学好汉语拼音是有很大关系的。 &lt;/b&gt;&lt;/p&gt; &lt;p class="ql-block"&gt;&lt;b
20px;"&gt;  1958年大跃进期间,实行人民公社公共大食堂,放学后就去生产队大食堂吃饭,开始时吃的还不错,过上了一段“共产主义生活”。到了1959年9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由于严重缺粮,每天饿着肚子去上学。有相当大一部分学生就在这个期间辍学的,所以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文化水平都不高。我二哥也是上完二年级后辍学,去参加生产队劳动。到了1961年春天,公共大食堂解散, 改由各家做饭。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那时每天放学后我到处去挖野菜、摘榆树钱、洋槐花、拾菜叶等,寻找各种可吃的食物。同时国家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家家户户做菜娘娘,菜团子以菜代粮的食品。春天谷雨时节到了,放学后我就到上坎、南河沿杨树炕边上(当地地名)开镐头地,种玉米、高梁、花生、豆子等植物。生产队也大量种植白薯,白薯也叫红薯或地瓜,产量高,5斤地瓜顶1斤粮食指标,吃着出息。那时人们常说:地瓜粥,地瓜馍,离了地瓜不能活。地瓜酸,地瓜甜,伴着穷人度荒年。在那个年代,地瓜是老百姓的“保命粮”,是家家户户的主食。从秋天一直吃到来年的春天,上顿地瓜,下顿地瓜,一日三餐全是地瓜,我都吃腻了,直到现在我是一块地瓜也不想吃。不过还是应感激地瓜这种食物帮助我们渡过三年的饥荒,使人得以生存。
20px;"&gt;  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始终坚持让我们上学读书,我父亲是小学毕业,一直在大队当会记,深知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我大哥一直读到初中毕业,我当时并不懂得读书的重要性,也不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我从小就是个“乖孩子”,喜欢上学,愿意听老师讲课。但由于生活困难所迫,为了生存,放学后就去拾掇自留地、镐头地,没有时间读书学习,学习成绩并不是十分优秀。到了1962年风调雨顺,粮食获得了丰收,尤其是自留地、镐头地产了很多的粮食,家里买了几口大缸装粮食。能吃饱饭了,而且也有零食,我将花生,黄豆炒熟了放在兜里,上课当老师面对黑板写字时就抓几粒放到嘴里。那时我最爱吃的是用玉米加糖精崩的玉米爆花,一茶缸玉米,2角钱一锅,可以崩出一大簸箕,家里人多,崩上3~5锅,玉米爆花又脆又香又甜,真是人间美味呀!
20px;"&gt;  上学时我最喜欢学校组织看电影,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电影便成为我的最喜欢的娱乐节目了,听说下周学校要组织去城里去看电影了,找出过年穿的衣服和鞋子,排着队伍走上1小时到山海关电影院。母亲给上1毛钱,5分钱交电影票,2分钱买糖块,3分钱买1玻璃杯瓜子,边看边吃,电影枪炮声夹杂着全场几百名学生磕瓜子的声音,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电影交响曲。儿时的记忆总是难以磨灭,小时候看的电影大部分是红色题材的,像《洪湖赤卫队》《英雄儿女》《小兵张嘎》《渡江侦察记》《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等,电影一开始就赶紧找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那时影片里的人物形象十分鲜明,好人要么是慈眉善目,要么是英俊潇洒,要么是天真活泼,而坏人不是长得歪瓜裂枣,就是满脸凶神恶煞相,要不便是一副尖酸刻薄样,即使是女特务也得会抽烟喝酒。那时爱憎特别分明。
每一部影片都看得津津有味十分的投入。常常为人民的胜利而欢呼,为解放军叔叔的牺牲和好人的不幸而哭泣。电影结束了,还沉浸在电影的剧情里。看完电影后我们自由结组走回家里,路上是很安全的,从来没有丢失、拐卖学生现象发生。&lt;/b&gt;&lt;/p&gt; &lt;p class="ql-block"&gt;&lt;b style="font-size:
20px;"&gt;  1~3年级时,我学习成绩一般,属于中等水平,语文、教学考试成绩都是70~80来分,我的体育成绩好,铅球投的远,唱歌成绩最差62分,属于五音不全型,直到现在我也不会唱歌、跳舞;小时候家庭条件及母亲的严格管教,使我养成不喜欢喝酒、抽烟、喝茶、喝咖啡、喝牛奶,甚至连开水也不喜欢喝,一直喜欢喝凉水。那时学习成绩好的都是班内年龄较大几个学生,他们学习成绩优秀,可以“跳级”学习。有个叫杜莲华的女生就连跳2级,由一年级下学期直接跳到我们三年级。
20px;"&gt;  直到1962年下学期,我的学习成绩发生了改变,由中下等生变为优秀生。事情是这样的,1962年4月初的星期日上午,我和四弟董其胜、堂兄董其安去小陈庄董家老坟去上坟,我们挨着个给坟头填点新土,发现有一个大坟出现一个洞,就担土填埋,但是怎么也填不满。就在这时突然狂风大作,尘土飞扬,昏天暗地。没有天空,没有大地,只有沙尘。吓得我们心惊肉跳,当时年龄小,不知道这是春天一种刮旋风自然现象,以为“闹鬼”了,吓得我们赶紧往家跑,
没过几天我突然头痛,两侧太阳穴疼,头沉头晕,脑袋不清楚。俗话说:内科怕头痛,病人头痛,大夫头痛,意思是头痛不好治疗,是使医生发愁的病。母亲说是上坟受了“邪风”,在祖宗牌位前烧香磕头,香也烧了,头也磕了,还是疼。找村里民间土医看,用艾叶水熏头,也没有好。找公社诊所董大夫看,吃了正痛片(三鱼牌APC)管点事,不吃还疼。没有办法父亲带我去山海关人民医院看,打针吃药,还是没有好。后来找中医大夫看,服汤药和针灸治疗,3个月后逐渐好了。我的头痛病是有家族性或遗传因素的,我父亲、老妹子都患有此病。后来我一到暑假就犯病,我曾用试过麦角胺咖啡因片,不管事,也用过镇脑宁胶囊,你别说还是有些效果。一直到1985年西安杨森西比灵(氟桂利嗪)上市,附属医院神经科大夫告诉我西比灵可治疗头痛,我连续服药5周后果然出现疗效,后继续服药,治好了我多年的头痛病。后来有时也复发,我用过尼莫地平也有效。后来经颅脑多普勒检查发现为脑血管紧张度增高,我属于脑血管痉挛引起的头痛,用脑血管扩张剂治疗有效。&lt;/b&gt;&lt;/p&gt;
20px;"&gt;  由于治疗头痛耽误了2个月学习,我没有能参加期末升级考试。当时升、留级制度还是挺严格的,期末考试2门课不及格就会被留级,每年都有5~6名学生被留级。留级生会受到同学们私下议论和嘲笑,当时有一段顺口溜就是嘲讽留级生的,“留级生买花生,买了花生往家扔;留级生买白薯,买了白薯不会煮”。有的学生天生就不爱学习,留级后还是不学,后来干脆就不上了,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地去。我不是留级生,是休学生跟班学习。等于四年级课程我学了两遍,在学习第二遍时感到学习轻松,老师一讲我基本就能听明白,加之生活困难时期已经过去,放学后也有时间看书复习,那时老师组织我们建立课外学习小组,我还记得放学后我们去马富同学家去学习,所以我学习成绩直线上升。
20px;"&gt;  在四年级我遇到一位特别好的班主任王惠盈老师,有人说能遇到好学生是老师的幸福,我说学生能遇到一位好老师是一生的幸运。王老师是我最敬佩的老师,是他用汗水和爱培育我成长。王老师特别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励每个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王老师发现我爱写作文,就积极引导,每次作文都精心批阅,然后将我写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里阅读,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王老师的做法激励我更加努力学好语文课,同时我的数学课也获得优秀。班委会改选时被选为学习委员,同时光荣的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实现了入队愿望。那时新中国少年都把入队、入团、入党作为人生三大夙愿。
&lt;/b&gt;&lt;/p&gt;&lt;p class="ql-block"&gt;&lt;b style="font-size: 20px;"&gt; 我因头痛而休学,休学使我再次获得重学四年级课程的机会,因祸得福。抓住机遇,利用机遇,是成功的开始。机遇对于每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有的时候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错过了一次机遇,也许你后悔一辈子!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lt;/b&gt;&lt;/p&gt; &lt;p class="ql-block"&gt;&lt;b style="font-size: 20px;"&gt;   四年级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学期末进行了考试,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棉花庄小学5年级。 那时我们每天早上7点背上书包,带上午饭,大约走上30分钟到达学校,我在棉花庄中心小学愉快渡过了5~6年级两年的学习生活。
年近花甲的我,每当回忆起回马寨小学生活是五彩缤纷,蓬勃向上的,让我永生难忘。参加工作多年后我去小学校探望,回马寨小学早已不存在了,被民居所取代了,感到有些遗憾!时代在发展,现在孩子们上小学就去山海关区去上,学校设施条件优越,师资力量雄厚。但我仍然怀念那个条件简陋的回马寨小学校,我生活学习过的母校,小学四年级生活为人生求学之路奠定了基础。有了小学生活才有了中学学习,有了中学生活,才有了唐山卫校学习机会,有了唐山卫校学习,才有了当教师的职业。有了工作,才有了脱离农村的城市生活,有了…,才有了…,这一因果关系始终伴随着我成长。&lt;/b&gt;&lt;/p&gt;
20px;"&gt;  是什么改变了我的命运,是知识,知识改变命运,勤奋创造奇迹。知识让我从无知走向有知,让我从幼稚走向成熟。我常想当年我没有上学、在三年困难时期或患头痛病中途辍学了,现在的我又是什么样人生。回忆往事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那个我曾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代,回马寨小学我心中永远的向往,我梦中的天堂。&lt;/b&gt;&lt;/p&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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